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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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父亲，在不断淡忘疾病和水蒸气不绝的劳作中，感到了人生的充实和快乐。直到天空中不时掠过美国飞机、镇上的青壮年纷纷被政府的鼓声和亲人的眼泪送去前线时，我才突然感到了另外一种东西的召唤。
　　罗杰走了。
　　林国宾走了。
　　有一天，妈妈说32号住家的老三也走了。
　　又一天，我们收到了韦娜从南部前线寄来的她一身戎装的照片。
　　就这样，从1971年夏天开始，我的朋友和许多熟悉的人都纷纷应征去了前线。
　　作为一个被恶病缠绕多年的人，我有理由不去应征，去应征了，军方也有理由不录用我。1972年春天，一支海军部队到我们镇上征兵，我去应征的结果就是这样，一位军官看了我病史一栏中的记载后，友好地拍拍我肩膀说：
　　“下次吧，小伙子，战争才开始呢。”
　　说真的，当时我身体已恢复得非常好，我甚至都忘掉了曾经经历的痛苦。如果因为一场几年前、好几年前的病来决定我现在的命运，我觉得这多少有点不对头，何况这病已经好了。从我内心说，我极不乐意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病已夺走我很多东西，我不想让它再夺走我什么。好在“战争才开始”，我似乎有的是机会。同年秋天，有三支部队一起到我们镇上来招兵，其中依然有春天我应征的那支海军部队，我毫不犹豫又去“老部队”应征。吸取上次的教训，这次我在“病史”一栏中没有如实登记。我以为这样他们就会录用我，但接待我的军官（不是上次那位）看我只做了7个俯卧撑就累得气喘吁吁的样子，还是客气地拒绝了我。他告诉我说：
　　“我觉得你去陆军部队更合适，他们一定会要你的。”
　　没办法，我只好去找陆军。确实，他们没那么多要求，只跟我谈了几分钟话，就爽快地发给我一套没有领章的陆军军服。当然，未能穿上蓝色海军军装，对我是个不小的遗憾。但这是没办法的，肺病和轻巧的裁剪工作使我的身体很难强壮，而且由于长时间受水蒸气熏润，我的脸色看起来又白又嫩，显得软弱无力。我知道，要不是战争，像我这样的人也许永远走不进军营。我能走进军营，正如胡志明主席当时在广播上说的：战争让很多人有了意想不到的经历。
　　1972年9月26日，我和镇上其他8名青年一起搭乘军方卡车，离开了洛山镇。
　　车子缓缓地行驶在夹道欢送我们的人群中，我一点也没觉得，我这是去有可能让我永远回不来的前线。
　　在部队的情况我想尽量少说，这是因为一方面它本身就没什么好说的，另一方面有些可以说的对我来说又很没趣。我是说，我在部队的经历很不尽如人意，遇到了许多令我不高兴、甚至痛苦的事。首先，我没有当上军官，而只是当了个特等士兵。据我了解，当时一个河内大学的毕业生可以当上副连长，甚至正连长，最不行的起码也是个排长。我虽说没获得文凭，但也仅仅没文凭而已，没这个形式上的证据，其他或者说学业上并无什么差异，所以我想起码应该任命个排长给我。但军方过分地强调了那张纸文凭的作用，没能如我的愿。一位河内郊区菜农——有人说他是某某军长的外孙——对我拿腔拿调地说：
　　“是的，是的，但问题是你没有毕业证书，入伍前又没有在政府部门任过职，按理只能当个一等兵，让你当特等兵已经是优待的啦。”
　　这样的优待自然不可能令我感到荣幸。
　　不过，我想，士兵就士兵吧，反正我又不是为当官才来部队的。我也不是因为听胡志明主席的广播演讲才来部队的。总的来说，我来部队的想法要比其他许多人显得更为模糊或者复杂一些，我甚至自己都说不出是为什么。有时候，我觉得我是因为受不了美国飞机整天在镇子上空窜来窜去，弄得人惊惊乍乍的，才决定到部队的。但有时候我又觉得不是，起码不全是，至于其他还有些什么，我又说不太清楚，也许……或者……我是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明白，就是：从我决定入伍的一刻起，我从没想过，我会，或者可能会，上不了前线。说实话，有这种愿望在当时来说是荒唐的，这可能是我不想的一个原因。此外，我还固执地认为，穿军装就是为了去前线，只有上了前线，参加了某次具体的战斗，身上的军装才能心满意足，才能显出完美。所以，当跛脚的阿恩营长把我从新兵集训地接到距河内只有几公里远的陆军二○三被服仓库，并庄严告诉我今后我的任务就是配合他看守好这仓库的大门和小门时，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简直沮丧透啦！
