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年-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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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人面前自己不可能支撑太久。怀尔斯在　1994　年终结了一场长达三百五十年的超级数学竞赛，一举解决了费马大定理的证明。想不到现在他竟然在为美国政府工作。

耳机里传来提示：”对方对江哲心用到的数学工具所知有限，但对得出的推论非常认同。他们希望能拿到背后的公式进行验证，但从国家利益出发，我们有必要守住秘密。底牌在我们这里，所以请保持冷静，原方案继续有效。”

杜原镇定了些，提示说得没错，底牌依然在自己手里。不管怀尔斯说什么，自己必须坚持。在这样的谈判中，双方的目标其实是相同的，就是以尽量小的代价从对方那里得到尽量多的利益。诚如冷淮所言，美国人实际上是在同中国进行一场不平等的合作，对他们来说，这是绝无仅有的事情。美国人做事情要么是因为眼前看得见的好处，要么是因为所谓的“美国长期利益”。

像现在这种短期内占不到便宜，而长期内估计也难以掌握主动的谈判，对美国人来说完全就是头一遭。

“首先请允许我表达一下对怀尔斯先生您的敬意，您在数学上的贡献人所共知。”杜原不卑不亢地说，“但您作为卓越的数学家，应该知道严谨并且完全的证明对于数学理论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目前贸然发布‘微连续’的内容是不适宜的。我不否认的是，我的确依靠这套数学工具推导出了一些结论，我自己，当然也包括中国政府，非常愿意和贵方共享这些结论。这就是我们的立场，希望你们能从中体察到我们的诚意。”

耳机里传来新的指示，杜原听出来是靳豫北的声音：”非常好。”

怀尔斯沉默了两秒钟，眼睛直直地看过来。杜原心里突然有些发慌，他第一次发现数学家也会有这样的眼光，这一瞬间的锐利甚至远远超过了杜原见过的那些世界一流的谈判专家，也许这就是人类最顶尖智慧的力量，“拂石先生，您说得虽然没错，但不适于现在的形势。”怀尔斯很肯定地说。

“数学只关乎真理吧。”杜原勉力让自己迎视着那道睿智的目光，“跟形势有关吗？难道形势紧迫就一定会有个人站出来一举证明费马大定理？”

怀尔斯淡淡地笑了一下，“牛顿提出微积分之后，不断有人指出这种方法在数理逻辑上存在硬伤，当时的人们甚至称微积分中用到的‘无限小的不为零的量’乃是一种数学上的鬼魂。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逻辑瑕疵，以牛顿这样的天才也无力解决，可想而知它有多么棘手。实际上，这个难题一直存在了近两百年，然后才由法国数学家柯西等人最终解决。拂石先生您应该知道这段历史吧？”

“当然。”杜原面无表情地回答。

“我们应该感谢在这个难题彻底解决之前的两百年间一直使用着‘不完美’的微积分的那些人，否则的话，人类的进步必将滞后很长一段时间。”

怀尔斯话锋一转，“所以我想，作为现代人的我们不应该不如几百年前的人们吧。”

杜原一言不发，独自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之前他们设想了种种情况，分析了美国人在近年来的谈判中用到的各类手段，本以为可以保住己方的底牌，可以为今后的合作争取更多的主动。没想到出现了怀尔斯这样的突发情况。

怀尔斯不是谈判专家，他的方法不是什么计谋，更像是一种智力强攻，是一种纯粹的基于逻辑的力量。现在看来，这个方法似乎很奏效，至少从耳机里一直保持的沉默来看，杜原知道自己身后的专家们此刻一定也感到棘手万分。

怀尔斯倒是保持着英国人的绅士风度，没有流露催促之意。

“允许启用应急方案，重复一次，允许启用应急方案。”

耳机里的指示将杜原从短暂的失神中拉回来，他慢腾腾地从一旁抽出几页纸。这套资料是谈判前冷淮交给他备用的，据说是由一群中国最顶尖的数学家从江哲心留下的资料中整理而成。杜原将资料逐一展示在镜头前，“这是‘微连续’的部分内容，由四个定理构成。当初我是为了处理射影代数簇问题而创建了这套工具，后来用在了对天年的数据处理上，整件事情其实带有一些偶然性。”

