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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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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将苏维埃俄国描绘成理想的乐土，到与中国的共产党人公开结盟，鲁迅在短短的几年间，摆出了一个与从前明显不同的新姿态，十年前他告诫年轻人，万不可做关于将来的梦，可现在呢，他自己就不断向人描绘这样的梦；十年前他已经认定，无论那些人自称什么，都不过是在争夺地狱的统治权，可现在他公开跨进那争夺的战场。他自然是不得已，借用他自己的话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这是当时国民党官方对“苏区”的称呼】的事实，这有什么法子呢？”４９你甚至还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彻底坚守自己确信的可能，他们置身那样险恶的处境，总难免会在某些时候，以某种方式，放弃自己的确信，来换取起码的生存。虽然事实并非一定如此，我却愿意相信它是如此，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了，那种无论处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肯违背信念的知识分子，你能看到几个呢？倘说鲁迅如此明显地改变面目，正体现了他逃离精神“待死堂”的第三次努力，这努力能够成功吗？
注释
１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五十四页。
２鲁迅：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六十八页。
３鲁迅：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致曹白信，《鲁迅书信集（下）》，九百六十七页。
４鲁迅：《“中国文坛的悲观”》，《准风月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四十五页。
５鲁迅：《后记》，《集外集拾遗》，四百六十五页。
６许广平：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七日致鲁迅信，《两地书》，二百零四页，并《研究》，一百四十九页。
７鲁迅：《我们不再受骗了》，《南腔北调集》，十四页。
８鲁迅：《林克多序》，《南腔北调集》，十一页。
９鲁迅：《后记》，《译文序跋集》，二百六十七页。
１０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南腔北调集》，四十四页。
１１鲁迅：《答国际文学社问》，《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十页。
１２陈梦韶：《鲁迅在厦门的五次演讲》，《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九十七页。
１３鲁迅：《写在后面》，《坟》，二百十三页。
１４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代》，《二心集》，七十九页。
１５鲁迅：《序言》，《二心集》，三页。
１６张佳邻：《陈赓将军和鲁迅的一次会见》，见《回忆伟大的鲁迅》，十页。
１７鲁迅：《小引》，《集外集拾遗》，一百八十八页。
１８鲁迅：《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记》，《译文序跋集》，二百二十五页。
１９鲁迅：《偶成》，《南腔北调集》，一百三十九至一百四十页。
２０鲁迅：《后记》，《集外集拾遗》，四百四十四至四百四十六页。
２１鲁迅：《沙》，《南腔北调集》，一百零八页。
２２鲁迅：《“以眼还眼”》，《且介亭杂文》，九十二页。
２３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致姚克的信中，激烈指责北平的居民：“人民是一向很沉静的，什么传单撒下来都可以，……这地方，就是换了旗帜，人民是不会愤慨的，他们和满洲人关系太深，大好了”。见《鲁迅书信集（上）》，四百十二页。
２４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且介亭杂文二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２５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三十五页。
２６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二心集》，一百四十五页。
２７同９。
２８鲁迅：一九二九年四月七日致韦素园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十七页。
２９他的这些演讲，大多没有完整的文字记录留存下来，但北平当时的报刊，却有一些相当详细的报道，譬如《世界日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有题为《鲁迅昨在师大讲演》的长篇报道。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五百四十九至五百五十一页。
３０鲁迅：《门外文谈》，《且介亭杂文》，八十页。
３１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致曹聚仁信，《鲁迅书信集（上）》，三百八十七页。
３２鲁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致萧军、萧红信，《鲁迅书信集（下）》，六百八十五页。