　　除了阿恩，我还有二位战友，一位是被炮弹片削掉了半只下巴的唐老兵；另一位是一条叫声尖利的杂毛土狗。难道我来当兵就是为了证明我不是个强壮的人，不配上前线，只能跟这些人呆在一起？我突然有种被谁出卖或欺骗的羞辱，穿在身上的军装仿佛不是配发的，而是我偷来的，骗人的。
　　坦率说，我这人虽然不强壮，但并不缺乏勇气，如果说不怕什么就算勇气的话。我这么说，决不是为了炫耀我的勇气和不怕死，但我在部队的时间里确实从没有为什么胆怯过。在新兵集训营，教练我们射击的是一位从战场上下来的连长，人们都喊他“独眼龙”。因为，他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在一次战斗中被大炮震落在湄公河里，被湄公河里的刺头鱼——也许是大公公鱼——吃了。他从不向我们提起自己可怕的经历，有一次在我要求下，他终于开口说，但说着说着突然闭上了他惟一的眼睛，浑身哆嗦起来。看得出，他是被自己的过去吓坏了。可我却一点也没觉得可怕。在我看来，他所经历的似乎没有比肺炎折磨我的可怕多少，这场病可以说使我心灵受到了创伤，也可以说使我心灵经受了锻炼。如果当时我们这些新兵中确有害怕去前线的，那肯定不是我，我几乎时刻想去前线，去参加一场有名有姓的战争，以验证我的勇气和信念。我曾担心到了战场上一些意想不到的可怕会使我胆怯，让人瞧不起，因而使我痛苦，却从没有想过会以这种方式——上不了前线——让我痛苦。
　　战争在一天天扩大，美国飞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河内上空，不时撂下成堆的炸弹，我们很容易就闻到了从城里飘来的越来越浓的硝烟味。阿恩担心这样下去，河内也会沦为前线，而我却暗暗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由于极度的失落和渴望，我知道我已变得十分苦闷，甚至邪恶。然而上帝知道，我不是诅咒河内，而是诅咒自己可怜的命运。从军需官接连不断到我手上来提取被服的忙碌中，我知道，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奔赴前线。可以说，我侍侯的每一样东西：一件衣服，一顶帽子，一条腰条，一双手套，甚至一根鞋带，都先后上了前线，暂时没有去的，也随时可能上前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手气和汗水已参加了无数次战斗，但这又能为我证明什么？只证明我没有亲自上过前线。阿恩常常炫耀地对我说：
　　“啊，韦夫，你不知道，这是你的幸运啊。”
　　也许吧。
　　不过，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宁愿不要这个幸运。这叫什么幸运，整天跟两个“废物”在一起，还有一条并不出色的狗。当然，阿恩说得有道理，前线不是什么好玩或有利可图的地方，我如果是为了名利想去前线那是愚蠢的。阿恩曾这样警告我说：
　　“战场上飞来飞去的子弹随时可能把你的什么东西都夺走，包括你只有一次的性命”。
　　这我当然知道。
　　但他们不知道，我不是因为追求名利才想上前线的。我也不是出于厌世想死才想上前线。不是的。我只是觉得跟我一起来的人都上前线了，独独把我撂在这个鬼地方，旁人还以为我是怕死才躲到这里来的呢。天哪，谁知道我在这里有多么孤独，多么难受，多么想离开跛足的阿恩营长和可怜的唐老兵。
　　我知道，你们人类是了不起的，起码你们为自己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那些还没做的事，你们相信迟早都会去做；那些尚未知晓的事，你们也相信迟早都会知道。我在人间生活了27个春秋，我深知人类的伟大和自信，但也看到了人类由于伟大和过分自信派生的一些毛病，或者说坏习惯，比如在现实生活中，你们总是将一切可以往后推的事往后推。我在人间时也是这样，甚至我这方面的毛病比一般人都要大。有两件事足以证明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一是我的婚姻大事；
