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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小说集-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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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里先生代表移民们，他们的劳动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
费尔明·埃古伦总是和我过不去。他一人兼有好几种高傲的身份：乌拉圭人、本地人、吸引所有女人的人、衣着华贵的人、带有巴斯克血统的人，巴斯克人处于历史之外，除了挤牛奶，什么事都不干①。
①巴斯克，西班牙和法国边境比利牛斯山脉附近的地区，当地居民不喜与外界接触，保存自己的风俗习惯和语言。西班牙文中“巴斯克”和“母牛”谐音，因此作者联想到母牛和牛奶。
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更加深了我们的敌意。一次会议之后，埃古伦提议去胡宁街逛逛。我对这个主意不感兴趣，但为了免得他取笑，还是同意了。同去的还有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我们从咖啡馆出去时，迎面过来一个彪形大汉。埃古伦可能有点醉意，推了他一下。那人挡住我们的去路说：
“谁想过去先得问问我手里这把匕首。”
我还记得幽暗的门厅里那把匕首的寒光。埃古伦吓得后退几步。我也不知所措，但我的愤恨压倒了惊吓。我伸手去摸腰带，仿佛掏武器的样子，声音坚定地说：
“这种事情我们到外面去干。”
陌生人口气一变：
“我喜欢的就是这种男子汉。我只是想掂掂你们的分量，朋友。”
这时他笑得很亲切。
“交朋友就得害你破费啦，”我对他说，一起出了咖啡馆。
那个拔刀相见的汉子进了一家妓院。我后来听说他名叫塔比亚，或者帕雷德斯①，或者类似的名字，专爱寻衅闹事。伊拉拉一直不动声色，到了人行道上，他拍拍我的肩膀，赞许说；
①西班牙文塔比亚和帕雷德斯意为“围墙”和“墙壁”。
“三个人中间有个火枪手。好样的，达太安①！”
①达太安，法国小说家大仲马《三个火枪手》里的人物。
费尔明·埃古伦由于我目睹了他的怯懦，一直耿耿于怀。
我觉得故事正文仅仅是现在才开始。前面的篇章只记录了偶然性或者命运所要求的条件，以便烘托一件难以置信的事，也许是我生平遇到的最奇怪的事。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始终是策划的中心，但是我们逐渐不无惊讶地发现真正的主席是特威尔。这个红胡子的怪人恭维格伦科埃，甚至恭维费尔明·埃古伦，但恭维的方式十分夸张，以至显得像是嘲笑，无损于他的尊严。格伦科埃为他的巨大家产自豪；特威尔摸透了他的脾气，知道让他批准一项计划时只要暗示说计划费用很大，就能通过。我觉得代表大会最初只有一个空架子；特威尔建议不断扩充，堂亚历山大无不同意。他好像处在一个不断伸展的圆圈中心，周边无限扩大，越离越远。比如说，他宣称代表大会不能没有一批参考用书；在书店工作的尼伦斯坦便经常为我们采购胡斯托·帕塞斯的地图和各种各样篇幅浩瀚的百科全书，从普林尼的《自然史》和布维的《通鉴》①到那些愉快的迷宫（这是费尔南德斯·伊拉拉的说法），包括法兰西百科全书派②、大不列颠百科派、比埃尔·拉鲁斯③、拉尔森④、蒙坦纳和西蒙编写的巨著。我记得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抚摩一套绢面的中国百科全书，那些笔力道劲的版印文字比豹皮的花纹更神秘。我当时还不知道它们的遭遇，因此自然没有惋惜之情。
①《通鉴》，指《人类拯救通鉴》，亦称《穷人的圣经》，用连环画形式叙述圣经故事，每帧图画附有拉丁韵文解释，12世纪有手抄本流行，1467年刊印成书。
