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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匈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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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子眼睁睁地看着一群老虎皮走了，没了辙，他转过身子，对窑院站着的两个女人说，咱们的事情还没完，四十块大洋还得要，你们等着。说完，听到吴儿堡庄子里，已经有了聒噪声，匪兵们一走，乡亲们敢出头了。秃子怕再耽搁下去吃亏，就尾随着保安团跑了。
这时候，乡亲们已经围上来了。杨干妈软成一摊，不能动弹，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抬进了窑里。杨干妈说：别管我，蛾子，快，快领上乡亲们去后山上，寻你大！
后山上有个放羊的，叫“憨憨”。当年，这群村子里伙养的羊，就是杨作新放的。杨作新上学后，放羊铲留给了“憨憨”。“憨憨”的名字叫“憨憨”，实际上人也不憨。这时候，放羊的憨憨见羊围着一样东西，围成一圈，死死不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个人，是杨干大，就丢了放羊铲，背起杨干大，翻过山，下了村子。
当天晚上，在杨家正窑里，杨干大说了一夜胡话，天快亮时，断了气。正像那首著名的陕北民歌说的那样：月亮落了还有一口气，太阳出来照尸体。
杨干大糊涂了一夜，临死前却猛然眼神发亮，异样地精明起来。对着守在自己身边的两个女人，他说，他对不起她们，他欠她们的债。他说，他答应过婆姨，那三面接口石窑的事，但是，看来是说下空话了，这事将来得告诉杨作新，让他圈，还有，他说他对不住蛾子，他害了娃娃，他让杨干妈将来告诉杨作新，要他好好地招呼妹妹，踏摸准了，给蛾子物色一户人家。最后，杨干大感慨地说：杨作新虽然不是一个孝子，但他是一个闹世事的人，乱江山的人，杨家人老几辈，还没有这么个成龙变虎的人物，没想到在他手里出了。想到这一点，他很满足。
说完以后，杨干大就双腿一蹬，咽了气。随后，一个女人尖厉的声音，一个女人嘶哑的声音，好像二部合唱，一声接一声，划破了这陕北高原沉沉的夜空。吴儿堡的人们，听到哭声，都知道杨干大死了，老人们噙着眼泪说：他这下好了，不用再受苦了！
一千九百二十七年之后，形势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并且将武装斗争形式，作为以后一段为期不短的时期的头等任务。在陕北地区，亦是如此。遵照上级的指示，革命从合法斗争转入地下，由配合协助国民党巩固政权转为开展独立的武装斗争，以夺取政权为斗争目的。
其实，早在一九二六年，在陕北，就有一支由共产党人控制的队伍。带兵人叫谢子长，安定县枣树坪人，太原兵学院毕业，他在家乡先担任安定县民团团总，继而将这支队伍改变成分，成为一支革命武装。到了一九二七年之后，有个陕北籍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共产党员刘志丹，也回到家乡，拉起武装。刘家是当地的一家富户，刘志丹瞒着父亲，动用家产，置办枪支，招募人员。有一则笑话，说是刘志丹动员他家的两个长工参加红军游击队，两个长工问，参加游击队有什么好处？刘志丹说，欠地主老财的债，就不用还了。原来这两个长工，正是欠了刘家的债，来揽活顶工的。听了刘志丹的话，他们说，那我们欠你家的债，也不用还了？刘志丹回答：那当然！长工听了，于是跟上刘志丹跑了，参加红军游击队去了。气得刘志丹的父亲在家里害了一场病。
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曾称这两位陕北红军领袖人物为现代罗宾汉。
