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艳闻秘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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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少霖点点头，表示在考虑；其实，他心里考虑的是，如何设法劝阻廖衡打消此念。

因为他原来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制造纠纷，作为花君老二与廖衡闹翻的藉口。

他们如果是在城内任何一家饭店住宿，花君老二可以装作出条子无意撞见，真赃实犯，无法遁形、如果是在西山“八大处”，花君老二出条子不能出到那里去，岂非坐失机会？

转念一想，廖衡也很够意思不必如此；而况这纠纷闹出来，小报记者追根究底，可能将自己也会牵连进去，是件很划不来的事。

于是他说：“我先来联络一下看。”

当然是跟卡果可夫联络；他原以为只是一个短局，听说要带到西山八大处，自然是停眠整宿。不免面有难色。因为凯萨琳要照料买卖，无法抽出那么多的时间。

“你不会临时请一个人来照料？”吴少霖说：“请个短工，一天不过十几二十块钱的事。”

“钱是小事，生手连菜名都不知道，上菜的规矩也不懂。”。

“那就请个熟手。”吴少霖取出皮夹子掏了一叠十元的钞票，约是七、八十元，往柜上一放：“就这样说了，十月五号下午四点钟，我派车来接。”

卡果夫无可奈何，只好答应。吴少霖回到原处，将交涉情形说了一遍，廖衡少不得又夸奖了一番。

十月二日深夜，边守靖家照例有个集会，除了高凌霨、王毓之以外，“核心分子”诸如吴毓麟、王承斌、熊炳琦等人，亦都必到；所谈的头一件大事，便是计算票数。

“亲自到甘石桥来领的，一百九十四；中间人经手代领的，三百七十三，总数是五六七。”王硫芝提出报告：“还差十六名。”

原来两院议员总数为八百七十四人，照“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选会”须有议员总数三分之二出席，计为五百八十三人，还要十六个人，方始够数。

“嘎，”边守靖说：“总数是五六八。邵次公的支票，我托他的同乡王少南带给他了。”

“那也还差十五个。”

一句话未完，听差来请王统芝听电话，是曹锐从天津打来的。

电话就在他右边的茶几上，拿起话筒听不到，两分钟，便举起左手，用食、拇两指，搭成圆圈——这是新流行起来的一个手势，表示英文的OK。　“行了，”王毓芝放下电话筒说：“曹四爷说：天津有九位，明天进京；齐抚万派人护送六位，准后日到京，正好十五个人。”

齐抚万便是江苏督军齐燮元。当津保派发动贿选时，派定各省督军、省长“报效”的金额，数目最高的是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五十万。

齐燮元除了出钱以外，还很出力，衷心希望曹锟能够如愿以偿。从表面看，他的江苏督军由代理而真除，出于吴佩孚的力保，直系“办大事”，自当尽心协力；其实另有深意。

原来，曹锟之当选与否，对萧耀南与阎锡山的关系不大，萧耀南是吴佩孚的嫡系，只要吴佩孚的实力够，就算曹锟不当大总统，他的地位亦不会动摇。

阎锡山更是根深蒂固的“山西王”，他从辛亥革命、山西独立开始，便采取闭关自守的宗旨，山西与邻近各省，书虽同文，车不同轨；山西的铁路采用较标准轨道小一号的“开普轨”，与他省不能通车。报效曹锟大洋五十万，无非卖个情面；大选结果，他不必关心，反正谁来当政，都动不了他的山西督军。

但齐燮元就不同了。江苏膏腴之地，虎视眈眈的，颇不乏人；而且，传说中他曾两次“杀上”。

第一次是护国军兴师讨袁，他是入湘的第六师师长马继增部的第十二旅旅长，行军途中，马继增神秘暴卒，齐燮元因而升任第六师师长。有人说。马继增之死于非命，是齐燮元的阴谋。

第二次是民国九年秋天。那时，他是苏皖赣巡阅使兼江苏督军李纯的副手。有一天忽然传出李纯的死讯，内情不明，流言四起，有的说他是厌世自裁；有的说，他是死于误杀，而如何误杀，又有两说：一说是他多内宠，其中有个姨太太与他的马弁通奸，为李纯撞破，以致被杀；又一说是李纯与他的侍众副官毕正林的妻子发生暧昧，本夫杀了奸夫；但也有人说，李纯是为齐燮元所杀。北京并曾特派财政部次长潘复专程到南京调查，而并无调查报告，益显得内情复杂。