３３冯雪峰：《关于知识分子的谈话－－片断回忆》，见周建人等著：《我心中的鲁迅》，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一百四十九页。
３４同上。
３５鲁迅：《编校后记·三》，《集外集》，一百八十一页。
３６鲁迅：《文艺与革命》，《三闲集》，六十五页。
３７鲁迅：《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集外集拾遗》，四百七十三页。
３８鲁迅：《译者后记》，《译文序跋集》，二百十二页。
３９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已集》，十六页。
４０同２６。
４１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且介亭杂文》，五十四页。
４２鲁迅：《论新文字》，《且介亭杂文二集》，一百八十一页。
４３鲁迅：一九三０年九月二十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上）》，二百六一页。
４４同１４。
４５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六十二页；并《研究》，三十二页。
４６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见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文学评论》，一九八０年第二期。
４７鲁迅：《答文艺新闻社问》，《二心集》，九十五页。
４８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且介亭杂文未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九十八页。
４９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致姚克信，《鲁迅书信集（上）》，四百四十四页。
第十七章“还是一个破落户”
鲁迅毕竟是“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性情又和郭沫若那一类人很不相同，不习惯在精神上迅速地脱胎换骨，因此，无论他怎样认真读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无论他在笔下添加多少“无产者”、“史底唯物论”之类的新名词，他的言谈“举止，总还是和共产党人大不一样。即便写那些有特定意义的政论文章，譬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他特别用心，勉强能像一些，一到写杂感，写短评，写那些直接针砭社会现象的议论文，他的本相还是会暴露出来。
例如，一九三０年他写《习惯与改革》不但断言“多数的力量是伟大的”，还特别引证列宁的话，称他是“真实的革命者”，你乍一看，会觉得他简直就是马克思的信徒。可再仔细读下去，就不对了：“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１这不还是将民众看成愚昧守旧，以为他们是黑暗的最有力的支柱吗？说来说去，他还是重复在北京时那“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的呼吁，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封面，内页还是《新青年》。在整个三十年代上半叶，他只要谈到民众，多半都还是重复以前的看法。他屡次打比喻，说现代中国的历史就是几个人轮番变戏法，老百姓呆头呆脑地围着看：“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２仿佛是给《示众》那样的小说添注释。回忆往事，他记起家乡旧时的“堕民”，不禁感慨他们“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３翻翻报纸，又看见上海市民一窝蜂放爆竹救月亮，余姚农民则迎神求雨，还把一位阻挡者当场咬死，他更悲愤地问道：“依旧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这悲剧何时完结呢？”４愈到晚年，他对民众的揭发还愈深刻。在二十年代，他常常把老百姓的愚昧归给于麻木，认为统治者已经用愚民政策征服了他们的灵魂：可到一九三四年，他却说：“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人民之所沤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５一年以后他又说：在一般百姓身上，“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６倘把这些话和他另一段也说于这时候的话联系起来看：“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７你会得出什么印象呢？中国的人民并不是麻木到不知道自己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他们明明知道，却不敢反抗，于是就装作麻木，装作不知道，于是也就特别痛恨那些试图指明真相的人，因为正是这些人搅得他们不能再顺顺当当地自我欺骗，不能再照老样子苟活下去－－这是怎样阴暗的看法！原来他对中国的民众，依旧是抱着这样绝望的认识，他那些硬着头皮替他们辩护的言辞，恐怕他自已也不会全信吧？别的且不说，单是那个“变戏法”的比喻，就足以把他对群众“鸡来迎鸡，狗来迎狗”的辩解，一下子化解掉。在逝世前半年，他对一位朋友比较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８这简直是回到三十年前，他和许寿裳讨论国民性时的看法上去了。怎样理解中国的“人心”，历来是中国文人思想的一个基本出发点，鲁迅也是如此，他对社会和自己的看法，有许多都是从对“国民性”的认识中生发出 础Ｔ谡飧鋈绱酥匾娜鲜渡希旯チ耍负趺挥卸啻蟮母谋洌约捍蟾乓擦喜坏桨伞？
