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暴力团-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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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不难。施兄、康兄俱是‘老爷子’身边的行脚能人，”光头青年立刻接道，“烦他二位跑一趟，将夫人接了来，不过顷刻辰光，也就交差完事了。只恐夫人未肯轻信施兄、康兄确为先生遣使，是不是还请先生托付一个什么样的信物？他二人持物而往，也好有个凭据。”家父想了想，见那“哼哈二才”在一旁又蹙眉、又咂嘴，神情十分不耐，只好随手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脱下，交付二人，自便随那光头青年进了酒楼。

一顿食不知味的饭吃下来，洋钟已过九时有余。一桌人相互簇拥着离席出门，只见右首圣爱弥儿教堂前广场上炬灯闪炽，及至近前才发觉：竟然是一排四辆黑漆轿车鱼贯驶来。家父原本是个雾眼茫茫的大近视，夜暗之下更看不清咫尺之外的动静，但听那光头青年在他耳边吩咐道：“启京先生但请放心，有施兄、康兄保驾，夫人一定赶得及上船，绝对万无一失的。咱们先上车往码头去罢。”

倘若家父早就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台湾，他是断断乎不会登上那其中任何一辆轿车的。我插嘴问他，是不是因为没等着家母的缘故，老人居然摇了摇头，道：“没有了眼镜，我现成是个睁眼瞎子，能上哪儿去？”

结果眼镜紧紧抓在家母手上，她和“哼哈二才”早一步已经到了码头。一见着家父的面，她浑身上下止不住地抖颤着说：“要上哪儿去怎么不早说下？我当你是叫人给架走了呢！”

家父不慌不忙戴上眼镜，四下打量了一阵，见岸边泊着艘军舰，港里船上一片灯火通明，把方圆数百丈内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到这一刻，身边除了“哼哈二才”，便只同桌吃饭的十余人勉强不算面生，然而大伙毕竟互不熟识，且看起来人人灰头土脸、失魂落魄，个个儿面色黯然、神气萧索，怎一个张皇了得？再放胆往一旁睇顾，但见穿着陆军和海军制服的兵士们扛着糗粮、枪械乃至囊橐、箱笼和些装盛着不知是弹药抑或其他物事的桶具，无不龇牙咧嘴，仿佛那一身劲气早已用尽，却还在绞紧榨干地拼命，随时都要脱力倒毙的模样儿。

再过不一会儿，码头边上两排仓库大楼的巨型木门也掣开了，一辆接一辆装满辎重的军用大卡车亮着圆通通的两盏头灯驶了过来，同时早有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两标劲装警卫便紧挨着外侧门框、推挡起丈许高的缠丝铁蒺藜拒马。拒马不曾架上，那围观看热闹的老百姓还只比手划脚、骑山看斗；一旦架上了，人们反而猛地慌急起来。有人不顾铁蒺藜刺钩横出，拼命往上攀爬，似乎是想要翻越到码头这边来。无奈才离地两三尺，身上已然是刮皮剜肉、鲜血喷涌。饶是如此，偏有那不知是胆大还是气倔的青年，居然逞足蛮性，自老远处飞奔近前，想要一跃过顶，然而十之八九都活活挂在拒马缠丝之间，既不能上、亦不得下，任由后来想要借蔽其身躯攀爬的人抠扑践踏。倒是偶有一人勉强纵身跃上拒马顶端，双腿还未及站定，早被码头这边的警卫持长竿挥打戳刺，登时翻摔落地，自也不免头破浆出。

这厢争执越演越烈，那厢又出了事端——原来有一辆大卡车或许是负载过重之故，又或许是机械发生了故障，才靠近船舷，尚不及驶入吊车板，就失去了动力，无论如何进退不得。这一辆的后面少说还排着七八辆大卡车，如此堵塞，非但它自己上不了船，连其他各车也只能在原地空转着引擎，连一分一寸也推移不动。这倒让拒马之外的百姓们闹嚷得更凶了；有怒骂的、有嗤笑的，到头来还有欢欣鼓掌的。随即有一头戴软帽的将级军官下了舷梯，问明情由，低头沉吟片刻，遂向身边传令嘱咐了几句。那传令随即扯开嗓子冲旁侧兵士队伍以及家父这一伙人喊道：“司令官有令！码头区不得有游手闲人，各位同志一齐动手，帮忙卸货，加紧动作！”

