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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传-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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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光复上海，清党之役过后，黄浦滩出现了一位万众嘱目女法官，她是早年留学法国，荣获博士学位的郑毓秀。她到上海之初，是担任上海地方法院民事审判厅厅长，后来洊升院长。由于她任职厅长在先，华格枭路杜公馆，自杜月笙以下，都习于喊她：
「厅长」。
郑毓秀的厅长公馆，设在法租界马斯南路，和梅兰芳的家，相距不远。杜月笙和郑毓秀认识以后，对她相当敬仰，而郑毓秀也由于杜月笙为人谦抑坦率，尤其对待朋友的热心诚恳，实属罕见。上海地院址在南市，平时讼案不多，郑厅长比较清闲，因而她也常爱到杜公馆走动。杜月笙的几位夫人，都晓得郑厅长是杜月笙最敬重的，兼以厅长是位女性，几位杜夫人一致认为与有荣焉：──非但厅长这位女性能够得到丈夫的衷心钦服而且，她还是跟租界上「关老爷」「陈老爷」地位一般的法官、厅长，甚至后来晋升到院长的呢。于是，杜月笙的几位夫人每逢厅长来了，莫不争先恐后的跑出来迎接，包围着她，问长问短，请教商量，把个郑厅长像个凤凰似的捧着，什么心腹之言，肚皮里的苦经，全都兜了出来，向郑厅长诉个不停。当郑厅长觉得她有仗义执言，保障女权的必要时，她会毫无保留的去跟杜月笙办交涉，在这种情形之下，杜月笙心里不论怎么想，他都得笑迷迷的点头，表示敬谨接受。
郑厅长在杜公馆直进直出，地位崇高，一言九鼎她等于是华格臬路杜公馆的最高法官，连素具无上权威的杜月笙，也不得不听她的。郑毓秀担任地院院长，为时并不太久，她后来从事自由职业，在上海挂起郑毓秀律师事务所的招牌，那真是名符其实的大律师，她只接民事案件，而且涉讼标的必定大得惊人，郑大律师的公费动辄以万数计，据说仅祇大马路的一件房屋拆迁案，郑毓秀所获的公费就等于上海大赛马的一个头奖。
不久，郑毓秀捐资兴学，在打浦路桥畔，办了一所法政学院，和东吴大学设在上海的法科，党国元老褚辅成联合名律师沈钧儒合办的法学院，鼎足而三，俱是东南一带有名的法科学府。而在这三大学院之中，又以郑毓秀的法政学院声势最大，当时若干新闻界人士，和市党部中的下级职员，都纷纷的去报名附读，以跻身郑毓秀博士的门墙为荣。
杜月笙和郑毓秀的友谊，对于他们两位的事业，都有莫大的帮助，由于结识了郑毓秀，杜月笙和司法界人士也有了关联。关于法律事务方面，郑毓秀对她尤能尽心尽力的加以指导，郑毓秀不是杜月笙的法律顾问，但是她所表示的意见，杜月笙无不言听计从。
何必奢谈驾驭之术
刘航琛是杜月笙相交二十年，无话不谈的知己朋友，他谈到杜月笙的待人接物，认为杜月笙的慷慨好客，令受之者无法不为之感动，而杜月笙为人设想之周到妥贴，刘氏自承平生不作第二人想。举几个显著的例子，杜月笙从不在第三者面前谈论别人的是非，对任何人的任何事都严守秘密，帮他做事的人，永远只知道自己份内之事，尤有甚者，他交一件事给某人去办，只说明所需要达成的目标，却尽量避免指示应行采取的手段，有能力的不妨尽量去发挥，执行有了差错他自会大力予以纠正。在外表上看他彷佛祇是动动脑筋，拨拨嘴唇皮，事实上他却密切注意全盘的进度，到了必需他自己挺身而出的时候，他的手下会惊异的发现，杜月笙并无丝毫生疏隔阂，他一接手便可以顺顺当当的往下干。
