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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匈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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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新在旁边，情不自禁，提示了一句。瞎子听了，知道这小后生肚子里有货，只是碍着人多，不露声色。场合散了以后，瞎子赶到杨干大家，登门讨教，不耻下问。害得杨作新一张小白脸涨得通红，说声“折杀我也”，不肯指点。后来见瞎子确实是一片诚意，只好敷衍一番。从此瞎子说古朝，有了疑难处，便来讨教，技艺自然提高不少。村上人知道了其中原委，想不到他们的无所不知的瞎子，竟然投师到小小杨家小子的门下，从此对这后生，更是刮目相看了。
从此杨作新乡间秀才的名分，正式奠定。杨干大眼皮浅，见了儿子这样，觉得已经成龙成凤，修成正果了，从此便盘算着，儿子初小毕业后，回到家里，帮他务农的事。尽管杜先生一再怂恿，甚至不惜亲自到家里为杨作新说情，可是杨干大硬是不给面子。杨干大觉得，为儿子讨个媳妇，便可以把他拴住了，于是便和婆姨商量，乍舞着为他问媳妇的事。
话已说出，左邻右舍便都知道了，大家悄悄地张罗，只是瞒着杨作新一人。杨作新上学回来，村里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常常用手刮着脸，羞他，称他快做小女婿了，杨作新听了，莫名其妙。前面讲过，吴儿堡杨氏一脉，尽出自那遥远年代的两个风流罪人，因此村上的小媳妇，称他阿叔。按照乡俗，大嫂子可以耍戏阿叔。于是她们当着他的面，常说些叫他面红耳赤的话。有时候，一个小媳妇骑着毛驴熬娘家，远远地照见杨作新背着书包过来了，于是鞋跟往驴肚子上一磕，一只红鞋掉在了路上。小媳妇“哎哟”一声，撒声娇，唤阿叔子来捡。对于杨作新，碍着他是个念书娃，她们还不敢过于造次，倘若是村上那些拌嘴惯了的拦羊娃之类，一群小媳妇，竟敢一拥而上，把他的裤带解下来，把光光的头按到裤裆里，再把大裆裤扎紧，让他来个“老头看瓜”。对待阿叔是这样，对待阿伯子，则正经得叫人难受，正像前面所叙那放肆得叫人无法容忍的一样。按照乡俗，对待阿伯子，小媳妇需要敬而远之，甚至一生也不能和他说一句话。
杨作新问媳妇的消息传出，村里那些出了五服的杨门的大姑娘们，也猛然发现身边这个小书生长大了，到了该婚该娶的年龄了，于是纷纷动开了心思。或者纳上一双绣花的袜底，悄悄地塞到杨作新手里，并且逼着杨作新赶快脱下鞋子，垫在里边，免得别人问起。或者从垴畔上用棍子打下一把酸枣，瞅瞅四下没人，塞进他的书包里。生活中骤然起了变化，变化得叫杨作新莫名其妙，他回去问父亲杨干大，父亲说，少跟那些死婆姨烂女子来往，他问母亲，母亲只是笑而不答。