刘谢二位，各领一支队伍，互为犄角，形成了共产党人在陕北的武装割据局面。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在国民党的四面围击下，连遭败绩。于是，他们只好带着中坚分子，利用国民党军队内的各种派系和自己的一些旧关系，四处躲藏，并伺机再树旗帜。一九二九年，两军联合行动，并有陕西境内的其他各路武装力量参加，组织了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左右江起义后，西北地区最大的一次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这就是“渭华暴动”。渭华暴动失败后，两人各带残部，重返陕北，直到一九三○年前后，才各自巩固了一块根据地，并拥有了相当规模的武装。刘志丹领导的这块，叫陕北根据地，首府设在永宁山；谢子长领导的这块，叫陕甘边根据地，首府设在南梁。
当时的陕北民间，是什么样子呢？从一九二七到一九二九年，整个北中国赤地千里，连年大旱，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那场至今令人谈而色变的大年馑，民间管这次年馑叫“民国十八年大旱”。贫瘠荒凉的陕北地区，较之别的地方，更是经不起这一次折腾。民间歌谣中：“人吃人，狗吃狗，舅舅锅里熬外甥，丈人锅里煮女婿”，就是对那场悲惨图景的真实写照。老年人说，比起明末清初那场惹得李自成举旗造反的大旱灾，这次的似乎更邪乎。
斯诺以一个目击者的身份和诚实的笔触，记下了那场大饥馑的情景。此刻，叙述者觉得，他除了老老实实地引用斯诺先生提供的这些细节和数字以外，别无他法，因为既要不用这个现成的材料，又要达到同样的效果，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同样也引用了国际联盟派给蒋介石担任卫生顾问的一名著名卫生专家的资料。那位专家指出：他弄到的数字证明，在大灾荒期间，陕西有一个县，死的就有百分之五十二的人口；另一个县死的是百分之七十五；如此等等。据官方统计，单在甘肃一省就饿死二百万人———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你有没有见到一个人———”斯诺先生这样说，“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好人———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褶；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像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像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是个人！”
斯诺先生继续写道：“儿童们更加可怜，他们细小的骨骼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起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像空口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他接着写道：“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坑里一层层盖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是，在许多的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富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与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雨晴后出租给佃户。”
那天，杨作新撒开双脚，一口气跑出五里多路，然后离开川道，上了山。山上有那些拦羊孩子、种地农民修的避雨的小土窑。他找了一个土窑，躲了进去，歇了歇脚，吃了点干粮，继续赶路。川道里他不敢走了，怕敌人设卡堵他，于是翻山越岭，专拣那些拦羊娃踩出的羊肠小道。