照那司令官的意思仿佛是要先将故障的卡车上的物资以人力卸下，再由众人协力助手，把那空车推上吊车板，俾能吊上舰去。这是无可奈何之计，虽说延宕时间，却连货带车都保全了。

未料传令才下达了命令，那司令官尚未及转身离开，家父这一伙人群之中竟蹿出一条身影去——正是那光头青年。这人二话不说，三五个箭步奔至卡车车尾，反手捉住一块不知是钩是环的物事，便将整辆卡车给提拎了个双轮离地。这且不说，光头青年像是早就觑准了行进路线——但见他左腿朝前跨出个长弓步、右腿带右臂猛里拉了个弧圆，那卡车端地让他给转了个九十度的直角。说时迟、那时快，光头青年顺势缩紧身形，向前再一挣，人在空中骤尔挪出丈许远，身后的大卡车不偏不倚滑进吊车板正当央。

这一切只是弹指间事，却着实叫在场的数百千人看得个，张口结舌。拉过了那辆故障车之后，光头青年隔着几丈远的距离朝司令官拱手抱拳、施了一礼。那司令官睨了他一眼，既不回礼、也不作声，扭身扶着舷梯缆绳、径自登舰去了。

就在这一刻，方圆近里之内倏忽变得鸦雀无声了。倒是拒马外的铁蒺藜上，有一人呜呜咽咽地嘶声喊道：“尊驾既然有恁好身手，怎么不留下来打共产党？却同他们一道逃命去了！”

光头青年闻言点点头，反身朝那人走去，走到近前——距离家父不过三五尺之遥，便隔着拒马道：“阁下安知我们这艘船是逃命船而非战船呢？”

“那些个卡车上载的都是黄金珠宝，当我们老百姓不知道？”

家父原先在青岛总监部第四兵站任科长，专管大军粮秣，先前见卡车一辆辆驶过身旁，本能地留意观察一阵，看那车身篷盖遮蔽得十分严密，可深吸气勉力嗅闻，自然闻得出刺鼻的黄油味儿——不消说，车上载的俱是些大型机具，看来不是火炮便是重机枪。以此言之，拒马外这些上不了船的老百姓分明是误会或诬枉，才造出了黄金珠宝这般谣言来的。家父转念一想：也难怪老百姓要造谣滋事；倘若这一趟出航，果真有什么作战任务，则何以非徒总监部没有一声知会，却是由“哼哈二才”和那光头青年居间通报？此其一。再者，真要打起仗来，怎么还能容得家父把家母专程接到，且眼看即将随行登船？此其二。另外，就是码头上那一座可以力举万钧的吊车板了。但见它的上方是四条铰链，各有茶盅口粗细，分别扣出卡车底盘四角，吊板随即由一支屋柱般粗的钢骨撑竿向上曳引，不过几眨眼的工夫，一辆大卡车便给提拎起十几丈高，隔空兜转，犹似老鹰搏兔一样轻易地搁置在军舰的甲板之上。至于操控那撑竿和吊车板的，不过是码头上的三名士兵——其中一人双手推移着五六根铁条拉柄、另二人则奋力摇转两个径如汽车轮胎的圆形转盘，其间数十百个大小齿轮，轮轮相衔，不时发出磨合擦撞之声。这座神力无匹的机具，家父却是生平仅见，看它一无髹漆、二无批号，似乎并非军中所用的装备，却怎么在此干着运输军用辎重的活计呢？此其三。有此三疑，则又未必能说这不是一趟作战任务，因为码头上除了老漕帮相邀的这一桌十来口子没头没绪的宾客之外，几乎全数是头戴钢盔、身着军服、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卫。

经那浑身鲜血淋漓的老百姓出言激问，家父不由自主地扭头瞥一眼“哼哈二才”，那施品才似是会了意，近前两步，道：“此行极密，恐怕只有启碇离岸之后才能同您老详说究竟。这些闲杂人等的骛言乱语，就不必理会了。”

这艘军舰在子夜过后启了碇，正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家父和家母给安置在甲板上两辆大卡车之间一个约有两席大的铺位上，前后有白帆布垂覆，上方还张挂了油布篷顶；“哼哈二才”更送来被褥、锅碗和一个暖水瓶，道声：“委屈二位了。少时司令官同舰长还要召见，您老先养养神罢。”

