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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在美国-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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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在我心中久久没有落幕。它使我意识到，“self－esteem'是一把双刃剑，这把剑既可以为”冉p“那个膨胀的自我割破一切道德的束缚，也能够为打破常规或旧意识的束缚挥刃斩棘。这正如我在第二章里说到的，用人的二元性和行为的两重性的纵横坐标划分人的四个行为区，这种划分只表现它们的不同，并无好坏之分。换句话说，”自主行为“可以是一种好的行为，也可以是一种不好的行为；我们只能说”自主行为“不同于”确认行为“，而不能说”自主行为“比”确认行为“要好；也不能说”确认行为“比”自主行为“要差。例如，矿矿的老师在他连续两次击败全班美国小朋友获得拼写擂台赛的第一名后，既没有公开赞扬也没有私下鼓励。在我打电话提醒她以老师的身份就此事鼓励矿矿继续努力以后，她表面上答应了我，但一直未就此事对矿矿鼓励过哪怕只言片语。作为一个英语老师，她的这种行为是不被角色规范所约束的独立的、超然的反角色行为。很显然，她的这种”ego“膨胀导致的”自主行为“不是一个好的行为。当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选择投降或反战的日本士兵、德国士兵、意大利士兵所采取的独立的——Af意识行动，却是值得鼓励或称道的。
这就是”selfesteem“——一把双刃剑。
在美国，一般的观点都认为孩子自我膨胀太多，因此，学校对孩子的惩罚也多是以扼制孩子们的”ego“膨胀为目的。不像我们中国那样，惩罚只是一种手段，道德教育才是根本目的。美国学校对孩子的惩罚，有时只要是能达到抑制”eso“之目的，甚至不惜伤害孩子的自尊心。
显然，那位自然科学老师创造的一系列惩罚学生的方法，目的是抑制孩子的”ego“。最有代表性的是她叫犯错误的孩子当众大声承认自己的错误。”当众削面子“，让学生的自我受到损伤，感到”不好意思“，而停止继续犯错误。在课外活动时间，罚站墙根，罚留校，给家长打电话，还有罚不让吃午点，甚至在墙上画一个小圆圈，让孩子把鼻尖顶在小圆圈内，直到老师”解放“你为止，等等，无一不是以抑制孩子的”eec“为目的。
福兰莫小姐是矿矿小学五年级时的数学老师。在五年级以前，美国的许多学校一般是实行”hornerOOteacher“的教学制度。
我在前面谈到过，这种家庭教室的特点是由一个老师负责孩子的各科教育。老师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去熟悉、了解每一个孩子的个性和需要，而孩子则不必去适应不同的老师和环境。作为一种从家庭向学校的过渡，这种教学制度对刚刚从母亲身边走出来的低龄儿童很有好处。孩子们能在较自然的环境中进入学习的阶段。一般来说，从五年级开始，学校有了分科的老师。这种教学制度较像中国的普通中、小学了。英文。数学、自然科学、音乐、美术都有专科老师。但学生还保留着自己的家庭教室和自己的home room teaher。不过，此时的home room teacher一般只担任一门课，有些类似中国的班主任。再往后，从六年级或七年级开始，学校就开始实施”走课“制。尽管，每个学生还有自己的家庭教室和自己的horn－。teacher，但那已是不很重要的了。每天到学校后，首先去家庭教室报到，home room teacher（班主任）会到教室里察看。然后孩子们根据各自的课程安排，独自到不同的教室去上课。
福兰莫小姐是矿矿的第一个数学专科老师。她刚从大学毕业，矿矿所在的那个班，可能是她工作后接手的第一个班。这些刚从四年级上来的孩子，还不很习惯每天有几个不同的老师来给他们上课。福兰莫小姐很年轻，性情急躁，加之缺少对付孩子的经验，轮到她上课时，教室里总是乱成一锅粥。在那几个最捣蛋的孩子中，矿矿也算一个。