天下之大，他不知道何处可容此身。只是听任两条腿带着他走。一日，他登上一座山头，见眼前突兀地出现了一座气象森森的城市，三山对峙，二水交流，腾出川道里一块宽阔的三角洲，造就这荒原上一块锦绣繁华地面。这些天满目所见，都是荒山秃岭，野物成群，今天搭眼见了这个去处，不由得吃了一惊。再细细看时，见东边山的一条山腿上，立着一座宝塔，他明白了，原来双脚又将自己带进了是非之地肤施城。
冒着生命危险，他下了山，自北城门进入肤施。北城门口，较之当初的戒备森严，剑拔弩张的气氛，松动了许多。原来绑过杜先生的地方，现在一溜摆小摊的，在那吆喝叫卖。城门上，捉拿杨作新的告示还在，只是它的角角边边，已经被大力丸和专治女人月经不调和男人的举而不坚、坚而不久以及淋病之类的告示所侵吞，原先的那张，倒不怎么醒目了。杨作新冷笑了一声，把头往脖子里缩了缩，昂然入城。看守城门的士兵，对这个蓬头垢面的乡里人，正眼也没看一下，只顾在那里丢盹。
肤施城里，照旧繁华热闹，各种字号儿一律开张。婆姨们依旧穿着露出腿把子的旗袍或裙子，嘴唇抹得血红；男人们依旧西装革履，梳着一头跌倒蝇子滑倒虱的头发，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似的。这不由使杨作新长发一声感慨。
他在省立肤施中学的围墙外边溜达了半天，想找一个熟人问问情况。他想去找组织，国民党反动派刀子再快，也不能把共产党一个个都杀绝吧，他想。操场上，一群学生正在上体育课。体育老师是个好人，他正穿个半裤，领一群学生跑步。于是，杨作新把头露出围墙，轻轻唤他。体育老师瞅见杨作新，脸色变了，他喊了一声：“立定！解散！”让学生自由活动，然后去到围墙跟前，匆匆地说：“你好大的胆子，还敢在这里溜达，军警们住在学校里，整天喊着要抓你哩。”杨作新笑了笑，向他打问那些熟悉的老师和同学的情况。体育老师说，有的死了，有的跑了，你要找他们，到北边去找吧，听说谢子长扯旗造反，在北边举行了“清涧起义”，占了好几座县城，肤施城里，都吵红了。杨作新听了，一阵高兴，他刚张口要说声“谢谢”，只见那体育老师已经匆匆地离开了矮墙。
杨作新堵在胸口的一股恶气，听了这话后，松动了一些。他觉得轻松了点，决定立即就离开肤施城，到北边去寻队伍。行前，有一件事情，他还觉得心里不踏实。他想去看一个人，可人家是豪门大户，又怕惊动了官家，犹豫不决，恰好街道旁有一家陕北小吃，他要了一碗“荞面饸饹羊腥汤”，低头吃起来。旁边桌子上，有两个闲人在拉话，拉的内容，正是安定谢子长游击队谋反的事情，说那谢子长骁勇异常，号称“拼命三郎”，手下人马，也都是些“挣破脑”的角色，这次肤施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倾巢出动，前去弹压，谁胜谁负，还在两可之间。拉着拉着，话题变了，拉到了城里“赵半城”的千金结婚的事，说那真叫个排场，喜事还没办，倒先有几家，办起了丧事，街面上铺子，挨着收礼，闹得肤施城里人人怨气冲天。杨作新听了，插了句话，问那“赵半城”千金所嫁何人，两个拉话的抬头看了他一眼，好像吃惊他连这个都不知道，他们用手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说：警察局长，专割人脑袋的，明白吗？杨作新又问：那赵家小姐，就肯就范？两个人听了，说：听说赵家小姐哭哭啼啼地说要逃婚，可是“赵半城”是铁了心，他已经受了警察局长大礼，只等围剿谢子长回来，就办喜事哩。杨作新听了，冷冷一笑，不再言语，也绝了去看那“密斯赵”的念头。
杨作新将那碗饸饹，三下两下，刨进喉咙，又端起碗，扬起脖子，将汤喝净，然后起身，天黑时混出了肤施城，朝北边清涧方向一路走去。一想到前面有个谢子长，挥着驳壳枪，替穷人出头，心中不觉胆壮了许多。
临近清涧地面，只见官道上，迎面走来了一批一批逃难的。逃难的见了杨作新，都嚷道：后生，再不敢往前走了，清涧城里，一场恶战，胜了个井岳秀，败了个谢子长；如今，清涧城里，那国民党军队，见了不顺眼的人，问也不问，挥刀就砍，清涧城里，人都跑得差不多了。杨作新问起谢子长的下落，人们都摇头，有的说他被打死了，有的说率领残部跑向了北草地，可是都是听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传言而已。
