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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传-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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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衡往见杜月笙,杜月笙十分之喜,寒暄过后,第一句话便问:

「新衡兄,你准备住在那里?」

「我刚刚到。」王新衡坦然回答:「先来拜望杜先生,住的地方还不曾安排好。」

于是,杜月笙便请王新衡住到杜美路,早年金廷荪为他建造的那一幢华丽宅第,五开间的门面,三层楼。杜月笙告诉王新衡说:他原打算五幢三层楼房子分三幢给他的三位太太,子女占两幢。那五幢华厦美仑美奂,每一间房都是套房,内里的卫生设备尤且五彩缤纷,各间不同。房子是金廷荪替他造的,设备则由美国成套的买来,抗战前固属华贵无比,抗战后还是精美绝伦。

但是,王新衡只需要几间房子,还包括办公室在内,不久后戴笠戴老板也到上海,急切间找不到合适的办公住宿场合,这是因为戴笠以身作则,避免物议,敌伪财产他有处理之权,却是沾也不沾。戴笠见王新衡的住处相当不错,而且空屋还多,问明白了是杜月笙的私产,他便请王新衡去跟杜月笙商量,也借住他几间,杜月笙听后哈哈大笑,他慨然的说:

「雨农兄弟,尽管用好了。」

因此,进驻上海的军统局本部、中美合作所,和王新衡所管辖的各单位,从此统统设在杜美路杜氏大厦,杜月笙除了房屋,尤且供给得力人员,他派得意门生陈默,和他的亲信总管万墨林,双双到杜氏大厦去,担任戴笠总部的总务。

万墨林是杜月笙的亲眷,又复是追随了三十年来的心腹亲信,杜月笙和各方面的关系,他事事留心,了然于胸,跑出去传话递信,俨然便是杜月笙的代表。抗战八年期间,他奉杜月笙之命留在上海,看家守宅,照应一切。后来吴开先、蒋伯诚、吴绍澍等先后潜赴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又遵照杜月笙的指示,多方掩护,联络奔走,其间尤曾两度被捕入狱,迭遭酷刑一字不吐,立下很大的功劳。杜月笙在梵皇渡车站下车,他到站迎接,见到一别八年的「爷叔」,当时喜极而泣。杜月笙住进顾嘉棠家,他立刻赶去照旧执役如故,并不以功在国家,地位增高而有所不屑。有一天晚上杜月笙和他单独相处,曾经试探的问:

「墨林,抗战胜利,敌伪倒台,以你当时的地位,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阿曾搞到铜钿?」

万墨林则大摇其头,断然否认,说是:

「呒没。」

于是杜月笙又好奇的再问一句:

「侬那能肯放弃这个大好机会的哩?」

「这是爷叔从前交代我的嘛,」万墨林脱口而出的回答:「铜钿用得光的,做人(口么)一直要做到咽气为止,不义之财,决不可取。」

「很好,」杜月笙很满意,欣然的说:

「侬能够一生一世照我的话做,我保险你决不吃亏,慢慢交,我弄一丬厂拨侬。」

因此,戴笠抵达上海,建立总部,问杜月笙要两个得力的人,杜月笙经过考虑,首先便把万墨林荐过去。他这么做,有其深意。第一,万墨林人头熟,地头更熟,又有杜月笙总管的身份,他确实可以为戴笠出力跑腿,第二,万墨林有功国家,做过长时期的地下工作,却是一清二白,并无贪赃枉法的纪录,第三一层原因,万墨林是杜月笙倚之为左右手的活电话簿,最佳联络奔走者,如今他把万墨林都推荐给了戴老板,正好向吴绍澍表明:他确有退隐决心,无意再作出岫之云。

陈默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硬而狠的脚色,人却老实。抗战八年,戴笠借将,派陈默、于松乔等担任行动工作,铁血锄奸,把斧头手枪机关枪当成家常便饭,历尽腥风血雨,出生入死的惊险场面,上海锄奸行动向由戴笠亲自主持,行动之先他很少和杜月笙商量,因此陈默和万墨林不同,他等于是由戴笠直接指挥。民国三十年底太平洋变作,日军进入租界,陈默的行动工作失却地利人和的掩护,戴笠命令他撤退,回大后方,工作安排便由戴笠一手包办,所以他正式列入军统局编制之内,担任过军统西安和成都检查所所长,但是他觉得大后方静态的工作不够刺激,因为他也是浦东人,曾经拟了一个再进浦东打游击的计划,送请夫子大人杜月笙转交戴笠,戴笠表示同意,陈默便又到上海附近。可是他到达不久抗战便告胜利,陈默一马当先,进了上海。他本来就是军统人员,戴笠抵沪杜月笙叫他也跟过去,算是纳入军统局的原建制。陈陶遗杜门受冷落

