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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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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鲁迅读到进化论的时候会那样震动，二十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奋心情：〃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脊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包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③原来历史并不是一路倒退，越来越糟的，从猿到人，从低级动物到高级动物，分明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我有什么理由要对将来丧失信心？原来人类进化的规律，早已决定了新物必将代替旧物，年轻人必将胜过老头子，我又有什么理由不振作精神，为自己争取一个健康的发展呢？原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可能永久不变，那些腐朽没落的东西，早晚都会被淘汰，我又为什么不奋身而出，也来充当一个扫荡黑暗，驱旧布新的斗士呢？在鲁迅此时的心口中，进化论哪里只是一种学说，它分明是通向新世界的人口，是黑暗中的第一抹阳光，是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新认识的起点，是他对自己生存价值的新判断的基石；他怎么可能不欣喜若狂呢？看着鲁迅这兴奋的神情，我真要深深地感激严复，正是他描画出来的那个进化论，和传人中国的其他西方思想一起，耙一批敏感的中国人拉出了那条已经婉蜒数千年的忍受和绝望者的长队，赋予他们对历史趋势和个人价值的乐观主义的新认识，最终将他们造就成一代奋起反抗旧制度创造新社会的先觉者。
鲁迅的心情大变了。先前那份受轻蔑、受压迫的痛苦依然存在，但另一种俯视现实，俯视黑暗的气魄与日俱增；那份走投无路的煌惑并没有消失，但另一种踏上卞坦途的欣喜明显压过了它；对势利和愚昧的人们的厌恶依然强烈，但就在这旁边，又生出了一种分析、探究和拯救他们的理想主义的热情，虽不能说那默默忍受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但一种奋起反抗的冲动，显然是更为强烈。他毕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旦信奉了一种乐观主义的理想，就自然要付诸行动了。
于是他一到东京，就剪掉了辫子，除去那奴隶的可耻的标志。接着更沉人〃如何求国的庄严的思考，多次和朋友们讨论么？〃〃它的病根又在哪里叶他得出结论说：〃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这毛病是怎么沾来的？〃两次奴于异族，……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那该怎么办／唯一的救治方法是革命！〃③这些看法并不特别，无论提问的角度，还是回答的思路，都明显受了当时报刊和留学生中的流行思潮的影响，但是，鲁迅的启蒙主义的心路历程，却正是由这样的思考开始故。他吟出〃寄意寒星垄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样宣誓般的诗句，毫不掩饰地以救国者自居，又发表《斯巴达之魂》那样慷慨激昂的文字，力倡一种与奴隶心态绝然相反的奋勇牺牲的精神。他还和朋友一起，利用课余时间去讲道馆练习柔道，摔跤，还自己备了一把刀，声称要回国复仇，⑤俨然要做一名斯巴达式的战士了。
