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传-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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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衡往见杜月笙，杜月笙十分之喜，寒暄过后，第一句话便问：

「新衡兄，你准备住在那里？」

「我刚刚到。」王新衡坦然回答：「先来拜望杜先生，住的地方还不曾安排好。」

于是，杜月笙便请王新衡住到杜美路，早年金廷荪为他建造的那一幢华丽宅第，五开间的门面，三层楼。杜月笙告诉王新衡说：他原打算五幢三层楼房子分三幢给他的三位太太，子女占两幢。那五幢华厦美仑美奂，每一间房都是套房，内里的卫生设备尤且五彩缤纷，各间不同。房子是金廷荪替他造的，设备则由美国成套的买来，抗战前固属华贵无比，抗战后还是精美绝伦。

但是，王新衡只需要几间房子，还包括办公室在内，不久后戴笠戴老板也到上海，急切间找不到合适的办公住宿场合，这是因为戴笠以身作则，避免物议，敌伪财产他有处理之权，却是沾也不沾。戴笠见王新衡的住处相当不错，而且空屋还多，问明白了是杜月笙的私产，他便请王新衡去跟杜月笙商量，也借住他几间，杜月笙听后哈哈大笑，他慨然的说：

「雨农兄弟，尽管用好了。」

因此，进驻上海的军统局本部、中美合作所，和王新衡所管辖的各单位，从此统统设在杜美路杜氏大厦，杜月笙除了房屋，尤且供给得力人员，他派得意门生陈默，和他的亲信总管万墨林，双双到杜氏大厦去，担任戴笠总部的总务。

万墨林是杜月笙的亲眷，又复是追随了三十年来的心腹亲信，杜月笙和各方面的关系，他事事留心，了然于胸，跑出去传话递信，俨然便是杜月笙的代表。抗战八年期间，他奉杜月笙之命留在上海，看家守宅，照应一切。后来吴开先、蒋伯诚、吴绍澍等先后潜赴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又遵照杜月笙的指示，多方掩护，联络奔走，其间尤曾两度被捕入狱，迭遭酷刑一字不吐，立下很大的功劳。杜月笙在梵皇渡车站下车，他到站迎接，见到一别八年的「爷叔」，当时喜极而泣。杜月笙住进顾嘉棠家，他立刻赶去照旧执役如故，并不以功在国家，地位增高而有所不屑。有一天晚上杜月笙和他单独相处，曾经试探的问：

「墨林，抗战胜利，敌伪倒台，以你当时的地位，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你阿曾搞到铜钿？」

万墨林则大摇其头，断然否认，说是：

「呒没。」

于是杜月笙又好奇的再问一句：

「侬那能肯放弃这个大好机会的哩？」

「这是爷叔从前交代我的嘛，」万墨林脱口而出的回答：「铜钿用得光的，做人（口么）一直要做到咽气为止，不义之财，决不可取。」

「很好，」杜月笙很满意，欣然的说：

「侬能够一生一世照我的话做，我保险你决不吃亏，慢慢交，我弄一丬厂拨侬。」

因此，戴笠抵达上海，建立总部，问杜月笙要两个得力的人，杜月笙经过考虑，首先便把万墨林荐过去。他这么做，有其深意。第一，万墨林人头熟，地头更熟，又有杜月笙总管的身份，他确实可以为戴笠出力跑腿，第二，万墨林有功国家，做过长时期的地下工作，却是一清二白，并无贪赃枉法的纪录，第三一层原因，万墨林是杜月笙倚之为左右手的活电话簿，最佳联络奔走者，如今他把万墨林都推荐给了戴老板，正好向吴绍澍表明：他确有退隐决心，无意再作出岫之云。

陈默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硬而狠的脚色，人却老实。抗战八年，戴笠借将，派陈默、于松乔等担任行动工作，铁血锄奸，把斧头手枪机关枪当成家常便饭，历尽腥风血雨，出生入死的惊险场面，上海锄奸行动向由戴笠亲自主持，行动之先他很少和杜月笙商量，因此陈默和万墨林不同，他等于是由戴笠直接指挥。民国三十年底太平洋变作，日军进入租界，陈默的行动工作失却地利人和的掩护，戴笠命令他撤退，回大后方，工作安排便由戴笠一手包办，所以他正式列入军统局编制之内，担任过军统西安和成都检查所所长，但是他觉得大后方静态的工作不够刺激，因为他也是浦东人，曾经拟了一个再进浦东打游击的计划，送请夫子大人杜月笙转交戴笠，戴笠表示同意，陈默便又到上海附近。可是他到达不久抗战便告胜利，陈默一马当先，进了上海。他本来就是军统人员，戴笠抵沪杜月笙叫他也跟过去，算是纳入军统局的原建制。陈陶遗杜门受冷落