祇有一件小事，杜月笙绝对亲自处理，从不假手于人，那便是接济朋友，和对他手下金钱的接授。他经常有意无意的灌输给别人一种观念：杜先生给钱是不许退的啊，他在朋友和手下之间遍设耳目，他渴望掌握朋友和手下的生活情况，他所需要的情报，不是人家的劣迹、把柄、秘密、隐衷，他尽量避免过问别人的私生活。──他要的是谁正遭遇困难不论任何方面的困难。他最喜悦的一件事是朋友或手下在困难无法解决，迫不得已向他提出要求之前，及时的由他主动伸出援手；凡在亲自解决他们的困难时，他会挑一个最恰当的时机决不容许有第三者在场。于是但凡处理这一类的事情，都是祇有「你知、我知」而已。
曾有一掌理机要，运筹帷幄的军方大员，对于杜月笙的「驾驭之术」极表钦佩，他曾请教杜月笙，以什么方法可使干部归心，人人殚智竭虑，乐为所用？杜月笙笑了笑说：
「你一定要问我，那么，我首先建议你，最好不要谈什么方法，更不要说『驾驭之术』。有一件事情你不妨试做做看，想办法去了解你部下的困难，譬如说有人急需钱用，…整理你就不使任何人晓得，亲自送一笔钱给他。」
这位大员欣欣然的应允照办，过一段时期，两个人又碰了头，此公沾沾自喜的告诉杜月笙说：
「杜先生，我现在已经照你的办法做了。同志有困难，我必定亲自解决。」
「不错，做是做了，」杜月笙深沉的笑笑，委婉的说：「不过，要是办法再改良一点，效果可能更好。打个譬仿，你的同事发生了经济困难，最好不要先是写一封信再在信里附一张支票，──你何不亲自跑一趟，当面把现款递到他手上」
此公大惑不解的问：
「这其间有什么分别呢？」
「亲近。」简洁的答复过了，杜月笙又作补充说明：「还有一层，你写信，秘书室里要留一份档案。对方拿了你的支票，到银行里去提款，照银行的规定，他还要在支票后面写好姓名住址。」
这便是民国十六年以后，杜月笙待人接物若干事例，凡此，都是他用尽脑筋，自出机杼的显著改变，也可以说仍还是他本身性格和为人的一种反映，因为所谓的改变与更易，也祇是方式上和技术上的差异。民十六以后杜月笙所结交的不是达官显要，富商巨贾、便是名流学者，智识青年。从前「杜先生拨侬两钿用用」的豪爽慷慨，如今必须全面改弦易辙。
怀着腔虔诚，和满怀热望，杜月笙广泛伸展其触角、发掘、结交、争取、延揽各式各样的人才。杜月笙决心办事业，兴工商，在金融实业界开拓新天地，他的做法确实是与众不同，他先不筹募资金，推广股份，他的首急之务是新人才的招徕，和潜势力的培植。他深信只要有人才有势力，钞票银子自会滚滚而来。
继吴同根被杀案，法商水电罢工，邮政罢工，以及层出不穷的工潮纷至沓来，杜月笙以公正无私的态度，任劳任怨的精神，功成不居的谦德，宁可自掏腰包摆平事体的勇气，自民国十七年起，他已成为上海工潮独一无二的调解人，无论官方、党方、军方、资方、劳方，对于杜月笙的言话一句，无不表示佩服
长江水灾声誉鹊起
民国二十年七月，中央军正和共军在江西作殊死战，日本在吉林长春酿成万宝山惨案，广东广西反抗中央，进犯湘赣，石友三又在顺德发动叛乱，全国各处，狼烟四起。七月二十四日，江苏、安徽长江沿岸，发生了来势凶猛的大水灾，京沪、津浦、平汉各铁路的交通，宣告中断，廿八日长江中游汉口江堤溃决，水灾区域蔓延到十六省，灾民多达五千万人。八月二日，长江、汉水齐涨，汉口市全市被淹。十六日，长江水标高达五十三英尺，汉阳兵工厂水深两丈，武汉地区的民业已无处可避，就在这一天，上海成立了水灾灾救济委员会，杜月笙当然是其中最主要的人物之一
这一次长江大水灾，为患最烈时期，灾区逾十七省，灾民达一亿人，而且持续达一个多月之久。长江中下游两岸，一片汪洋，遍地灾黎，中央发行了八千万元的「赈灾公债」，上海方面筹募了大笔款项和实物，然而，这些只能提供临时救济之用，对于濒临破产的农村经济，其实并无裨益。
紧接着长江大水灾而来的，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人鲸吞蚕食，席卷我整个东北三省，旋不久又有一二八淞沪之战大作，日本在人烟稠密，举国工商中心的上海，挑起了战火。于是，从长江大水灾导致的十余省农村经济破产，购买力丧失无遗，再加上两次战争间接直接的严重破坏，大上海迅速发展、欣欣向荣的工商业，因而遭受空前重大的打击，论者谓为「六十年来所未有」。据统计，光祇是一二八之役，上海蒙受巨大损失的工厂，即达九百六十三家，死伤失踪等工人一万零二百八十六人，受损金额五千九百八十一万四千余元，于是，上海的工商业呈现极不景气，工厂商店，货物堆如山积，因为绝大部份的顾客都失去了购买力。