家父和家母当时并不知道：此后整整四十年，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这片幅员广袤的亚洲大陆之上，且终其一生，也不可能再踏上青岛这个美丽的港市。正因为对未来倏忽掩至的巨大变化懵然无所知、无所觉，家母并不以为此行有多么仓促，只道：“兵站安排这一趟出差怎么连我也差上了？”一面说着，一面还喜孜孜地笑起来。倒是家父紧锁双眉，在肚子里嘀咕着：就怕不是出差。嘴上却云淡风轻地说：

“可不？你这是头一遭上军舰罢？”

新鲜劲儿没能持续太久，倒是司令官和舰长的召见一延再延。家母曾经极其简略地告诉过我：前几天的航行比蜗牛上树还慢，人坐在三面布篷、两边车板、几乎密不透风的空间里，简直觉不出船身有一尺一寸的移动。原想若是家父能见着司令官或舰长，起码能打听出个去向和行程，不料帆布透着天光、又暗下来，暗了几个时辰、又透了天光。如此过了不知几个昼夜，除了上排水口去出恭撒尿，以及有勤务兵定时给送点饭食、热水，人就像是给囚在个地牢里没两样儿。偶尔撩起前后帆布的一角，所能看见的不外是另外两辆卡车的排气管和车头灯。只有一回变了个花样儿：送饭的勤务兵掀开后篷布，照例为了将就地形、单膝落地捧来一顶竹笼。开盖儿一看，里头是两个用大白米饭揉成的三角形饭团，还冒着袅袅的热蒸汽。勤务兵赧赧地说道：“报告夫人，今儿过五月节，船上没有当令的供应，包了几个菜饭团，算是粽子了。您二位慢用。”篷布一掩上，家母的泪水落了下来，回头跟仰脸缩身躺在前侧的家父说：“咱们这是逃难了不是？”

端午节当天夜里，那久候不至的“召见”终于到了。家父随着一名穿海军制服的传令在迷宫也似的船舱里绕了不知多少圈，来到官厅，门开处，里头坐着站着一桌子人，舰长当首座，一旁是挂着将星的司令官，司令官下首还有两个同司令官一样穿陆军制服的校官，两校官面前是厚厚的几叠有如名册、表格之类的文卷，桌子的另一侧则站着那光头青年和“哼哈二才”。官厅狭仄、人气熏腾，照说要比甲板上暖和，可家父一进门却不由得倒抽了口冷气，当真是满室冰霜、一阵肃杀。

“张科长来了。”司令官转脸冲舰长道，“张科长是第四兵站的文职军官，和之前那些个光棍、空子之类的人物不同，是不是让张科长坐着说话？”

舰长的军阶其实还低些，不过在船当家，另有一番威严的客套，随即答道：“但凭司令官安排。”

没等家父一屁股坐稳，司令官冲口迸了一句：“张科长！四兵站那边说你休假在身，可有此事？”

“报告司令官：是有半个月的假。”

“什么时候销假啊？”

家父屈指一算，答不上来了。

“是昨天、还是前天哪？”司令官有个挤眉弄眼的习惯，说话声音一大，挤弄得就更厉害，有如《安天会》里的美猴王一般。看来他根本就没有要家父答复的意思，接着喝道：“大军正在和匪全线作战，张科长修（休）的哪一门子的瓜架（假）啊？”

“报告司令官：是上级交代个人把总监部各兵站历年收支账目作个汇报，不只是本第四兵站的业务；为了要出入其他兵站盘点物资，不只在原单位执行勤务——”

“你今天执行了什么勤务啦？”司令官猛里一拍桌子，“老子判你一个阵前脱逃，把你扔下船去，你张科长能有什么话说？”

家父不吭气儿了，听那两校官一阵喁喁私语，其中一个道：“报告司令官：张科长随身没有行李。总监部那边也证实了，各兵站的账目汇报资料在五月二十号下午已经呈上去了。”

“真能干啊，张科长！”司令官冷冷一笑，道，“你只花了五天就办完了半个月的公事；莫非早知道青岛守不住，才混上咱们这条船来了？”

家父闻言一愣，失声出口：“青岛也沦陷了？”

“你这个假休得果然惬意！”司令官这一下不只挤眉弄眼，钢牙一挫，连顶门和额角的青筋都虬结浮鼓起来：“我且问你，时局吃紧、悍敌当前，你居然没有任何派令便擅离职守，该当何罪？”

家父心念一转，忖道：投身在帮，原来就是把副性命依托了大伙，这一点信义，同那不在帮的空子哪里说得清、讲得明？司令官执掌的也是一部大军律法、阵前纲常，果尔要论例议处，也没有可容回圜的余地，遂仰脸道：“全凭司令官处置了。”