②法兰西百科全书派，指1751至1772年间法国的达朗贝和狄德罗在巴黎合编的三十三卷百科全书，含有启蒙主义思想，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有重要影响。
③拉鲁斯（1817—1875），法国字典编纂者，编了十五卷《19世纪大辞典》。
④拉尔森（1873—1946），美国—斯堪的那维亚基金会文学秘书，主编了七十余种北欧文学作品。
堂亚历山大对费尔南德斯·伊拉拉和我特别亲热，也许因为只有我们两人不想奉承他。他邀请我们去喀里多尼亚庄园去住几天，泥水匠们已经在那里开工。
经过溯流而上长时间的航行，又换乘木筏，我们在拂晓时到达河对岸。然后我们在寒酸的杂货铺里过夜，在黑山地区通过许多栅栏。我们兼程行进，这里的田野比我出生的小庄园要辽阔荒凉得多。
我至今还保存着我对庄园的两种印象：一是我预先的想像，二是我终于亲眼目睹的情况。我仿佛做梦一样荒唐地想像出圣菲平原和阿瓜斯科连特斯宫殿的不可能的组合；事实上喀里多尼亚庄园只是一座长形土坯房于，人字形的茅草屋顶，砖砌的长廊。建筑十分坚固，经得住长期的风吹日晒。墙壁几乎有一巴拉①厚，门很宽大。谁都没有想到在周围种些树木。从早到晚没有一丝荫翳。牲口因是石砌的；牛很多，但都瘦骨嶙峋；马匹也缺少照料，乱蓬蓬的尾巴拖到地面。我第一次尝到新宰牛肉的滋味。庄园里的主食是城里运来的硬饼干；几天后，我听工头说他一辈子没有吃过新鲜面包。伊拉拉问厕所在什么地方；堂亚历山大用手一挥，指向广阔的田野。夜里月光如水；我到外面走走，撞见伊拉拉在解手，附近还有一只鸵鸟好奇地窥视。
①巴拉，长度单位，1巴拉合0。836公尺。
晚上气温也不见下降，热得难以忍受，大家都盼望凉快。房间很多，但是低矮，空荡荡的没有什么陈设；我们住的是一个朝南房间，有两张小床，一个柜子，洗脸盆和盛水罐是银的。泥土地没有铺砖或木板。
第二天，我在图书室里发现了卡莱尔的书，便寻找那篇专谈人类发言人阿纳察西斯·克卢茨的文章，正是他把我引到那个早晨和那个荒凉的地方。早餐和晚饭一样，吃完后，堂亚历山大带领我们去看看庄园的工作情况。我们在空旷的平原骑马跑了一里格路。伊拉拉骑马莽撞，出了一点小事故；工头毫无笑容地评论说：
“那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下马的功夫倒不坏。”
我们打老远就望见那项工程。二十来个人已建起一个残缺的阶梯剧场似的东西。门廊和脚手架中间还露出空白的天空。
我不止一次想同那些高乔人攀谈，但是白费心思。他们似乎知道他们和别人不一样。他们自己交谈时，用一种带鼻音的巴西化的西班牙语，言语不多。他们的脉管里显然有印第安和黑人的血液。他们身材矮小精壮；在喀里多尼亚庄园，我算得上高大了，以前从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几乎所有的人都用围腰布，个别一两个人穿灯笼裤。他们和埃尔南德斯或者拉斐尔·奥布利加多①笔下的忧郁的人物很不一样，或者没有共同之处。星期六在酒精的刺激下，他们很容易动武。庄园里没有女人，我从没有听到吉他的乐声。
①奥布利加多（1851—1920），阿根廷诗人，以描写阿根廷潘帕草原风光和高乔人生活著称。
比这一带的人更使我感兴趣的是堂亚历山大的彻底改变。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个和蔼谨慎的老先生；在喀里多尼亚却成了一个严厉的族长，像是大家的长辈。星期日上午，他给雇工们朗读《圣经》，尽管他们一点也听不懂。一天晚上，工头（一个接替他父亲的青年人）来报告我们说有个临时工和雇工在拼刀于。堂亚历山大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他到了有不少人围观的圈子，掏出身边经常携带的匕首交给那个哆哆嗦嗦的工头，站到那两把寒光闪闪的刀于中间。然后我听到他命令说：
“把刀放下，孩子们。”
然后用同样平静的声调又说：
“现在你们两个握握手，规规矩矩的。我这里不准胡闹。”
两个人服从了。第二天，我听说堂亚历山大辞退了工头。