在这种情形下，厂东和店主迫不得已，只好关门歇业，宣告倒闭。对于工人，由于「毛之不存，皮将焉附」，当然是唯有加以遣散，当时上海的倒风之盛，几乎日有所闻，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资方关歇工厂店铺，劳方祇有卷铺盖走路，上海的工人，本来就是，天堂里的生活挣扎者，他们待遇不丰，家累又重，绝大多数都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一天不做工，一家大小就有有喝西北风。如今店铺关了门，工厂停了摆，他们的生活，立将陷于绝境，事关身家性命，他们当然不得不跟厂主店东发生交涉，从这散费的有无，争到数额的多少。
为争取遣散费而引起的纠纷，跟平时要求改善待遇的工潮，在心理上和行动上，可就大大的不同了。资方要保本，拿一文钱出去就等于蚀掉一文工人要活命，多得两钱便可以多苟延残喘几天，双方的斗争，当然尖锐得很，闹到相持不下，党政军机关一致表示无法调停，僵局如何打开呢？到时候，总归会有人提出建议：
「何不去找找杜先生看。」
于是，在民国二十年秋，到二十一年夏的这一段时期，杜月笙几乎经常调解劳资纠纷而上海一地所发生的劳资纠纷，居然十中有九，都是通过杜门而后获得圆满的解决。
通常的方式是，由劳方或资方，或者劳资双方共同向杜月笙提出申诉，或则径直为请予调停的要求，杜月笙答应了，便定期邀请双方代表到华格臬路杜公馆去谈话。
杜月笙很有耐心的听完劳方的陈情，再听罢资方的苦衷，然后他每每采取单刀直入的方式问：
「你们希望老板付多少钱的遣散费呢？」
假定劳方代表的答复是：
「最低限度，老板要付我们两个月的薪水。」
接着，杜月笙再去问资方的代表：
「工人的苦处，不说你们也明白，大家相交一场，最后的阶段，彼此都该尽点心力。依你看，尽你的力量，能够付得出多少遣散费？」
姑且假定资方的答复是：
「充其量，我们只能付得起一个月。」
「好的。」杜月笙点点头，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代为同意了资方的条件，接下去，他还有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凭良心说，资方的苦衷是实情，倘使他们还能够兜得转，他们的厂或店，就决不至于关门。另外一方面呢，工友的说法更加不假，关厂关店就要停生意，失业以后，再找工作要先维持一段时期的生活，回家乡去也得一大票旅费，区区两个月的薪水实在说来还嫌不够，他们只提出两个月的遣散费的要求，这完全是在体谅资方的苦衷。」
那么，问题怎样解决呢？杜月笙再开口，便是石破天惊的一记
「依我看，资方要尽心尽力，解决工友的问题，一个月的遣散费太少，两个月还是不够，我请资方把这笔遣散费提高到三个月。」
斯语一出，劳方代表喜出望外，欢呼雀跃；资方代表则骇汗淋漓，心惊肉跳，暗底下埋怨杜先生怎么这样自做主张？一下子增加了两个月，甚至超过了工友的要求，但是，正当他们想要高声抗议，再度诉苦的时候，杜月笙又在笑吟吟的说了：
「不过，我相信老板确实没有力量付得出三个月的遣散费，否则他决不会跟各位这么样牵丝扳藤，委决不下。所以我说，老板还是尽他最大的力量，筹发遣散一个月，相差的两个月薪水，由我杜某人负担，现在就请你们把数目算出来，我好叫赈房开支票。」
漂亮、落槛到这个地步，劳资双方除了衷心佩服，万分感谢，简直再无其它的话好说。杜月笙尽着在催，劳资双方谦辞不获，数目开出来了，最多五分钟，赈房里便将一纸钜额的支票送到，杜月笙当场交付，这时候，仅及支票面额三分之一，厂老板或店老板，所答应的一个月遣散费还不知在哪里呢？
老板老板先莫欢喜