没奈何，杨作新只好就近找个地方，给人家揽起短工，先隐住自己的身子。
半年之后，谢子长东山再起，杨作新这回得了确切消息，辞了东家，星夜北上，终于在一片老山林里，见到了这陕北百姓都称作“谢青天”的谢总指挥。谢子长长条脸儿，面皮白净，异常明亮的两个眼睛，粗粗一看，竟与杨作新的相貌有几分相似，不同的是腰间多了根武装带，武装带上插着两把驳壳枪。谢子长见了杨作新，自然欢喜，谈到革命烈士杜先生的壮烈牺牲，也都不胜感慨。随后，杨作新便在谢子长麾下了。
这时，黑大头已从南方某地不辞而别，率领旧部，回到陕北，重占后九天。
红军游击队势单力薄，要想发展，一条道路是招募贫苦农民加入队伍，一条道路是派人混入国民党队伍，或在土匪队伍策动起义，发动兵变，借以扩充武装。有一天，谢子长得知，后九天的黑大头，急于想找到一名懂文化的教员，训练他的一群乌合之众，于是与杨作新商议，决定派杨作新只身前往后九天，混入黑大头的双枪队，伺机组织兵变。如果能策动黑大头起义，举起革命旗帜，最好；若不行，就杀了黑大头，收编这支队伍。杨作新见说，谈起他与黑大头曾有过一面之缘。总指挥听了，自然高兴，说既然如此，这件事成功了大半了。于是杨作新乔装打扮了一番，换上一身青布长衫，配了副近视镜，打扮成个教书先生模样，辞了谢子长，顺黄河岸边，直奔后九天。
当时的陕北，武装势力大约有四股。一股是国民党军队，它武器精良，训练有素，兵多将广，占据着肤施城及陕北各县县城，依靠政府提供给养，算是官军，兼有各县保安团和一些乡镇的民团为其羽翼。一股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它给养缺乏，武器简陋，人员大都是破产了的农民和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大屠杀时漏网的早期共产党员。红军游击队一般在那些偏远贫瘠的山区活动。第三股武装力量是土匪。乱世出英雄，陕北地区，历来匪患不断，遇这乱世，土匪更为猖獗，他们啸聚山林，占山为王，打起仗来，个个都是亡命之徒，国民党只顾与共产党打仗，腾不出手来对付他们，从而使陕北各地，土匪势力日盛。还有一股势力是哥老会，这是一个古老的秘密社团组织，教规甚严，会友大都是些有财力有势力或有膂力的不寻常人物，平日不显山露水，一遇事情，帖子传出，霎时间便汇成一支武装力量。
黑大头的后九天武装，却独立于这四股之外，又兼有这四股的特点。从名号上讲，黑大头一直打着国民党军队的旗号，以官军自居，可惜国民党政府不承认他，并时时窥视，准备下手。对于共产党的举动，黑大头表示了道义上的同情，容纳那些被国民党四处追赶无处藏身的共产党人，到他的山上避难，也从不参与围剿红军游击队的活动，但是他的进步行动只到此为止，绝不允许共产党吞并他，坏了众弟兄的饭碗。对于土匪武装，黑大头上山后，便设下大筵，聘请各路神仙上山，换了帖儿，拜上金兰之交，说好一有事情，互相照应，但是黑大头做事，却从没有那些土匪的行径。至于哥老会，黑大头时常从哥老会那里得到财力的扶持支援，人前场面上的事情，也仰仗哥老会出面通融。
黑大头独居后九天，我行我素，桀骜不驯。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国民党政府对他的百十号枪，早有窥测之意，所以迟迟不敢动他，是碍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当时的陕西督军杨虎城。前面说了，杨虎城曾与这黑大头，有过一段交谊，他不断地捎话，询问黑大头的事情，有时还捎上一捆枪支，以示关怀。而黑大头所以有恃无恐，一定程度上，也觉得背后有杨督军撑腰。
杨作新走了几日，进入丹州县境，转过一个弯子，猛抬头，见眼前突兀地起了一座大山。陕北的山，多为天雨割裂黄土囤积形成的较为低矮的土山，独这一带的山，都是石山，树木蓊郁，怪石嶙峋，一股清流自山中奔涌而出。杨作新数了数，见这石山共有九座，一座挨一座，连环套儿一般，层层递进。那最高的一座山，仿佛在半天云雾之中，搭眼望去，只见红砖青瓦，一座山神大殿，隐约传来士兵操练的声音。杨作新对自个说，后九天到了。
