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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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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三0年五月迁出景云里,鲁迅一直过着一种半禁闭的生活。他没有离开过上海一步。有一次,朋友劝他换个地方疗养身体,他竟声调激越地反问:“什么地方好去疗养?!”28活现出一股困兽般的烦燥。就是在上海、他的生活范围也很狭窄。除了去居处附近的内山书店,他平常很少出门。也极少去公园或别的什么地方游玩,他家附近就是虹口公园,却一次也没有去过。有时间在夜间出门看一场电影,便是重大的消遣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坐在写字台边写,就是躺在藤靠椅上看,文字几乎成了他朝夕相对的唯一伴侣。请想一想,像他那样从小就性情活泼的人,就是再喜欢案头生涯,要他老是过这样一种生活,也势必要觉得憋气吧。他当然可以自我譬解,说这是为了社会和文学的进步,必然要付的一种代价,但是,惟其如此,同一营垒中的关怀,文学界中的朋友的情谊,青年一代的热烈的关注,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这是对他的精神的补偿,是对他的牺牲价值的证明。可是,他实际收获的,偏偏是孤独和寂寞。他同辈的老朋友,除了极个别的人,大部与他疏远了;年轻的朋友中,也少有真让他放心的人。虽然不断地总还有人去找他,他却看得很清楚,他们多半是有求于他。那种与知心友朋品茗饮酒,率性而谈的热烈气氛,他是难得再亲身浸润了。他忍不住向人叹息:“向来索居,近则朋友愈少了,真觉得寂寞。”29偶尔有东京时代的老朋友来访,他更是免不了抓住他诉苦,详细叙说独战的悲哀,“一切人的靠不住”。30一九三六年九月,两位年轻的日本姑娘慕名去拜访他,他更不由自主地显出特别热烈的愉快和欢迎,直到许广平递给他体温表,他拿着往嘴里送的时候,还在不停他说话;她们起身告辞了,他却一再挽留,还说要送杂志给她们——我简直能够想象出他当时的殷切的神情,在那背后,正隐藏着对于孤独寂寞的深深的恐惧。
付出了蛰居囚笼式的生活代价,却换来比当年在绍兴会馆更加难捱的孤独和寂寞,当夜深人静,独坐桌前的时候,他会怎样想呢?一九三五年秋天,他吟出了这样一首诗:“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31身外是肃杀和萧瑟,心中是无可归依的惶惑,星斗已经西斜了,却还听不到报晓的鸡啼,他是深深陷在一种前途渺茫,身心疲惫的沮丧情绪了。也就在写这首诗的同时,他对一位日本朋友说:“近来不知是由于压迫加剧,生活困难,还是年岁增长,体力衰退之故,总觉得比过去烦忙而无趣。四五年前的悠闲生活,回忆起来,有如梦境。”32他所说的“四五年前”,就是指三十年代初,他当时正经历严重的精神危机,也已经遭遇了一连串不愉快的刺激,心里其实是惶惑不安的。但是,他毕竟还没有过深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无论外出还是居家,心境都要比现在从容得多;客厅里又经常是高朋满座,儿子则刚刚出生,正以无保留的天真使他初尝为父的欢愉,生活确实称得上是悠闲。因此,当他现在被各种寂寞、紧张、“横站”和索居的痛苦团团围住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将那时的生活称为“梦境”,就十分自然了。他晚年会陷入这样的困境,当初是绝没有想到的;惟其没有想到,一旦看清自己的现状是如此尴尬,如此无趣,就本能地会后悔,会觉得无聊,太不值得。一个人怀疑自己走错了路,就会不自觉地往回望,他的怀疑心越重,返回起点的冲动就越强,我觉得,鲁迅那“有如梦境”的叹息,是将他对自己这些年处世选择的隐约的后悔之情,相当触目地表现出来了。
不能再维持先前那样的奋斗者的心态,鲁迅的处世方式自然会有所改变。从一九三三年开始,他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再像三十年代初那样卖力地冲锋呐喊了。他自己说:“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因为后来又有了新经验,不高兴做了”。这新经验是什么呢?“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我倒没有什么灰心,……然而好像终究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33非但不愿意再傻乎乎地一个人打头阵,而且也不愿意再像先前那样认真,一意要与对手决出胜负:“若专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34似乎是明确要改变老脾气,洒脱一下了。