福兰莫小姐上课的第一天，矿矿给老师出了一道几何题，名为请教，实为考考老师。此时矿矿虽仅上五年级，但由于美国学校数学教学进度非常之慢，矿矿的数学已自学到初中的几何学，而班上的同学还在算乘除法。这样，众目暖暖之下，福兰莫小姐很认真地回答了矿矿的几何学问题。矿矿的评语是：答案对了，但证明的过程有问题！
其实，矿矿又懂得多少几何，充其量是老师的证明过程与他的不太一样。不过在不少同学的心目中，矿矿是他们班上的数学权威。如果矿矿说不行，那这个老师一定不行。
于是，孩子们就想着法子同她”玩“起来。老师要求每天要带红笔来上课。有几次，矿矿忘了带红笔，福兰莫小姐给了矿矿惩罚。有一次甚至给了他留校半小时的惩罚。有几次，矿矿和他的小伙伴们商量好设陷阱去”装“老师：故意大声说忘了带红笔，等老师准备给他们惩罚时，才假装突然发现红笔在书包里。弄得福兰莫小姐头疼透了。
有一天，福兰莫小姐想出了一种新的惩罚方法，就是让犯错误的孩子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黑板的一角成了调皮孩子的公告栏。哪个不听话，犯了错误，对不起，请上讲台来，当众把自己的大名写在黑板上。若再犯，在名字后加一个勾。一天中得了三个勾，对不起，放学后别回家，留校半小时。
这一方法一开始就不灵。上讲台写名字，这种出风头的事，对那些极想成为众人注意中心的孩子犹如瞌睡碰上枕头——正好上台”表演“一番。
有一天，矿矿也被罚上讲台写名字。他慢条斯理、一笔一画地在黑板上写了他的中文名字。
福兰莫小姐和全班小朋友莫明其妙地看着黑板。
“嘿！矿，你画的是什么呀？”
矿矿得意地解释道：“这是我的名字呀！中文的。”
我是事后从老师那儿听到这事儿的。回来后，我批评矿矿。
他却拿出一副争论白马非马的架式来，煞有介事地说：“福兰莫小姐只叫我写名字，她又没讲清楚是写英文名字，还是写中文名字。”
中国的教育界有一种说法，惩罚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目的是教育人。因此才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说。教育就得说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为什么对？为什么错？力求做到不但使之口服，更重要的是心服。
美国学校这种以扼制“ego”膨胀为目的之惩罚方法根本不注重说理，甚至根本不说理。什么是错？违反了学校的规章制度就是错。为什么错？对不起，违反了学校的规章制度就是错。学校的规章制度一开学就人手一册，该惩该罚一条条白纸黑字写在那里。既没有争辩的余地，也没有什么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惩罚就是惩罚！就像现在国内的许多交警罚违章车辆一样，罚款就是罚款，指出哪一章哪一条，照章办事，按条罚款。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哪里还有什么思想工作要做的？
对美国学校的惩罚形式和动机，我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开始，无论是对惩罚的形式和动机，我都很反感。我对我的教授们以及我的同学们介绍中国式的惩罚教育的形式和目的，他们中的不少人都点头称是，特别对“家访”这种美国学校没有的形式，更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现在，尽管我对美国学校对学生惩罚的简单、粗暴甚至不惜伤害孩子的自尊和人格（如让犯错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吃午点，让孩子的鼻尖去顶墙上的圆圈，等等）仍有自己的看法，但我也慢慢地理解到，这种惩罚方式与美国所推崇的个性教育看似冲突，实则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说理、教育都是外在的东西，调动自我才是根本。老师苦口婆心的告诉学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为什么对？为什么错？如果学生听不进去，就全部是白费功夫。