劳资双方欢天喜地的出门去，走到路上一商量，杜先生的大恩大德何以图报？商量的结果多一半是：翌日报纸上刊出了劳资双方共同向杜月笙鸣谢的启事，然后制一块歌功颂德的匾额，雇一班服装整齐的军队，由劳资双方推派代表，吹吹打打的送到杜公馆，鸣炮，奏乐，致颂词，再由杜月笙笑容可掬的接受。
杜公馆的人谈起调解工潮接受上匾这件事，常会摇头苦笑的说：
「像这样的匾简直多得来呒没摆处。」
如此说来，杜月笙调解工潮的次数，同样的也是多得来算不清楚了。──事实确也如此杜月笙调停工潮，几乎无月无之，或以为，他用大贴其钱的方式解决争执，劳资双方固然是皆大欢喜，尽欢而散。可是，在杜月笙本人，像他这样资方出一个月，他出两个月，一贴便是一倍，一件工潮如此，十件如此，一百件也是如此，纵使他有金山银海，十片八片中汇银行，不也被他散尽贴光，宣告破产了吗？其实咧，套一句北方人的话，「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因为，但凡为付遣散费而与工人发生纠纷的老板，倘若以他们的经济情况加以区分，不外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仍然有钱，不过鉴于他这片店或厂无利可图，因而出之于关歇一途，对待工人，反正「摆摆」定了，因缘已断，钱是自己身上的肉，能够少付两文，当然交关开心的「守财奴」。
第二类是拥有一个以上的事业，这片店赚，那片店赔，于是见风使舵把厂关歇，他们算起账来，以本事业为单位，决不会将全部财产计算在内。所以他们发付遣散费，也以关歇事业的负担能力为限，工人是注定断吃亏。这类老板，姑且名之为「门户主义者」。
第三类，是眼面前实在过不下去了，唯有将生意停歇，但是他们仍还有背景、有潜力、有信用，或者有能够帮忙的亲戚朋友，可能为时不久，他们就会东山再起，重头来过。
第四类，那才是时运不济，周转无力，实实在在垮定了，翻不了身的天灾人祸牺牲者，他们未能付出合情合理的遣散费，那也是迫不获已之事。
在因遣散而起的工潮或纠纷，经杜月笙言话一句加倍掏出钞票代为解决以后，第一类守财奴们高兴欢喜的日子并不久长，因为杜月笙拥有大量的忠实干部、基本群众，就在守财奴所拥有的事业里，也必然会有杜月笙的徒子徒孙，至少是杜门徒子徒孙的要好亲眷朋友，当他们晓得杜先生为这种守财奴花了这么许多钞票，祇为解决了守财奴的棘手问题。不问可知，他们一定愤懑不平，他们会去报告杜月笙，或者是杜月笙左右的人─「某某某太不写意，他自己另有事业，另有铜钿藏起来，反倒叫杜先生替他出了若干若干遣散费。」
杜月笙听了，付之一笑，淡然的说：
「算了吧，让他占了便宜去，横坚我这笔钱已经拿出去了。」
杜月笙越是这么慷慨大方，洒脱豪爽，越加有人抱不平，不服气，愤恚变成了行动，化为了力量。守财奴总有一天会发现；秘密戳穿，麻烦增多，冷言冷语很难听，火爆场面更难受，恐惧惶悚，加上了负疚内愧，事到临头想通了，还是加点利息，或者附送一份礼物，把杜月笙代垫的费用扫数还清。
──这是杜月笙的中汇银行额外营业另一章，短期信用放款，利息由贷方自定
第二类的「门户主义者」，多半富有自发自动自觉精神，纠纷解决，遣散工人欢欢喜喜的离去，头脑冷静下来，细细一想，我又不曾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实在拿不出这三个月的遣散费用，戋戋之数的拒付，对待工人是企图侥幸躲过的手段，如今竟连累杜先生破费，代我出钱出力，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过意不去。于是，他们立刻摒挡一切，悉索敝赋，尽快归还杜月笙的「垫付款」，就中汇银行而言，这是超短期──紧急无息放款
第三类大月东山再起之望的工商业家，窘困紧急，受阨于一时不可避免的残酷事实，必须关店关厂，但是他们只要能够渡过眼前的难关，顺利的将关厂关店的壮士断腕之举实现，用不了多久，他们还能重振旗鼓，另行创业。