　　二是我上前线的事。
　　你们知道，这都是我想做的事，但就是因为……怎么说呢，我要是知道我的生命是那么有限，也许我就会在有限的生命里把这两件事都做了。但我不知道。我是说，我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会那么短暂，准确地说是那么脆弱。在我要死之前，阿恩流着泪对我这样又哭又骂的：
　　“狗日的，你还整天闹着要上前线，一身臭汗就把你命弄丢了，你……韦夫，你真他妈的没用，韦夫！”
　　说真的，以前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会这么流泪。阿恩啊，你这个傻乎乎的跛脚佬，你为什么要对我流那么多泪，你不知道，人死前是不愿看到别人流泪的，那样他会死得很痛苦。阿恩，你现在在哪里，我很想你。
　　阿恩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就喜欢的人，他有点自以为是，说话的腔调响亮又严厉，跟他的跛脚一点不相配。但他是时间的朋友。时间从不出卖他。时间总是耐心地把附在他表面上的一些不讨人喜欢的东西一点点剥落下来，到那时候你就无法不喜欢他了。我后来真的很喜欢他，现在也没有不喜欢，虽然他在我临死前不应该地流了那么多泪。但这没办法，谁叫我死在他身边的，我想如果让他死在我身边，我同样会流很多泪的。因为我喜欢他。也因为那时我还不知道人死前不愿意看到别人流泪的道理。这道理当然是我死了以后才知道的。
　　阿恩说的一点没错，我确实是被一身臭汗害死的。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依然记得那天是个什么样的日子，那是冬天——又是冬天！你们应该知道，10年前我就是在冬天里染上肺病，差点死掉的，想不到过去了10年，这个季节还是杀气腾腾地向我敲响了死亡的丧钟。
　　那天晚上，我一如往常一样，抱着收音机钻进了被窝。孤独叫我养成了听收音机的习惯，没有收音机，我还睡不着觉呢。因为我总是找有女播音员的电台听，所以阿恩常嘲笑我，说我抱的不是收音机，而是梦想中的女人。也许吧，不过……我不知道，我对女人不了解，也不了解自己对女人的想法。有时候好像想得很，有时候又不太想，就是这样的。好了，还是别说女人吧，女人后面还要说的，现在赶紧说说我钻进被窝后怎么了。我觉得我的身体似乎有些不对头，头昏昏的，心里觉得很冷。我跟阿恩这么说了后，阿恩说：
　　“嘿，这么大冬天的洗冷水澡谁觉得暖和，我也觉得冷啊。”
　　“可我觉得我好像在发烧。”我说。
　　阿恩过来摸了摸我额头，说：“嗯，好像是有点，不过没事的，你可能是累了。快把收音机关了，睡觉吧，睡一觉就没事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就关掉收音机睡觉了。当时已是凌晨4点多钟，这之前我和阿恩，还有唐老兵，一直都在忙碌着替陆军第179师发放冬季被服，他们几乎把半个仓库都拉空了，也把我们三个人累惨了。我后来想，如果就这样回去睡觉也许不会有事的，但当时身上实在是汗流浃背，大伙都觉得应该洗个澡。按规矩，这回该轮到唐老兵烧热水，但唐说他太累了，干脆将就洗个冷水澡算了。当时我们刚干完活，身上热乎乎的，也不觉得冷水有多么可怕，就说洗就洗了。洗完澡，我躺在床上听广播，觉得被窝不像以前一样越睡越热乎，而是越睡越冷。我跟阿恩这么说后，阿恩说：“嘿，这么大冬天的洗冷水澡谁觉得暖和，我也觉得冷啊。”
　　我说：“我觉得我好像在发烧。”
　　阿恩说：“把收音机关了，快睡觉吧，睡一觉就没事了。”我也是这样想的，就关掉收音机睡觉了。
　　第二天中午，阿恩起床后问我怎么样，我觉得我身上在着火，我很想这样告诉他，但似乎已经开不了口了。不一会儿，我听到阿恩大声惊叫起来：
　　“操，你怎么烫得跟火炭似的，韦夫！你醒醒，韦夫！你睁开眼看看我，我是阿恩！”
　　现实总是喜欢重复，变化的只是一点点时空而已。我睁开眼，看到至少有三个模糊的阿恩在我眼前晃动，这感觉和10年前肺病袭击我时的感觉如出一辙。