不再一味呐喊,那做什么呢?他能做的,无非还是那两样:或者写小说,或者做研究。其实,自到上海以后,他一直都想再捡起这两件事。就在最热烈地鼓吹无产阶级文学的时候,他对自己那并非无产阶级的创作,也始终抱有信心。一九三一年他说:“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35两年以后,他又借恩格斯的话,强调非无产阶级的暴露文学对于“现在的中国”的意义。36所以,他一面换着笔名写杂文,一面却暗自盘算着写小说,不但写短篇,还要写中篇,到了一九三三年,他更两次向别人谈及自己的创作计划,似乎连大致的提纲都已经拟就。越是看出了自己的境巡的尴尬,在杂文和小说之间,他内心的砝码就越会向后者倾斜。你看一九三四年十月,他替自己的写杂文辩护,说了一大通理由,最后去。长叹一声:“呜呼,‘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是为我自己和中国的文坛,都应该悲愤的,”37一种极为复杂的内心隐痛,几乎要溢出纸面,你当可想象,他这样叹息的时候,一定是记起了那些已经在腹中成就雏型,却又先后流产的短篇和中篇小说吧。至于学术研究,他的态度也一样,心境越“冷”,就越想专心去做。一九三二年他就向许广平提议,是不是找个安静的地方专心著书。一年以后,又力劝一位感慨社会堕落的朋友:“大可以趁此时候,深研一种学问,古学可,新学亦可,既足自慰,将来亦仍有用也”,38将他所以想做研究的用心,和盘托出。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他屡次计划要排除“琐事”,“专事创作或研究文学史”,而且明确说,这是一种绝望之后的自我保卫:“往往自视亦如轻尘,然亦偶自摄卫,以免为亲者所叹而仇者所快。”39写小说也罢,做研究也罢,其实都是这样的一种“自摄卫”,他七八年前的那个“顾自己苦苦过活”的老念头,显然又在他脑中清晰地浮现了。
不仅如此。到了一九三五年,他甚至产生强烈的冲动,要从那政治斗争的战场上整个撤下来。在一封给朋友的通信中,他举出几个“战友”从背后打冷枪的例子,忿忿他说:“从今年起,我决计避开一点,我实在忍耐不住了。……短评,恐怕不见得能做了,虽然我明知道这是要紧的,我如不写,也未必另有人写。但怕不能了。一者,检查严,不容易登出;二则我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我不如休息休息,看看他们的非买办的战斗。”40一九三六年五月,他又写出同样的信,先是介绍周扬等人如何围攻他,然后感慨道:“近来时常想歇歇”。41进入三十年代以后,他一直把与官方的对抗,看成是自己最重要的生存奋斗,可现在,他竟愤激得连这个奋斗也要丢开,他对这些年整个人生选择的自我怀疑,那觉得一切都无谓无趣的消沉情绪,明显在内心占了上风。当然,他并没有将这些冲动全部付诸实践,也没有真从政治斗争的战场上完全退出,有时候,他甚至还像从前那样冲锋陷阵,一点都不退缩。他已经那样深地陷入与官方的政治对抗,事实上也很难轻易地退出。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内心仍然一阵阵涌上这么些撤退的冲动,他仍然那么认真地一次次下决心,要排除身外的干扰,返回小说家和学者的书房,我实在忍不住要说,那么在三十年代似乎被他赶开了的虚无主义的“鬼气”,又卷土重来,堂而皇之地坐进了他的灵魂。“唯无产者才有将来”的信仰也好,和一批精神危机,反而使他在这危机中陷得更深了。
注释
1周建人:《关于鲁迅的若干史实》,《我心中的鲁迅》,十四页。
2陈琼芝:《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关系的一次谈话》,《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二百四十七页。
3鲁迅: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三十三页。
4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致姚克信,《鲁迅书信集(上)》,四百六十一页。
5鲁迅: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致杨霁云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二十九页。
6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且介亭杂文末编》,五十六页
7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主集》,三十七页。
8冯夏熊:《冯雪峰谈“左联”》,北京,《新文学史料》一九八0年第一辑。
9戈宝权:《史沫特莱回忆鲁迅》,《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四百三十五页。
10同8
11林默:《论‘花边文学’》,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上海《大晚报.火炬》。
12绍伯:《调和》,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火炬》。
13鲁迅:《花边文学.序言》,《花边文学》,一页。
14鲁迅: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七十一页;并《研究》,三十五页。
15鲁迅:《答周刊编者信》,《且介亭杂文》,一百十二页。
16矛盾:《我和鲁迅的接触》,《我心中的鲁迅》,一百二十九页。
17鲁迅: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致徐懋庸信,《鲁迅书信集(下)》,九百八十九页。
18鲁迅: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致杨霁云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二十九页。
19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且介亭杂文末编》,五十六页。
20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致王冶秋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三十八页。