我感到孤寂向我逼来。我怕再也回不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不知道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是不是也有这种恐惧，但是我们常谈到阿根廷，谈我们回去之后想做些什么。我怀念十一日广场附近胡胡伊街一座建筑门口的狮子塑像，怀念我不常去的一家杂货铺的灯光。我骑术相当好；时常骑马出去，跑许多路。我还记得我常骑的白花黑马，现在多半已死了。某个下午或者某天夜晚，我或许到过巴西，因为边境只是一道有界石的线。
我学会了不再计算日子，一天晚上，堂亚历山大突然通知我们：
“我们早些睡。明天一早趁凉快动身。”
回到河下游之后，我感到高兴，想起喀里多尼亚庄园居然有点亲切。
我们恢复了每星期六的会议。春天的一次会上，特威尔要求发言。他以惯用的华丽辞藻说世界代表大会的图书馆不能只限于收集工具参考书，世界各国、各种语言的古典作品是真正的历史见证，我们如果忽视就太危险了。他的发言当场通过；费尔南德斯·伊拉拉和身为拉丁文教授的克鲁斯博士承担了挑选必要书目的任务。特威尔已经和尼伦斯坦谈过这件事。
在那个时代，巴黎城是每个阿根廷人的乌托邦。我们中间最想去巴黎的或许是费尔明·埃古伦；其次是费尔南德斯·伊拉拉，他们的动机却不一样。对于《大理石雕》诗集的作者来说，巴黎就是魏尔兰和勒孔特·德·李勒①；对于埃古伦说来，巴黎是胡宁街高档的延伸。我觉得埃古伦同特威尔取得了默契。特威尔在另一次会议上提出大会代表应该用哪一种工作语言，并且建议派两名代表分赴伦敦和巴黎了解背景。为了装得不偏不倚，他先提我，略经迟疑后又提他的朋友埃古伦。堂亚历山大一如既往地同意了。
①魏尔兰（1844—1896）和勒孔特·德·李勒（1818—1894），法国象征主义文学前驱帕尔纳斯派诗人的代表人物。魏尔兰的作品有《感伤集》、《无题浪漫曲》、《智慧集》等；勒孔特·德·李勒有《古代诗篇》、《蛮族诗集》、《悲剧诗》等。
我想上文已经说过雷恩开始教我浩如烟海的英文，作为我教他意大利语的交换。他尽可能略去语法和为初学者准备的句形，直接进入形式要求简练的诗歌。我最初同那以后充实我一生的文字的接触，是斯蒂文森的精彩的小诗《墓志铭》①，然后是帕西②用以揭示庄重的18世纪的民谣。我去伦敦前不久读了斯温伯恩的光彩夺目的诗篇，它们使我像犯了过错似的对伊拉拉的英雄体诗③是否卓越产生了怀疑。
①斯蒂文森自撰的《墓志铭》是首诗，把死譬为水手远航归来，文笔清新。
②帕西（1729—1811），英国诗人，研究早期英语，编纂《英涛辑古》三卷，收集了英格兰、苏格兰民谣一百七十六首。
③英雄体诗，每行六音步十二音节抑扬格式的诗歌。
我是1902年1月初到伦敦的；我记得雪花飘落在脸上的爱抚感，我以前没有见过雪，因此特别高兴。幸好我没有同埃古伦一起旅行。我住在不列颠博物馆后面一家便宜的小客店，每天上下午都去博物馆附属的图书室，寻找适合世界代表大会使用的语言。我没有忽略世界性的语言；我涉猎了世界语①和伏拉普克②，《情感历法》杂志把前者称为“平等、简单、经济”语言，后者试图探索语言的各种可能性，动词一概变格，名词一概变位。我权衡了重新启用拉丁语的正反两种意见，人们对拉丁语的眷恋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未衰。我也研究了约翰·威尔金斯的解析语言，这种语言从组成每个词的字母上就能看出词的意义。正是在阅览室敞亮的圆拱顶下，我认识了贝亚特丽斯。
①世界语，波兰人柴门霍夫于1887年以Esteranto博士为笔名发表的国际辅助语言方案。
②伏拉普克，德国牧师施莱尔于1879年创制的国际语言，实质上是一种简化的英语，目前已无人使用。
本文是世界代表大会的简史，不是我亚历山大·费里的故事，不过前者包括了我和其他所有人的遭遇坝亚特丽斯亭亭玉立，眉清目秀，橙黄色的头发经常在我记忆中浮现，不像歪门邪道的特威尔的红头发那样永远不会叫我想起。贝亚特丽斯当时不满二十岁。她从北方的一个郡来伦敦的大学文科学习。她出身和我一样低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意大利血统仿佛不很光彩；我发现伦敦却有不少人认为意大利血统有些浪漫的意味。没过几个下午，我们便成了情人；我向她求婚，但是贝亚特丽斯·弗罗斯特和诺拉·厄夫约德一样，是易卜生的忠实信徒，不愿和任何人束缚在一起。她嘴里说出的一个词是我不敢启齿的。啊，夜晚，分享的温馨朦胧，像隐秘的小河一样悄悄流淌的情爱；啊，两人合而为一的幸福时刻，纯洁真挚的幸福；啊，欲仙欲死然后陷入睡梦的结合；啊，晨光熹微，我凝视着她的时刻。