“这倒干脆。”司令官点点头，道，“那么我再问你最后一件事：你花了多少‘好处’得来的通行凭证？”

到了这一刻，家父才依稀明白：吆喝他上船的光头青年原本与此舰官兵并非同一路人马；说什么“替国府积蓄些元气”、“替贵帮保留些人才”之类的话亦不是党、政、军方任何一方的立场。换言之，这身手不凡、行事莫测的“帮朋”根本是私自挟带着他和家母和一桌在帮前人登船的。至于为什么是他们，容或基于同属老漕帮庵清光棍，容或基于这些人物确乎有什么值得“积蓄保留”的长才，然而一时之间，家父已无暇深究。只不过司令官这般咄咄相逼，他更不能连累同门，便道：“报告司令官：我和拙荆自济南来青岛投军任事，没有一分钱的家财，也没有一寸地的恒产。能上船来，也全是看在船票上有总监部戳印、大军关防，这些既然假不了，又怎么能花‘好处’得着呢？”

此言一出，司令官反而沉吟起来。一旁原本默然不语的舰长转脸凝视着那光头青年，道：“本舰只能容载一千三百名官兵，如今上来快三千人。如果不彻底清查、断然处置，恐怕过不了上海，就要全船覆没了。这个责任，谁能担待得起？你说上来的都是忠贞干部，又有谁能做保？司令官所部之下，难道都不是忠贞干部？他们上不了船，难道就活该沦落成散兵游勇，在匪军枪口底下充炮灰么？”

“司令官、舰长，”光头青年朝上座的两位长官抡了一揖，道，“方才说过了：在下奉‘老爷子’手谕，负责转交船票，个人所经手的，也只十四张尔耳。二位职责在身，非清查船上人不可，这也是按律合理之事。只这船票既然不假、身份也能核实，二位何不看在国难当头，大伙应当和衷共济的份儿上，彼此扶持则个。动不动要挟着将人扔下船去，岂不叫亲者痛、仇者快么？”

家父听他说话好生不客气，脊骨煞地一片森凉，暗想：这光头青年如何这般负气自矜，居然敢这样对司令官和舰长说话？一念尚未及转定，但听司令官“啪”的声一掌甩上了桌面：“我日你娘了个养的东西！欧阳昆仑！不要以为你头上顶着个天，老子就不敢把你怎么样！”可骂了这么两句之后，底下竟然没话了。听在家父耳中，司令官的确是不敢把对方怎么样的一个态势。

却在此际，舰长又开了腔——这一回，竟是冲家父来的——一字一句说得面无表情：“张科长，你再仔细回想一下，那天登舰之时你缴验的两张凭证上是不是清清楚楚印着‘军事港务科人员证’几个字样？请问，贤伉俪什么时候在这个单位服务的？”说到这里，猛可转脸对光头青年道：“你口口声声‘船票’、‘船票’，难道认不得这是军舰，不是客船么？”

“分明是渗透分子！”司令官补了一句，可一旁的校官登时朝他移动了一下桌面上的手指，家父偷眼觑见，正是之前在码头上缴验的那张粉红色凭证——不过从指尖露出的半张看来，却是背面。家父自己不记得过手缴验时注意过那“船票”的背面注记了什么文字，然而看那校官和司令官的表情，似乎也忽地在上头发现了什么。司令官歪挤斜皱的眉眼像是叫一层透明胶水给糊住，再也动弹不得了，连忙凑脸近桌，细细又睇视一遍，随即以指尖将之推向舰长。舰长的神色几乎同司令官一模一样，愣了好半晌，才干着嗓子道：“你、阁下也是——‘保’字号儿的？”

此言一出，家父明白了七八分。原来“保”字号儿别有所指，正是“国防部”保密局。

这个单位渊源甚早，可以直溯至“南昌剿匪总部”时期的谍报科，那已经是民国二十年左右的事了。民国二十一年二月，“老头子”复行视事，经过几年的整顿、扩充，将原先各地剿匪总部的谍报科收编成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系统，而在民国二十六年对日抗战前夕成立了一个隶属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下辖三个处。抗战军兴，“老头子”亲自规划，把第一处和第二处的职掌分开，前者归中央党部执委会秘书长指挥，称“中央调查统计局”。后者仍名“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实际掌权的便是前文提过的戴笠。