难怪他在仙台碰了那么多壁，回到东京却依旧意气昂扬，那在去仙台之前就已经萌生的以血荐轩辕的大志，似乎稳稳地撑住了他。他很快就重返三年前的生活轨道，依旧是学外语，读理论，也依旧是写文章，谈救国。他开始长篇大论地抒发去仙台之前就已经形成的那些思想，譬如《人之历史》，是宣传进化论，《摩罗诗力说》，是崇扬文学中的〃斯巴达之魂〃，《文化偏至论》，是鼓吹改造人心，再造精神，与四年前写下的《弁言》的题旨，几乎一模一样。尤其他这些文章的语言和文风，也像四年前那样慷慨激昂，一点都不比《斯巴达之魂》有什么逊色。我觉得，与文章题旨相比，语气和文风更能够表现写作者的情感状态，正是从《斯巴达之魂》到《摩罗诗力说》的慷慨激昂的文风，表现了鲁迅在日本期间的基本心态。至少在大部分时间里，他是自居为一个救国救民的启蒙者，对自己和民族的前途满怀信心，因此他毫不吝啬自己的嗓门和精力，一任那慷慨悲歌的英雄主义情绪激越飞扬，一九0三年他寄给朋友的照片上，眉字间流溢出那样一股勃勃英气，就再清楚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
一个人的实际境遇和他对这境遇的理解，竟能有如此大的差异，鲁迅明明是处处碰壁，走投无路，却自以为踏上了救国救民的希望之道。也许黑暗时代里的最初的启蒙者，对自己的处境都会发生类似这样的错觉？但鲁迅的这种情形，还是会使人特别担心。命运是无情的，不管你怎样理解它，它总要将自己的真实面日暴露给你夕逼迫你看清楚它。鲁迅又是那样敏感的人，他的少年经历早已经在心中灌满了对于冷酷人生的厌借，一旦现实打破了他现在的乐观信念，他心理上会发生怎样剧烈的反应呢？我似乎又隐约觉出了命运之神对他的恶意，就像在安排他的童年和少年生活一样，莫非它又要重演故伎，先用种种乐观的信念哄住他，然后一下子撕破它们，将他再一次推人震惊和绝望的深渊？我真是不敢再想下去。
注释
①严复在翻译赫肯黎的《进化和伦理学》时，依照他当时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作了相当多的简化和改造，详见林基成：《天演＝进化？＝进步？》，《读书》，北京，一九九一年十二期。
②《朝花夕拾》，五十四页。
③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让，一九五三年版，十八一十九页。
④鲁迅：《自题小像》、《鲁迅诗全编》，二十四页。
⑤景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见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上海，作家书屋，一九四五年版：五十八页。
第五章犹豫不定的灵魂
鲁迅毕竟不是小孩子了，他对命运之神的恶意，不会再像童年时候那样懵然无知。他在理智上确实有错觉，但在下意识里，他的实际人生体验还是会深深地影响他。倘说他这时正信奉一种启蒙主义的乐观的信念，这乐观的信念本身，却又分明受到他另一些情绪的持续的侵蚀。
比方说，他在弘文学院探究中国人的国民性，这当然是表现了强烈的启蒙热情，可你看看他这种探究的具体角度，“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传只管很好看，……但按之实际，却全不是这回事”，①中国人的毛病不只在愚，更是在诈；不只在麻木，更是在虚伪——看到他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中国人，恐怕谁都会认定，是有一种对人的深刻的不信任在影响他吧。也就在这时候，他迷上了俄国作家安特列也夫，同时翻译他两篇小说，一篇译名为《谩》＇即欺诈＇，表现人世间的无真诚，另一篇译作《默》，描写一家人互不相通，只会默然相对。他又那样喜欢尼采，桌子上经常放一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个是对人间阴冷的犀利的洞察，一个是对卑劣人种的整个的唾弃，它们居然能引起他的强烈的共鸣。那理想主义的启蒙热情，显然还不能占满他的身心。在鲁迅这时期的论文中，一到驳斥那些他认为乖谬的主张，发动的第一步攻击，往往是挑剔主张者的实际动机，揭发他们的心口不一，这不正是他那个探究国民性的角度的延伸吗？我不禁想起绍兴城中那个在当铺和药铺间匆匆奔走的少年人，想起他十多年来对周围卑劣人心的敏感和憎恶，在上面举出的现象当中，这敏感和憎恶是太明显了。