在巴西凄清的边境，我时有思乡之情；伦敦红色的迷宫给了我许多东西，我毫无那种感觉。尽管我找出种种借口拖延归去的日期，年终时不得不回去；我和贝亚特丽斯一起过圣诞节。我答应她堂亚历山大会邀请她参加代表大会；她含糊地回答说她喜欢去南半球看看，她有个表哥是牙医，已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定居。贝亚特丽斯不想看到轮船；她认为离别是一种强调，是不明智的庆祝不幸的行动，而她讨厌强调。我们便在上一个冬天相识的图书室告别。我是个怯懦的人；我没有把通讯地址留给她，以免等候信件的焦急。
我一向认为回去的路程比来时短一些，但是横渡大西洋的航程充满了回忆和忧虑，显得很长很长。我想到贝亚特丽斯的生活分分秒秒、日日夜夜和我的生活齐头并进，觉得非常伤心。我写了一封厚厚的信，离开蒙得维的亚时又把它撕毁了。我星期四回到祖国：伊拉拉在码头上迎接。我回到我在智利街的老住处；星期四、五两天，我们一直散步聊天。我想重新熟悉睽违一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听说费尔明·埃古伦还赖在巴黎，觉得松了一口气；我比他早回来，多少减轻了我长时间淹留国外的内疚。
伊拉拉情绪低落。费尔明在欧洲大量挥霍，不止一次地违抗叫他立即回国的指令。这也是始料所及的。使我更为不安的是别的消息；特威尔不顾伊拉拉和克鲁斯反对，抬出了小普林尼①的“开卷有益”的名言，说是再坏的书也有可取之处，他建议不分青红皂白地收购《新闻报》的合订本，买了三千四百册各种版本的《堂吉诃德》、巴尔梅斯②的书信、大学论文、账册、简报和剧院的节目单。他早说过一切都是历史的见证。尼伦斯坦支持他；经过三个星期六的“热烈讨论”，堂亚历山大批准了建议。诺拉·厄夫约德辞去了秘书职务；接替她的是一个新成员卡林斯基，也是特威尔的工具。堂亚历山大的邸宅的后屋和地窖如今堆满了大包小包的书籍表册，既无目录。又无卡片。7月初，伊拉拉去喀里多尼亚庄园住了一星期；泥水匠们已经停工。问起时，工头解释说这是主人的吩咐，现在日子闲得无法打发。
①小普林尼（62—114？），古罗马拉丁自然学家普林尼的侄儿，留下许多有文献价值的书信，并著有《特洛伊人赞歌》。
②巴尔梅斯（1810—1848），西班牙长老会教士、哲学家，著有《应用逻辑学手册》和《欧洲文化中新教教义与天主教教义比较》。
我在伦敦时已写好一个报告，现在不值一提；星期五，我去拜访堂亚历山大，并且把报告交给他。费尔南德斯·伊拉拉陪我同去。下午风很大，往屋里灌。阿尔西纳街的大门前停着一辆三套马车。人们弯腰扛包，往最深的一个院子里卸货；特威尔指手画脚地在指挥。在场的还有诺拉·厄夫约德、尼伦斯坦、克鲁斯、唐纳德·雷恩和另外一两个代表，仿佛预感有什么事要发生。诺拉和我拥抱亲吻，使我回想到别的拥抱和亲吻。那个黑人代表乐呵呵的，吻了我的手。
一个房间里方形的地板门已经打开；土坯的梯级通向黑洞洞的地窖。
我们突然听到了脚步声。
我没有见人就知道是堂亚历山大。他几乎是跑步来的。
他的声音同平常大不一样；不是那个主持星期六例会的不紧不慢的老先生，也不是那个阻止持刀决斗、向高乔人宣讲上帝言行的封建庄园主，倒像是上帝的声音。
他谁都不瞧，命令说：
“把地客下面堆的东西都搬出来。一本书也不留。”
这件事几乎花了一小时才完成。我们在泥地院子里堆成一座很高很高的小山。大家来往搬运；唯一不动窝的是堂亚历山大。
他接着又下一道命令。
“现在把这些大包小包点火烧掉。”
特威尔脸色煞白。尼伦斯坦好不容易才咕咕啼啼地说出一句话。
“我尽心竭力选购了这些宝贵的工具书，世界代表大会不能没有它们呀。”
“世界代表大会？”堂亚历山大说。他嘲讽地哈哈大笑，我从来没有听他笑过。
破坏之中含有一种神秘的快感；火焰劈啪作响，亮得炫眼，我们都贴着墙站，或者躲在屋子里。到了晚上，院子剩下一堆灰烬和烧焦的气味。一些没有烧着的书页在泥地上显得很白。青年妇女对老年男人常有一种爱慕，诺拉·厄夫约德对堂亚历山大也怀着这种感情，她不理解地说：