说一千道一万，主意最后得由杨干大拿，而在决定这些家庭大事时，杨干大又总是以婆姨的意见为意见。其实，杨干妈早就心里有了合适的人选了，任凭媒人跑断腿，踢烂门槛，磨破嘴皮，任凭那些杨门出了五服的大姑娘甜甜地向她讨殷勤，她只是虚于应酬。原来，她瞅下了自己的一个娘家侄女，叫灯草的。她喜欢灯草本分、老诚和勤快。杨干大见过这灯草一面，他觉得粗糙的灯草配不上细皮嫩肉的杨作新，金瓜配银瓜，西葫芦配南瓜，起码要人能看过眼才行。杨干大提到灯草嘴唇厚，杨干妈说，嘴唇厚说明她人老实，杨干大提到她脸黑，杨干妈说“黑是黑，本颜色”，杨干大提到她大屁股，杨干妈说屁股大好养娃娃，杨干大见杨干妈是铁了心了，于是也就不再表示异议。
吴儿堡这边打发媒人去说，灯草的父母那边，听了提亲的事，慨然应允。不久后庄传回话来，一切按规程办。按规程办就是要出四十块大洋的聘礼，这在当时是个公价，人们不提钱的事，嫌那搪口，只说按规程办，也就是说要出四十块聘礼了。灯草的父母，提这个条件也不算越外，因为不论是找谁家闺女，都不免要出这一身水，而且只能往上不能往下。聘礼出得少了，乡下人会有闲话，说这女子不值钱，恐怕是做下什么非嫁不可的事情了，或者是个“石女”①。
四十块大洋可不是小数目，这几年杨作新上学，家里的一点积蓄已经告罄，现在仅仅能维持着不饿肚子的生活。可是不出这聘礼又不行，咋办？想要告借，没个借处，想要去抢，没那个胆量，想要去偷，又舍不下身子，杨干大圪蹴在畔上，唉声叹气一阵，最后不得不把目光盯在杨蛾子身上。
“家里对蛾子欠得太多！”杨干妈说。家里尤其是杨干大，从没把这个女孩儿当个人儿，好像她是风吹大的，雨打大的。那一年有了杨作新，杨干大专门背了一背狼牙刺硬柴，送到镇上药铺，央药铺先生给孩子起了个“杨作新”的大名。到了蛾子手里，孩子一岁了，还没有名字。“你倒是到镇上跑一趟呀！”杨干妈说男人。杨干大这时正在吃饭，米汤碗里，扑扇扇落下个麦蛾儿，杨干大信手把蛾子挑出来，说道：“女娃娃家，好赖有个叫上的，就行了，这孩子，就叫她‘蛾子’吧！”杨蛾子的大名，就是由此得来的。
心疼归心疼，杨家要过四十块大洋这个门槛，还得靠杨蛾子了。杨干大和杨干妈，窃窃私语了几天，于是找来了媒人，在远处一个村子里，草草地为蛾子定了一门亲，说好等杨蛾子十三岁完灯②以后，再过门。杨蛾子的四十块聘礼一到，红封拆也没拆，杨干大就打发媒人，给后庄送去。聘礼到了，这门亲事算正式定了下来，后庄那边，收拾停当，只等吴儿堡这边选个良辰吉日，花轿抬人了。
这一切杨作新都不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此时的杨作新，心高气盛，一抹心思，只想效仿杜先生，念完初小，再念高小，高小完了上中学，中学完了上大学，“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此物为大用”，这些古人今人的句子，总不时盘桓在脑际。
这一天，前庄小学第一届学生毕业，杨作新揣了一份盖着杜先生私章的毕业文凭，兴冲冲回到家里，双手递给父亲。父亲一看，自然欢喜。也许是为了喜上加喜，父亲杨干大这时将自己这些天的操劳婚事，和盘托出，并且说你小子算是有福气，一切都由爹娘操办着，唾手可得，不像他那一阵，爹娘早死，一切都得自己操办。杨作新听了，吃了一惊，年纪这么小就结婚，同学们见了，一定笑话，那杜先生说不定也会笑话他的，于是使起性子来，说他不要媳妇。杨干大本来正美滋滋地准备听儿子说几句感激的话，想不到儿子这样不识抬举，热脸碰上了个冷屁股，真可怜了父母的一片苦心了。杨干大登时恼了，弯腰从脚上取下鞋子，冲着杨作新的屁股，狠狠地打起来。