这些传言都颇不利于齐燮元，因而急于想成拥戴之功，以求固位。本来离京的国会议员，多集中在天津、上海三地，而散处原籍的，亦有三十余人。其中以江苏最多；齐燮元便分别派人登门劝驾，软哄硬逼，罗致了六个人，特派一名机要秘书，一名警卫营长，带领枪兵八人，挂了一节“蓝钢车”，由津浦路北上，名为护送，实为押解。车到天津，时在十月四日上午。

其时曹锐已派了人在车站迎接。送到天津最有名的旅馆，位于英租界的“利雅德”休息，随即奉上请帖，中午在利雅德餐厅请吃西餐；餐后上车进京。

其中有一个江苏常州选出来的众议员朱溥恩，洗完澡休息，随手拿起一份报，触目大吃一惊，只见第一版头条的大标题是：“众议员邵瑞彭公布证据，控告高摄揆吴议长贿选。”

控诉状的案由是：“为告诉高凌霨、王毓芝、边守靖、吴景濂等因运动曹锟当选大总统，向议员行贿，请依法惩办，以维国本，而伸法纪事。”

正文共分四段。第一段是抨击曹锟，说他“以骚扰京师，诩戴洪宪之身，”首揭他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往事。而竟“不自敛抑，妄希尊位”，部署分为四个步骤：“遥制中枢、连结疆吏、多方搜括、筹集选费”是第一步：“收买议员、破坏制宪、明给津贴、暗赠车马费”是第二步：“勾通军警、驱逐元首”是第三步：“速办大选、定斯付兑、诱取选票”为第四步。

接下来第二段指出组织买票机关、开出支票已在五百张以上。

然后第三段陈述他个人取得支票的经过：邵瑞彭说他“持身自爱，于此等事未敢相信，适值同乡议员王烈将前往该院，托其向王、边探听。王君回谓，该被告等已将选举曹锟之票价支票五千元，交我带交，退还与否，听君自便，我不负责等语。瑞彭当将支票留下，作为控诉证据。”

最后一段，除了指控高凌霨等人所犯的法条以外，特别声明：“曹锟、王承斌、熊炳琦、吴毓麟、刘梦庚等，分属军人，当依法另向海陆军部告发。”拟附的证据，则是“甘石桥通知一件；五千元‘洁’字签字，有‘三立斋’图记，背注‘邵’字之支票照片，反正两面共二纸。”

正看到这里，同行进京的参议员杨择，手持报纸，来找朱溥恩，一见面就问：“你看到了？”

“看到了。”朱溥恩说：“邵次公看起来很文弱，想不到会有此激烈手段！”

“闲话少说。”杨择看了看周围，放低声音问：“你有何感想？”

朱溥恩沉吟了一会说：我有我的事业，总不能为了区区五千元，出卖名誉。前一向是齐抚万一再托人央说，劝我勉为其难，我无可奈何，才有此一行。如今出了这样的丑闻，我打算告诉伴送的人。我决不进京投票。“

“你不要傻了，人已经落在他们的罗网中了，他们肯网开一面，让你远走高飞吗？”

朱溥恩一愣，“那么，”他问：“你说该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法子，避开他们的耳目，悄悄儿溜走。”

“喔，”朱溥恩看“看手表说：”现在十一点半了，一到十二点，就会来催请；要走要赶紧走。南下的火车，一不知道什么时候开？“

“你打算坐火车走？”杨择摇摇头：“火车站、轮船码头，都有密探，一去是自投罗网，只有找地方先躲一躲。”

“躲到那里？”

可躲的地方不难找，因为反直系的议员，在天津很不少；但最后决定投靠段祺瑞。

最大的原因是，段祺瑞住在天津有名的盐商王郅隆家，而王家离利雅德不远，易于摆脱监视；其次，段祺瑞虽在“皖直战争”中屈居下风，但威望仍在，足资荫庇。

于是，两人穿上长袍，连马车褂都不著，由利雅德的后门，悄悄离去，穿过一条马路，便到了王郅隆家。

主人不在，但段祺瑞在。王家的门上听说是来看“段大人”的，不敢怠慢，立即通报；段祺瑞随即在花厅中接见。

杨择认识段祺瑞，当时为朱溥恩引见以后，道明来意；段祺瑞沉吟了一会说：“两公不甘同流合污，清操可佩，本过，我亦是客，不便擅自作主，替主人留客。”