　　人在昏迷中是没有时间的。我终于醒来，不知过去了多久，也不知来到哪里。明亮的玻璃窗户和窗户外的几杆树枝让我想起，我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一位戴口罩的小姐对我的醒来表现得很高兴，她的口音让我以为是回到了家乡。但她告诉我，这里是河内陆军总医院，我已经来这里快两天了。她一边摘下口罩，一边对我说：
　　“我看了你的证件，知道你是洛山人，我是维浦人。”
　　她说的地方离我家还不到10公里，那里有一家出名的动物园，洛山的孩子没有一个没去过那家动物园的。战争爆发前，我有位表哥就在那家动物园工作，我告诉她我表哥的名字，她居然哭泣起来。不用说，她认识我表哥，而且我表哥一定在战争中牺牲了。事实也是如此，就在两个月前，我表哥在及埃山地阵亡了，他们曾经坐同一辆卡车到部队，相识也在那趟卡车上。战争让很多本来不相识的人变成了朋友，我也成了她的朋友，她叫玉。
　　玉使我有幸得到了医院郑重的治疗，英国人后裔布切斯大夫几乎每隔两天就来探望我，并不断给我做出新的治疗方案。布切斯大夫是这里的院长，每天都有大堆的人的生命等着他去救治，他们大多从前线下来，胸前挂着各种各样的奖章，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肺病患者，能得到如此优待，无疑是玉努力的结果。
　　除了关心我的治疗外，玉还关心我的寂寞。因为我患的是肺病，没人敢跟我住在一起，我独自一个人被关在锅炉房隔壁的一间临时病房里。在寒冷的冬天，这里显得特别热乎，但热乎并不能驱散寂寞。惟一能驱散我寂寞的是玉，她经常来陪我聊天，一天接着一天，我们把有关洛山和维浦的话题说了又说。
　　有一天下午，玉带着阿恩来看我，阿恩还给我带来了韦娜从塔福寄来的信。信上，韦娜说她已经结婚了，丈夫是个机枪手，正在塔福服役，所以她调到那里去了。她没有说起那里的炮火，只是这么提了一句：
　　“和我以前呆的地方相比，这里才是真正的前线。”
　　我是每天都听广播的，我知道当时塔福吃紧的战事，但我不可能因此指责韦娜的选择。战争期间人的思想和平常是不一样的，何况韦娜去那里还有个个人的理由：和丈夫在一起。
　　韦娜在信中还夹了一张她和机枪手的照片，两人站在雄壮的机枪架子上，很像回事地瞄准着想像中的美国飞机——肯定是美国飞机！当我把照片拿给玉看时，她哈哈笑起来，对我说：“我还以为是你妻子的来信。这人是谁？”
　　我告诉她是谁。
　　“那你妻子呢？”玉有点迫不及待地问。
　　阿恩在一旁替我回答了，他装腔作势地说：
　　“他妻子？他有妻子吗？他应该有妻子，可事实上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韦夫，是这样的吧？”
　　这是个令我难堪的话题。
　　但阿恩不会因此闭上嘴巴的，他转过身去，对玉发出了令我讨厌的声音：
　　“玉，你信不信，我们韦夫至今还是个处男呢。”
　　我确实跟他这么说过，我说的也是实话。可我不知道，他是不相信我说的，还是觉得这很好玩，经常拿它和我开心。这个该死的阿恩，你绝对不能指望他守住什么秘密，他有一张比鹦鹉还烦人的嘴！
　　玉对这话题显出了一定羞涩，但只是一会儿，很快她对阿恩这样沉吟道：“嗯……我知道你说的意思，阿恩，你是说……韦夫还有很多事……需要他去做，所以更应该好好地活下去。”
　　后来有一天，玉很在意地问我阿恩说的是不是真的。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这样反问她：
　　“难道你觉得这不是真的？”
　　说真的，我的性格和身体决定我生活中不会有什么女人，曾经有一个姑娘对我似乎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但我现在连她名字都忘记了。这不是说我薄情寡义，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也只是一种可能。我是说，我们之间可能会发生点什么。但由于我的怯弱，结果什么也没发生。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来到洛山的，反正她不是我们洛山人，用我父亲的话说，洛山的姑娘他没有不认得的。当然，他起码认得她们身上穿的衣服，那都是从他手上出去的。
