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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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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话毕竟是梦话，叽叽咕咕的，像个婴儿在呀呀学语，很难听得懂意思。但偶尔也有听得懂的时候，只要能听懂的，我发现说的多半是跟火密有关的。这说明他在梦中依然在思索破译火密的事。有时候他梦话说得非常清楚，甚至比白天说的还要清楚，而道出的一些奇思异想则是极为珍贵的。比如有一天，我听他在梦中喊我，然后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了一个关于火密的很怪诞的念头，说得有模有样，有理有据，像给我做了一番演讲。讲完了，我感觉他说的这念头简直离奇透顶，却又有一种奇特的诱人之处。打个比方说，现在我们把火密的谜底假设是藏在某个遥远地方的某一件宝贝，我们去找这个地方首先要做出选择：是走陆路还是水路，或者其他途径。当时我们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眼前只有乱石一片，一望无际的，看不到任何水面，所以走水路完全给排除了。走陆路，我们试了几个方向走，结果都陷入绝境，不知出处在哪里。正是在这种水路看不见、陆路走不通的情况下，你父亲在梦中告诉我说：乱石的地表下隐藏着一条地下河流，我们应该走水路试试看。我觉得这说法非常奇特又有价值，尝试一下，哪怕是错误的，也会长我几分在你父亲心中的形象。所以，第二天，当我证实你父亲对夜里的梦话毫无印象时，我便把他的梦话占为己有，当作自己的观点提出来，一下子得到了你父亲的高度认可。
请记住，这是以后一系列神奇和复杂的事情的开始，前提是我“剽窃”了你父亲的思想。然后，你想不到——谁也想不到，当我们这样去尝试时，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立足的乱石荒滩底下果然暗藏着一条河流，可以带我们上路去寻觅想像中的那个地方。于是，我们整装出发了。啊，真是不可思议啊，一个我们用十多年辛劳都无法企及的东西，最后居然如此阴差阳错地降临！
这是破译火密最关键的一步，有了这一步，事情等于成功了一半。接下来，还有二道重要的关卡是不能避免的：一是选择哪里上岸的问题，二是上岸后是选择在室外找还是室内找的问题。当然，我现在说的这些都是打比方说的。所有的比方都是不真切的、蹩脚的，但除了这样说，我又能怎么说呢？老实说，如果不打比方，如实道来，不但你看来不知所云，而且你将永远无缘一睹。我是说，如果我把我们破译火密的具体过程如实说了，这封信恐怕难以在你的有生之年内解密。
话说回来，如果上面说的“两个问题”一旦解决掉了，那么我们无疑可以极大地加快破译进程，也许转眼间就会破译。可如何来解决那两个问题呢？我又寄望于你父亲的梦话，很荒唐是不？荒唐也只有任其荒唐了，因为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渠道。于是，从那以后我一直很注意收集你父亲的梦呓，凡是听得懂的，不管跟火密有关无关，都做了笔记，反复推敲，仔细琢磨其中可能有的灵感。但说真的，我从内心里已不相信还会发生这种事，因为事情太神奇，出现一次已经奢侈得令人匪夷所思，哪还敢再三求之？连幻想都不敢了，就是这样的。但事情似乎下定决心要对我神奇到底，每次到需要我们作关键抉择的时刻，你父亲总是适时以梦呓的形式恰到好处地指点我，给我思路，给我灵感，给我以出奇制胜的力量和法宝，让我神奇又神奇地逼近火密的终极。冥冥中，我感觉自己正在一点点变成你父亲，话语少了，感情怪了，有时候一只从食堂里跟回来的苍蝇，在我面前飞舞着，忽然会让我觉得无比亲切，嗡嗡的声音似乎也在跟我诉说着天外的秘密。就这样，两年后的一天，我们终于如梦如幻地破开了火密，在人类破译史上创下了惊世骇俗的一页。我现在想，如果一开始就让我与你父亲同居一室，随时倾听他的梦话，那我们也许会更早地破译火密；如果能让我听懂你父亲的所有梦呓，那么破译的时间无疑还要提前。我甚至想，虽然破译火密是世上最难的事，但如果谁能破译你父亲的梦呓，这也许又会变得很容易。干我们这行的都知道，世上的密码都不是在正常情况下破译的，而是在人们有心无意间，在冥冥的阴差阳错间，莫名其妙地破译的。破译家的悲哀在于此，破译家的神奇也在于此。但是，像我们这样鬼使神差破译火密的，恐怕在神秘的破译界又是创了神秘的纪录的。