以扼制“o”膨胀为目的的惩罚就简单得多。是对是错，翻条文。不理解吗？那是你自己的事。总之，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其结果是，调动学生内在因素，让孩子真正从自己心里去认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j从教训中学会社会法则。自己改造自己？
看美国人管教孩子，“放任自流”一词会立即蹦到你的脑子里。
我们刚认识阿莱希欧博士一家时他们才有第一个孩子，名字叫泽克。后来跟阿莱希欧博士一家熟了，我们大家都用阿莱希欧博士的呢称“海琳”称呼她。那天我们在学校的冰球馆看打冰球，正好同他们一家坐在一起。当时泽克才一岁多，金发碧眼，像个小金丝猴。冰球馆里的温度很低，一进到馆内，妻子就忙不迭地让矿矿穿上早准备好的长袖外衣。儿子很不情愿，扭来扭去地反抗着。妻子连哄带压地硬是让矿矿穿上了外衣。
儿子指着海琳怀里抱着的泽克说：“看，他那么小，为什么他不用穿外衣。”
泽克穿着件小短袖，衣服太短了，半个小白肚皮露在外面。泽克的小脸青青白白的，两条青鼻涕挂在鼻子下。
妻子捐了指泽克，对海琳说：“你不觉得他可能冷吗？”
中国人对旁人的孩子往往是关照有余的，并不大想到这关不关自己的事。
海琳低头亲了亲儿子的脸，问道：“你冷吗？”
“NO！”泽克使劲摇摇头。
海琳对我们笑了一笑，算是回报妻子的关心。一场球赛一个多小时，泽克就这么光着小肚皮挺过来。
妻子百思不得其解：“美国人到底是怎么养孩子的？孩子说不穿就不给穿。哪能纵容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后来，我们一家同海琳一家的交往越来越深，两家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度周末。妻子对海琳夫妻管孩子的方法也就见多不怪了。
泽克快三岁的时候，他有了一个妹妹杰西卡。杰西卡从小就喜欢小动物，看见猫啦狗啦什么的，就非要上去扯尾巴、扯耳朵，又搂又抱，不把那些小动物玩得乱叫唤决不放手。开始时，妻子怕小动物忍受不了会伤了杰西卡，每每看到“险情”就将孩子抱开。杰西卡当然不肯，总是大哭之后又如愿以偿。久而久之，妻子也学会对放任自流的孩子泰然处之。
在杰西卡之后，海琳又有了一个男孩科笛和一个女孩爱瑞卡。对这两个小的，海琳更是放任自流有加。有一年的感恩节，我们一家，还有丽莎一家到海琳家聚餐。大大小小十多号人又吃又喝，很是热闹。
不知是因为什么事，两岁的爱瑞卡大哭起来。她先是躺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哭，接着连踢带端地从沙发滚到了地上，在地毯上打滚哭闹。
海琳安详地微笑着，不停地哄着爱瑞卡：“宝贝，你想要什么？”
海琳每问一句，爱瑞卡的哭声就升高一级。海琳无可奈何地对丈夫说：“你来试试。”
古瑞克坐在地毯上，想把女儿抱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哄着她。爱瑞卡拼命扭动着身子，站了起来，接着又跺脚大哭。这回古瑞克也无计可施了。在座的每个人几乎都试了一回，但谁也没有本事让爱瑞卡停下来。
海琳笑着说：“爱瑞卡就是这样的。她不高兴就是不高兴，谁的话也不听。有时哭到兴头上，她还会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一件扯下来。”
话声刚落音，爱瑞卡就开始拼命地扯自己的衣服，然后光着小屁股又在地毯上滚起来。海琳不在意地对我们说：“没关系，等她哭累了她就会停止的。”看着我们惊异的眼光，她又补充道：“每次都是这样的。”
就这样，爱瑞卡整整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她已躺在地毯上睡着了。
怪孩子大哭大闹，在客人面前尽情耍性子而不加制止，中国的家长绝难做到。如果是我们的儿女，我们一定好好治治他们，非把他们的丑脾气改过来不可。
海琳和她先生心地非常善良，但脾气也很急。然而，他们对儿女们的任性的容忍，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他们的解释很简单。孩子哭闹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舒服了、渴了、饿了、心情不好等都可能是哭闹的原因。哭闹也是孩子的权利。孩子哭够了，闹够了，到头来也会想一想自己该怎么办？不要过多地干涉孩子，应给孩子留下自决的余地。