怀尔斯一言不发地盯着那几页纸，一时间整个世界似乎都安静下来。在怀尔斯的眼中，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存在，他的目光在纸页上纠缠灼烧，像是要从中萃取出什么东西来，又或者是想注入些什么进去。过了足足二十多分钟，他的眼光才重归正常，像是从一场梦中醒来，“原来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做变换。”然后他转头对着不知什么人哈哈大笑，“我觉得这和霍奇猜想有异曲同工之妙，看来这一次中国人走在前面了。”

因为怀尔斯的首肯，托罗的神情变得愈加郑重。虽然展示的只是“微连续”的部分，但显然没有人再怀疑理论的正确，或者说，美国人也许还不能确定“微连续”是“完备”的，但它肯定是“有用”的，就同微积分当年遇到的情形一样。这时屏幕上的托罗突然侧耳聆听着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的脸上露出难以抑制的惊奇之色。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杜原沉住气问道。

托罗回过头，“是这样，美国能源信息署刚刚查到了拂石先生您的一篇关于球状闪电的论文，虽然刊载的刊物级别不高，但论文中提出的观点极其富有创见，并且同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个能源实验得出的结论非常接近。看来拂石先生您涉猎的领域很广啊。”

“哦，那是我在气象研究中偶然产生的观点，算是副产品吧。”杜原有些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托罗直了直腰板，“我刚刚得到了国家最高层的授权，从明天开始，美利坚合众国将结束对‘太平门计划’的预案论证，进入正式实施阶段。美方将倾全国之力投入其中，希望贵国亦能信守之前的全部承诺，与各方力量团结一致，共同应对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

杜原不知道应该怎样表态，耳机里传来指示：”请露出笑容。”杜原愣了两秒钟才明白谈判大概是结束了。他点点头，咧开嘴，心想，反正我是完成指示了，至于这个笑容自不自然不关我的事。

“但是——”托罗话锋突转，“在我接到的指示里还有一点：虽然与中国的合作进入实施阶段，但我们仍然需要对‘拂石猜想’做进一步的验证。

我们现在仅仅看到了一些扼要的结论，但我们都知道，就一个命题而言，中间证明的过程也无比重要。”他死死盯着杜原，“我知道贵方还掌握着许多重要信息，希望今后会晤时你们能够提供，我想这也是双方能够长期合作下去的基础。”

耳机里没有传来指示，显然托罗这个突然的转折让中方谈判专家们有些措手不及。看来美国人对于“拂石猜想”还希望知道得更多。

杜原平静地开口：”我非常理解你们的想法。我们提供的信息也许不够完全，但我只想说一点，合作本来就是双方的，今天中方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诚意。您了解中国，应该知道中国人信奉的一条准则：来而不往非礼也。

如果美方执意想知道更多的话，就应该拿出分量相称的东西来。您说是这个道理吧？”

托罗一怔，脸上的表情瞬时定格。





第24章　。　银河系支架


浩瀚星辰，无边无际。

由于权限提升，杜原对于现在自己进入的“强观察者量子光斑系统”已经有了更多的了解。严格说来，这套系统的关键并不是　SKA，整个　SKA　系统只是为它提供了一个基础。实际上，SKA　原本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许多国家都可以使用　SKA　进行自己所需要的观测活动。但是美国人不同，他们在使用　SKA　的同时启用了“脑域”系统。经过多次谈判，中美双方都向对方开放了更多的技术机密，其中就包括像“脑域”这种仅存在于传闻中的技术。

“强观察者量子光斑系统”依赖于　SKA　的观测数据，全部视界每隔十二秒钟更新一次。表面上看，“强观察者量子光斑系统”就是一个观察目镜，但真正奇特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拥有“意识”的目镜。

量子力学可能是迄今为止带给人类最多困惑的一门科学。人们最初通过引入量子概念，解决了诸多困扰科学界的问题，但很快便发现，量子力学给人类带来的新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多得多。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玻尔曾说过一句殊难理解的话：”如果有人说他懂得了量子力学，那么恰恰表明他根本不懂量子力学。”而在量子力学的众多谜团当中，所谓“观测者意识”则是最难理解的。按照至今仍被视为正统的哥本哈根解释，物质只有被“意识”所“观测”的时候才存在，当没有被“意识”所“观测”的时候，物质便会弥散成量子叠加态。中国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的一段话与量子力学的预言有惊人的巧合，他在《传习录》里曾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