来到山下，见一个酒店。杨作新明白这是后九天开的，于是见了掌柜，通报了姓名，说他是黑旅长的一位故人，要去山上看他。掌柜的听了，并不搭话，只管拿好酒好菜款待他。酒菜上来，杨作新狼吞虎咽，牛吃马饮之际，那掌柜的抽身出去了。一会儿，掌柜的回来了，说山上传下号令，叫杨作新上去。
双手被绑，一块黑布蒙住眼睛，杨作新被两个双枪队士兵押着，直上后九天。原来这九座山头，一座一层天，每一层天，都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紧要去处，有一班士兵把守。约有半晌工夫，正当杨作新走得脚跟酸软，大汗淋漓之际，士兵喝令他站定，随之揭了蒙面的黑布，解了身上的绳索。
杨作新揉了揉眼睛，只见脚下的地势平缓，原来已经到了山顶。眼前是一座大殿。关于这座大殿，他曾经听老年人说过。据说当年修殿时，用料困难，那大殿顶上的青瓦，是拦羊娃赶着羊群，一羊两瓦，顺着山路上驮上来的。此刻，没容他细想，脚步已经迈入大殿。大殿正中，原先供奉山神的那个地方，如今已被推倒。代替它的，是一把太师椅。太师椅上，坐着一个身穿国民党呢制军服，头脑光光，凶神恶煞般的大汉。杨作新定睛一看，认出这就是他当年在老虎崾救出的那汉子。
那汉子背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猛虎上山图》，工笔写实，一眼便看出是出自民间艺人之手。图中老虎，脊背上黑一道黄一道，正在归山途中，回眸凝视来路，两眼如同两盏灯笼，两颚张开，露出獠牙，似在咆哮，似在哀叹，旁边一首七言诗，诗云：自古英雄冒险艰，历尽艰辛始还山，世间多少不平事，尽在回头一啸间。
只见那汉子观察了杨作新半晌，突然大吼一声：“哪里来的凡夫俗子，竟敢冒本旅长的故人，来这山上滋事？各位，于我拿下，拉出去崩了！”
杨作新听了，并不惊慌，他微微一笑说：“黑旅长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记得五年前老虎崾，那个大嗓门的文弱书生了？”
黑大头听了，说道：“那老虎崾是什么地方，本旅长确实记性不好，不记得它了。本旅长只知道这后九天百十杆长枪短枪、弟兄们的衣食饭碗，全系在我一人身上。见谅了，老弟！各位，怎么还不动手？”
黑大头话音未落，只见他的左右，跳出两个短枪手。那短枪手不奔杨作新，却面对黑大头跪下来，说他们看清了，这个后生，正是当年老虎崾救出旅长的书生。
你道这两个伙计是谁？却是当年的黑家伙计张三李四。旁边有当年一起起事的老人手，也就是曾三进黑家堡的那几个强盗，也认出了杨作新。于是，也在旁边聒噪，说这确实是那位，旅长不可错杀了恩人。
“是吗？”黑大头听了，微微一笑，说道，“怪我眼拙，不知是故人来了！老话说：莫放春日等闲过，最难风雨故人来。既是故人，那我这里见礼了！”黑大头继续问道：“不知先生此来，有何贵干？是路经，还是长住？是充当什么信使，还是要向我报告什么消息？”
杨作新于是从贴身衣服里，掏出一张信函，说道：“听说后九天需要一个文化人，有人荐我来，我也不好推辞，就应允了！”
杨作新双手递上信函，黑大头接了，见是哥老会大掌门的人情，脸色缓和下来，示意杨作新在旁边椅子上坐下。
黑大头说：“看来先生是不嫌敝寨简陋了，想要落草，好！只是，凡是上山的人，都要办个见面礼儿，或是提一颗人头来，以示决心，或是带一样见面礼来，以示孝敬。先生虽是我的恩人，但是公是公，私是私，此例不敢破坏！”
杨作新见话说到个份儿上，明白算是留下他了，脸上不觉露出喜色。他见黑大头这样说，便从褡裢里，掏出两样东西，一样是一副象牙做的麻将牌，一样是一册兵书。
黑大头见了麻将牌，笑了，他说队伍住在南方时，自己曾玩过这东西，较之陕北民间的纸牌，这自然是高雅文明了许多，只是，老百姓们都说他的队伍是双枪队，一杆步枪，一杆烟枪，那么这个文化教员，想叫他的队伍，两杆枪之外，再背上副麻将不成？说是说，随后还是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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