凯旋也是落难。刚刚摆脱火密的纠缠，一种新的纠缠又缠上了我和你父亲，这就是：美丽的皇冠该戴在谁的头上？这个事情说起来并不比火密简单，首先制造复杂的是我和你父亲的诚实和良心，我们彼此都向组织上强调是对方立了头功，真诚地替对方邀功请赏。这就是说在我和你父亲之间，我们谁也没有抢功劳，没有损人利己，没有做违心缺德的事。这我绝对相信你父亲，我也相信自己。我说过，当你父亲第一次托梦给我灵感时，我没有如实向他道明事实，是出于一种虚荣心，但后来几次不仅仅是这样，后来我还有这样的忧虑：我怕如实一说，会影响你父亲一如既往地托梦给我。这完全是可能的，他本来是“无心插柳”，可一旦被我道破，“无心”就会变成“有心”，“无意”就会“刻意”。有些事情是不能苛求的，苛求了反而会变卦。正是这种担心，我一直不敢跟你父亲道破他梦呓的秘密。不过我早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破译了火密，我是一定要告诉他真相的。所以，火密被破译后，当你父亲热烈地向我祝贺时，我一五一十全都跟他如实说了。我这么说，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父亲幸福地来接受这一胜利果实，这也足以证明我刚才说的话——当初不说，不是我想抢功。
然而，你父亲根本不相信我说的，包括我拿记录托梦的笔记给他看，他也不相信，说这并不能证明什么。总之，不论我怎么解释他都不相信，总以为我这是在安慰他，是我对他尊敬的谦让。当然，这事情说来确实难以相信，它真得比假的还要假，若以常理看没人会相信的。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后悔当初没有把他的梦话录下音，有了录音，就什么都不用说了。录个音本是举手之劳的事，而你父亲恰恰就是这样想的，认为如果真有那种情况，我一定会做录音的。可我就是没有。事情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当时谁知道有一天我们还要为荣誉你推我让的？不过你推我让，总比你抢我夺要好，你说是不？
不，事情远不这么简单。
事情到了机关，到了领导那里，到了上报的材料上面，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第一次审阅上报材料，你父亲看关键之处没我的名字，当即作了修改，把自己名字圈掉了，同时加上我的名字。然后轮到我看，我又划了你父亲画的圈圈，同时把自己的名字涂掉了。第二次审稿，你父亲把材料上我俩名字的顺序做了个调整，把自己的大名挂在了我之后，我看了毫不犹豫地划掉了自己的名字。也许上面的同志正是从我这个坚决的举动中，更加坚信你父亲所以这么抬举我，纯属是出于友情和对徒弟的关爱。换句话说，虽然我和你父亲同样在为对方请功，但上面的同志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的“请”是真的，而你父亲是假的，是在设法施恩于我。可崇高而光辉的荣誉岂能徇私？徇了私，“上面的同志”岂不要怀疑有人在玩忽职守？所以，材料虽经几番改动，但最后又回到原样：关键之处没有我的名字。这是组织纪律的需要，也是合情合理的。确实，我一个无名小辈哪有能耐上天揽月？顶多是替师傅打了个不错的下手而已，即便有些功劳一并记在师傅荣誉薄上也属理所当然，岂能与师傅平分秋色？这大抵就是当时上面同志的心理，基本上也是我的态度。说真的，事情最后这么落场，我绝无不平不满之念，更无冤屈之言。我觉得事情本该如此，心里由衷地替你父亲高兴。