陈陶遗的确是上海大老之一,他是江苏金山人,原名公瑶,字陶怡、陶遗、又号道一剑虹。光绪七年(公元一八八一)诞生于金山松隐里的一个书香门第,他比杜月笙大七岁二十一岁入庠,卽以金石书画名于世,二十五岁入中国公学,倡呼革命,交游文士,二十六岁在上海西门剏办健行公学,加入同盟会,东渡日本,接办醒狮月刊,担任暗杀部副部长,并且师事章太炎。翌年回国被推为同盟会江苏支部长,不料刚到上海,便被革命叛徒刘师培出卖,由满清两江总督端方系之于狱。一年后幸而获释,但他仍然奔走革命如故。前后四年间,陈陶遗曾与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发起「南社」,为当年最重要的革命文字宣传机构。又赴南洋筹款,参与黄花岗之役,辛亥起义,上海光复,陈陶遗从南洋携款来助,曾与马君武代表沪军,到武昌联络。江苏各地先后反正,陈陶遗和章梓的游说疏通,厥功甚伟。

陈陶遗醉心革命,却并不热中于官场,他的勋绩、人望和资格,乃至道德文章,和杜月笙可说是截然相反而在两条路上。民前一年他便是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副议长(议长林森),选举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民国成立,他薄官不为,远赴东北开荒,民国十五年他被孙传芳拖出来当了一任江苏省长,后来他便杜门谢客,日以读书写字为娱,直到民国二十一年八月,上海第一届临时市参议会成立,史量才、杜月笙担任正副议长,陈陶遗则应聘担任秘书长。二十六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留在上海,也曾为敌伪利诱威胁,请他出山,陈陶遗不胜其烦,便由杜月笙设法接到香港,住过一段时期,不久风声稍缓,他又潜回上海,直到抗战胜利他六十五岁,其间迭经敌伪强逼,陈陶遗稳如泰山,乃能保全黄花晚节。

陈陶遗腹笥极广,颇有幽默感,他有几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传诵一时。其一是民国二十九年汪精卫粉墨登场,一再派人逼他同流合污,某次请陈陶遗的朋友赵正平往说,当时陈陶遗便拉下脸来,厉声叱道:

「做人时短,做鬼时长!」

义正词严,骂得赵正平狼狈辞去。其次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上海,陈陶遗骤闻佳音,喜形于色,当下对他家人说:

「『家祭毋忘告乃翁』,此刻用不着咧!快去备几只小菜,一家团宴,就算你们当面祭告我吧!」

钱大钧奉到中央电令,为尊老敬贤,亲自登门拜访,劝请陈陶遗担任临时参议会议长,陈陶遗以年老多病为词,(他也气喘,还有左肺扩张,循环障碍与结核诸症。)婉言逊谢;与此同时,黄浦滩上的环境复杂,越演越烈,他当然也耳熟能详,殊不愿以风烛残年,卷入漩涡,跳进火坑,他辞意极坚,钱大钧劝他不动,就说为便于向上级有所交待,请陈陶遗荐贤自代,这时陈陶遗殊不便强人之难,随口漫道:

「钱市长看徐寄庼这人如何?」

斯语一出,便成定局,上海市临时参议会的议长由陈陶遗保举了徐寄庼。徐寄庼和杜月笙素称知己,交情极够,照说徐寄庼当议长杜月笙是蛮欢喜的,然而,当时情况,对杜月笙来说无异陈陶遗「一丧邦」,因为吴绍澍以杜月笙为敌,正把杜月笙逼得透不过气来,如果当时陈陶遗荐贤自代属意杜月笙,他跃登议长宝座,就可以和钱市长钱大钧分庭抗礼,吴绍澍见他还得矮上一截,纵使他不掌握议坛,展开反击,至少他也有了和吴绍澍握手言和化除敌意的立足地。这一个上海临参会议长对于杜月笙实在太重要了,可惜「徐寄庼」三字从陈陶遗口中轻轻吐出。还有一层,不论从何种角度说,杜月笙实在比徐寄庼更具有当议长的资格。