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但这显然会令人产生一系列的疑问，甚至对“意识”和“观测”的定义都会成为问题。用眼睛看显然是“观测”，但盲人挥动拐杖显然也是一种“观测”，海豚发出声呐应该也是“观测”。人类有“意识”，但谁又能肯定黑猩猩和乌鸦的某些复杂行为不是基于“意识”？将来，结构足够复杂的计算机算不算有“意识”？在这个问题上，甚至连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薛定谔也错了。谁能断定被他关进存有放射性物质的盒子里的那只猫就真的没有“意识”呢？最多只能说猫的“意识”比人低级一些罢了。显然，对“意识”的定义绝对不能划定某个阈值，否则有朝一日，在拥有更高智能的外星生物面前，人类岂不是也会被贬为无意识生物？

出于对“观测者意识”的抗拒，爱因斯坦同玻尔之间进行了一场跨度几十年的大论战。而随着惠勒延迟实验、贝尔不等式、EPR　佯谬等几个重要思想实验最终在现实中被验证，这场争论的胜利者被证明是玻尔。但恐怕就连玻尔自己也想象不到整个事件会走到哪一步，有些激进的学派甚至提出包括宇宙的存在都是基于“观测者意识”，也就是说，在“意识”使得万物从量子叠加态中脱离，成为真正的现实之前，我们的宇宙并不存在。但这很快就会导致一个终极问题：当智能生物尚未演化出来，这个宇宙中还没有“意识”的时候，它的状态是怎样的呢？难道说，第一个有意识的生物的出现才使得从创生起至那一刹那的宇宙历史在一瞬间成为现实？难道说“意识”的参与可以在那一刻改变过去，而这个“过去”甚至包含了“意识”自身的演化历史？

显然，这个终极问题的答案仍然隐藏在遥远的未来。但是，没有最终答案并不妨碍人们用量子力学解决现实问题，它依然是一件很锐利也很好用的工具，只是人类尚不知道是谁把它打磨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人类正如刘思茅所说的那只偶然捡到了傻瓜相机的猴子，能够拍出有模有样的作品，但对于相机本身的运行原理却还一无所知。

根据总参部门掌握的情报，“脑域”a　原系统的发明者是一位名叫苏枫的华裔脑科学家，其基本概念是通过技术手段将数量巨大的人脑联入一套协同系统，形成能够进行统一思维的“超脑”。在这个系统中，绝大多数普通接入者只是提供“脑当量”，他们的脑细胞成为系统可以调配的资源，而少数精英则使用这具超脑来完成各种复杂的演算工作。

由于其基石是人脑，所以脑域系统具有此前任何巨型计算机都不具备的优势：意识思维。如果随机找一个具有普通科学常识的人，问他所能想到的宇宙间最大的数字是什么？可能绝大多数人会回答是宇宙里微观粒子的数量，比如质子数、光子数等。这个答案听起来靠谱，但实际上却是大错特错。

根据简单的计算，整个宇宙所拥有的全部质子数量大约是　1080，光子的数量比质子要多十亿倍，而电子、中微子等轻子的数量也在相近的量级范围内。

这些数字的确很大，但却远远称不上宇宙中最大的数字。实际上，中国围棋全部变化的数目大约是　10120，大大超过全宇宙的质子数和光子数。但事情至此并没有结束，根据最保守的估算，单单一个正常人类的大脑便可以产生并存储至少　104000　条信息，而这，才是宇宙中无可比拟、当之无愧的最大数字。