一听此言，杨择大感意外；不过段祺瑞还有话，他说王郅隆亦是参议员；他是做大买卖的，不便得罪津保派，所以进京投票去了。杨、朱二人如住在王家，会替王郅隆招致误会。

“这样吧，我送两位去个地方；不过起居不如这里舒服。”

当下段祺瑞派他的副官，送杨择、朱溥恩到吴光新家暂住；此人是段祺瑞的内弟。段祺瑞每到天津，不是住在王家；便是住在吴家。吴光新由段祺瑞一手提拔，对于他的客人，亦如对段祺瑞同样地尊敬。时已过午，备酒款待；席间问起：“有何可以效劳之处？”

“我们的行李，还在利雅德。”

“那不要紧。”吴光新问道：“不过我要请问两位，行踪打算不打算公开？”

“当然可以公开。”杨择答说：“托庇在麾下。我们还有什么顾虑？”

“好！”吴光新关照段祺瑞的副官：“你到曹四爷那里去一趟，就说朱议员、杨议员有事不能进京了，把他们两位的行李带了回来。”

这天晚上，甘石桥与边守靖彻夜灯火通明。由于发生了邵瑞彭提出控告，及朱、杨两议员临阵脱逃这两件杀风景的事，所以津保派的核心分子，及吴景濂都很紧张。

尤其是边守靖，一本贿选的总帐在他手里，支出总数，已超过一千三百万，各省督军，省长所报效，以及靳云鹏侵吞参战经费，吐出来的一部分，总计还不到三分之一；由曹锐那里领来的款子，不下九百万之多，如果“八百罗汉”到不足额而选不成大总统。一千三百万大洋将付之东流，连个响声都听不见。

最使得边守靖心悬不已的是，他替曹家兄弟垫的款子，亦有七、八百万；如果曹锟失败了，以自己跟曹锐的交情，这笔垫款就不好意思开口要了。为此，他私下问吴景濂：“如果议员到不了规定的数目，怎么办？”

吴景濂想了一下说：“这件事，我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把他办成功。不过，我办成了怎么说？”

“请莲公吩咐。”

“曹三爷原来答应让我来组阁的话，算数不算数？”

“喔，这话——”边守靖想了一下说：“请莲公先告诉我，是怎么样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我弄明白了，好跟曹三爷去谈。”

“办法很简单，就是要魄力；不管到会的人数足不足额，只凭我一句话，足额是足额不足额也是足额。”

听得这话，边守靖放了一半心；至于吴景濂的期待，他知道未可乐观，因为曹锟要靠吴佩孚撑腰，而这个秀才出身的“儒将”，却不免有些“酸腐”之气，对吴景濂一向鄙视，决不会同意他来组阁，但此时不宜实说，且先给他一颗定心丸吃，好歹先把曹锟“扶登大宝”之后，再作道理。

于是，他拍一拍胸脯说：“莲公，你出了这么大的力，是‘从龙’第一功臣；我跟曾四爷的交情够，四爷又可做三爷一半的主。这件事，我来替莲公力争。”

因此，吴景濂特别卖力，凌晨四点钟上床，睡不到两个钟头，便即起身，匆匆漱洗，赶到议院，还不到七点钟；一到便问：“警卫长呢？”

警卫长汤步溉亦是刚刚上班，奉召到了议长办公室；吴景濂交代，议院所有出入通路，皆须加派警卫，严密看守，议员只准进，不准出，这道禁令，直到他宣布选出大总统后方能解除。

这天接受了“三立需”的支票的议员，事先由王承斌叮嘱警察总监薛之珩，派出大批警察去迎接，实在是押解。

“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软”，而自从廖衡创为“借乾铺”之说，许多“猪仔议员”藉此解嘲，乖乖儿地投了票。

未到中午，大选结束，吴景濂兴高彩烈地宣布：实到议员五百八十九人，曹锟获票四百八十票，依法当选为大总统。同时率同副议长张伯烈，打了个“万急”的电报向曹锟致贺：“保定曹大总统鉴：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我公依法当选，中外腾欢，万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国，谨掬诚申贺，顺颂钩安。”