21鲁迅: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口致胡风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七十八页。
22鲁迅: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致时歌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零三页。
23鲁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致杨霁云信,《鲁迅书信集(下)》,六百九十五页。
24鲁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口致许广平信,《研究》,二百三十八页。
25鲁迅:一九三三年七月八日致黎烈文信,《鲁迅书信集(上)》,三百八十六页。
26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致叶紫信,《鲁书迅信集(下)》,一千零三十五页的。
27鲁迅: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鲁迅书信柒(上)》,三百八十页。
28郑伯奇:《最后的会面》,《鲁迅主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一千零九十九页。
29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二日致姚克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二十四页。
30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八十八页。
31鲁迅:《亥年残秋偶作》,《鲁迅诗全编》,二百二十一页。
32鲁迅:一九三五年六月十日致增田涉信,《鲁迅书信集(下)》,一千二百二十五页。
33鲁迅: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致萧军、萧红信,《鲁迅书信集(下)》,八百零二页。
34鲁迅: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致郑振铎信,《鲁迅书信集(上)》,五百八十五页。
35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九十页。
36鲁迅:《关于翻译》,《南腔北调集》,一百十三页。
37鲁迅:《准风月谈.后记》,《准风月谈》,一百八十三页。
38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致台静农信,《鲁迅书信集(上)》,四百七十页。
39同上。
40鲁迅: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下)》,七百四十
41鲁迅: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致曹靖华信,《鲁迅书信集(下)》,九百九

第十九章《死》
鲁迅老了。
他的身体越来越差。自从一九二八年五月那场大病以后,肺结核与肋膜炎就一直纠缠着他。他经常发烧,咳嗽,开始还能靠服药抑制,后来是服药也不行了,一九三四年秋未,他的低烧竟持续了一个月。人日渐消瘦,颧骨凸起,甚至牙龈都变了形,和原先装就的假牙配不拢,不得不请医生再作矫正。一九三六年春天,他的体重降到三十八公斤,穿着棉袍子在街上走,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有一次朋友聚会,与他交往并不多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凭直觉就发现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她请来当时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专家作诊断,那美国医生仔细地检查之后,神色严重他说,鲁迅的肺病非常严重,倘是欧洲人,五年前就会死掉了,说得史沫特莱当场流下了眼泪。到这一年夏天,他甚至连陪客人吃完一顿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位日本朋友增田涉专程从日本赶来探望他的病情,他便请增田涉吃午饭,可是,他勉强吃了一点点,就站起来说:“我累了,上楼去休息,你慢慢吃罢”,即由许广平扶着,慢慢地走上楼去。留下增田涉一个人,陷入不可抑制的忧虑和悲伤。