在美国同中国合作之前，“脑域”系统一般保持一百万至两百万的日常“脑当量”，这其中大约二十万是军人，另外的则是以支付酬金的方式招募。

躺在特制的床上睡一觉就能拿到酬金，还是能吸引不少人参与。只是令参与者稍感纳闷的是，平常睡一觉后会觉得精神饱满，而在这里睡醒后却似乎更加疲惫。现在由于中国等多个国家的加入，“脑域”系统的日常“脑当量”已经上升到了一千四百万，再加上“微连续”等最新数学工具的引入，使得整个系统的各项性能得到了惊人的提升。如果说　SKA　是地球有史以来诞生的最强大的“观测者”，那么“脑域”系统就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意识”，而两者结合的结果，便是现在的“强观察者量子光斑系统”。

同每次进入系统一样，杜原又下意识地朝脚下看去，但进入眼帘的只有另一个方向的满天繁星。他的身躯已经消失，所能掌控的只有一双眼睛。杜原不知道自己此刻在朝哪个方向飘移，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粒灰尘。不过杜原立刻发现了这个念头的矫情——置身宇宙，一个人是算不上尘埃的，如果非要用这个词，那么充其量算是佛经里所谓的“尘中之尘”罢了。

“强观察者量子光斑系统”生成的银河系和人们平时肉眼所见有很大不同，因为它的主要信息来源不是基于可见光。太阳系位于银河系的边缘，距银心大约三万光年。从地球望向人马座方向便是银河系的中心，在银河系范围内，那个方向大约存在两千亿颗恒星，而在相反的方向只有几百万颗恒星，数量相差约十万倍。但人们从地球看过去，两个方向上的星空可见光亮度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正因为这样，早期研究银河系的天文学家如赫歇耳等人一直误认为太阳系处于银河系的中心，而后来的美国天文学家沙普利也因此大大高估了银河系的大小。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巨大而昏暗的尘埃云将银心的大部分遮挡住了，地球上的人类因此无法目睹壮丽的银河中心。在银河系外围区域，这种尘埃气体云占据了一半以上的质量，所以人们才只能看到银心光亮的万分之一。这样的情景直到荷兰天文学家范得胡斯特发现了氢原子能态变化效应后才得以改变，他提出氢原子偶尔在碰撞时会改变它们的能态，并在改变能态的过程中放射出光谱中射电部分的微弱辐射。一个氢原子大约一千一百万年改变一次能态，这个时间听起来长得似乎难以观测，但由于氢是宇宙间存量最多的物质，星系空间存在着数量巨大的氢原子，因而每时每刻发生的这种辐射的总量非常可观，能够被连续探测。范得胡斯特计算出这种辐射的波长是二十一厘米。1951　年，哈佛大学的珀塞耳和尤恩实际探测到了这种氢辐射。虽然射电天文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但核心技术仍然是接收氢的二十一厘米辐射。而在　SKA　和“脑域”共同构建的“强观察者量子光斑系统”中，最终呈现在杜原面前的效果宛如魔幻。

杜原眯缝着眼望向银心处。权限提高之后，他看到的画面同以往已经完全不同。现在银河中心方向的光度大幅提升，即使在系统做了相应处理之后仍然显得刺目。“强观察者量子光斑系统”生成的恒星按能级不同，由暗红直到亮白，而像尘云等稀薄物质则表现为极淡的橙色。

操作着导航键，杜原朝着某个方向滑动。无数星辰飘浮着掠过他的身旁，每一颗恒星都是规模不亚于太阳的伟大存在，而银河系中这样的存在超过两千亿个。佛经里曾说过，一日一月照耀之下为一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组成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则为大千世界。如此简单计算一下，银河系的规模至少是两百个大千世界。

现在杜原已经知道，这一刻的自己并不是简单地待在地球的某个位置“观测”太空。实际上，当意识联人“强观察者量子光斑系统”后，自己就已经成了一枚量子光斑，被映照到了　SKA　观察到的真实宇宙图景当中。量子纠缠现象中的超距作用早已证实光速并非不可逾越。而对于投射的量子光斑，理论上可以在一瞬间“真实”到达宇宙的任何地方。当然，现有系统还做不到这一点，原因在于目前　SKA　的观测能力有限，只有在能被　SKA　清晰观测到的地方，“脑域”系统制造的量子光斑到达那里才有意义，否则即使到达也只能是观测到一些模糊不清、没有价值的东西。

