八大胡同艳闻秘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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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到山海关吴总部及北京的陆军部，所以政府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巨变将至。

十月二十二日上午，黄膺白照常到教育部办公，还出席了阁议。中午回家，黄膺白关照司机，将公家车开回去给次长用；随车保护的两名侦缉队员，亦跟着车子走了。

饭后他总在午睡之后，两三点钟出门；这天亦仍旧是此一时分，开出私人的汽车，由黄太太陪着，到北京饭店把他放了下来；汽车开到东交民巷台基厂见“历史”中的“列宁”。，在闹区停了下来，黄太太进一家洋行购物。这些都是有意的做作，如果有人在侦探黄膺白的行踪，他的了解是：“黄部长在北京饭店看朋友；黄太太在洋行里买东西，等她买完了，会再到北京饭店去接黄部长。”

其实，黄膺白是从北京饭店前门进、后门出；预先雇了一辆汽车在僻处等候，坐上车出东直门，直奔密云；雇的是辆“老爷车”，路上抛了好几次锚，走了十个钟头，半夜两点多钟才到了高丽营。冯玉祥治军甚严，一望无际的帐篷，刁斗无声；幸好，他常应邀到冯玉祥的部队里去演讲，有个卫兵认识他，领到其中的一个帐篷，只见冯玉祥正席地坐在那里发愣。

“你老可来了！”冯玉祥一跃而起，“吃了饭没有？”

“十个钟头，水米没有沾牙。”

“先吃饭，先吃饭！”

勤务兵端来一盘馒头、一碟盐菜，还有一条不知什么小动物的后腿；冯玉祥说是弟兄打到的野兔子，特为留一条后腿款客。

就着热茶，吃得一饱，开始谈正事。黄膺白随身带得有墨盒纸笔，但帐篷中没有桌椅，无处安放，只好临时找到一家民居，敲开门来，说要借他的地方用；就在土坑上，冯玉祥将预先拟好的通电、取出来交给黄膺白看。

“对曹仲珊仍称大总统，把内战的责任，加到吴子玉一个身上，那末国民军不过为‘清君侧’而已，未免小题大作，师出无名。焕章兄，以为如何？”

“是，是！原要等你老来定稿。”冯玉祥说：“或者干脆你老另外写个稿子。”

黄膺白当仁不让，伏在土坑上，振笔如飞，先写通电的衔头，自近而远，天津是段祺瑞、张耀曾；正定是王士珍；上海是唐绍仪；广州是孙中山，都算是在野的大老，下来是各省巡间使、督军、督理。正文以“国家建军，原为御侮；自相残杀，中外同羞”开头，下分三段，第一段追叙民国九年以来，“无名之师屡起抗争愈烈、元气愈伤”云云，暗示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及这一回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始终是内战的主角。

第二段是“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为弭战之主张”说明倒戈的原因，以及“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国民所用”，如内战再不停止，“不恤执戈以相周旋”。

第三段表明“全军已悉数到京，负责维持地方秩序”；至于“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这一点，冯玉祥与黄膺白早已达成共识，要奉迎孙总理北上，与段祺瑞共同主持今后的政局，借此达到全国和平统一的自的。

冯玉祥看完通电，表示同意首先签了各，以下列名的是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第三军军长孙岳，热河都统米振标，以及国民军的旅长，大部分是冯玉祥部将的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宋哲元、蒋鸿遇、孙连仲、孙良诚、岳维峻，有的亲署，有的代签。通电发出，冯玉祥的部队，后队改为先锋。一律臂缠白布，上书“爱国不扰民”五字，在熹微的晨光中，向北京正阳门前进。

其时吴佩孚在山海关的专车上，刚刚起身，吃罢蒸饺稀饭的早餐，全副戎装，带领参谋，赴九门口督战。出发不久，吴佩孚的日本顾问冈野增次郎，来找吴总部的政务处长白坚武，拿出两个已由日文译成中文的电报给他看；这两个电报，一个来自……北京日本守备队；一个来自……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内容大致相同，说“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于什三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下面是一张发动政变人士的名单。

“这个消息可靠吗？”白坚武深表怀疑，像胡景翼，本来是受命监视冯玉祥的；他跟冯玉祥结怨已不止一天了。

冈野也不跟他争辩；只问：“吴总司令在那里？”

“他到九门口视察战况以后，中午会到秦皇岛。”