在他们家的厨房的墙上，挂着一个用木头做成的小屋子。旁边围挂着六只也是用木头做的可爱的小狗，每只小狗身上都写着名字：爸爸、妈妈、泽克、杰西卡、科笛、爱瑞卡。海琳告诉我，谁犯了错误，谁的小狗就会住进小狗房受惩罚。不论是爸爸，还是妈妈，谁也没有例外。如果自己觉得自己认识到错误了，可以把代表自己的那只小狗从小房子中挪出来。
我们搬到西金库市后，因为离牛津市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各忙各的，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每次见面，我们都发现泽克和杰西卡变了不少，变得越来越懂事了。
我在写这一章时，正好碰上泽克的10岁生日，我们去参加他的生日晚会。
吃完生日蛋糕后，孩子们玩他们的、“疯”他们的去了。
我们四个大人在聊天。
突然楼上传来科迪一会儿干嚎、一会儿痛哭的声音。
我们望望阿莱希欧博士夫妇，他俩习以为常地说：“一定是科迪玩电子游戏机，玩不过电脑，输了，就发脾气，就哭…
科迪就这样时哭时停的，大人小孩没一个理他。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上楼去劝他，谁知，越劝越哭得厉害。
于是，我就叫矿矿去帮他。
矿矿说：“这里就数科迪玩那个游戏最棒，他赢不了，谁都赢不了，我去更糟糕！”
“也得想个办法呀！”
“爸爸，不要管他那么多！泽克小时候在我们家玩电子游戏机，玩不过，不也是大哭大闹吗？长大就好了……”
泽克在矿矿身边做了个鬼脸。
我突然“悟”到什么似的，赶快下楼与阿莱希欧傅立夫妇交流教养孩子之道。
中国的家长事无巨细多是按照自己的设计和设想来改造孩子，大到成人后的志向，小到脾气、爱好、吃饭、穿衣，甚至交朋友，等等，无不唯家长之意为尊。漫说填志愿、选学校。找对象这种大事，就是孩子的哭笑也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像科迪、爱瑞卡这种“无理取闹”，早就挨“修理”了。
中国的家长有如制盆景一样，扭这枝、弯那根地按照自己的设计来“改造”着孩子……
美国家长则不同。他们不按自己的设想改造孩子，不强迫孩子接受家长的意志。是非曲直由孩子自己去判断，去认识。家长只是尽力为孩子创造环境，孩子最后怎么长？能长成什么样？是孩子自己的事。阿莱希欧博士的两个小的，还很小，按中国人的观点，脾气早到要整治的地步了，但看来，他们夫妇是要“放纵”下去的。孩子能否在长大的过程中，慢慢自己“改造”自己，成才立业，我们将拭目以待……·
有一阵子，矿矿迷上了中国功夫。李小龙、成龙的电影令他如痴如醉。每天晚饭后，他都要在地毯上模仿明星们的动作翻来翻去，打来打去，说是在练功夫呢。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段时间下来，他竟然能像模像样地打出一套套棍棒刀枪来，每做一个动作，还能叫出名字。据说，他是将录像带停停放放，一个一个动作模仿下来的。
这一来，不但矿矿自己认为他的中国功夫天下第三（很谦虚地排在李小龙、成龙之后），连他的那些美国同学、朋友也知道矿矿的中国功夫了得。为了证明自己的功夫到家，矿矿每天午饭后在学校的餐厅都要找人扳手腕。几天下来，杀遍饭厅无敌手。矿矿更是得意洋洋。
其实矿矿并非力气大，他的个子在美国孩子中也不过届中等，论吨位只能算轻量级的。他扳手腕之所以能赢使的都是我教他的巧劲，他却对人说是“内功”。
这种巧劲是我在国内“土插队”时摸索出来的。那时，我与农伯们扳手腕从来就“扳”的不是“手腕”。因为我并不与对方手抓手地扳，而是与对方手杆对手杆地扳。一开始比赛，我就耍了三个小“名堂”：
第一是把手杆悄悄地转一转，使得我的手杆侧面对着对方手杆的正面，利用手杆侧面的面积小压强大的原理，增加对方正面手杆的压力和疼痛感。
第二是旋转手杆后，不与对方正面使力相抗，而是迅速地用劲儿往侧面拉——使自己的手杆侧面与自己的肩膀尽可能地靠近。
第三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自己的手臂收得很靠拢而对方手臂被拉开的时候，再往正面使劲儿猛压。