再比方说，他写那么多文字来鼓吹进化沦，《人之历史》是不用说了，像《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沦》，只要讲到欧洲和人类的历史，他都一概描述成不断进步的图景。可是，一涉及中国的事情，他的立场就不同了。对中国的现状，他是彻底否定的，什么“本根剥丧，神气旁皇”，什么“＊＊华土，凄如荒原”，②说得一无是处。可对中国的过去，他有时候却相当推崇，譬如《文化偏至论》一开头，他历数从轩辕氏到元明时代中国与外国的种种比较，非常明确地断言，中国人以往的“益自尊大”是“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于理极者矣！”③过去好，现在糟，这不等于是说历史倒退吗？在另一处地方，他还这样描述中国文化的变迁：“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其所崇爱之溥博，世未见有其匹也。顾民生多艰，是性日薄，洎夫今，乃仅能见诸古人之记录，与气禀未失之农人；求之于士大夫，戛戛乎难得矣”，④这不正是一幅历史沉沦的标准图景吗？就在西方的理论使他相信历史必然进步的同时，对中国的现实感受却使他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社会文化是在一路倒退。进化论讲自然淘汰，本来包含对退化的关注，可鲁迅对进化论的兴趣，却主要不在这一方面，在情感上，他对弱肉强食那一套理论，根本就非常反感。他更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他最看重的是中国的将来。因此，一旦他在中国的历史当中找不到一个历史必然进步的证据，这会对他对将来的乐观期望，造成多大的威胁呢？还有比这更大的矛盾。他这时候正以启蒙者自居，可他写下的几乎所有文章，都明显表现出对于民众的轻蔑，像“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⑤像“人人之心，无不泐二大字曰实利，不获则劳，既获便睡，纵有激响，何能撄之？”⑥简直比尼采还要严厉。对民众是否接受启蒙，他更是没有什么信心，他甚至有一种相反的看法，以为民众多半要迫害启蒙者，从“一苏格拉第也，而众希腊人鸩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⑦到拜伦的“世辄谓之恶人”，雪莱的“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⑧每当赞颂这些天才，他总不忘记特别去指出，他们是怎样地为世人所不容。他还由此引申出一条规律，说大凡先知和启蒙者，都难免要被人视为恶魔：“正如中国所谓叛道，人群共弃，艰于置身。”如此蔑视大众、把他们对启蒙的态度设想得这么坏，我实在要怀疑，他又怎么能维持住向大众启蒙的热情。大概也就是这种对大众的深刻的不信任，使他自我激励的誓词“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显露出那样双重的意味，既是发誓献身，却又倍感孤寂。他甚至把承受孤独判定为启蒙者的一项必备的条件：“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⑩我总以为，启蒙者是不能对多数失去信心的，因为他的希望，他个人的价值，就正系在那个多数身上；他也不能把孤独视为当然，更不能把它看成自己的永久伴侣，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孤独正意味着他的无能和失败。当然也可以说，鲁迅这样强调孤独，是一种愤激之辞，他的本意，还是在给自己打气，希望能借此更牢固地站稳启蒙者的立场。可是，就在他用这样的方法来增强自己的启蒙毅力的同时，这方法也会不知不觉地将他引离开启蒙的立场：“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１１⑩。对大众的是否觉醒都无所谓了，哪里还是一个启蒙者呢？
再来看他对科学和物质作用的认识。一九0三年他写道：“工业繁兴，机械为用，文明之影，日印于脑，尘尘相续，遂孕良果……”１２似乎只要物质进步了，社会的精神自然就能进步。他后来写《说铂》，写《科学史教篇》，去仙台学习医学，也都是表现了这种确信。可是，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有那样透彻的认识，实际生活又随处可见种种远非物质进步所能改变的病态现象，他对自己的确信，又禁不住要发生怀疑。尤其从仙台返回东京以后，更公开发表相反的意见：“纵今物质文明，即现实生活之大本，而崇奉逾度，倾向偏趋，……必将缘偏颇之恶因，失文明之神旨，先以消耗，终以灭亡。”１３顺着这条“搞物质而张灵明”的思路，他一直走到了替中国传统文化大声辩护的地步：“今世冥通神＊之士之所归也，而中国已于四千载前有之矣！”１４他甚至替佛教辩护，反对占用寺庙来开办新学校：“事理神秘文化，决不为理科入门一册之所范围。”１５从《科学史教篇》的对于科学局限的承认，到《破恶声论》的对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赞扬，他走得如此之远，现实中病态人心对他的刺激，实在太强烈了。