既然给社会诊病的时候，他常常还是照着老思路，他接着提治疗意见，就难免还是要抄旧方。一九三二年他去北平辅仁大学演讲，先说日本侵占东北，接着又讲上海的“一·二八”事件，照一般的听众想来，他总该大骂日本了罢。可他不，反而拿日本人和中国人作比较，说日本人凡事都很认真，中国人却松松垮垮：“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９这就露出了当年《新青年》同人做文章的老习惯，总是拿外国的事情来衬显自己的缺陷。事实上，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不断地重复这种中国人必得向外国学习的“五四”式的启蒙主张。他说中国人的“哑”，是因为精神上的“聋”，倘再不输入精神的粮食，中国人便要成为尼采所说的“未人”。１０于是他提倡“拿来主义”，再三强调，说这是当务之急：“启蒙工作在现在是最需要的。……知识分子别的事做不了，翻译介绍是总做得到的。”１１他甚至又拾起十年前那个文法“欧化”的老话题，一连写好几篇文章来讨论它。直到生病躺在床上，还想着要用日本人的认真态度，作一帖灵药，来救治四忆中国人的“马马虎虎”：“不治好这种病，就不能救中国。”１２越是生病发烧，头脑昏昏沉沉，这种《热风》式的思路反而越清晰地浮现出来，他的深层意识，实在还是“五·四”精神的天下。也许是因为自己有了孩子，对下一代的前途有了更深切的忧虑，他从一九三三年起，又接连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譬如那一篇《上海的儿童》，就仿佛是《随感录·二十五》的续篇；一九三六年的《立此存照（七）》，更是直截了当地重复“救救孩子”的呼喊。十年前他就表示，“救救孩子”式的议论是大空洞了，可到头来，他还是忍不住要发这样的议论，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这种抄录旧药方的情形，甚至体现在他的用词上。一九三三年夏天，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换着笔名给《申报》的“自由谈”专栏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１３他对这“老脾气”的描述，就是用了十年前《自序》上的老词汇。一九三四年春末，他又重提那个“染缸”的比喻：“每一新思想，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片”，并且断言：“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１４一九三六年他干脆以“我要骗人”作文章的题目，一开始就讲“我不爱看人们失望的样子”，结尾时又引用庄子“相濡以沫”的名言，使你禁不住要产生错觉，仿佛是在重读他一丸二七年给有恒的那封信，不但意思，情绪，连词句都那么像。文人的思想旨趣，常常就表现在他使用的一些特定的词上，这些语词体现了他看待人世的独特角度，凝聚着他对人生和社会的独特的认识，因此，他选用这些词而不是那些词，绝不只是一个表达的选择，而往往是一个思路和立场的选择。在三十年代，像“染缸”、“看客”、“历史的螺旋”、“窃火者”、“呐喊”、“奴才”、“救救孩子”、“流言”……这些他早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就已经频繁使用的中心语词，又从他笔下纷纷走出来，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证实他的头。脑的依旧呢？
也就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一面说：“唯无产者才有将来”，一面又读起了中国的史书，尤其是宋、明两代的野史。他会在这个时候去读这些书，本身就说明了他对现实的绝望，正像他自己说的：“一个人处在沉闷的时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１５他向来有一种从今天看出昨天的锐利的眼光，三十年代的中国又恰似大厦将倾，一派未世景象，他越是细读宋、明野史，就越觉得自己也正活在那样的时代。心里这样想，笔下就不免也要这样写，于是他三十年代的私人通信和公开文章中，不断出现了以古比今的文字。无论是向东京的朋友介绍国内的恐怖统治：“生人箝口结舌，尚虞祸及，读明末稗史，情形庶几近之”，１６还是向北京的熟人描述火车上遇见的“护教团”：“每当历代势衰，回教徒必有动作，史实如此，原因甚深”；１７也无论是鄙薄谣言家：“明末，真有被谣言弄得遭杀身之祸的，但现在此辈小氓，为害当未能如此之烈”，１８还是轻蔑“围剿”者：“看看明末的野史，觉得现今之围剿法，也并不更厉害……”１９他都忍不住要举出古事来比较。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他接连写出《儒术》、《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等一系外文章，从今天的一件小事，引出古书的一段记载，再拿了那样的记载，转回身来解释今天，文字从容洒脱，笔力却非常遒劲，隔了十年之后，又一次焕发出《春末闲谈》和《灯下漫笔》那样深沉透彻的神采。直到一九三六年，他还不断以明末的事情，来比附现实中文学家的“逸民气”和老百姓的怯懦性，那种以为自己正是活在宋季和明末的强烈感觉，始终没有消散。