跌足太息,懊恼不已,杜月笙不知不觉,又犯了二三十年前黄金荣黄老板说他的「小囝脾气」,他要向陈陶遗表露他心中的闷悒与憾意,他假顾嘉棠宅请陈陶遗餐叙。六十四岁的陈陶遗准时赴席,但是座中不见主人,而且从开席一直到宴毕祇由顾嘉棠、徐采丞等杜氏亲信奉陪,杜月笙始终不曾露面,陪宴诸人明知底蕴,见陈陶老谈笑风生,坦然自若,未免有点踧踖与愧疚,席终乃由徐采丞善为说词,编了个理由,一再的为杜月笙失仪而道歉,讵料陈陶遗早已了然心胸,全不在意,他打个哈哈向徐采丞等说:

「何必道什么歉呢?这明明是月笙懊恼不过,有意拨点颜色给我看呵!」

于是,大笑而去。半年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十五日,陈陶遗六十五岁,也是应友人之招参与一次午宴,席未终,喘大发,遍体汗出如浆,急车送归,卧床两周,终以心脏衰竭而告不治。这东南一代物望死于四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时半杜月笙闻讯至为震悼,曾经亲往吊唁。万墨林三度入牢监

于是万墨林黯然神伤,一声苦笑,旣然「爷叔」这么说了,他只好回家收拾随身携带各物,赴淞沪警备司令部自动投到。坐他一生之中第三次监牢,当然,中国同胞不会像东洋人那般对他滥施毒刑。

杜月笙毅然下令万墨林自动投案入狱,不仅使黄浦滩上五百万市民骇然惊异,竞相走告,而且也使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大出意外,开始对杜月笙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宣铁吾颁下万墨林的逮捕令,可以谓为对杜月笙的一项挑战,以杜月笙在上海所占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宣铁吾这一挑战实无必胜的把握。他想不到杜月笙会这么「落门落坎」,大力捧他这上海治安首长的场,他更无法料及万墨林果然便祇为了恪遵「爷叔」之命,不惜老老面皮,甘愿投到。

上海米价还在继续攀高,五百万市民的怨怼竟而迅速平息,筱快乐的热门广播节目自沸点急速下降,他再冷讽热嘲,破口大骂「米蛀虫」也没有用了,因为杜先生的总管、米业公会、上海市农会理事长万墨林业已自动投案,身陷囹圄。宣铁吾宣司令的的声望由此臻于最高点,杜月笙和万墨林的守法精神,坦白态度,为大上海五百万市民带来新希望与新观念。

上海在蜕变,在一团乱麻中,万墨林三度下狱也是一个转折点。乍看起来彷佛是杜月笙在向民主、法治投降,实则是他在为民主、法治树立一个好榜样。──杜月笙又结交了个好朋友;宣司令兼局长,万墨林被指控的罪名查无实据,抽丝剥茧般弄清楚了事实眞象,万墨林很快的获得释放。

宣铁吾很感激杜月笙竭诚拥载的盛意,他送了一帧放大照片给杜月笙,亲笔题款,还盖了官章,杜月笙把这帧照片配以镜框,放在引人注目的地方。杜宣交讙,使老上海们额手称庆,杜月笙又顺利渡过一道难关。

吴绍澍自戴笠猝死,他所涉及的「纵放巨奸、吞没逆产」案雷声大,雨点小,于是让他保全了上海党、团主管,以及国大代表和正言报董事长的职位。由于他受过打击,身上所系的罪案犹未终结,于是也有他的朋友向他恺切陈词,苦口婆心的劝:

「绍澍兄,你在上海身兼六要职时,事必躬亲,气概彷佛很盛,可是呢,在政治上你不能与钱慕尹钱市长合作,在特工上你不能与以已死的戴笠合作,在社会上你又不能与杜月笙合作,你的挫败现在还只不过开始,从今而后,你要改变作风才好。」

吴绍澍听后,嗒然无语。

杜月笙因吴绍澍的「欺师灭祖」,横施打击而心灰意冷,遇事退避三舍,复以戴笠之死椎心刺骨,哭出一场大病,然而以他当时的交游之广,物望之隆,社会国家,依然还是少不了他。加上恒社子弟,多的是社会中坚,出类拔萃人物,杜月笙有这么完整的班底,优秀的干部,事业当然大有可为,因此,便在三十五年春夏之交,杜月笙经过审慎考虑,多方试探,又有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迹象。

早年在重庆,收了一名忠心耿耿,干劲十足的得意门生,一向从事棉纺工业的袁国梁胜利后袁国梁做面粉和棉纱,大来大往,气魄很够,面粉大王荣德产曾经开顽笑的对他说:

「我办工厂,就像吸海洛因,不过你也不错,可以算得上吃香烟的。」

由此可知袁国梁办事业和做生意,自有其刺激紧张之处,民国三十五年袁国梁投资设在江阴的「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他投下的股本甚多,预定当年七月开工,公司成立,规模很大,因而引起「江阴三大亨」黄善青、祝林等揷足其间的雄心,袁国梁唯恐董事长一席,落在他们之手,兼以公司股东,群起反对,闹得股东大会几乎流产,他无可奈何,只好拖牢同为福澄公司常务董事之一的王先青,到十八层楼杜公馆谒见杜月笙,打算请老夫子出来担任福澄公司的董事长,在他认为,必须如此事体才能摆平。继之以朱学范事件继吴绍澍之叛,又有朱学范之变,这是杜月笙在抗战胜利以后的两大憾事。比较起来,朱学范之投共,对于杜月笙心理的打击,较吴绍澍尤甚。因为,后者发生在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当时恰值杜月笙挣破吴绍澍的困扰,战战兢兢,经之营之,开始为重建声势而努力,朱学范事件,对他可能发生不良的影响。尤且,回想当年朱学范拜门,年方二十四岁,还在上海邮局当一名邮务生,自民国十七年到三十五年,前后十八年间,师生之谊,几如家人父子。朱学范一面协助陆京士,从事工运,另一方面也和杨管北、陆京士、骆清华等同样的是杜月笙智囊之一,参与密勿,朝夕与共,在个人感情份量上,朱学范要比吴绍澍重得多了。

朱学范一双浓眉,满面春风,能言善道,中英文都有点根柢,为人则慷慨大方,罕见疾颜厉色。因此,照杜月笙衡量人才的标准来看,他是有本领,呒没脾气的第一等人才,他投身杜门十八年,杜月笙大力提拔,一手扶植,朱学范在黄浦滩窜头势之快,卽可作为明证。

籍隶浙江嘉善,民前七年(公元一九○四)出生,朱学范在民国十年以后,在上海读教会学堂圣芳济学院,毕业了投考邮务生,幸获录取。以一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在十里洋场得了个待遇优厚的铁饭碗,血气方刚,难免浪漫荒唐,于是有一段时期,他生活过得很不正常。不过他这个人还算有作为,能够迷途知返,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青天白日旗飘扬上海,朱学范眼见陆京士、钱丽生、黄小村、张克昌、于松乔等奋起清共,改组邮务工会,这一股革命的浪潮,使朱学范跃跃欲试,自此他扬弃了吊儿啷当的生活,渐渐的和陆京士等接近。由于他个人的才华能力,不在众人之下,很快的便成为陆京士左右手,两人不分彼此,并肩作战,他们双双膺选上海邮务工会常务理事,又双双的投入杜门,成为杜月笙的学生。从此陆、朱并驾齐驱,扶摇直上,得到杜月笙的全力支持,数年之间,朱学范卽因师门拔擢,当选了上海总工会常务理事。尤其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工潮频仍,陆京士席不暇暖时期,世界第二十届国际劳工会议在日内瓦举行,陆京士无法分身,推荐朱学范担任我国代表。自此以后,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朱学范一连六次代表我国出席参加该会,使他一跃而为国际知名的工运领导人物。

若干年来,提起我国工运领袖,每以陆、朱并称,而论杜月笙的得意门生,亦多称陆(京士)、朱(学范),与吴(绍澍),其实这三个人脾气性格,大不相同。前文所述,戴笠批评朱学范「浮而不实,弊过于诡」,可谓一针见血。卽以陆、朱二人作一比较,陆京士实事求是,淡于名利,朱学范则轻于利而热中于名;陆京士家庭和乐,夫妻情笃,朱学范则家里勃溪时起,两夫妻闹得势同水火。旣好名又不得家庭温暖,于是给了中共可趁之机。

还有一层,朱学范组织力强,因而野心勃勃,在杜月笙的恒社弟子之中,唯独朱学范另外创立「毅社」,「毅社」所吸收的门生弟子,居然多达千人,声势颇为浩荡。像这样的事,也唯有杜月笙「宰相肚里好撑船」,让他放手做去。

抗战时期,朱学范先随杜月笙到香港,后亦在渝,当立法委员,兼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中国劳动协会创办于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会址设于上海。民国二十六年底中国劳动协会自上海撤退到汉口,曾经参与「工人抗敌总会」的筹备工作。二十七年七月,该会迁重庆,设址于九道门,旋不久,便呈准社会部,特准「中国劳动协会」代表中国工人,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为会员,遂使该会不仅成为全国性劳工团体,尤且为国际性劳工团体之一。