陈陶遗的确是上海大老之一，他是江苏金山人，原名公瑶，字陶怡、陶遗、又号道一剑虹。光绪七年（公元一八八一）诞生于金山松隐里的一个书香门第，他比杜月笙大七岁二十一岁入庠，卽以金石书画名于世，二十五岁入中国公学，倡呼革命，交游文士，二十六岁在上海西门剏办健行公学，加入同盟会，东渡日本，接办醒狮月刊，担任暗杀部副部长，并且师事章太炎。翌年回国被推为同盟会江苏支部长，不料刚到上海，便被革命叛徒刘师培出卖，由满清两江总督端方系之于狱。一年后幸而获释，但他仍然奔走革命如故。前后四年间，陈陶遗曾与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发起「南社」，为当年最重要的革命文字宣传机构。又赴南洋筹款，参与黄花岗之役，辛亥起义，上海光复，陈陶遗从南洋携款来助，曾与马君武代表沪军，到武昌联络。江苏各地先后反正，陈陶遗和章梓的游说疏通，厥功甚伟。

陈陶遗醉心革命，却并不热中于官场，他的勋绩、人望和资格，乃至道德文章，和杜月笙可说是截然相反而在两条路上。民前一年他便是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副议长（议长林森），选举国父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民国成立，他薄官不为，远赴东北开荒，民国十五年他被孙传芳拖出来当了一任江苏省长，后来他便杜门谢客，日以读书写字为娱，直到民国二十一年八月，上海第一届临时市参议会成立，史量才、杜月笙担任正副议长，陈陶遗则应聘担任秘书长。二十六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留在上海，也曾为敌伪利诱威胁，请他出山，陈陶遗不胜其烦，便由杜月笙设法接到香港，住过一段时期，不久风声稍缓，他又潜回上海，直到抗战胜利他六十五岁，其间迭经敌伪强逼，陈陶遗稳如泰山，乃能保全黄花晚节。

陈陶遗腹笥极广，颇有幽默感，他有几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传诵一时。其一是民国二十九年汪精卫粉墨登场，一再派人逼他同流合污，某次请陈陶遗的朋友赵正平往说，当时陈陶遗便拉下脸来，厉声叱道：

「做人时短，做鬼时长！」

义正词严，骂得赵正平狼狈辞去。其次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上海，陈陶遗骤闻佳音，喜形于色，当下对他家人说：

「『家祭毋忘告乃翁』，此刻用不着咧！快去备几只小菜，一家团宴，就算你们当面祭告我吧！」

钱大钧奉到中央电令，为尊老敬贤，亲自登门拜访，劝请陈陶遗担任临时参议会议长，陈陶遗以年老多病为词，（他也气喘，还有左肺扩张，循环障碍与结核诸症。）婉言逊谢；与此同时，黄浦滩上的环境复杂，越演越烈，他当然也耳熟能详，殊不愿以风烛残年，卷入漩涡，跳进火坑，他辞意极坚，钱大钧劝他不动，就说为便于向上级有所交待，请陈陶遗荐贤自代，这时陈陶遗殊不便强人之难，随口漫道：

「钱市长看徐寄庼这人如何？」

斯语一出，便成定局，上海市临时参议会的议长由陈陶遗保举了徐寄庼。徐寄庼和杜月笙素称知己，交情极够，照说徐寄庼当议长杜月笙是蛮欢喜的，然而，当时情况，对杜月笙来说无异陈陶遗「一丧邦」，因为吴绍澍以杜月笙为敌，正把杜月笙逼得透不过气来，如果当时陈陶遗荐贤自代属意杜月笙，他跃登议长宝座，就可以和钱市长钱大钧分庭抗礼，吴绍澍见他还得矮上一截，纵使他不掌握议坛，展开反击，至少他也有了和吴绍澍握手言和化除敌意的立足地。这一个上海临参会议长对于杜月笙实在太重要了，可惜「徐寄庼」三字从陈陶遗口中轻轻吐出。还有一层，不论从何种角度说，杜月笙实在比徐寄庼更具有当议长的资格。