“堂亚历山大知道自己做什么。”
文绉绉的伊拉拉找了一句话：
“每隔几个世纪就得焚毁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①。”
①亚历山大城，埃及地中海岸港口城市，由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1年建立。城内曾有闻名东方的图书馆，公元前30年被恺撒大帝的士兵焚毁，公元390年又遭火灾，残存部分于641年被奥玛尔哈里发破坏。
这时候，堂亚历山大吐露了他的心思：
“我现在要对你们说的话是我经过四年之后才领悟出来的。我现在明白，我们进行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包括在内的庞大的事业。不是几个在偏僻庄园的棚屋胡说八道的说大话的人。世界代表大会从有世界以来的第一刻起就开始，等我们化为尘土之后它还会继续。它是无处不在的。代表大会就是我们刚才烧掉的书籍。代表大会就是击败恺撒军团的喀里多尼亚人。代表大会就是粪土堆里的约伯①、十字架上的基督。代表大会就是那个把我的财产挥霍在婊子身上的、没出息的小子。”
①《圣经·旧约·约伯记》：上帝为了考验约伯的纯正，允许撒但祸害约伯，搞得他家破人亡，自己从脚掌到头顶长满毒疮，坐在炉灰里用瓦片刮身体，但约伯不变初衷。
这时我忍不住插嘴说：
“堂亚历山大，我也有过错。我这份报告早已写好，但我为了一个女人的爱情仍旧赖在英国乱花您的钱。”
堂亚历山大接着说：
“我已经料到了，费里。代表大会就是我的牛群。代表大会就是我已经卖掉的牛群和那些已经不属于我的土地。”
人群中响起一个惊愕的声音，是特威尔：
“您是说您已经卖掉了喀里多尼亚庄园”
堂亚历山大不慌不忙地回答：
“不错，我卖了。如今我一寸土地也不剩了，但我并不为我的破产而悲痛，因为我弄懂了一件事。我们也许不会再见面了，因为代表大会不需要我们，不过在这最后一晚，我们一起出去看看代表大会。”
他陶醉在胜利之中。他的坚定和信仰感染了我们。谁都不认为他神经错乱。
我们在广场坐上一辆敞篷马车。我坐在车夫旁边的位置，堂亚历山大吩咐说：
“师傅，我们去城里逛逛。随你拉我们到什么地方。”
那个黑人坐在脚踏板上，不停地微笑。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
词句是要求引起共同回忆的符号。我现在想叙述的只是我个人的回忆；与我共享的人都已作古。神秘主义者往往借助于一朵玫瑰、一个吻、一只代表所有鸟的鸟、一个代表所有星辰和太阳的太阳、一坛葡萄酒、一个花园或者一次性行为。这些隐喻都不能帮助我记叙那个欢乐的长夜，我们那晚一直闹到东方发白，虽然疲惫，但感到幸福。车轮和马蹄在石子地上发出回响，我们几乎不交谈。天亮前，我们来到一条幽暗的小河畔，也许是马尔多纳多河，也许是里亚楚文洛河，诺拉·厄夫约德高亢的嗓子唱了帕特里克·斯彭斯民谣①，堂亚历山大则用低沉的声音走调地唱了几句。英语的词句并没有使我想起贝亚特丽斯的模样。特威尔在我背后喃喃说：
①这是一首著名的苏格兰古时民谣。斯彭斯是苏格兰英雄，远征挪威，归国途中船只遇险，无一幸存。
“我原想干坏事，却干了好事。”
我们隐约看到的东西一直留在我记忆之中——雷科莱塔的粉墙、监狱的黄墙、两个男人在街角跳舞、有铁栏杆的棋盘格地面的门厅、火车的栏木、我的住所、一个市场、深不可测的潮湿的夜晚——但是这些转瞬即逝的东西也许是别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计划（我们不止一次地拿它当取笑的话题）确实秘密地存在过，那计划就是全宇宙，就是我们。多少年来，我不存指望地寻找那个晚上的情趣；有时候我以为在音乐、在爱情、在模糊的回忆中捕捉到了，但除了一天凌晨在梦中之外，那种情趣从未回来过。当我们大家发誓决不向任何人提起时，已是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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