然而，你父亲却由此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总觉得是窃取了我的功劳，对我不起。开始，他还努力想改变局面，连找几位领导说，要求重新颁发嘉奖令，与我分享荣誉。但这又谈何容易？说句不好听的话，即使上面同志认定嘉奖令有错，至此也只能将错就错，何况他们从不认为有错。我不出怨言，就是嘉奖令无错的最好证明。这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正确的事情就该执行，就该宣传，就该发扬光大。就这样，各种荣誉就像潮水一样，一浪盖过一浪地朝你父亲扑来，英雄的名声像狂风一样在上下席卷，并且远播到每一个可以播到的角落。殊不知，越是这样，你父亲心里越是惶惶不安。可以这样说，开始他的不安更多是出于对我的同情，所以他极力想为我鸣不平，但后来的不安似乎已有质的变化，变得沉重，变得有难言之隐，好像他有什么不光彩的把柄捏在我手上，惟恐我心里不平衡，把事情的原委捅出去。不用说，我真要向他发难，他和众多上面同志岂不要贻笑天下？事情到后来确实弄巧成拙，弄得你父亲两头做不成人，对我他总觉得亏欠了我，对上面他总担心有天事发，弄得大家狼狈不堪。尽管我做了很多努力，包括把记录着他托梦给我的笔记本都当他面烧了（这无疑是我要向他发难的最有力武器），但我的努力似乎很难彻底治愈他的不安。当然，从理论上讲，烧掉原件并不排除还有复印件秘密存在的可能，而我一口口声声的保证又能保证什么呢？这不是说你父亲有多么不信任我，而是你父亲认定这事情欺人太甚！既是欺人太甚，我的感情就可能发生裂变，甚至跟他反目成仇，来个鱼死网破什么的。所以，后来他一边用各种方式对我进行各种可能的补偿的同时，一边又念念不忘地宽慰我，提醒我，甚至恳求我咽下“那件事”，让它永远烂在我肚子里，包括在临死前还在这样忠告我。
啊，还有什么好说的？是我们朴实的良心在起坏作用。在我们各自良心的作用下，一切都开始变得复杂，变得乱套了。我真后悔起初没把他的梦话录下音，再退一步说，如果早知这样，当初在荣誉面前我又何必推来让去的？但我说过，事情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当时我那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事实的尊重，也是出于对你父亲的敬和爱。我又何尝不想要荣誉？只因为我太敬爱他，觉得去抢他的荣誉，我于心不忍，谁想得到事情最后会弄成那样，那同样令我于心不忍！然而，这一切，所有的一切，我要说，不是我和你父亲自己制造的，而是上面的那些被世俗弄坏了心机的人造成的。有时候，我觉得对你父亲来说密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密码之外的东西，就如走出红墙他无法正常又健康地生活一样，让他走出破译室去破译外面的世界，破译外面人思的、想的、做的，那对他才是折磨，是困难，是不安，而至于真正的密码，我看没有哪部会叫他犯难而不安的。你知道，你父亲后来又返回红墙了，其实是又去破译密码了。这次他破的是一部叫“沙漠2号”的密码，又称炎密，是火密的备用密码。
炎密作为火密的备用密码，在火密已经被使用快20年后，它基本上可以说是被彻底废弃了，哪怕对方知道我们已经破译火密也不会启用。这是因为，当时对方已经即将研制出“阳光111”密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即使知道我们已破译火密，决定更换新密码，也不会换用炎密，因为炎密和火密是同代密码，既然老大都已被破译，又怎能指望老二幸免于难？这就是说，当时对方启用炎密的可能性几乎已经不存在，所以破译它的价值几乎也等于零。可又为什么还叫你父亲去破呢？用王局长的话说，就是想给他找个事做。当时你父亲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如果长此下去，病情势必愈演愈烈，结果必将有一发不可收拾之时。老王局长告诉我，他正是担心你父亲出现这种病发不愈的情况，所以才出此下策，安排他去破译炎密，目的就是想让他沉浸在密码中而不被病魔击垮。换句话说，组织上是想用密码把他养着，把他病发的可能性掐掉，让他无恙地安度晚年。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谁想得到破译炎密的巨大喜悦居然引发了他的心脏病，可恶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从重新走进红墙，到破译炎密，你父亲仅用了一百多天时间，这一方面当然是得益于破译火密已有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足以说明你父亲确实是个破译高手！