当时社会部作此决定,可能由于并无全国性的总工会,因而为一时权宜瓜代之计。不久后,「中国劳动协会」便获得国际劳工团体的经济支持,名利兼得,业务迅速发展,任何人再要想组织个纯劳工团体,与之分庭抗礼,也就很困难了。

「中国劳动协会」得到了国际支持,合法地位,因而也引起了中共攫夺的野心,同时种下朱学范个人悲剧的祸根。

共产党挖角到杜门

「劳协」的几位重要人物,在抗战中期,各领要职,都很忙碌,陶百川当中央日报社长,又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陆京士则为社会部组训司司长。因此,「劳协」和全国邮务工会两大工运团体,自然而然的都由朱学范代为负责。是为杜门恒社子弟在陪都重庆所掌握的最重要机构之一。

中共会到杜门恒社里来「挖角」,乍听起来彷佛是笑话,但是朱学范有弱点,更在工界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在中共来说是非挖不可,因此他们在朱学范身上很下了不少功夫。首先,利用中共外围,左倾份子沉钧儒,和朱学范叙起了师生之谊。沉钧儒道貌岸然,稀疏胡须,早年在上海,曾经和褚辅成合办「上海法学院」,而有一段时期,朱学范利用公余之暇,当过上海法学院夜间部的学生。沉钧儒一向是中共的外围打手,民国二十年六月他和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邹韬奋、史良,自称「七君子」,倡组「人民救国阵线」,「人民抗敌政权」,危害国家,淆乱听闻,于是被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翁赞年提出公诉,逮捕下狱,闹过轰动全国的「七君子」案。抗战期间,他继续利用参政员的名义,在大后方为中共进行统战工作。朱学范,是为中共托付给他,竭力争取拉笼的第一个对象。

第二步,中共布置一个重要干部──易礼容使他接近朱学范,埋头苦干,取得朱学范的信任。这个易礼容在宣传方面,很有办法,此一特殊能力恰投朱学范之所好,报纸上常常见到朱学范的名字,朱学范经常出席各种大会发表演说,左派人士对他赞扬备至,捧之犹恐不及,在在都使朱学范踌躇满志,洋洋自得。他对易礼容完全信任,后来便命易礼容当了「劳协」的书记长。

更进一步,共党施出惯使的伎俩──美人计朱学范的身边,多了一位风姿绰约,艳光四射的美貌佳人,是为大名鼎鼎的中共色饵李佩。朱学范夫妻感情不洽,有李佩这么一位美人相依偎,无异如鱼得水。他向朋友介绍,都说李佩是他的英文秘书。

一以名,一以色,共党抓住了朱学范的弱点,刚好对症下「药。

从民国三十一年「劳协」获得国际劳工团体「拨助中国劳工抗日捐款」钜额支持,「劳协」曾经轰轰烈烈,办了不少工人福利、组织、文教曁劳工国民外交活动诸事宜。他们在重庆办得有大梁子劳协福利社、美工堂电影院、沙磁(沙坪坝、磁器口)区和化猫(化龙桥与猫儿石)区劳协服务社、文化服务站、劳工诊疗所,对于重庆劳工,确有相当的贡献。胜利后,朱学范暂仍留在重庆,继续主持此一庞大的事业机构。

三十四年八月,第二十七届国际劳工大会在巴黎举行,朱学范又担任我国劳方代表,赴法与会,这时候中共也派有代表邓发前往活动。邓发千方百计密与朱学范交接,使朱学范和中共的距离,更进一步。

三十五年二月,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于重庆,希望藉以解决战后建国问题,中共头目和各党各派人士纷集陪都,出席会议。当时共方全无协商诚意,他们祇想利用机会,制造事端,因而加强宣传,扩大变乱。所以,他们伙同民主同盟份子,尽量制造反政府空气,无所不用其极。二月初,共党和民盟亟欲假借民众团体名义,在沧白堂举行「庆祝政协成功纪念会」,苦于重庆所有的民众团体,都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的领导之下,共党狡计,无法得逞。于是,他们便想到朱学范这一着棋,命邓发为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之一,抵达重庆,利用朱学范,以「中国劳动协会」作为「纪念会」的发起,并籍朱学范的关系,声势尤可一壮,规模

也能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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