跌足太息，懊恼不已，杜月笙不知不觉，又犯了二三十年前黄金荣黄老板说他的「小囝脾气」，他要向陈陶遗表露他心中的闷悒与憾意，他假顾嘉棠宅请陈陶遗餐叙。六十四岁的陈陶遗准时赴席，但是座中不见主人，而且从开席一直到宴毕祇由顾嘉棠、徐采丞等杜氏亲信奉陪，杜月笙始终不曾露面，陪宴诸人明知底蕴，见陈陶老谈笑风生，坦然自若，未免有点踧踖与愧疚，席终乃由徐采丞善为说词，编了个理由，一再的为杜月笙失仪而道歉，讵料陈陶遗早已了然心胸，全不在意，他打个哈哈向徐采丞等说：

「何必道什么歉呢？这明明是月笙懊恼不过，有意拨点颜色给我看呵！」

于是，大笑而去。半年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十五日，陈陶遗六十五岁，也是应友人之招参与一次午宴，席未终，喘大发，遍体汗出如浆，急车送归，卧床两周，终以心脏衰竭而告不治。这东南一代物望死于四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时半杜月笙闻讯至为震悼，曾经亲往吊唁。万墨林三度入牢监

于是万墨林黯然神伤，一声苦笑，旣然「爷叔」这么说了，他只好回家收拾随身携带各物，赴淞沪警备司令部自动投到。坐他一生之中第三次监牢，当然，中国同胞不会像东洋人那般对他滥施毒刑。

杜月笙毅然下令万墨林自动投案入狱，不仅使黄浦滩上五百万市民骇然惊异，竞相走告，而且也使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大出意外，开始对杜月笙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宣铁吾颁下万墨林的逮捕令，可以谓为对杜月笙的一项挑战，以杜月笙在上海所占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宣铁吾这一挑战实无必胜的把握。他想不到杜月笙会这么「落门落坎」，大力捧他这上海治安首长的场，他更无法料及万墨林果然便祇为了恪遵「爷叔」之命，不惜老老面皮，甘愿投到。

上海米价还在继续攀高，五百万市民的怨怼竟而迅速平息，筱快乐的热门广播节目自沸点急速下降，他再冷讽热嘲，破口大骂「米蛀虫」也没有用了，因为杜先生的总管、米业公会、上海市农会理事长万墨林业已自动投案，身陷囹圄。宣铁吾宣司令的的声望由此臻于最高点，杜月笙和万墨林的守法精神，坦白态度，为大上海五百万市民带来新希望与新观念。

上海在蜕变，在一团乱麻中，万墨林三度下狱也是一个转折点。乍看起来彷佛是杜月笙在向民主、法治投降，实则是他在为民主、法治树立一个好榜样。──杜月笙又结交了个好朋友；宣司令兼局长，万墨林被指控的罪名查无实据，抽丝剥茧般弄清楚了事实眞象，万墨林很快的获得释放。

宣铁吾很感激杜月笙竭诚拥载的盛意，他送了一帧放大照片给杜月笙，亲笔题款，还盖了官章，杜月笙把这帧照片配以镜框，放在引人注目的地方。杜宣交讙，使老上海们额手称庆，杜月笙又顺利渡过一道难关。

吴绍澍自戴笠猝死，他所涉及的「纵放巨奸、吞没逆产」案雷声大，雨点小，于是让他保全了上海党、团主管，以及国大代表和正言报董事长的职位。由于他受过打击，身上所系的罪案犹未终结，于是也有他的朋友向他恺切陈词，苦口婆心的劝：

「绍澍兄，你在上海身兼六要职时，事必躬亲，气概彷佛很盛，可是呢，在政治上你不能与钱慕尹钱市长合作，在特工上你不能与以已死的戴笠合作，在社会上你又不能与杜月笙合作，你的挫败现在还只不过开始，从今而后，你要改变作风才好。」

吴绍澍听后，嗒然无语。

杜月笙因吴绍澍的「欺师灭祖」，横施打击而心灰意冷，遇事退避三舍，复以戴笠之死椎心刺骨，哭出一场大病，然而以他当时的交游之广，物望之隆，社会国家，依然还是少不了他。加上恒社子弟，多的是社会中坚，出类拔萃人物，杜月笙有这么完整的班底，优秀的干部，事业当然大有可为，因此，便在三十五年春夏之交，杜月笙经过审慎考虑，多方试探，又有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迹象。