啊，为密码而生，为密码而死，这对你父亲来说也许是最贴切不过的，贴切得近乎完美，美中不足的是，他至死也未能破译自己的密码：“那件事”的密码。这密码的密底其实就是我说的，可他总不相信。所以，此时此刻，我是多么希望你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我给你写的这封信，那样他也许就会相信我说的，那样，他在天之灵也许就不会再被无中生有的愧疚纠缠。但是，无论如何，你不能让思思看到这封信，因为那样的话，她就会看见你父亲的“又一个悲哀”，从而给她造成更多的悲伤……
下部 捕风者
一、韦夫的灵魂说
二号山谷分东院和西院，走进东院，一看就像个单位，有办公楼、宿舍房、运动场所和人影声响，等等。这里曾是老王的天下，即培训中心。走进西院，却怎么看都不像个单位，几栋零散的小屋，隐没于葱郁的树林间，人影了无，寂静无声。但寂静中透出的决不是闲适，而是森严。我初次涉足这里，看它寂静落寞的样子，怎么也想不到它竟是行动局的办公地，还以为是701接待上面首长的地方。
没有人怎么行动？我问。
答：如果人都坐在家里又怎么叫行动局？
可谓一语道破。
答话的人就是我那位搞谍报工作的乡党，人称“老地瓜”的老吕。老吕不善言辞，也许是长期搞地下工作的缘故。老吕不抽烟，据说70年代“抗美援越”期间，他在越南“行动”，搞谍报，有一次，他在某酒店大厅里接了一支某女士递给他的烟抽，不久便昏迷过去，差点丢了性命，从此再不沾烟酒。出门在外，老吕总是穿戴整齐，脖子上挂着相机，腕上箍着手表和手链，头上戴着四季分明的帽子，胸前插着两支钢笔，像一个偶尔出门的游客。这些玩艺儿是不是武器或谍报工具，我不得而知。问过老吕，说是没有，可我又怎能相信他说的？他是个老牌间谍，老地瓜，所有的真实都在眼睛里，不在嘴巴上。
老吕有本相册，很有意思，首先是很老派，封皮是手纺的粗布，相页是黄不啦叽的土纸，装订是麻线，整个土得掉渣；其次是很古怪，说是相册，却有大半不是相片，而是各式各样的纸条和报纸剪贴。其中扉页就是半张香烟纸，上面有他的手迹，是这样写的：
清晨醒来看自己还活着是多么幸福。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我们所从事的职业是世上最神秘也最残酷的，哪怕一个不合时宜的喷嚏都可能让我们人头落地。死亡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早把生命置之度外。你好。我好。
老吕告诉我，这是他刚做地下工作时，他的“上线”（是一位诗人）首次与他接头时，在人力车上顺便写下的，算是一个老地瓜对小地瓜的“经验之谈”，也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纪念品”。那是1947年秋天，当时他是南京中央大学西语系三年级学生，从那以后，类似的纪念品时常“不约而至”。老吕说，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国内到国外，从大的到小的，从有名的到无名的，几乎他参与的每起地下工作都留有一定的“证据”，相册里收藏的就是这类东西，具体有28张照片，11片纸条，7张报纸剪贴和5幅图片，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实物，诸如一枚穿孔的钢币、一个异国信封、几张票据和名片等。多数东西下方都有简单的文字注解。
在众多东西中，有一张照片引发了我强烈的好奇心，照片照的是一个死人，看不见人体的一只手正伸在胸前的口袋里，好像在搜刮死者的遗物。老吕解释说，其实不是在“搜刮”，而是在“给予”，是在给他“放一张银行的催款单”，而那只“恐怖之手”就是他的——他在向一个死人催款，听起来真叫人匪夷所思。在照片下方，有老吕的亲笔，写的是：我的名字叫韦夫，请你们别再喊我胡海洋。