于是冈野坐上汽车，直驶秦皇岛；找到吴佩孚，出示电报。吴佩孚脸色大变，接着长叹一声：“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当初我本想撤换他的第三军司令，曹大总统替他求情，才没有动；如今曹大总统是自作自受了。”接下来又说：“最近这几天，我辗转反侧夜夜睡不着，转到左面，想到冯玉祥；转到右面，想到张作霖。现在事情已经出来了，我希望你们先保守秘密，免得动摇军心。”

接着，下令召集军事会议。其时直军靠两支部队，一支是彭寿宰的第十五师，担当山海关正面；一支是王维城指挥的第二十三师，及第九师，奉命出义院日，经乾沟镇，直攻东面的绥中；此地在明朝称为“中后所”，是出山海关第一个屯兵要地，如果攻了下来，足以截断奉军归路，但就在距绥中数十里，不难一鼓而下之际，王维城接到冯王祥倒戈，吴佩孚召集会议的电报，不能不下令，暂停进攻，以待后命。

“你们将各地守好！我回去杀冯玉祥；等我。回来，再直捣黄龙。”吴佩孚接着宣布，由张福来代理总司令。

“大帅回去杀冯玉祥，预备抽调那些部队带去？”讨逆军参谋长张方严问。

“有什么现成的队伍可用？”

“这里有前线撤下来的第一混成旅；天津附近还有曹七爷的一个旅。”张方严率直说道：“这两个旅不怎么能打。”

“不要紧！我一带就能打了。”吴佩孚这话，倒不尽是吹牛；他一到前线，直军的士气顿时不同，便是一个证明。

但冯玉祥的倒戈，已将他提升起来的土气，抵消有余；相对地奉军士气则大为高昂，在石门寨的张学良、姜登选与韩麟春，决定集中力量，直线南下，攻占秦皇岛，截断直军后路。

山海关正面的直军既在后撤，奉军就不必再摆那么多人在那里；张学良与姜、韩二人商量，决定调郭松龄到石门寨来指挥出击。这倒是一番好意郭松龄对上“刺儿彭”，奉军的大炮轰不垮直军的上盖钢板的战壕，郭松龄师老无功，脸上无光，这回给他一个其势必胜的任务，等于推功相让。

电令下达后，郭松龄决定抽调四个团助攻。他自己先骑了马到石门寨，当时由张学良说明当前情况作战计划，郭松龄也很兴奋，不想韩麟春多了一句嘴。

“这一来，也好让你露露脸，大家都能立功。”

郭松龄争强好胜，气量极小，张学良常受他的气，但“平生风义兼师友”，百般忍耐，此时只见郭松龄脸色大变，忿然答道：“我从来不沾人家的光；我还是从山海关打过去。一说完，头也不口地往外直冲，跃马两回。

张、姜、韩三人面面相觑，好半天说不出话；很好的作战计划，因此而无法实现，怎么办？

“哼！”姜登选用京戏中白口的腔调说道：“如此将领，该当何罪？”

张学良愣了一下说道：“我把他找回来！”抓起军帽，唱了一句“萧何追韩信。”

当天晚上，张学良追到九门口，劝了一整夜，“千不念，万不念，念在我的薄面。”

一个执意不回，一个声泪俱下；不过百链钢终于化作绕指柔，还是把郭松龄功了回去，照原计划行事；不过出击的日子耽误了两三天。

这一耽误，便宜了张宗昌，平地一声雷，成了个暴发户。

原来直军董政国所指挥的第九师与第什师的阵线动摇以后，张宗昌带着蔡平本的廿五旅，跟踪进入冷口，他的部队既杂且乱，白俄以外，还有日本人、朝鲜人，甚至还有参加过欧战的法国人，这个“外籍兵团”是骑兵，指挥官是日本骑兵少佐名叫是永，当前锋直冲深州；张宗昌则在入冷口第一站的建昌营以后，与胡景翼取得联络，十月廿七日占领深州，将直军截成两段。吴佩孚幸而在前一天已过滦州，否则可能会被张宗昌活捉。

这时的直军，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团长以上的高级将领，纷纷逃亡，士兵无路可逃，只有弃械束手；东起昌黎，西至唐山，这一带的直军不下六、七万之众全数为张宗昌所收编，辎重军械，所获不计其数。张宗昌的部队一下子扩充到六、七倍以上，二等兵当班长；班长当连长；连长当团长；团长自然升旅长，肩章来不及换新品，用锡箔纸糊成黄色来代替，一时蔚为奇观。

