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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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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本就是情感热烈的人，假如他真正率性而行，至少在精神上，他的许多表现自然会洋溢出青年人的气息。他对黑暗的极端的憎恶，那种不愿意“费厄泼赖“（FairPlay）的决绝的态度，都是极能引起青年共鸣的特性。但是，他毕竟又是个思想深刻的人，四十年的经历早向他心中注入了一种深广的忧郁，迫使他养成一种沉静的态度，不喜欢欢呼雀跃，也不主张赤膊上阵，不轻信，更不狂热，选一处有利的屏障，伏在壕堑中静静地观察，这正是他到北京以后逐渐确定下来的人生态度，也是真正符合他的深层心境的人生态度。因此，一旦他有意要振作斗志，焕发精神，以一种青年人的姿态置身社会，他的言行就常常会逾出“常态”，显出一种特别的情味。比方说，他从来就是个实在的人，说话都是有一句说一句，可在砖塔胡同的家里与姑娘们笑谈的时候，他却屡次提到自己床铺下面藏着一柄短刀，又详述自己在东京如何与“绿林好汉”们＇指光复会中人＇交往，言语之间，时时露出一丝夸耀的意味。再比如，到二十年代中期，他对青年学生已经不抱什么期望，所以“女师大风潮”闹了半年多，他一直取旁观态度。可是，一旦与许广平们熟识，他的态度就明显改变，代她们拟呈文，赵草宣言，还一个一个去联络教员签名，组织校务维持会，里外奔走，口诛笔伐，终至被章士钊视作眼中钉，我不禁想，倘若他并不认识许广平她们，他的态度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吗？即便出于义愤，站出来声援学生，也不过是像联署那份宣言的马幼渔们一样，说几句公道活了事吧。同样，他向来就不大赞成学生请愿，不但对“五四”运动作过那样冷淡的评价，就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他还硬把许广平留在家里，不让她去执政府门前请愿：“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东西等着要抄呢！”１３可是，当“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传来，死难者中间又有他熟稔的女师大学生刘和珍，他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他接二连三地写文章斥骂当局，口气激烈得近于切齿，我难免又要想，倘若他不是对刘和珍们怀有亲近的感情，他的反应会不会有所不同？身为这些年轻姑娘的亲近的师长，对她们的惨遭屠戮却全无救助之力，望着许广平们的悲愤的眼光，他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猜想，大概正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才使他下笔的态度格外激烈，诅咒的口气也格外决绝吧。推而广之，他在二十年代中期的公开的文章中，依旧勉力唱一些其实心里并不相信的希望之歌；在明明已经深觉沮丧的情形下，依旧戴着面具，表现出充满热情的斗士的姿态，所有这些“心口不一”的行为背后，是否都有那爱情的压力在起作用呢？
不用说，他到广州与许广平会合以后，这压力就更大了。有活力的人不应该老是神情阴郁，于是他勉力说一些鼓舞人的话，有一次甚至断言：“中国经历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朵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１４有活力的人不但应该对将来抱有信心，更应该投入实际的革命，许广平就正是这样做的，她自己是国民党左派，对“国民革命”满怀热情。于是鲁迅藏起他先前那个彻底的怀疑意识，也来热烈地赞扬北伐，赞扬革命。尤其是对青年人发表演讲，他更是慷慨激昂。他称赞广州是“革命策源地”，而现在已是“革命的后方”；他向中山大学的学生呼吁，要他们用“革命的精神”，“弥漫”自己的生活“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他更说自己“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１６在一次演讲会上，他甚至提高了嗓门，大声号召说：“广东实在太平静了，我们应该找刺激去！不要以为目的已达，任务已完，像民元革命成功时说的，可以过着很舒服的日子！１７读着他这些激进的言辞，我仿佛能想象到当时的情景：一个黑瘦矮小，年近半百的人，迎着台下年轻听众们的热切的目光。用绍兴腔提高了嗓门大声呼喊——为了焕发青春的气息，他的确是尽了全力了。这也自然，身边有许广平，四周又是初到广州时的青年人的热烈的欢迎，任何人处在这样的境遇里，恐怕都不免要兴奋得像一个十六八岁的小伙子吧。
鲁迅毕竟不是十六八岁的小伙子了。一九二七年旧历初三，他和许广平等人漫步越秀山，当踏上一个小土堆时，也许是想表现一下自己的身手还健，他执意要从那土堆上跳下来。他是跳下来了，但却碰伤了脚，半天的游兴，就此打断。这脚伤还迟迟不肯痊愈，半个月后他去香港作演讲，还是一拐一拐的，走得很费力。不知为什么，每当读到他在广州的那些激昂的言辞，我就总要想起这件事，它似乎是一个象征，既表现了他的心情的活泼，更表现了他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四十五岁才尝到爱情，已经太晚了，他无法像十六八岁的小伙子那样忘情地拥抱它。在整个二十年代中期和晚期，他常常都情不自禁地要用恶意去揣测世事，要他单单在争取个人幸福的事情上卸下心理戒备的盾牌，他实际上也做不到。因此，即使他决意和许广平同居了，即便他努力显示一种勇敢的姿态，他内心还是相当紧张。