按照常规，老子打儿子，儿子抬腿一跑了事，可是杨作新是个犟板筋，任杨干大的鞋底砰砰啪啪地打着屁股，他既不逃跑，也不告饶，并且嘴里还不停点儿地念叨着“我不要媳妇，我要上学”之类的话。从山上挖小蒜回来的杨蛾子，看到这阵势，吓哭了。她去拉父亲，于是父亲在打杨作新的同时，也给了她两鞋底。她见父亲这回是动了真怒，赶紧跑进窑里喊妈妈去。杨干妈从窑里出来，数落了儿子两句，要他给父亲回话。接着又说男人：今天是儿子高兴的日子，如今是民国了，不兴科举，要么，儿子的这张文凭在手，该是个秀才，喜都喜不过来，还打他。
杨作新见惊动了母亲，又见父亲像被人刨了祖坟一样气急败坏，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于是低下头来，张口叫一声“大”，算是认错。杨干大身上早没有劲儿了，有了这个台阶，也就就坡下驴，把鞋往地上一扔，趿在脚上，然后蹲在畔上，抽他的闷烟去了。
婚事还得进行，而且事不宜迟；定了亲不结婚，逢年过节，便还要破费，带着像样的礼品去看丈人。所以杨作新回家以后，不多日子，杨干大便给他把婚完了。正如那陕北民歌唱的那样：正月里说媒二月里定，三月里送大钱四月里迎。一顶花轿，伴着吹鼓手凄凉的唢呐声，灯草儿嫁到了吴儿堡。
如果杨作新坚决抗婚，这桩婚事说不定就此吹了。可是在挨打以后的这一段时间，三件事使杨作新的口气有了松动，或者说勉强地承认了这桩婚事。一件事是，杨作新去前庄小学杜先生那里，谈这件事情，讨主意，进了窑门，却见一个小脚的老妈妈，在杜先生窑里待着。开始，杨作新以为这是杜先生的母亲，看看不像，一问，才知道是杜师母，也就是杜先生的妻子。杜先生也是十三上结的婚，家里为他找了个大姑娘，为的是“女大三，抱金砖”。“糟糠之妻不下堂”，杜先生和他的妻子，相敬如宾，许多年了，这次，妻子惦念丈夫，专程骑毛驴从肤施城赶来看他。这事让杨作新开了眼界，知道凡事不可强求，该凑合的时候就得凑合，于是躬身给杜师母道了声“安宁”，打道回府了。这是第一件。第二件，是杨作新和杨干大之间，在“上学”与“结婚”这两宗事上，彼此都做出了些妥协。也就是说，只要杨作新结婚，父亲就同意他去县城上学，只是，家中已经空空如也，这学费问题，无从解决。在学费问题上，是杜先生慷慨解囊的，他表示一切学杂费用，由他担承，这样，杨干大也就无话可说了。第三件事情最令杨作新动情。他这时候知道了父亲已经送出了四十块钱聘礼，而这四十块钱，是将杨蛾子许配给人家，换回来的。听到这话，一时间他无地自容，不由得掉下几滴眼泪来。看到天真烂漫的妹妹，还一点不知道这件事，正在窑外快乐地玩耍时，他痛苦地感到自己对不起妹妹。按照乡下约定俗成的规程，如果男方拒婚，那么这聘礼一个子儿也要不回来，全归了女方，而且乡下人还要指脊梁骨，说男方这家仗着有钱，欺侮人家女孩儿，坏人家的名声。如果女方提出退婚，那么一个子儿不少，得吐出来。这叫道理。知道了这一切，杨作新才明白，父亲那一天为什么要动那么大的肝火。“罢罢罢，”他说，“办事吧！”