当鲁迅坐在榻榻米上一支连一支地吸烟，伏案疾书的时侯，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写下的这些长篇大论当中，竟有这许多矛盾的地方。历史究竟是进步的，还是不进步甚至倒退的？个人的价值究竟是在自己身上，还是在社会和别人身上？对一个性会的拯救来说，究竟是推动物质进步最重要，还是重建精神信仰最重要？他在东京的那几位朋友，倘若有谁向他追索过些问题的答案，他多半要回答不出的吧，就在那启蒙主义的乐观信仰催促他拿出斩钉截铁的回答的同时，另一种深藏的怀疑却会伸出手来，在半道上截住它们。在那个意气风发的启蒙者的姿态背后，实际上是一颗被各种矛盾纠缠住的犹豫不定的灵魂。
灵魂的矛盾必然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当时的东京，正是中国流亡者云集的地方，许多反抗清朝的政治和军事组织，都以这里作为基地。其中有一个光复会，主干都是浙江人，全神贯注于组织暗杀和会党起义，在反清组织中，态度特别坚决。以鲁迅当时的救国热情，他很快就成为这些团体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演讲会也好，讨论会也好，常常都能看到他那双专注的眼睛。他和光复会的关系尤其密切，光复会的实际领袖陶焕卿，就是他的熟朋友。到后来，他更加入这个组织，他的住所，也一度成为陶焕卿存放会旗、标识和其他重要物件的秘密地点。在同伴中间，他的情绪往往特别激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结果被恩铭的亲兵剖腹挖心，消息传来，他在东京的一次集会上慷慨陈辞，忽然听到有人在一旁冷言冷语，更大光其火，从此对那人产生反感，久久不能释怀。
可是，这仅仅是他的一面，他还有完全不同的另一面。既然参加了光复会，就要接受领导人的指派，有一次，一个任务落到他头上，让他也像徐锡麟那样，回国去刺杀清廷的某位大员。他当时接受了。可临动身前，他又去找那布置任务的人：“如果我被抓住，被砍头，剩下我的母亲，谁负责赡养她呢？”这很令人扫兴，一个刺客，怎么能这样顾虑重重呢？于是光复会收回成命，不要他去了。鲁迅很爱母亲，他对她将来的生活的顾虑，自然是真实的。但我想，他所以又回去问，却恐怕不止是出于这一份顾虑。要做徐锡麟那样的刺客，需要具备特别的心理素质，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要能信赖集体，将自己完全交出去。鲁迅虽有报国的热情，却不是一个愿意将自己完全交给别人的人，原因很简单，他不能无条件地相信别人。即便一时冲动，时间稍长，他对卑劣人心的体验，对一切冠冕堂皇的东西的习惯性怀疑，势必会一点一点瓦解他的冲动，使他重新犹豫起来。有一次在东京，他目睹一个反清团体的领导人，就在手下人进行军事袭击，随时可能遭难的时刻，坐在那里谈笑风生，仿佛毫不在意，不禁“惊佩不至”，直到许多年以后，还一再对人谈起。１６我够想象他当时的震惊，处在他那样的心境里，恐怕任何人都会和他一样，要从那可能已经丧命的手下人的立场，来重新审视所谓“牺牲”的意义和价值吧。我相信，正是类似这样的重新审视，使他会对朋友这样说：“假如焕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们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幸免！””他对陶焕卿都如此看，怎么可能义无反顾，跑回国内去当杀手呢？
鲁迅虽然有种种充足的内心理由，但在当时那样慷慨悲歌的气氛里，他又早作过“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宣誓，结果却中途变卦，推卸使命，对人对己，总有点不大好交代。因此，这件事一直成为他的一块心病，将近二十年后，他还不断地为自己解释。他多次对许广平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甚至坦率承认：“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刺激的结果。”１８这都是直接的解释。有一次许广平问他对暗杀的看法，他回答说：“一，这不是少数人所能做，而这类人现在很不多，即或有之，更不该轻易用去；还有，是纵使有一两回类似的事件，实不足以震动国民，他们还很麻木，……第二，我的脾气是如此的，自己没有做的事，就不大赞成。”１９这就是间接的辩护了。类似这样的反对牺牲的活，他后来更一再说起，到三十年代还没有停止。说实话，我并不相信他拒绝当刺客时，就已经想到了这么多，它们多半都是他事后持续思考的结果。但也惟其如此，更显出了他当时那份犹豫的强烈程度，荣誉感和使命感的压力那么大，到几十年后还使他感到沉重，要竭力解脱，他最终依然拒绝当刺客，他内心的矛盾有多深，也就无须再说了。