老吕告诉我，这个现在老是被人喊做胡海洋的越南小伙子韦夫，生前与他素不相识，死后两人却一起“合作”，干了一件至今都令他倨傲不已的“杰作”。80年代末，一个叫R·克拉特的英国导演拍了一部电影《活着的死尸》，讲的就是他和韦夫“合作”的故事。至于相关的纪实性文字，更是多如牛毛，我现在收集到手的起码也在十几万字之上。1998年，我随鲁迅文学院一行作家到越南旅游，还专门到韦夫生活过的洛山小镇去走了一趟，听到看到的东西也记了有近万字。总之，要讲述这个故事，资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像时间、地点、背景、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大故事、小故事，等等，可以说“无不在我心中”。我疑虑的是，已经有那么多人，用那么多的方式讲过这个故事，如果我不能另辟蹊径，步人后尘地讲一个老套的故事，意义实在不大。就是说，我想寻求一种新和奇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现在我决定借韦夫的灵魂来讲故事正是这种寻求的结果。老实说，这还是老吕先生写在韦夫遗体照片下方的那句话，给我提供的灵感。
灵魂之说，就是天外之音。请听，“天外之音”已经飘飘而来——
我的名字叫韦夫。
让我再说一遍，我的名字叫韦夫。
我所以这么看重我的名字——韦夫，是因为你们总是喊我胡海洋。你们不知道，胡海洋既不是我的别名，也不是我的绰号或昵称，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以前我听都没听说过（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交道），我从没想到，我和他之间会有什么瓜葛。但是30年前，一个偶然的变故，我被人错误地当作了他。更要命的是，30年来，这个错误一直未能得到改正，因此我也就一直蒙受不白之冤，被人们当作“胡海洋”爱着，或者恨着。说真的，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不停地向人诉说这个错误，但听见我诉说的人恐怕没有一个。让一个声音从一个世界穿越到另一个世界，看来真是一件困难又困难的事情，比模造一个梦想或用水去点燃火还要困难！上帝给我设置这么大困难不知是在考验我的耐心，还是为了向我说明什么，我不知道。其实，要想弄懂上帝的意图同样是困难又困难的。上帝有时候似乎让我们明白了什么，但更多时候只是让我们变得更加迷茫。这是没有办法的。在我们这里，上帝同样常常让我们拿他“没办法”。
没必要太多地谈论上帝，还是来说说我吧。
我于1946年生于越南东北部的一个叫洛山的小镇，父亲是个裁缝。一间临街的小木屋，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散不尽的蒸汽弥漫着，雾蒙蒙的，感觉像个浴室的外堂，这便是我出生的地方，我的家。我最初的记忆似乎总是伴随着哧哧声，那是熨斗熨烫衣服时发出的声音。在我10岁那年，我们家从北街两间小木屋迁到了热闹的南大街的一幢闪烁着霓虹灯的两层楼房里，长条形的石块使房子显得格外结实又庄重。我想这足以说明做裁缝让父亲得到了相当的实惠。但父亲还是不希望我们——我和姐姐韦娜——像他一样，在剪刀和尺子间度过一生。他不止一次地跟韦娜和我这样说：
“我把你们甚至你们子孙的衣服都做完了，你们应该去做点其他的事。”
后来韦娜去了九龙湾工作，我上了河内大学。在我去河内之前，父亲送给我一本产自中国的精美笔记本——64开本，金丝绒的皮面上有一条四爪龙的针绣，扉页这样写道：
“当音乐和传说都已沉默时，城市的各种建筑物还在歌唱。”
这句话似乎注定我要做一个建筑大师。不幸的是，1967年，也就是我在大学最后一个学年的冬天，我回家度寒假，一场突如其来的可怕的肺炎，把我永远搁在了镇上。这个病在当时我们那边是要害死人的，我虽然没死，但也跟重新生了一回一样，整整三年没过一天正常生活，每天进出在医院和家里，不停地吃药，不停地担心，让我为自己的命运生出了许多悲哀。毫无疑问，在我还没可能忘掉疾病时，我已把河内大学和建筑大师忘得干干净净了。事实上，当时我只要再去读一学期书，就可以获得河内大学建筑专业的学位。在后来我的病几乎痊愈时，父亲曾劝我回去把几个月的学业修完，但我已毫无兴趣。肺部的疾病改变了我，使我对父亲“充满水蒸气的工作”产生了不小的兴趣。再说，父亲渐老的年岁和满腹的经纶，似乎也越来越适合站在一旁，给我指点迷津，而不是亲自劳作。我就这样渐渐变成了父亲，在不断淡忘疾病和水蒸气不绝的劳作中，感到了人生的充实和快乐。直到天空中不时掠过美国飞机、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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