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戴笠和局中人事处长龚仙舫等一行七人自青岛搭航委会专机飞上海，行前据报上海天气不佳，遂多带了八百加仑燃油，以备万一不能在上海降落则可以转赴南京或重庆。当天下午一点六分，机上驾驶电告南京航委会塔台，说是上海方面联络不上，飞机已达南京上空，但是气候恶劣，无法降落，须折回青岛。可是七分钟之后又有电告：“现穿云下降。”此后便再也没有任何音讯。三天以后，美国海军派出的搜索飞机在南京板桥镇附近二十里的山上发现了飞机残骸和连同六名机员在内的十三具遗体。当时目击该机坠毁的农民指证：机身飞行高度太低，先擦撞到一株大树、崩落一枚螺旋桨，才翻过三座山头、撞击另一山腹，旋即爆炸焚烧云云。

此次空难自然影响极大，一时谣纷纭，有谓戴氏在机上临时强令驾驶迫降，以便他能赶往上海与“舞国皇后”李丽共赴云台之约。有谓机上潜有中共谍员，以引爆备用燃油方式与戴氏同归于尽——按诸三周之后发生在山西兴县黑荣山坠机事件中死难的中共参与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及叶挺等人身份看来，自有绘声绘影的报复臆说而令戴氏的坠机殒命益发显得扑朔迷离了。

然而，戴笠身后的“军统局”立刻爆发了不同地域派系的强烈内斗。这一内斗实肇因于早年吸收特务分子时期力求“发展组织，收揽人才”，而未建树一超然客观的人事制度使然，遂致种种以党、团、社、行营等组织投身特务工作者各倚山头，形成壁垒分明的角逐之势，而有广东派、浙江派和湖南派三足鼎立的局面。时过未几，居然在各派之间还流传着“某派实为幕后策动空难事件元凶”的耳语。

“老头子”情知这个态势恰足以瓦解一切尚未臻制度化的特务系统，遂一举裁撤“军统局”，另外成立“保密局”，这便是“保”字号的来历了。

据家父日后的钻研了解，保密局成立之初，是有其特殊的阶段性任务的。它不只是为了在“军事调查统计”这一类传统情治活动上取代原来的军统局，还要乘机清查戴笠生前于抗战胜利之后在各地接收自日本的现金、珠宝、产物、军械乃至诸般民用器材。

事实上，胜利接收工作的一切所得本有一主司其事的单位，名为“敌伪财产管理局”。然而保密局直属军事委员会极峰，自然得以插手干预。在“老头子”的算盘上，倘若能够借保密局之力深罗密网地将敌伪财产管理局接收的所有物业括而囊之，便称得上富可敌国了。这对他尔后要唾手而得之的总统之职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于是在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他召见了原军统局中广东、浙江、湖南三派的领袖郑介民、毛人凤和唐纵，同时还指派了他身边担任过多年机要室主任的毛庆祥督导研究：如何在最短时间之内透过保密局取得一干接收物资、产业及设施，“并经营企业，发达资本”，名目则是“以充国防，以实国本”。这四个人取“三民主义，建国所有”的字面，另外又设立了一个“三有公司”。这三有公司同那保密局正是一体的两面——由保密局清查、获取来的一切资源皆交付三有公司处分，而由三有公司经营所得的利润之中又自然可以拨发、供应保密局的种种开销。这个“下海做生意”的拓展活动更顺带地解决了最初的人事问题——一旦有利可图，许多争权斗位的特务头子们都有了看似为身份掩护，实则确能坐收渔利的董事、经理头衔，于是那一触即发的内斗便逐渐平息戢止了。

三有公司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青岛、重庆和昆明各城市都有分公司。为什么是这些个城市而非其余？这也同“接收敌伪产业”有关——正因为这七个城市里都设置了保密局外勤省站的甲种站，此站编制庞大，有一百六十个员额，更重要的是编为甲种的外勤站都拥有一个可以直接和保密局联系的电台。这个电台不只是军事或治安情报的传递中心，也是商业讯息的呈报单位。这也是为什么保密局外勤甲种站总是设在三有分公司隔邻、对街甚至同一幢楼房上下。至于电台的设备，便全数是由北平“四极无线电器材制造公司”生产。“四极”正是保密局接收了来、交付三有公司操控、原名“铃木”的日本工厂。

从“铃木”到“四极”这一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家父虽时有耳闻，总以为那是共产党造谣生事、中伤政府的惯技。不料那一夜在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