一旦沉浸在这样的感觉里，他就不知不觉会倾向于历史循环论。一九三四年，他在内山书店的一次聊天中说，在中国，“只要建立一个政府，就一定用儒家思想控制庶民”，“这个儒家思想的强制一方搞得很厉害的时候，就会发生有名的东西——革命。这个革命一旦巧妙获得成功，革命政府就出现了”；它在最初阶段，当然要“说点新事情，但是不知不觉间又跑到以儒家思想强制庶民的地方去了”；待到它“搞得很凶的对候，下次革命就又会一下子发展起来”……２０这不恰好是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认识吗？正是依据这种认识，他写出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和《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也正因为有这种认识，他连写《北人与南人》这样的随感，也禁不住要用讽刺的语气，说出“如果此后的历史是不再回旋……”这样的反话来。甚至他有心要鼓吹历史进步的观念，一不留心，还是会露出循环论的尾巴。一九三四年他写信对人说：“中国的事，大抵是由于外铄的，所以世界无大变动，中国也不见得单独全局变动，待到能变动时，帝国主义必已凋落，不复有收买的主人了。然而若干吧儿，忽然转向，又挂新招牌以自利，……却未必会没有。这除却与之战斗以外，更无别法。这样的战斗，是要继续得很久的。所以当今急务之一，是在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我向来即常常注意于这一点，虽然人微言轻，终无效果。”２１开头是马克思主义式的乐观，结尾却是近于沮丧的悲观，这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就是循环论思想介入的结果。在他晚年；这循环论思想那样强烈地诱惑他，他只好叉取出“大时代”伪理论来抵挡。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说：“现在只要有人做一点事，总就另有人拿了大道理来非难的，例如问‘木刻的最后的目的与价值’，就是……人是进化的长索上的一个环，木刻和其他的艺术也一样，各在这长索上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了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２２从具体的木刻艺术，他一下子扯到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可见那“将来究竟会怎样”的疑问，在他心头是坠得多么沉。他所以用这种“且不管它”式的回答来搪塞，就说明他实在是打不起精神，再对人强说“将来一定进步”了。
心中存着这样一面古代的镜子，脑中又时时闪过历史循环的念头，鲁迅对现实中的人事，看法就自然会和周围的人很不一样。一九四年，周作人在上海的《人间世》杂志上发表一首打油诗，编者又加上“五十自寿”的标题，引来蔡元培、钱玄同等人的一连串和诗，一时间颇为热闹。这引起上海等地的左翼青年作家的不满，纷纷撰文批评，有的措辞还相当激。烈，闹得沸沸扬扬。鲁迅和周作人早已交恶，又身为“左联”的盟主，他却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但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却有这样的看法：“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懔。……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入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２３对周作人们虽有不满，但主要的锋芒，却是指向了那些围攻他们的人。这也自然，早在一年前，他就用非常尖锐的语气，抨击过这种懦怯的“卸责”术：“我实在恐怕法律上不久也就要有规定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明文了”，因为“人类究竟不能这么沉静，当大敌压境之际，手无寸铁，杀不得敌人，而心里却总是愤怒的，于是他就不免寻求敌人的替代。这时候，笑嘻嘻的可就遭殃了，周为他这时便被叫作：‘陈叔宝全无心肝’。”２４正是那种将过去和今天看作一回事的独特的思路，使他有了这样犀利的眼光，以这样的眼光望过去，周作人就恰似一个现代“陈叔宝”，他的反感，自然不会只对准他了。“左联”的许多年轻人都在那里愤愤地声讨周作人，鲁迅却回过身来看透了他们的心肠，而这是连他们自己也未必能看清的，鲁迅与他们的精神距离，实在是太大了。
他自己也知道，譬如一九三０年春，他依照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安排，接连去上海的儿所大学演讲，同盟的主持人希望他多讲些社会斗争，他却只讲文学，而且在通信中告诉朋友：“我本不知‘运动’之人，所以儿所演讲，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２５心里就明白得很。他不但在私人通信中这样说，在有些公开的场合，他也这样说。一九三０年秋天，上海文化界的共产党组织通过美国记者斯沫特莱，租了一家荷兰人开设的西餐馆，给鲁迅祝五十岁的寿辰。到了那一天，上海的几乎所有左翼文化团体都派代表来参加，把那家餐馆挤得满满的，气氛相当热烈，鲁迅也很高兴。可是，当他站起来致辞时，却说出这样一番扫兴的话：我现在被人请求出来领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我的几位年轻的朋友还坚持要我做一个无产阶级作家。我要是真装作一个无产阶级作家，那就幼稚可笑了，我的根子是植在农村中、农民中以及学者的生活中。我也不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青年，没有对工人、农民的生活、希望和痛苦的体验，就能创作出无产阶级的文学……２６这整篇讲话，简宣好像是故意在强调他和那些给他祝寿的人的精神差别，后面那几句，更是明显夹着刺了。他对那些明明和他一样－－或者还不如他，却摇身一变，以无产阶级自居，大骂他落伍的人，一直耿耿于怀，只要有机会，他就要指责他们的善变：“从之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无产阶级！’”２７他这样去指责别人，自己就更会警惕，即使真是非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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