于是，一顶花轿，灯草儿来到了杨家。这女子的命也真苦，有了前面那些疙疙瘩瘩，她和杨作新，本来就已经结成了没见面的仇人，待到花轿进门，揭开盖头，她一副粗手大脚的样子，更丝毫引不起杨作新的心疼和喜欢。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奇*shu网收集整理，人生的两大得意事，现在都让这杨作新遇上了，可是他仍然闷闷不乐。一面炕上睡了很久，夫妻之间，还没有在一起干过男女在一起应该干的那种事情。灯草心里有苦，只是偷偷地抹眼泪，无法启齿给人说，于是回趟娘家，诉说给妈妈。妈妈说，许是这孩子还小，不懂得这些，灯草得点拨点拨才对。灯草讨了主意，回到吴儿堡，见了杨作新，脸先红了，笨嘴拙舌，不知如何点拨才对。待到炕刚刚睡热，窗棂上的窗花还新着，一纸通知下来，杨作新考上高小了，他得打点行装，去县城上学，于是灯草噙着眼泪，送男人上路。杨作新不要她去送，要她回窑里呆着，于是可怜的新人儿，只得回到窑里，隔着门缝儿，眼巴巴地看杨作新渐渐远去。
杨作新在县城上了两年学，于我们说话的这个年头，又回到了吴儿堡。书念得多了，比起原先的精灵剔透，又显得有了一丝呆气。这叫书呆子。杨干大见了，暗暗叫苦，心想凡事得有个节制，做过头了就是不好。他对杨作新说，这下该收心了吧！回家过安生日子吧，你妈想孙子，都快要想疯了，看见人家的孩子，抱在怀里舍不得给。杨作新点点头。最欢喜的当然是灯草儿，受着活寡的她，偷偷地瞅着自家男人，抿着嘴笑。这时候杜先生要回肤施城，杨作新提出，要送杜先生一程，杨干大说，受人之恩，理应找个机会报答，你就去吧！其实杨干大的心里，还有一层意思，众人都看见了，吴儿堡方圆一带，就杨作新的墨水儿喝得多，杜先生一走，这前庄小学校长的职位该摊给他儿子了，因此去送杜先生，也有这个意思在内。
于是就有了我们前边所说的杨作新南下肤施城，以及城中所见、路上所遇的种种遭遇。话说这一天夜里，搓完玉米，拉完家常，杨作新本来还想提提去上省立肤施中学的事，看到话题很难引到这上边来，且母亲又一再督促他回窑睡觉，于是只好停下手中活计，回到自家窑里。
杨作新住在左首的那孔窑洞里，那里原来堆放的是杂物、粮囤之类，后来腾出，做了新房。右首的那孔窑洞，前半边做的是驴圈，后半边靠窑掌的地方搭了个鸡架，驴守着鸡，不怕黄鼠狼来拉。
灯草儿正在油灯下，剪窗花。别看她人生得粗糙，却长着一双巧手。年关到了，村上不少人家，来央她剪窗花，剪门神，现在她已经把该支应的门户都支应了，目下是在给自家剪。剪的是一对门神，右首秦叔宝，左首黑敬德，三张纸塌在一起铰，铰完后再分开。过年期间，这三幅门神，就将贴在杨家的三孔窑洞的门扇上。不过，灯草儿最擅长铰的，是一个叫“抓髻娃娃”的图案，这是一幅从远古流传下来的著名陕北民间剪纸。一群抓髻娃娃，手拉着手，站成一排，对着世界歌唱。这种图案，往往是给那些添了丁口的人家剪的。将这抓髻娃娃，贴在坐月子的婆姨的窑里，据说可以辟邪。可怜灯草儿，不知为多少人家剪过这种图案，却没有一幅是为自己剪的，想来真是一件伤感的事。
炕烧得很热，被子已经铺好，两个枕头，一床被子，看来，灯草真像她母亲教诲的那样，想点拨点拨杨作新了。
炕上有一些剪好的剪纸，是几只大老虎，这些大老虎是镇符，将来要随便贴到墙壁的什么地方去。杨作新拣起一幅剪纸看了看，见老虎的尾巴上，挑着一轮太阳，他觉得好奇，又拿起另一只老虎来看，看见老虎的屁股上，却是个有孔的麻麻钱。他不明白这太阳老虎和麻麻钱老虎，有什么不同，于是便问灯草。灯草说，那尻子上有太阳的老虎，是公老虎，尻子上有麻麻钱的老虎，是母老虎。杨作新听了，有了兴趣，问这老虎身上的记号，可是她想出来的。灯草说，老辈子传下来的，都这么铰，她也解不下其间的道理。杨作新见说是老辈子传下来的，益发觉得诧异，他捡起这些老虎，又仔细端详了一番：阳生火，火为阳，这太阳老虎指的是雄性，细细想来，也不难理解，那麻麻钱老虎是怎么回事呢？他想起刘禹锡的两句诗：石头城上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旧时的人们，将这种中间有孔的照墙，叫女墙，大约是取它类似女性的生殖器吧，这样说来，这个有孔的麻麻钱，在这里大约也是这个意思。