置身于壮美的宇宙之中，杜原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悠长的感喟。实际上，人类的科技文明能够发展到今天是一种极小概率事件，且不说灾变的影响，就算地球能够在一个安宁的环境里存在几十亿年，也并不能保证人类就一定能取得科技上的重大进步，一些看似影响极小的因素往往能完全阻断智慧生物的进步。举例来说，银河系中的双星系统远多于太阳这样的单星，也就是说，如果银河系中的另一颗行星上存在生命，它更可能是属于一个双恒星系统。行星上一旦出现生命，那么进化出智能生命几乎是必然的。先是只有三百零二个神经元的隐杆线虫，然后是拥有九十六万个神经元的蜜蜂大脑，再后来是拥有五千万个神经元的老鼠大脑，最终是拥有八百五十亿个神经元的人脑。这个过程也许很漫长，但其过程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天堑。实际上，真正的阻碍是在此之后，在双星或多星系统中，智能生命的科技进步将遇到某些极难克服的障碍，它们也许能学会制造工具，也许可以发展出农业，也许会创造文字，也许还会发展出自己的数学……但是，它们的天文学和物理学发展必定会被严重拖延。试想一下，如果地球处在双恒星系统中，那么由于白天很长而黑夜极短（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黑夜和星空），第谷就算再勤勉，也绝对无法积累足够的天文观测资料，于是开普勒就会严重缺乏相关的研究材料。同时，由于双星系统中行星的运转轨道过于复杂，开普勒恐怕穷其一生都不可能总结出开普勒三定律，而如果没有开普勒三定律作为基础，牛顿的脑袋就算被苹果打中一千次也创立不了万有引力定律。而如果没有了牛顿……所谓的现代地球科技文明还可能存在吗？

杜原继续飞驰着，他的目标就在前方。只有通过“强观察者量子光斑系统”才会发现，真正的宇宙巨怪并不是体积千倍于太阳的蓝巨星，也不是星系中心的巨型黑洞，甚至不是包裹着重重谜团的类星体……这些星体占据的空间固然可怖，但它们都不能与星际尘云相比——一旦置身浩渺无边的星际尘云，让人感到的会是坠入万丈深渊的绝望。猎户座尘云以前被称作猎户座大星云，1656　年由荷兰天文学家惠更斯发现，视星等　4　等，距地球一千三百六十光年左右，编号　M42。由于内部包含许多明亮星体，猎户座尘云肉眼便可看见，是全天亮度排名第二的弥漫星云。但非常奇怪的是，在望远镜出现之前，甚至包括中国古代那些非常尽忠职守的司天监在内，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留下过关于它的文献记载。在现代天文学发展的早期，宇宙中所有云雾状天体都被称作星云。后来随着望远镜观测水准的不断提高，人们才将这些云雾状天体更准确地划分为星团、星系和星云三种类型。现在所说的星云，一般单指由星际空间的气体和尘埃结合成的云雾状天体。不过历史的惯性实在是太强大了，许多时候“星云”这个词仍被误用，比如著名的仙女座星系就常常被称作仙女座大星云。而在“强观察者量子光斑系统”里，为了避免类似的误会，所有的弥漫星云均统一称作尘云。

一般的弥漫尘云的内部物质非常稀薄，平均每立方厘米甚至不到一百个原子，大大低于人类在实验室里所能获得的真空的标准。但这只是平均值，大多数弥漫尘云的直径都能达到几十光年之巨。在这样广阔的范围内，引力的作用使得物质的分布很不均匀，有些区域实际上具有相当的物质密度。在这些区域，原子因为密度较大，已经可以结合成分子而形成星际分子云。而在某些孕育原始恒星的孵化场地带，物质密度更是会大幅增长若干个数量级。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年老的尘云在引力的作用下持续收缩上亿年之后，物质密度更是大得多。

现在杜原置身于一片浓密的星尘之中，一时间他觉得世界似乎已经遗弃了自己，四周无边无际的橙色雾霭弥漫了每一寸空间。即使是宇宙间最明亮的巨星这时也暗淡下来，成为布景上一个个可有可无的斑点，如同暗夜中的远方烛火，而绝大多数普通恒星则是完全没入苍茫之中，再也无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