　　有一天，她戴着太阳镜出现在我家门市上，选中了一块布料，要我父亲替她做一件衬衫。父亲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事后我才知道，父亲从她一进门看她穿的衣服，就知道她不是洛山人。大概就因为她不是洛山人，父亲才放手让我做她的衬衫。这几乎是我独立完成的第一件衣服，它没有让我父亲和主人不满意，她高高兴兴地付了钱，走了，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心里有点得意。第二天，她抱着衣服来找我，笑吟吟地说这衣服有问题。我问她有什么问题。她把衣服穿在身上，让我看。我没有一下看出问题，她双手来回地指着衬衫的两只袖口，浅浅笑道：
　　“这么说这是你别出心裁的设计哦，你看看，难道你的袖口是开在这边的吗？”
　　这时我才发现，我把她两只袖子的左右上反了，这样的笑话实在令人羞愧。父亲似乎比我还羞愧，他把羞愧全变成了对我的指责。好在真正该指责我的人并没有责难我，她甚至对我父亲声色俱厉的表现很不以为然。她对我父亲说：
　　“嗨，你干嘛怒气冲冲的，难道这是不可以改过来的？我要的只是把它改过来就可以了，并不想给谁制造不愉快。”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有这么好的脾气，也许该说是性情，她是我见到的最好的顾客之一。我一边修改着她的衣服，一边在想怎么样来感谢她对我的谅解，后来我写了一张便条，放在她衣服口袋里交给她。过了几天，她给我还了一张纸条来，约我在南门的咖啡馆见面。
　　我们在咖啡馆见面后，却找不到一处座位，于是到郊外去走了一圈。那天她穿的就是我做的那件衬衣，她说她很喜欢这件衬衣，并常常想起这是我做的。我感觉到了她对我的好意，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又见了两次面，第二次还一同去看了一场电影，黑暗中她把我的手拉过去一直握到电影散场。这是个令人想入非非的夜晚，但我没想到的是，我一回家父亲就盘问我，并警告我说：
　　“不管她是谁，一切到此结束，因为我们要对你的健康负责！”
　　父亲说得没错，当时我身体还没痊愈，谈情说爱确实是早了一点。但问题是等身体好了我又去找谁呢？父亲能帮我把她找回来吗？说真的，在认识玉之前，这个未名的姑娘是惟一给我留下美好记忆和思念的女人，后来我确实不知她去哪里了，她从我身边消失了，就像空气消失在空气中一样，虽然我可以想像她的存在，但再不可能找到她了。
　　我在说这些时也许是流露了某种感伤，玉为了安慰我，第一次主动握住我的手，认真地对我说：
　　“韦夫，我相信她一定在某个地方等你，我希望你能找到她，找到你的爱……”
　　玉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美丽的同情心是我对人类最珍贵的记忆。
　　在战争中失去亲人是常有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可以比平时少一点。17日，是1973年1月17日，韦娜的战友（其中包括她丈夫）击落了一架美国轰炸机，飞机冒着浓烟向大地扑来，结果一头扑在韦娜的发报台上。我想，这时候韦娜即使变成一只蚂蚁也无法幸免于难。
　　韦娜阵亡的消息对我的治疗无疑产生了极坏影响，就在当天夜里，可怕的烧热向我卷土重来，而且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我。几天后的一天下午，布切斯大夫来看我，却什么也没说，只在我床前默默站了一会儿就走了。我知道，这是对我死亡的宣告。
　　当天夜里，玉也给我发出类似的宣告。不过，玉的宣告方式是任何人想不到的，我自己也没想到。这天夜里，昏迷依然包抄着我，昏迷中，我突然感到一丝冰凉在我脸上游动，我睁开眼，看到玉正蹲在床前深情地望着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目光，我预感到玉可能要对我说布切斯大夫下午没有说出的话。我握住她手，对她说：
　　“玉，你什么也不要说，我知道……布切斯大夫什么都跟我说了。”
　　“嗯，布切斯大夫说，你正在……调动一切细胞和病魔抗争，这是好事。”她使劲地握紧我说，“发烧是好事，说明你的细胞很敏感，很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