衰老不只是一种生理现象,它更是一种心理现象。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鲁迅心理上的衰弱也日渐明显。他对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越来越大了。中国人向来就有一种将舒适与自强对立起来的观念,孟子那一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名言,就是这种观念的经典表述。直到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写《救学弊论》,还这样断言:“凡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2这一套观念对鲁迅影响颇大,他在北京时就常说,独身者生活不能大安逸,生活太舒服了,工作就会为生活所累。所以,一直到与许广平同居,他都有意保持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冬天床上只垫一层薄薄的棉褥,也从不购置沙发二类松软的坐具。他日常的不修边幅,冬天的不穿棉裤,虽都有具体原因,但这种自奉俭朴以固德操的观念,显然是更为深层的依据。可是,自到上海以后,身边有了许广平那一双手的细心照料,他这种其实是可笑的观念,便难免发生动摇。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日衰,青年人的逞性之情逐渐减弱,他对物质享受的排斥态度,更势必日渐软化。每当农家中请客,桌子上排开五六个菜,热气腾腾,香味四溢,再斟上一杯浓醇的黄酒,他的神情立刻就会变得欢快起来。虽然在举筷的同时,他偶尔也会说:“过着这样的生活,是会软弱的”,但他说话时的愉快的神态,早已经戳穿了这话的字面的伪装,他其实是一直都喜爱这样的享受,也甘愿“软弱”一下子的。3到后来,他在观念上也开始变了,有一次与朋友闲谈,他就批评章太炎《救学弊沦》中的那段话:“这活诚然不错,然其欲使学子勿慕远西物用之美,而安守其固有之野与拙,则是做不到的。因为是好事”,以他那样聪颖的头脑,谁能想到,在这方面却如此偏执呢?一直要到身体极度衰弱,肉体对意志的牵坠日益沉重。才放弃那种请教徒式的生活态度!当然,惟其是相当被动地放弃,他对自己目前的物质生活,就有一种相当大的依赖性。一旦发现这生活有可能改变,内心就会觉得恐慌。你一定记得,他与许广平相爱的时候,是怎样为了她的牺牲而感到内疚,可到这时候,他却顾不上这些了。有一次,几个朋友鼓动许广平参加社会活动,许广平也怦然心动,似乎是想答应,他竟当着那鼓动者的面,沉下脸来说:“广平你不要出去!”5他何尝不知道男女平等的道理,也何尝不了解许广平那热心社会活动的性格,要她整日在家里照料他的生活,她会觉得多么憋气。可是,他已经离不开女人对他的照料,已经无力独自填补放许广平跨出家庭之后的生活空白了。我觉得,他这一次拦阻许广平的粗暴态度,是将他心理上的不自觉的软弱,表现得再明白也没有了。
从青年时代起,鲁迅一直扮演一个被别人依赖的角色。可是,他现在自己成了一个依赖者,再要维持原先的角色,就自然非常吃力。在三十年代初,他还没有明显感觉到这一点,与人谈论自己揽妻携子的新生活,口气相当自信:“我本来想过独身生活,因为如果有了孩子,就会对人生有所牵挂。可是现在我的思想成熟了,觉得应该像这样生活。”6但很快他就感觉力不从心了。譬如在经济上,他肩上的担子就太重,以至他屡次叹气,说以前没有积下足够的钱。他更痛感到,像这样四面招呼,扶老携幼,在心理上委实难以承受。他当初指斥国人,说他们只会生,不会养,现在他自己有了儿子海婴,在教养上自然就格外用心。为了助长孩子的天性,他甚至到了只要有可能,便不拂逆海婴的心意的地步。可他一共才那么一点生存空间,过去不拂逆母亲,现在又要不拂逆儿子,那能够拂逆的,便只有自己的意愿了。这自然使他苦恼,于是他一面行着孝子慈父的苦役,一面又忍不住发牢骚:“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头自,前年又生一孩子,责任更无了期矣。”7由新担子的不堪承当,他甚至对老担子也发生怨气,有一次母亲为家用向他抱怨,他竟用相当激烈的口气回信:“其实以现在生活之艰难,家中历来之生活法,也还要算是中上,倘还不能相谅,大惊小怪,那真是使人为难了。”8他还把这怨气发散进了公开的文章。在《伪自由书》的前记里,他叙述自己为什么向申报的“自由谈”专栏投稿,笔锋一转,就扯出了那失母并非坏事的老活:“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者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9到一九三五年春天,他甚至连母亲想到上海来住一段时间,也感觉麻烦,对朋友抱怨说:“不久,我的母亲大约要来了,会令我连静静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中国的家族制度,真是麻烦,就是一个人关系大多,许多时间都不是自己的。”10当然,就像他一面宣告要撤下战场,一面却依然继续呐喊一样,他现在也是一面抱怨,一面却继续硬撑着负担亲族之累。他这许多牢骚和不满,大都只在嘴上说说,心里想想,井没有真将这些担子都从肩上除下。但是,他已经无力在内心将这不堪重负的怨苦自己化解掉,他常常要靠发泄它们来维持心理的平衡,你从这一面,不正可以看出他的承受力的减弱,他的精神弹性的日渐消失吗?
精神失了弹性,脾气就越来越坏。他从来就不是平和的人,现在是更容易动怒了。在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六年,斥责“左联”内的那批共产党人也好,批评他看不惯的其他文人和青年也好,他用词常常那样极端,神色常常那样决绝,就说明他的理智的自我控制能力,是消退得多么厉害。尤其在家里,他更容易失去控制。他忍不住要对许广平发火,而更多的时候,是独自一人沉着脸生闷气,甚至躺到阳台的水门汀地面上,长时间地不理睬人。有一次与朋友通信、他毫不掩饰地发泄对许广平的不满:“连孩子来捣乱,也很少有人来领去……”11我想,倘若能克制住心中的怒气,他一定不会愿意露出这种老太爷式的嘴脸吧。越到晚年,他和许广平的精神沟通似乎越是减弱,彼此的不满也逐渐发展,这除了两人在年龄、智力和性情上本来就有差异,他在晚年的精神失去弹性,性格中的一些病态倾向日益显露,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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