这样一弄，对方是有劲儿使不上。我那会儿才真是打遍全“村”无敌手呢。连金四这个全村第一“腕”，也在众目睽睽之下，眼睁睁地看着被我这样一转一拉一压的巧劲“扳”倒了。
第二天晚上，我们四个“插青”还在吃饭，就听到村里的晒谷坪吵翻了天。莫不是公社来放小电影？饭还没吃完，一群小孩儿代表金四来下“战书”。说是生产队长同意了，先扳手腕，再记工分。这就是说，和我们“没完儿”了。
本来我的人缘很好，但那次扳倒村里“第一腕”，引起“公愤”，除了队长的儿子，因抽到柳州钢铁厂饭堂当工人而把自己也看作城市人敢出面为我呐喊以外，全村男女老少没有一个帮我的，连和我最好的春风也反常地为金四摇旗呐喊。那时才17岁的我，被这种“同仇敌代”的气氛吓住了，我感到了外来人的孤独。我审时度势，决定输给喝得满脸通红的金四。但我又不愿这样轻易地输给他，于是就一会儿用巧劲儿拉开他手臂，一会儿用死力与他对扳，直弄得他气急败坏、歇斯底里了，才让他把我板下来……
当我把这个故事告诉矿矿时，他很不以为然地说：“什么外来人？！是我呀，非扳倒他不可！”
矿矿还真说到做到。
美国的孩子常常先入为主，有的还真以为凡中国人都会功夫，加之矿矿的中国功夫早已是名声在外，看着矿矿虚张声势的样子，有的还没比，手就先软了。
有一天，矿矿的好朋友塔斯登，终于发现与矿矿扳手腕有劲儿使不上的现象，于是，怀疑矿矿用的是巧劲。但是试了几次，仍然是输，就是看不出来矿矿是怎么使巧劲儿的。塔斯登恼羞成怒，就来个先发制人——开始就抓住矿矿的手反扭过去。矿矿发现吃亏，就用力挣扎，试图解脱出来，谁知一使劲，正好反手一拳打在塔斯登的鼻子上。
“哇，不好了，塔斯登的鼻子流血了！”围观助战的孩子都起哄地叫起来。
惊慌的老师赶来，塔斯登被送进了护士办公室。矿矿则被送进了校长助理的办公室。
孩子们打打闹闹，你捅他几下，他打你两拳，那都问题不大。但是流了血，问题就严重了。家长怪罪起来，学校也就很难办了。美国的公立学校（主要指中、小学）的钱都来自本社区居民上交的房地产税。理论上说，学生的家长应该是学校的“k朋”（上司）。学校在处理此事时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就给我打了电话。
当时，我正在开会。半小时以后回到办公室听到的是电话录音。一个女性的声音：“这是某某中学，请你听到信息后马上给学校办公室打电话……”
“学校的电话！？”一听到这个电话录音我的心就不安起来。经验告诉我，凡是学校突然打来电话，准没好事。除了孩子犯错误老师告状外，就是孩子出了事，碰破头或摔伤手什么的。
几个星期以前，我曾接到过矿矿学校的一个电话，那是因为矿矿上体育课时，为救起一个球，“英勇”地撞到一张铁椅子上，把门牙给碰断了。
等我急匆匆地赶到学校，办公室的那个老秘书笑吟吟地对我说：“若家里有个男孩，你就得做好他要摔断门牙的准备。”
学生上体育课撞着铁椅子，学校是要负责任的。
不知是为了安慰我，还是想把事情“化”得小一些，轻一些，老秘书接着说道，她的四个男孩中，就有两个曾崩断了门牙。百分之五十。
我们家就一个孩子，那是百分之一百。本想追究学校的责任：体育老师怎么能够让孩子在有铁椅子的环境中打球呢？但用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一想：门牙不断已断了半颗，牙医费由医疗保险公司支付。追究学校的责任，又能怎么样？对孩子有好W？
好在牙医马上就把矿矿的门牙修整得天衣无缝——就是告诉你，你也看不出来！
我一边给学校拨电话，一边想：但愿今天别是又断了另一颗门牙。
电话那头传来了那个治秘书的声音：“是黄先生吗？清等一等，校长助理要同你说话。”我暗暗吃了一惊，校长助理要同我说话？看来这回可不是断颗牙、伤个手什么的小事。恐怕这小子麻烦惹得还不小。
我想起矿矿曾描述过这个校长助理：每天坐在电脑前表示忙碌的家伙，甚至在同人家谈话时也装模作样地敲打键盘。除了敲键盘，他还喜欢把手插在口袋里，耸着肩，在学校的走廊和教室里走来走去，到处教训人……
我想，他总不至于对我摆谱吧。
听筒里校长助理的语气很平和，他简单地述说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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