这紧张也井非无因。就在他到厦门不久，北京和上海的熟人间已经有一种传闻，说他和许广平同车离京，又从上海同船去厦门，“大有双宿双飞之态”。１８他们还没有同居，议论就已经来了，真是同居了，那流言真不知要飞舞到怎样。事实上，一九二八年二月，他和许广平同居不到半年，就收到过这样一封信：“鲁迅先生：昨与××××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１９写信人自称是崇拜鲁迅的青年，却如此看待他和许广平的爱情，这教他作何感想呢？社会上永远有好奇者，有好事者，有小人，有庸众，你就是再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只要你是名人，就总会有流言粘在背上，有恶意跟踪而来。干脆想通了这一点，不去管它，人反而能活得自在，鲁迅同辈的文人中，就颇有一些人是放浪洒脱，无所顾忌的。但是，鲁迅做不到这一点，愈是心中“鬼气”蒸腾，愈是把社会看得险恶，一点小小的流言，就愈会引发他广泛的联想；形形色色的遗老遗少的攻讦，报章杂志上的恶意或无聊的渲染，学界和文坛上的有权势者的封锁，最后是经济上的拈据和窘困：他已经无力摆脱那个涓生和子君式的悲剧的梦魇了。
正因为心头总是压着那个梦魇，鲁迅和许广平同居之后，依然左盼右顾，如履薄冰。他将许广平的卧室设在三楼，自己则住二楼，对外只说她给自己当助手，作校对，除了对极少数亲近朋友，一概不说实情。即便去杭州，实际上是度蜜月，他也要遮遮掩掩。动身之前。他先要杭州的朋友预订一间有三张床的房间；到了杭州，许钦文等人接他们到旅馆，住进那房伺后，正要离开，他却唤住了许钦文，眼睛盯着他，“严肃他说：‘钦文，你留在这里。以后白天有事，你尽管做去，晚上可一定要到这里来！’”他并且指定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将自己和许广平隔开２０——这是怎样奇怪的安排！一年半以前，他鼓励许广平到中山大学给他当助教，口气是何等坚决：“不必连助教都怕做，对语都避忌，倘如此，可真成了流言的囚人了。”２１可你看他这住房的安排，不正是自己要作流言的囚人吗？越是知道他白天玩得那样快活，看到他晚上这样睡觉，我就越感到悲哀，除了喝醉酒，他大概一辈子都没有真正放松过吧，陪伴心爱的女人到西湖边上度蜜月，都会如此紧张，这是怎样可怜的心境，又是怎样可悲的性格？
这样的紧张一直持续了很久。从一开始，许广平就没有向亲属说过实情。直到一九二九年五月，她已经怀了五个月的身孕，她的姑母到上海，她才将实情告诉她，并请她转告家中的其他人。在鲁迅这一面，也是从这时候起，才陆续告诉远。方的朋友。但即使是通报，口气也往往含糊，譬如他给未名社的一位朋友写信，说那些流言如何气人，于是他索性“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房子里——但自然也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２２这哪里只是通报，中间夹着这么多解说，而且到了最后还是含混，并不把事情说清楚。也许他并非存心如此？那么，心里明明想告诉别人，写出来却这样吞吞吐吐，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许广平将实情告诉姑母后，对鲁迅说：“我的亲人方面，如由她说出，则省我一番布告手续，而说出后，我过数月之行动＇指生产＇可以不似惊弓之鸟，也是一法。”２３什么叫“惊弓之鸟”？莫非在下意识里，他们自己也有点心虚？一个人受多了压抑，就会丧失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的能力，甚至连评价自己，也会不自觉地仿照周围人的思路。尤其当与社会习俗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是再明白自己应该理直气壮，心理上还是常常会承受不住，不知不觉就畏缩起来。鲁迅和许广平这“惊弓之乌”的紧张，是不是也正来源于这一点呢？当然，他们愿意将消息公诸亲友，总还是因为有了信心，你看鲁迅这时候写给许广平的信：“看现在的情形，我们的前途似乎毫无障碍，但即使有，我也决计要同小刺猬＇对许广平的呢称＇跨过它而前进的，绝不畏缩”，２４就表露出终于松了一口气的轻松感。但是，要到同居一年半以后，才刚刚松这一口气，他们先前的屏息担心，未免也太过分了。
注释
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和许广平相爱而终于同居，在上海建立新的家庭，是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举动。正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生命意志的执拗的力量，表现了背叛传统礼教的坚决的勇气，表现了一个现代人追求个人自由的个性风采。但是，也恰恰在这件事情上，他内心深处的软弱和自卑，他对传统道德的下意识的认同，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都表现得格外触目。一个人一旦相信爱情，就不再是虚无主义者，鲁迅能够打开一个缺口，也就应该可以冲出“鬼气”的包围，如果这样来看，他和许广平的同居就正显示了他对自己命运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但是，他在冲出包围的途中，要经历那么多的犹豫和权衡，这会不会使他终于争取到手的幸福，不知不觉就变了味呢？男女爱情，这本是为人的一项基本乐趣，倘若你必须要耗费那么长的生命，经历那么深的痛苦，才能够获得它，你还能说它是一项乐趣吗？用太多痛苦换来的幸福，它本身已经不是幸福，它甚至会变成一笔三债，将承受者的脊梁压弯。因此，我一想起鲁迅硬拉许钦文同眠一室的情景，先前那因他们同居而产生的欣喜心情便迅即消散。鲁迅是获得了胜利，可恰恰是这个胜利，宣告了他将难得再有真正的胜利。