在热河的李景林，得知张宗昌拔了头筹，既妒且羡又急，下令开拔，进喜峰口，连续急行军四百余里，也到了滦州，其时奉军一、三联军已轻易地占领了秦皇岛，直军溃兵遍野，收编了五万多人，张学良又亲自赶到深州，一见张宗昌所获比一、三联军更多，也不由得翘起大拇指说一声：“长腿，你真行！”郭松龄所拟的作战计划，原意是让张宗昌的部队打前锋去充直军的炮灰，那知他有这番扬眉吐气的表现；连郭松龄也不敢小觑他了。

当李景林、张宗昌相携往天津进军时；京津好些军政元老，眼看着直军大溃，奉军追击，深恐地方糜烂，正在积极奔走和平，但除非段祺瑞，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在直奉两系之间，充任调人，而段祺瑞则另有打算还不肯走到幕前来。因此北洋元老王士珍及负地方责任的直隶道尹吴履观，主张外交调停，在十月卅一日那天去看日本天津总领事吉田茂，道明来意，吉田认为循外交途径，必须由北京与东京联络，有结果总在三四天以后，仍嫌缓不济急。他又提出王揖后的一个建议，由吴佩孚拥戴段祺瑞出山，跟奉军谈和，张作霖就不能不卖这个面子了。

于是商定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由吉田分电北京、奉天及东京，进行调处停战；一面与吴佩孚联络，约期见面。

见面那天是十一月二日下午五点钟，胡景翼的部队，已经占领天津北面的杨村，京津之间的铁路、公路均已截断。北面奉军正在兼程急进；南面则山东督军郑士琦已宣布，不准直军由津浦路入境。吴佩孚已如瓮中之鳖，境况非常危急；吉田相信有个能使他脱困的办法，他一定乐于接受。

吉田是这样进言：“目前局势之迫切需要解决，有间不容发之势。调停直奉之道，莫便于请段祺瑞先生协助。中国之事，应由中国自己解决；我基于此一信念，今天跟王揖唐一起去看段先生，请他跟你合作，共同收拾残局。段先生与足下本有师生之谊，足下为国家前途计，应该一扫过去感情上的隔阂，推段出山。”

吴佩孚听日文秘书翻译完了，摸着两撇黄胡子，大为摇头，“八德张则国宪立、国运盛。”由此开始，大谈四维八德的道理，但日文秘书翻给吉田听的，却只简简单单两句话；吴将军认为结段以背曹，大义名分不存，谢谢足下的好意。

原来吴佩孚将曹锟当作刘先生，而以关云长自居；关云长身在曹营心犹在汉，何况亦未到势穷力蹙，走投无路的地步，结段背曹，有悖大义，所以一口拒绝。

“既然如此，我亦不便勉强。”吉田又说：“不过，如今足下既不能到北京，又不能南下，奉军又打过来了；听说张宗昌有生擒足下的野心，为足下计，可否移居日租界，一切有我安排。”

“战败逃入租界，是我最不齿的。谢谢，我宁王碎于此，亦不愿托庇租界，以谋瓦全。”

一场无结果，便得吉田扫兴而去。吴佩孚谈得倦了，靠在沙发上假寐；他的部下商量下来，决定将他的专车往南开到“老站”，因为一出“老站”，走过“万国桥”便是法租界，往南是英租界，往西是日租界，缓急之际，逃命容易。

那知车身一晃动，吴佩孚就醒了，询知原因，勃然大怒，厉声说道：“谁要我进租界，我要谁的脑袋。”

“那末，”白坚武问道：“孔明先生兵败，还有一套空城计！大帅是作何打算呢？”

“我不走，我在天津等；看焕章把我怎么样？”

“冯焕章能倒戈，就能——。”

“就能怎么样？能杀我？”

“不是说杀不杀，是大帅犯不着受辱。”

吴佩孚不作声，大家面面相觑地僵持了一回；有个在吴佩孚身边当海军参谋的海军部军需司长刘永谦，看看是可以说话的时候了；便即挺身而出。

“大帅，”他说：“我替大帅预备了一条船在那里，不如把火车开到塘沽，弃车登舟。”