杨作新越想越深，想得都有些呆了，他想这些古老的东西里面，到处埋藏着大神秘，如果有人细细研究，也许会是一门学问。
获得性有遗传的可能性，杨作新此时此境的思考，许多年后，在他的儿子杨岸乡身上得到了实现，并且杨岸乡以自己的深入思考，穷追不舍，破译出一个又一个属于民族的古老奥秘，给那时的艺术界和史学界，带来一场大惊异。而因剪纸而起，引发出天才的毕加索式的剪纸女孩的早夭，光彩照人的丹华姑娘的出走，以及头脑光光的老研究员的踏勘高原，特别是后来的巴黎相会等等故事。不过那些都是后话，此处不提，以后再说；何况此时此境，也不是说这话的时候。
此时的灯草儿，棉袄上罩了一件大红的衫子，映得脸上红堂堂的；冬天太阳不毒，再加上不下地了，脸也捂得白了些。她比杨作新大几岁，身材已经丰满，胸膛前鼓鼓的，隐隐约约现出两个奶头的形状。没有了公爹公婆在身边，这灯草儿也就少了许多拘束，柔情蜜意，也敢往脸上带了。见男人呆呆地瞅着她看，灯草儿嫣然一笑，她麻利地将这些凶神恶煞般的门神，剪好，扔到一边去，然后征求男人的意见，看是不是睡觉。
“睡吧！”杨作新应了一声。
“吹不吹灯？”灯草儿问。
“甭吹灯，我还想看会儿书！”杨作新回答。说着，拉出一床被子，铺开来，捡起一个枕头，支在胳肘窝，看起书来。
灯草见了，脸上的光彩一下子没了。她想了想，将那条在炕上焐热了的被子给杨作新盖上，自己拉过刚才杨作新展开的那条，脱了衣服，先睡了。杨作新一边读，不觉轻声念起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都为惧怕这个幽灵，而结成了广泛的神圣同盟……”
正在念着，杨作新听到窑里，有一种异样的声音，像是人在抽泣。他停止了念书，一听，这声音是从灯草那里传来的。“你怎么了？”他问灯草。见灯草不吱声，就倒转身子来，离开灯盏，到了灯草这头。只见灯草用被子蒙着头，那声音确实是她的。灯草还在抽泣，被子一颤一颤的。
杨作新感到纳闷。他俯下身子，去揭灯草的被子，谁知灯草用手抓着被子沿儿，死活不放。杨作新到底力大，他还是把被子揭开了。只见灯草儿，头发贴在脸上，满脸是泪，哭得像个泪人儿样，胸前的红裹兜，也湿了一片。
“谁欺侮你了？”杨作新问。
灯草儿哽咽着说：“谁欺侮我了，你还不知道！你明知故问。”
“到底怎么回事？”杨作新还是不明白。
灯草说：“结婚几年了，你不跟我睡觉。你欺侮我，看不上我。你的魂，不知让哪个狐狸精勾去了！”说完，越发冤枉得哭起来。
杨作新眼前一亮，心口突突突地跳起来。
没容他细想，灯草突然坐起，一把搂住杨作新的腰，转身把他压在自己身子底下。继而，腾出两手，搂住杨作新的脖子，搂得他喘不过气来。一会儿，又就地打个滚儿，让杨作新压在自己身上。
一直守着空房，偷偷唱着凄凉的民歌的灯草儿，这个晚上，勇敢地占有了自己的男人。灯草唱的那首凄凉的民歌是这样的：昨晚上奴家做了一个梦，梦见哥哥上了奴的身，赶紧把腰搂定，醒来是一场空。