１鲁迅：一九一八年三月十日致许寿裳信，《鲁迅书信集（上）》，十六页。
２鲁迅：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七十八页；并《研究》，四十页。
３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八页。
４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十二页。
５鲁迅：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三十六页。
６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上）》，一百一十页。
７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六十九页；并《研究》，一百零四至一百零五页。
８许广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鲁迅信，《研究》，一百二十六页至一百二十九页。
９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一百八十七页。
１０鲁迅：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三十六页。
１１鲁迅：《厦门通信》，《华盖集续编》，一百三十九页。
１２同１０。
１３许广平：《鲁迅与三·一八惨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三百六十八页。
１４鲁迅：《黄花节的杂感》，《而已集》，四页。
１５鲁迅：《中山大学开学致语》，《集外集拾遗》，二百十五页。
１６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十六页。
１７清水：《我怀念到鲁迅先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二百七十五页。
１８川岛：《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四十五页。
１９周伯超：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致鲁迅信，引自《研究》，二百七十页。
２０许钦文：《鲁迅在杭州》，钟敬文编：《鲁迅在杭州》，杭州，《西湖文艺》编辑
２１鲁迅：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三十八页；并《研究》，一百八十九页。
２２鲁迅：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十五页。
２３许广平：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致鲁迅信，《两地书》，二百七十页；并《研究》，二百二十页。
２４鲁迅：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二百四十八页；并《研究》，一百九十九页。
第十三章没完没了的“华盖运”
实际的情形正是如此，爱情并不能使鲁迅摆脱困境。就拿他到广州这件事说吧，他所以愿意去，除了与许广平会面，也还有另外的意图，他自己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致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１可他人还未到广州，郁达夫和郭沫若已经离开中山大学，不能建造联合战线了。他却仍不泄气，将眼光转向中山大学：“只要中大的文科办得还像样，我的目的就达了。”２这所谓“还像样”，就是指像北京大学的样。他毕竟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他对蔡元培创立的那一种崇尚自由的大学风气，对这风气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始终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的确，在现代中国，只要存在这样的大学，那就无论遇上怎样的专制和高压，思想的火炬都不会熄灭。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要想对社会施加影响，恐怕也只能从发扬北大凤气这样的事情人手。所以，鲁迅一到中山大学，除了做国文系的主任，还担任教务长，一头扎进教务堆中，忙得不可开交。他公开以“五四”时候的风气作为标准，在一次教务会议上，他主张让学生有研究、活动。和组织的自由，就特地举出北京大学作为榜样。直到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大举“清党”，从中山大学抓走几十个学生，他还以“五四”为例，在他召集的紧急会议上据理力争：“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借发动全国工商界都罢工罢市。……我们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人，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３在广州的最初几个月，无沦说话做事，他的态度都那样积极，和在厦门时候是大不同了。