早年在重庆，收了一名忠心耿耿，干劲十足的得意门生，一向从事棉纺工业的袁国梁胜利后袁国梁做面粉和棉纱，大来大往，气魄很够，面粉大王荣德产曾经开顽笑的对他说：

「我办工厂，就像吸海洛因，不过你也不错，可以算得上吃香烟的。」

由此可知袁国梁办事业和做生意，自有其刺激紧张之处，民国三十五年袁国梁投资设在江阴的「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他投下的股本甚多，预定当年七月开工，公司成立，规模很大，因而引起「江阴三大亨」黄善青、祝林等揷足其间的雄心，袁国梁唯恐董事长一席，落在他们之手，兼以公司股东，群起反对，闹得股东大会几乎流产，他无可奈何，只好拖牢同为福澄公司常务董事之一的王先青，到十八层楼杜公馆谒见杜月笙，打算请老夫子出来担任福澄公司的董事长，在他认为，必须如此事体才能摆平。继之以朱学范事件继吴绍澍之叛，又有朱学范之变，这是杜月笙在抗战胜利以后的两大憾事。比较起来，朱学范之投共，对于杜月笙心理的打击，较吴绍澍尤甚。因为，后者发生在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当时恰值杜月笙挣破吴绍澍的困扰，战战兢兢，经之营之，开始为重建声势而努力，朱学范事件，对他可能发生不良的影响。尤且，回想当年朱学范拜门，年方二十四岁，还在上海邮局当一名邮务生，自民国十七年到三十五年，前后十八年间，师生之谊，几如家人父子。朱学范一面协助陆京士，从事工运，另一方面也和杨管北、陆京士、骆清华等同样的是杜月笙智囊之一，参与密勿，朝夕与共，在个人感情份量上，朱学范要比吴绍澍重得多了。

朱学范一双浓眉，满面春风，能言善道，中英文都有点根柢，为人则慷慨大方，罕见疾颜厉色。因此，照杜月笙衡量人才的标准来看，他是有本领，呒没脾气的第一等人才，他投身杜门十八年，杜月笙大力提拔，一手扶植，朱学范在黄浦滩窜头势之快，卽可作为明证。

籍隶浙江嘉善，民前七年（公元一九○四）出生，朱学范在民国十年以后，在上海读教会学堂圣芳济学院，毕业了投考邮务生，幸获录取。以一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在十里洋场得了个待遇优厚的铁饭碗，血气方刚，难免浪漫荒唐，于是有一段时期，他生活过得很不正常。不过他这个人还算有作为，能够迷途知返，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青天白日旗飘扬上海，朱学范眼见陆京士、钱丽生、黄小村、张克昌、于松乔等奋起清共，改组邮务工会，这一股革命的浪潮，使朱学范跃跃欲试，自此他扬弃了吊儿啷当的生活，渐渐的和陆京士等接近。由于他个人的才华能力，不在众人之下，很快的便成为陆京士左右手，两人不分彼此，并肩作战，他们双双膺选上海邮务工会常务理事，又双双的投入杜门，成为杜月笙的学生。从此陆、朱并驾齐驱，扶摇直上，得到杜月笙的全力支持，数年之间，朱学范卽因师门拔擢，当选了上海总工会常务理事。尤其民国二十五年上海工潮频仍，陆京士席不暇暖时期，世界第二十届国际劳工会议在日内瓦举行，陆京士无法分身，推荐朱学范担任我国代表。自此以后，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朱学范一连六次代表我国出席参加该会，使他一跃而为国际知名的工运领导人物。

若干年来，提起我国工运领袖，每以陆、朱并称，而论杜月笙的得意门生，亦多称陆（京士）、朱（学范），与吴（绍澍），其实这三个人脾气性格，大不相同。前文所述，戴笠批评朱学范「浮而不实，弊过于诡」，可谓一针见血。卽以陆、朱二人作一比较，陆京士实事求是，淡于名利，朱学范则轻于利而热中于名；陆京士家庭和乐，夫妻情笃，朱学范则家里勃溪时起，两夫妻闹得势同水火。旣好名又不得家庭温暖，于是给了中共可趁之机。

还有一层，朱学范组织力强，因而野心勃勃，在杜月笙的恒社弟子之中，唯独朱学范另外创立「毅社」，「毅社」所吸收的门生弟子，居然多达千人，声势颇为浩荡。像这样的事，也唯有杜月笙「宰相肚里好撑船」，让他放手做去。

抗战时期，朱学范先随杜月笙到香港，后亦在渝，当立法委员，兼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中国劳动协会创办于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会址设于上海。民国二十六年底中国劳动协会自上海撤退到汉口，曾经参与「工人抗敌总会」的筹备工作。二十七年七月，该会迁重庆，设址于九道门，旋不久，便呈准社会部，特准「中国劳动协会」代表中国工人，加入国际工会联合会为会员，遂使该会不仅成为全国性劳工团体，尤且为国际性劳工团体之一。