当然，最能够表现他这时候的行为矛盾的，还是他对婚姻的态度。他到日本不久，就接到母亲来信，说已为他订了亲，女方名叫朱安，是按旧式规矩教养大的，不识字，也没有见过他，但母亲见了喜欢，便托人说媒，订了这份亲。这是典型的包办婚姻，鲁迅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反对，要求退婚。母亲的第二封信很快就来了，说不能退婚。鲁迅只好后退一步，提出两个条件，一要朱安放足，不再缠小脚，二要她进学校念书，学认字。显然，他这时对自己的婚姻还抱着希望，即使不能自己选择，也想尽量将它改造得符合理想。可是，母亲的第三封信又来了，传达了朱安的意见，一，脚已经缠了多年，放不大了；二，不愿意进学校念书。事情到这一步，已经非常明白，从肉体到灵魂，朱安都是一个旧式女人，接不接受她，就看你的选择了。鲁迅没有立刻回信，似乎是想推迟选择。可没过多久，一九0六年夏天，母亲的信又来了，说自己病重，要他速归。他匆匆赶了回去，可一跨进家门，却看见母亲好好的，她没病，诳他回来，是要他完婚：无论时间上，还是地理上，他都没法拖延，必须立刻决定，你究竟接不接受这个荒唐的婚姻？
鲁迅接受了，他如期出席婚礼，头上还装了一根假辫子；婚后第二天，也按着习俗随朱安去娘家“回门”，似乎是愿意尽量地符合礼数，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真愿意屈服，婚后第三天，他就搬到母亲房中去睡；再过一天，更干脆离家远行，回日本去了。这就很奇怪了，如此无情地弃妻而去，说明他井没有放弃对理想婚姻的渴求，正因为这种渴求非常强烈，却又遭到残酷的打击，他才会产生这样决绝的报复冲动，可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要接受这个婚姻呢？他自己作过多次解释。一是说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愿望，为了尽孝道，他甘愿放弃个人的幸福。二是说不忍让朱安作牺牲，在绍兴，订了婚又被退口娘家的女人，一辈子要受耻辱。三是说他当时有个错觉，以为在酷烈的反清斗争，中他大概活不长久，和谁结婚都无所谓了。
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实活。当他作出选择的时候，他脑子里正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绍兴家乡的世界，它用多年积累起来的传统伦理和习惯意识，在他内心造就一种甘于忍受的心境，以至他一旦返口家乡，面对亲人，心理上便很自然地倾向于担任牺牲者的角色。另一个则是东京留学生活的世界，它刺激起他的血性，又灌输给他那么多理想和抱负，以至他一旦冲动起来，便情不自禁地粑自己想象成救国救民的志士。有意思的是，在他面对婚姻的时候，这两个世界并非简单地站在两边。一个诱使他接受，一个力主他拒绝，而是相反，它们彼此融合，互相渗透，一起把他推向朱安的怀抱。他决意为了尽孝而牺牲自己，当然是表现了传统伦理对他的深刻束缚，但是，这不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自信，一种有能力承担牺牲的重负的自信。甚至是对这重负的不自觉的轻视吗？你从这自信和轻视背后。是否又能看见那意气风发的启蒙心态的影响呢？他对朱安的怜悯，自然是表现了对弱小和无辜者的人道主义的同情，但是、他这样将朱安娶来，又弃她而去，不同样是造成她的不幸吗？他所以想不到这一点，也正反映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伦理思路的影响吧。同样，他预料自己活不长久而同意接受朱安，自然是表现了东京的激昂气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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