杜月笙的仁风义举无异雪中送炭，他们心怀感激的敬谨接受，但当他们另行创办了其它的事业，他们会加利偿还他们对杜月笙的逋欠。同时更加强了他们对杜月笙的向心力，从此以后，惟这位恩人长者马首是瞻，──他们成为杜月笙在工商业途径上力求发展的良好友伴，同时，也是中汇银行的长期优利客户。
第四类焦头烂额，濒临绝境的老板们，杜月笙的放款决无收回指望，他为这帮人垫付的遣散费，才是不折不扣的呆帐。不过那一笔笔的呆账数额不会太大，像这样必须求援杜月笙，帮他解散工人，化除纠纷的老板，如果他开的是厂，那厂的规模就不会太大，工人也不至于过多，倘若他开店，又能用得了几个伙计，叫杜月笙破费得了几个钱？说不一定，一笔心怀感激，竭诚奉敬的利息，即已抵充而有余裕。
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一个方式，或是便是杜月笙自掏腰包，解决工潮最大经济支持了。杜月笙用这样慷慨狭义的方式调停劳资纠纷，就上海千千万万的工人来说，他无异为万家生佛，获得几十万人的衷心感戴，歌颂赞美。
直接受惠于杜月笙的工人及其眷属，经年累月，不时的在大量增加，杜月笙的声誉和威望，也就成正比例的急遽增涨。上海八十余万工友和他们的家眷，绝大多数成为杜月笙的忠实群众，无论什么事，祇要杜月笙登高一呼，这许多人当然会自发自动，乐于相从；因此到了民国二十一年以后，市政府农工商局改制为社会局，社会局里自局长而下，为了推行业务，发动工作的便利，几乎都成了杜月笙的学生和好朋友，曾有一段时期，社会局的四位科长，其中便有三位是杜月笙的学生，权倾当「局」，炙手可热，这八个字，杜月笙委实是当之无愧。
大多数的工人，跟杜月笙出身彷佛，学识彷佛，成长环境也彷佛，在工人方面，他们以杜月笙为傲，以杜月笙为荣，甚至进而以杜月笙的利害休戚为前提，杜月笙敬他们三分义气，他们还报了五分七分。早年的中国工人在气质上犹未能挣脱农业社会的铸型，因此，他们仍然保有淳朴善良的本性，这在波谲诡秘，五花八门的上海社会，实在是一份最可爱也最足珍视的友情。
由于杜月笙和绝大多数工人，都是从无法生存的农村社会，投入上海这个花花世界的大冶炉，他们经过相仿的磨炼过程，挨过白眼，吃过苦头，在黄浦滩的烂泥地上打过滚，因此，杜月笙了解工人的心情，同情工人的遭遇，他说工人们能懂、能感动、能听得进的话，做工人们所求、所向望、所迫切需要的事，因此，他的一言一行全能投合工人的心理，受到他们的欢迎。杜月笙不要组织，无须干部，他和工人们的结合是自然而然的，如水乳交融，迹不可分。
对待工人，杜月笙无需哗众取宠，阿谀讨好，他的善行义举不胫而走，传播宣扬，别人对他的中伤诬蔑，工人们会自动的加以反驳。当杜月笙自掏腰包解决工潮，结果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实际情形渐渐公开，资方有人恶意的把这个「秘密」传给工人们听，工人们的答复却竟是反骂他们一顿：
「蜡烛！三个月的遣散费老早点拿出来，大家还要谢一声呢！非要讨价还价，弄僵了，等到杜先生一拍胸脯立刻打支票垫付，这才不好意思暗底下送回去，敬酒不吃吃罚酒！阿有面皮讲啊？」
杜月笙对工人同情体贴，关怀备至，替他们出钱出力，了无吝色，反过来他待资方的老板，其实也是尽量协助，并不后人，至少在他所表现的言词态度上，他是无懈可击的；因为不论资方有没有吃亏，闹得不可开交的工潮，不可否认，仍还适杜月笙出面解决的。或许有若干资方老板对杜先生不满，但是不可能有任何人把不满的话说出口来，诚然杜月笙叫他们多出了一点钱，然而这钱他们出得起，尤其，杜月笙从不曾叫谁还钱过，付还杜月笙的垫款，多一半是他们自己良心不安。
于是，藉由任何工潮，一经杜月笙之手，立可迎刃而解的这点声望，使全上海的工商业者，没人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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