当时社会部作此决定，可能由于并无全国性的总工会，因而为一时权宜瓜代之计。不久后，「中国劳动协会」便获得国际劳工团体的经济支持，名利兼得，业务迅速发展，任何人再要想组织个纯劳工团体，与之分庭抗礼，也就很困难了。

「中国劳动协会」得到了国际支持，合法地位，因而也引起了中共攫夺的野心，同时种下朱学范个人悲剧的祸根。

共产党挖角到杜门

「劳协」的几位重要人物，在抗战中期，各领要职，都很忙碌，陶百川当中央日报社长，又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陆京士则为社会部组训司司长。因此，「劳协」和全国邮务工会两大工运团体，自然而然的都由朱学范代为负责。是为杜门恒社子弟在陪都重庆所掌握的最重要机构之一。

中共会到杜门恒社里来「挖角」，乍听起来彷佛是笑话，但是朱学范有弱点，更在工界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在中共来说是非挖不可，因此他们在朱学范身上很下了不少功夫。首先，利用中共外围，左倾份子沉钧儒，和朱学范叙起了师生之谊。沉钧儒道貌岸然，稀疏胡须，早年在上海，曾经和褚辅成合办「上海法学院」，而有一段时期，朱学范利用公余之暇，当过上海法学院夜间部的学生。沉钧儒一向是中共的外围打手，民国二十年六月他和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邹韬奋、史良，自称「七君子」，倡组「人民救国阵线」，「人民抗敌政权」，危害国家，淆乱听闻，于是被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翁赞年提出公诉，逮捕下狱，闹过轰动全国的「七君子」案。抗战期间，他继续利用参政员的名义，在大后方为中共进行统战工作。朱学范，是为中共托付给他，竭力争取拉笼的第一个对象。

第二步，中共布置一个重要干部──易礼容使他接近朱学范，埋头苦干，取得朱学范的信任。这个易礼容在宣传方面，很有办法，此一特殊能力恰投朱学范之所好，报纸上常常见到朱学范的名字，朱学范经常出席各种大会发表演说，左派人士对他赞扬备至，捧之犹恐不及，在在都使朱学范踌躇满志，洋洋自得。他对易礼容完全信任，后来便命易礼容当了「劳协」的书记长。

更进一步，共党施出惯使的伎俩──美人计朱学范的身边，多了一位风姿绰约，艳光四射的美貌佳人，是为大名鼎鼎的中共色饵李佩。朱学范夫妻感情不洽，有李佩这么一位美人相依偎，无异如鱼得水。他向朋友介绍，都说李佩是他的英文秘书。

一以名，一以色，共党抓住了朱学范的弱点，刚好对症下「药。

从民国三十一年「劳协」获得国际劳工团体「拨助中国劳工抗日捐款」钜额支持，「劳协」曾经轰轰烈烈，办了不少工人福利、组织、文教曁劳工国民外交活动诸事宜。他们在重庆办得有大梁子劳协福利社、美工堂电影院、沙磁（沙坪坝、磁器口）区和化猫（化龙桥与猫儿石）区劳协服务社、文化服务站、劳工诊疗所，对于重庆劳工，确有相当的贡献。胜利后，朱学范暂仍留在重庆，继续主持此一庞大的事业机构。

三十四年八月，第二十七届国际劳工大会在巴黎举行，朱学范又担任我国劳方代表，赴法与会，这时候中共也派有代表邓发前往活动。邓发千方百计密与朱学范交接，使朱学范和中共的距离，更进一步。

三十五年二月，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于重庆，希望藉以解决战后建国问题，中共头目和各党各派人士纷集陪都，出席会议。当时共方全无协商诚意，他们祇想利用机会，制造事端，因而加强宣传，扩大变乱。所以，他们伙同民主同盟份子，尽量制造反政府空气，无所不用其极。二月初，共党和民盟亟欲假借民众团体名义，在沧白堂举行「庆祝政协成功纪念会」，苦于重庆所有的民众团体，都在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的领导之下，共党狡计，无法得逞。于是，他们便想到朱学范这一着棋，命邓发为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之一，抵达重庆，利用朱学范，以「中国劳动协会」作为「纪念会」的发起，并籍朱学范的关系，声势尤可一壮，规模

也能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