但是，迎面就有一连串壁在等着他碰。首先是广州的激进青年对他不满了。他初到广州时，这些青年曾经热烈地欢迎他，蜂拥去听他演讲，有的还直接去找他。可是，鲁迅毕竟看多了黑暗，即使极力振作，在演讲会高呼口号，话一说长了，还是会流露出阴郁的意思。他说广州是一个红皮白心的萝卜，说广州的青年把革命游戏化，甚至说广州有大叫，却无思索，无悲哀，因此也就没有真正的革命和文学，４你想想，整日沉浸在狂热情绪中的激进青年怎么听得进这些话？他到广州才一个月，就有人以“鲁迅先生往哪里躲”的标题，在报纸上批评他。“鲁迅先生！你莫尽自在大学教授室里编你的讲义。……如此社会，如此环境，你不负担起你的使命来，你将往哪里去躲！”５接着，更有人用近于无理的态度责问他：“你不愿意从事文学革命；你又不去做武装者的革命；那么你处在今日的中国，更拿着一种什么革命的东西在领导着一般青年？”６与此阿时，广州的文学界也开始有人批评他“落伍”，认为在北伐的形势下，《阿Ｑ正传》那样的作品已经没有资格再自称是革命的文学，７面对这样的不满，鲁迅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当然不愿意青年人误解他，读了那篇《鲁迅先生往哪里躲》，他立即清许广平以她的名义，写了《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的解释文章，在同一张报纸上发表。但是，他又很知道，他其实无法向这些青年解释清楚，以他们的天真和幼稚，怎么可能理解他那“无话可说”的深刻的迷惘？他只有暗自苦笑了。
接着是中山大学内部的人事纠纷。鲁迅虽是教务长，学校的实权却操在教务委员会手中。这委员会的几个主要人物，像戴季陶，朱家哗等人，都是国民党的要人，官场上的老字，他们绝不愿意将中山大学办成北大那样的学校，鲁迅和他们自然不会有多好的交情。文科主任傅斯年，本是鲁迅在北京时的旧识，却那样热衷权力，也使鲁迅很失望。二九二七年三月，傅斯年更将顾颔刚请到中山大学来当教授，鲁迅坚决反对，甚至说：。他来，我就走！”可傅斯年还是将顾请来了，鲁迅立刻就辞了职占他写信对朋友忿忿他说：“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当红鼻＇指顾颉刚＇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斯年＇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办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口头路的。”８他原是一介书生，不习惯做行政事务，性情又梗直，不会拐弯抹角，就很容易与刁钻的同事发生矛盾。全是为了自己的那一点“野心”，才勉力挑起教务长这副担子，现在竟弄得连势不两立的对头也跑到身边来当教授，这岂不是又落入厦门大学的覆辙了吗？依他向来的脾气，自然是一走了之。
当然，他更震惊的还是“四·一五”大搜捕。自到广州以后，他对国民党一直抱有好感，也为北伐的节节胜利感到高兴，他那样无保留地赞扬孙中山，除了受风气传染，也因为他大体上赞同孙中山的理想。可是，一直举着孙中山的旗帜的国民党，竟会这样大规模地搜捕前一天还是同盟者的共产党员，抓去那么多无辜的人，还要那样残酷地杀戮被捕者，还要得意地形诸笔墨，什么“用斧劈死”，什么“乱枪刺死”……这实在出乎他的意料。在北京，是段棋瑞的卫队屠杀请愿学生，到广州，却又看见国民党更大规模地杀戮昔日的盟友，偌大一个中国，难道就逃不脱这样的惨剧？他尤其震惊的，是那屠杀者中间，竟也有许多青年人，不但是年轻的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更是年轻的戴着眼镜的大学生，投书告密，助官捕人，这些青年似乎还格外起劲。在北京时，青年学生的冷漠和健忘，已经使他深受刺激，现在这更可怕的情形，会给他怎样沉重的打击？他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９在南方的温暖、生机和光亮当中，竟看见了更为严重的寒冷、死地和黑暗，他简直目瞪口呆了。
国民党的“清党”不但在精神上给他严重的打击，而且在人身安全上，也似乎要对他造成威胁。他和广州的共产党人本没有多深的交往，但他曾列名于成仿吾等人的一个颇具赤色意味的《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又恰在“清党”后的第六天辞去中山大学的教职，有些人就难免要推测，他这是在表示抗议。知情者如傅斯年，又故意含糊其辞，更助长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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