可想而知，除了直系以外，国民党的领袖以及奉系的张作霖，皖系的卢永祥，都会发表通电，申讨贿选。

但这不足使曹锟心烦；烦的是组阁的人选。

吴景濂是自认为“跑头马”的人，除了发贺电以外，第二天亲自到保定去致送大总统当选证书，曹锟当然待之以礼，办了一桌烧烤席款待；吴景濂心想，自己将来要当曹锟的“宰相”，没有占居上位的道理，所以坚辞首座，“大总统是元首。”他说：“当然上坐。”

曹锟是个大老粗，但有人会教他，“你是民意代表的领袖；我虽承大家抬举，不过，”他说。

“我没有就职，还不能算大总统。”

这话也有他的道理，便谦谢了一番，坐了首席；但尽管频频劝酒，说了许多客气话，可是他一心在想的一句话：“莲公，我请你帮忙；你来组阁。”却始终未见曹锟出口。

“是了！”吴景濂只好这样自我宽慰，“他说过，尚未就职，不算大总统，要就了职，才能使大总统的职权。”

于是，全部希望又寄托在曹锟就职之日了。

曹锟的就职日期，定在贿选之后第五天的双十节。在此以前，吴景濂由于这一次的国会自动恢复，有个冠冕堂皇的目标，说是制订宪法；此一任务不曾达成，对全国民意无法交代，为了遮羞起见，将尚待从客商讨的一部“天坛宪草”，匆匆三读通过。

因而，有人戏称这部装点门面、形如儿戏的国家根本大法为“曹氏宪法”。

曹锟就职以前，照例要发表就职宣言，通电全国。

民国以来，凡是自认为对国事有影响力的人，那怕是一各师长都可以发通电，有所主张；所以拟通电宣言，成了做官的一门大学问。

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他为黎元洪所拟的通电，动辄千数百言，婆婆妈妈，垂涕而道。有人说是“王大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但也有人认为至性感人；三家村的学究，常常在垂阳影里，戴上用脚老花眼镜，捧着一份报纸，摇头晃脑在念古文，不问可知念的是饶汉样的精心杰作。

曹锟手下没有饶汉祥这样的人物，所以这篇宣言，至少词藻上欠点工夫，一开头就说：“锟军人，于议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警惕，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只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竟厥他。锟就任之时，适值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法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宠幸，遭遇不过于前人也。”

这一段话，细细推敲，不啻自承他的大总统，自非法而得；但如强调法治，则逆取顺守，仍可令人寄以相当的希望。

那知，最后一段，大相矛盾；他说：“当此国事未宁，民生正困，财政竭蹶，军事未戢之时，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难题，出于素性，所以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逐年以来，政治潮流，日新月异，譬之医者，不顾泥古，自囿于方书，不敢惊新，以国为试验。语云：为政不在多方，顾力行如何耳！谨以服膺，施诸有政。”

既然“庶法举措，一一皆有遵循”，那就谈不到“自囿于方书”，更谈不到“以国为试验”。归根结蒂来说：心目中根本没有“国之大法”在。

因此，虽有捧他的人称他这篇宣言，质朴无文；但大多数的人看法是：这篇宣言，是笨人的手脚，毫无魅力。

但曹锟缺乏魅力，这话不假。至少形象上是如此。

民国肇造，虽然辛亥到癸亥，只得十二年工夫，但除开国之父的临时大总统孙文以外，曹锟之前，大总统已四易其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

黎元洪且先后两在其位，他以武昌首义成名，面团如弥勒佛外号“黎菩萨”，为人虽忠厚、庸懦，但进退出处，总算还不太苟且，所以同情他的人很多。

袁世凯虽然身败名裂，但毕竟一生多彩多姿；笼络人的手段，出于天才。他的魅力，如一块强力的磁铁。在外交使节团中，普遍地对他具有强者的印象。

徐世昌是唯一文人出身的大总统。他是翰林，但从未当过考官，亦未被派过“撰文”的差使，是个黑翰林；可是在仕途上，以他那套阴柔的黄老之术，加以命中有“贵人”，由于袁世凯的叱咤风云，他亦大红特红。同时吐属、气度，到底比武夫出身的要高明些，所以别具一种与其他大总统不同的魅力。