原来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经由沈鸿烈的秘密联络，与奉军已经通了款曲，把军舰都带走了，只有一条运输舰华甲号，舰长与刘永谦是知交；应刘之请，冒险把这条运输舰留了下来，以待最后关头，载吴脱险。刘永谦深知吴佩孚的脾气，宁折不弯，所以先不敢说破；现在看吴佩孚的意思有些活动，而且事实上胡军已由杨村逼近北仓，真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非献这条三十六条中的上计不可了。

三面陆路皆断，唯有海道是一条出路；英雄末路，能免垂泪，吴佩孚凄然说道：“我今天是败军之将，虽然运穷命蹇，自念尚非可死之时，只有收拾残军，浮海南下，先到青岛，看形势再定行止。”

这天是十一月初二，晚上十点多钟，接到胡景翼前锋已迫近天津的消息，事迫燃眉，吴佩手下令开车；他的总部由三十余节头等车厢组成，但已有一半是空的。到了第二天凌晨四时，车到塘沽；华甲号原为德国兵舰，吨位很重，无法靠岸，由小轮接驳登舰，已是上午九时。

就在这时，华甲号的舰长，送来一封曹锟辞职的通电。原来冯玉祥一进京，仍旧住在北苑，并不进城，但下了两道命令给他所委派的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一道是逮捕李彦青；一道是扣押王克敏，当然是为了克扣欠发军饷，要跟他们算帐。王克敏运气好，临时脱逃，避入东交民巷；李彦青则不但被捕，而且当天就被枪决。

消息传到筵庆楼，曹锟有些着慌了；原以为冯玉祥倒戈，只是为了对付吴佩孚，大家都这么说，曹锟自己也觉得对冯玉祥很不坏。吴佩孚几次跟他作对，都是自己从中庇护转圜，料想他不致于恩将仇报。但看对李彦青如此辣手，才感到他来意不善；当时便派国务总理颜惠庆到北苑去看冯玉祥，征询他对时局的意见。

颜惠庆带回来冯王祥所开的三个条件：第一、颁停战令；第二、免吴佩孚本兼各职；第三、召集全国各省代表会议，共决时局。

“第一条，不成问题。”曹锟说道：“第二条——。”

“第二条只怕也没有还价的余地。”曹锐看他的“大总统哥哥”有些犹豫，便即接口，“人家本就是冲着咱们的讨逆军总司令来的。”

曹锟黯然，“好吧！”他说：“先给子玉弄个什么名义？”

“不说要到青海办屯垦吗？”曹锐建议：“派吴子玉督办青海垦务好了。”

“好！就先给他这个名义再说。”曹锟接下来问：“第三条怎么样？骏人！”

骏人是颜惠庆的号，“大总统，这不忙！”他说。“等新阁成立以后来办；我现在当面向大总统请辞。”

曹锟想了想说：“大概我想留你也留不住；你看谁来接你的手？”

“大总统，我想你不必操心了。”颜惠庆说：“今天我到了北苑才知道，外界的传言不假，这回冯焕章回师入京，是黄膺白一手策划的。”说完，一鞠躬退出。

就这时听得楼下人声嘈杂，且有争吵之声；卫士进来报告，冯玉祥的部下吵着要见军需总监。

曹锐是讨逆军的军需总监；一听这话。就要出去，曹锟不许，走到阳台，对约莫二、三十名缠着国民军白布臂章的士兵，大声说道：“这里是总统府，你们怎么可以在这里吵闹？有事情冯检阅使自己来好了。”

大总统的威仪，镇慑下级军官有余，为首的排长，敬个礼整军而退。但不到两小时，原班人马又来了。

这回不大客气了，对着延庆楼大嚷：“总司令请曹四先生马上到总部去！”

“我去！”曹锐站起身来；曹锟犹待阻止，曹锐毅然不顾，将身上的一百多元钞票，还有几个银元十一起掏出来扔在桌上，愤然说道：“他们想从我身上榨出一毛钱来，都别想！”

一面说，一面开衣柜取马褂。他大概是看到李彦青的下场，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与其受辱，不如自裁，偷偷地吞了一匣鸦片烟膏，含着眼泪向曹锟告辞，坐上汽车赴约，到得北苑冯总部，一开车门，曹锐从汽车中滚了下来，人已昏迷不醒；冯总部的军医急救无效，一命呜呼。便宜了美国花旗银行、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曹锐许多化名存款，化作一道青烟了。