两个人就这样睡在一个被窝里，并且枕在一个枕头上了。陕北大地寒冷的冬夜哟，在土窑洞里，在石板炕上，痛苦与欢乐，歌声与呻吟声，伤心的眼泪和欢笑的眼泪，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幅人生的受难图和欢乐图，一曲交响乐。在苦焦的陕北大地上，在人类苦难而又漫长的行程中，性的快乐成了他们苦难生活的一分稀释剂，也许，正是那种刻骨铭心的性的快乐，才使男人多情和女人怀春，才使因为劳动而疲惫得腰都直不起了的男人和心中愁肠百结的女人，夜晚还要进入一回那似神非仙说幻不幻的神秘境界。它成了人类生生不息的最牢固的保障。
灯草儿突然呢喃有声，她对趴在身上的男人说，去把灯吹谢吧，亮着灯来，她害羞！……第二天早晨，一种不可遏制的喜气，在灯草儿的脸上荡漾开来。她的脸颊绯红。她走起路来，步履踏实地落在地上，显出某种满足，脚步较前一天，隐约地呈现出外八字形，不过不细心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她的胸脯，也稍稍比前一天高了一些。这些，细心的杨干妈都看到了。当灯草走到锅台跟前，正要生火做饭时，她说她亲自来，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她要拿出手艺，擀长长的“拴魂面”给全家吃。接着她唤起还在睡懒觉的杨蛾子，叫她到窑外抱柴。
杨作新写对联，灯草儿贴门神。这年大年三十晚上，全家聚在正窑里，欢乐地熬了一个通宵。通家和睦、合家团圆，一派天伦之乐。喜得杨干大和杨干妈，竟也像孩子一样笑得合不拢嘴。杨干大说，他这才算是活成人了！大年初二，按照乡俗，灯草儿骑着驴，杨作新牵着缰，回了一趟后庄。杨作新提上两瓶酒，一根羊腿，去拜见了丈人丈母，和灯草那些猴弟弟、他的小舅子们。
过完节，一个月之后，肤施城杜先生那里捎下话来，要杨作新赶去报考、入学。事已至此，杨作新不得不说。父亲杨干大听了，竟一下子衰老了许多，他没有骂儿子，也没有再脱脚下的鞋，只是问了一问：你能不去吗？大从来不求人，这次弯下腰求一回你！杨作新听了，坚决地摇摇头。杨干大于是一跺脚，披上羊皮袄，听瞎子说书去了。母亲号啕大哭，坐在了地上，哭得杨作新一阵阵心酸。倒是杨蛾子开通，背过父母，她向哥哥伸出大拇指，说杨作新像个闹世事的男人。
临走的这一夜，夫妻之间，又说了不少的情话。灯草儿几次想告诉杨作新，她这个月没有来红，怕是有喜了，苗苗在肚里扎了根。可是没有十成把握，她没有说。（奇。书。网……整。理。提。供）对于杨作新去肤施城，她虽然舍不得，但是也没有过分阻挡的意思，她觉得男人们做事，自有他的道理，如果能回头，那敢情好，如果执意要去，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一夜，她枕着男人的臂膀，偎在男人怀里，睡得很香甜。
第二天，杨作新就匆匆上路了。
第二部分
就在杨作新与灯草儿亲近的那一夜，黑大头由一伙强盗押着，去黑家堡，去起自家的财宝。
苍茫的陕北大地，积雪在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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