冯国璋就比较差了，尤其是“总统鱼”的笑话，大伤国格——他在位时，公府经费支绌，他又是爱算小的人，不知听从了谁的“馊主意”，招商承包，出卖西苑三海的鱼。

中南北海的鱼，得天独厚，水质未受污染，亦无人为的惊扰，所以鱼儿孳生不息，不但“多子多孙”，而且“长寿”。

其中有一尾重达十余斤的金色鲤鱼，上系一面银牌，传说还是前明万历年间放的生。英国公使朱尔典，以重价购得此鱼以后，特为具柬请冯国璋赴宴，并邀各国公使作陪；宴会中的主菜正是这尾金色鲤鱼，一时腾笑国际。

幸而冯国璋的继弦夫人，原是袁世凯家西席的周小姐，“腹有诗书气自华”，多少弥补了冯国璋印象上的缺陷。

冯国璋虽然予人印象不佳，但到底是天津武备学堂的高材生，不比曹锟出身行伍，言语粗鄙无文；加以他的那尊范，像个土财主，看来看去，总令人有“望之不似人君”之感。

就职典礼那天，有个历任大总统都很重视的节目——接受外交使节团觐见致贺。

民国以来的大总统，在正式外交场合，毫无例外的都着燕尾服。

曹锟的西式大礼服，是早由曹锐从天津找了名师，到保定量身特制的，穿上身倒还像个样子，只是白衬衣上浆得挺硬的尖角领子，卡得他的脖子非常不舒服；不时仰起脸，挺直颈项歪着脸将脑袋扭两扭。这副模样就显得有些滑稽；但宝星闪辉、剑佩铿锵的场合，没有人敢笑。

好在每一国家的公使，上前鞠躬握手，只交换两三句例行的寒暄，“差使”关不繁重，所以，曹锟虽为燕尾服所苦，却还能忍受。不过到了日本公使觐见时，却出了岔。

日本公使致贺以后，曹锟答说：“多谢，多谢；请代向贵国女皇问好。”

那日本公使不知道他说的什么？但他的随从的武官却愣住了。

原来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是日本最大政党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的女婿，这年七月方始奉派来华，正值黎元洪为直系军阀逼迫“出亡”，所以一直未曾呈递国书。

他虽早就在中国当过外交官，却不通华语，不过，随同觐见的陆军武官土肥原贤二，自大正元年，也就是中华民国元年在陆大毕业后即奉派至关东军服役，久任张作霖的顾问板西利八郎的副官，最近调至日本公使馆任职，十年来足迹不离华北，深谙华语；曹锟亦是旧识，心想他不应该不知道日本已有多少年没有女天皇了，何以有此错误？

错误是曹锟的侍卫官造成的，本来觐贺的使节，须先排好姓名卡片，每人一张，不道临时失手搞乱了，将日本公使误为荷兰公使，以致将大正天皇误为荷兰女皇。

这时，在一旁照料的大礼官阴昌，赶紧上前，亲自翻译，改正了曹锟的错误。不过，曹锟自己也发觉了。因为：第一、他发现了土肥原贤二，既是日本武官，他所陪侍的，当然应该是日本公使。

第二、出生于北海道的芳泽谦吉，身不满五尺，是名符其实的东洋矮子。

因此，他向负责报名的侍卫官瞪了一眼，向阴昌说道：“午楼，你别走开！”

午楼是阴昌的别号。

接下来的芳泽补递国书，由于阴昌亲自照料，未再出错，但笑话已经传出去了。

好不容易忙完了一天，曹锟回到延庆楼中休息。

津保派的要角为他设宴庆贺，由高凌霨作主人，首座自然是“大总统”、第一名陪客便是吴景濂。

依次敬酒后，曹锟的嬖人李彦青，在后面轻轻拉了拉他衣服，这是一个暗号。

于是曹锟咳嗽一声，提高了声音对高凌霨说：“泽畲，今儿子玉给我来了个电报，谁当国务总理，他跟我的意见不同；还得好好儿商量，目前只好请你多辛苦，暂时代一代。”

“是。”高凌霨面无表情地回答。

这是有意安排好的一着。

因为吴景濂凯觎阁揆一席、形于词色；而吴佩孚决不会同意，津保派亦不顾跋扈成性的他当政，但怕他迫不及待的会当面提出要求，曹锟一定难以应付。

所以想好了先发制人的办法，来封住他的嘴。

不过吴景濂并不死心，转脸说道：“请问大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