曹锐这一死，害苦了他的大总统老兄。原来冯玉祥对曹锟，多少也还有点感情，而且有个大总统在手里，是能起作用的一张牌；只以黄膺白要完辛亥革命未竟之功于此役，主张驱除，冯玉祥表面不能不听，暗中却希望能与曹锟间接打交道，商量出一个与己有利，亦能为曹锟找一条出路的两全之道，这是他要找曹锐的本意。如今曹锐自裁，而曹锟的其他亲信，如王毓芝等人，都已逃入东交民巷，没有适当的管道可以沟通，便只有将曹锟软禁在延庆楼。曹锟原有第十六混成旅作他的“禁卫军”，此旅由他的胞侄，也就是老五曹钧的儿子曹士杰当旅长；但在冯玉祥回师的那天，为孙岳部队包围缴械；所以软楚曹锟毫不费事，只由鹿钟麟派出一个营，驻扎延庆楼四周，营长换了便衣，随侍曹锟，共同卧起，仿佛第二个李彦青，只是不替曹锟“洗脚”而已。

曹锟虽失自由，倒也不怎么发愁，因为他相信吴佩手从前线一回来，事尚可为；及至到了十月底，冯玉祥提出一张“摄政内阁”的名单，要曹锟任命；同时要求他通电辞职时，他才知道吴佩孚一败涂地了。

摄政内阁的总理，当然是黄膺白；但阁员人选，却是由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所拟定的。冯玉祥在张、段、孙三角联盟中，拥护在广州的孙总理；因为张作霖、段祺瑞久在北方；各有自己的势力，而国民党的军事势力，从未到达北方，如孙总理能到北方，出任元首，他的国民军自然名正言顺地成了正统派，因而提议以曾任黄克强总参谋长的李书城为陆军总长；原孙总理的总参谋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此外，黄郛自兼交通总长；王正廷以外交总长兼财政部长；教育总长是李石曾推蔗的易培基。

这个摄政内阁实际上等于国民党内阁，原已为孙总理北上，南北和平统一铺开了一条路，不道孙岳在会中提议，请段祺瑞出山；理由是山东督军郑士琦属于皖系，段祺瑞出山，便可命令郑士琦截断津浦路，进而夹击直军。当时没有想到吴佩孚垮得那么快，为了眼前的军事利益，没有考虑到政治后果，竟一致赞成。当时决定一面派专使到广东迎孙总理北上，一面电请段祺瑞人京。隔了两天，段祺瑞被推为国民军大元帅；段祺瑞亦发通电，响应黄膺白主稿，冯玉祥领衔的主和通电，不过他对“入京”却还在观望，表示若无实权，不愿出山；其时也正是由王揖唐联络吉田茂、打算说服吴佩孚拥段倒曹的时候。

其时摄政内阁名单已经发表；曹锟亦在吴佩孚浮海南下之日，通电辞职；这是民国五年段内阁司法总长张耀曾，应黄膺白之邀，重作冯妇的条件，因为他反对曹锟贿选最力，所以必须曹锟辞职，始允就职。事实上既称“摄政内阁”，当然是无元首的情况下，才能出现。

十一月初四召集第一次阁议，发表了大批人事命令，冯玉祥读古书的老师王芝祥，当了京兆尹；京畿警卫司令，自非鹿钟麟莫属；京师警察总监派了与奉军有关系的保定毕业生张壁；在段祺瑞与冯玉祥之间负联络之责的贾德耀，被派为陆军部次长；冯玉祥的部属薛笃粥；刘治洲，分任内政、农商两部次长，代理部务；孙岳为河南省长；王承斌“收复失地”仍兼第二十三师师长。此外又裁撤了好几个衙门，包括前清称为“九门提督”的步军统领衙门在内。

最后，黄膺白交议了一件修改“优待清室条件”的议案。“优待清室条件”，是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逼迫隆裕太后退位让国的交换品；全文八条，包括尊号不废；岁用四百万元，由民国拨付；日后移居颐和园；宫内各项执事人员，照常留用等等。以后袁世凯称帝。又作了一次“交易”，由“小朝廷”的内务府，给了袁世凯一道正式公文，说“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大总统为中绘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以交换袁世凯在原优待条件中一段跋语，保证履行原条件：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志。乙卯孟冬。“

及至民国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