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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暴力团-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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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看‘世宗高寿死，岂其所愿哉？’这两句——”家父抠弯食指，往屏幕上的字迹敲了敲，道，“周世宗英年早逝，则称不得高寿；既非高寿，这高寿二字必有别解。我再问你：读过南朝梁徐勉的《故永阳敬太妃墓志铭》没有？谅必没有，问了也是白问。在这篇墓志铭里有这么几句：‘年高事重，志义方隆，宜永绥福履，而奄夺鸿庆，以普通元年十月廿三日构疾，十一月己卯薨于第。’这里的‘鸿庆’所指的便是高寿了。如此再回头看：‘世宗’是后周之主，隐一‘周’字，合以下文‘高寿’所射之‘鸿庆’，非‘周鸿庆’而何呢？两句并起来看，则冒出来个‘周鸿庆死，岂其所愿哉？’再合上前一句‘爱能实非人杰之助’怎么看、怎么像是藏了个脱靴摘帽的谜戏，实则说的是‘莫人杰’，或者‘姓莫的实非人杰’——这一条，逞足我的力气，也委实解它不得。不过，倘或江湖上传言不虚，说莫人杰其实未死，则说不定死的却是‘周鸿庆’，于是下文中‘周鸿庆死，岂其所愿哉？’这才说得通。对罢？”
听语气，家父并不知道那周鸿庆和“红煨清冻鸭”乃至于他在莫家担任厨作的杂说掌故。换言之，家父凭字解谜，得着了一个明明是正确的答案，但是却没有证据——他手上的拼图板缺了一块——而缺掉的一块证据，却恰恰藏在他不许我读下去的书里。我耸耸肩，道：“我读书少，说对了也是白说，说不对也是白说。你读书多，那么‘备12’又怎么解释？”
家父可能很想斥我一回，可兴许是他的考究癖上来了、挡不住了，遂只白了我一眼，硬吞两口唾沫，道：“这一条虽说与对日抗战的背景有关，却根本不属于战史的材料范围，之所以编进备考档，纯粹是因为它当初是同‘备11’写在同一张纸片上的缘故。只不过从这一条上倒可以看出些别的头绪：第一，陈光甫不只是国府要员，也和民间一些大公司、大行号有极深的渊源，常凭借着洋文呱呱叫的本事，替人办些交涉之类的事；第二，这一条没写完，只写到汇丰银行复业，这很奇怪。我后来查证了些别的资料，发现汇丰复业之后，曾有很短的一个时期，宣布公开兑现旧港币。那是因为库存现钞够不上应市、新钞又来不及发行。英国人原以为战火惨烈、焚毁无度，也许兑不回多少旧钞，总之是拿来流通应急而已。孰料周氏纸厂赫然押运了一吨多的旧钞来兑英镑，兑得汇丰差一点周转不灵，只好以银行股票易钞票，另外还延请周氏纸厂的老板出任汇丰董事、兼理总裁职务。你方才说陈光甫买下多少‘蛇草行书’的作品，分赠政商名流；其实那些书法作品根本不是陈光甫买的，真正的买家却是那位隐身幕后的周老板。第三，‘蛇草行书’的确如你所言，是那洪达展自创的一门书法，可是它既非古董亦非杰作，怎么会有人肯花那么多钱去买了来交际公卿呢？——”
“搞政治的懂什么书法？有人捧、有人送，自然有人挂起来当宝贝。”我哼了一声。
“不！这里头另有玄机。”家父托起下巴颏儿，摩挲着花花白白的胡子碴，道，“尤其是这两条文字的内容全然无关，却写在一起，这表示，除非前一条里的‘周鸿庆’与后一条里的‘周氏纸厂’有什么牵连，否则是说它不通的。此外，众所周知‘周鸿庆事件’是一九六三年十月间发生的事，周氏纸厂兑港币却是一九四六年秋天发生的事，至于‘蛇草行书’大兴其道，更在一九四七四八年间，三者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关，各见端绪却互无脉理。然而既给写在同一张纸上，依例是不可能无关的。”
他在这么说着的时候，我已经理出了自己的头绪。在我看来，陈光甫（或者他所代表的周氏纸厂老板）之所以会去买一大堆并无艺术价值的烂字画，极有可能是一桩幌子交易——质言之，买方出钱是真，卖方所供应的却另有其物；只不过那真正的货物若非见不得人，即非可见之物，才借着“蛇草行书”的买卖掩护之。其次，如果“周鸿庆”早就在一九四五年被当成是“莫人杰”而遭人射杀于杭州，则到了一九六三年十月间冒出来的“周鸿庆事件”便显然也是个幌子了——起码，在日本投诚、却让一辆莫名其妙的出租汽车给载进苏联大使馆，以致功败垂成、被遣回中国大陆的倒霉鬼应该不是什么“周鸿庆”，却极有可能是当年诱人为饵、代捐一命的“莫人杰”了。暗中提供资料给家父的人也是趁着闹出“周鸿庆”事件的热潮，才打蛇随棍上，把这一条窜了进来。
然而此刻我所关心的不是什么陈年骨头烂年鳃的谜底，反而是家父这后半生所戮力从事的工作。不论他埋首于这满坑满谷的战史资料是一程多么繁复迷人的探访，也不论这探访之于他是否真能作为一次不堪回首的逃亡的救赎或治疗，我隐隐然觉得：李绶武当年提供的这份差事是不值得做的！
从那折返点之后，家父所涉猎、钻研、勾稽、补缀的一切，都是一个看来十分十分伟大的大时代对一个十分十分渺小的小人物的作践、浪掷和虚耗。在那不时会供应一条又一条难以归类入档的资料给家父的人心目之中，家父只是一部堪用的机器，负责保管一切有价值的秘密。家父绞尽脑汁、费煞思量，只能爬梳出一些对于整部《中国历代战争史》全无用处的“备考档”。浸泡在这些仿佛藏匿着许多意义的谜样的文字之中，家父自己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墨绿色马粪纸制成的档案夹而已。他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由他所发现、誊录、整理甚至拼凑出来的秘密。
“究竟是谁提供给你这些备考档的？”我冲口问道，“难道你从来不去查一查？你不想知道么？如果就是李绶武，你不觉得他只是在利用你——”
“没有谁能利用谁。”家父倏忽提高声量，旋即瞑上眼，深深喘息了一阵，才又平静地说，“如果你说的是部里这份差事，我从临时雇员干到简任一级编审，一干三十四年，最后画成了七百多幅战图，可以了！如果你说的是这份备考档——”
“我说的就是备考档。”我站起身，暗里使脚尖勾住书袋的背带，道，“这个一天到晚给你假资料、打哑谜的家伙到底想干吗呢？有话为什么不明写白说呢？绕那么些个圈子，不是简直要把人逼出个妄想症来了吗？”
“要是写明了、说白了，‘他们’那一边的人不也明白了吗？”家父睁开眼，鱼尾纹微微朝上扬了扬，似乎是笑了，“至于这一边的，我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人家是‘一个家伙’还是‘几个家伙’；我只知道人家很沉得住气，一丝一缕地追查着一些个事情，有了点什么眉目，就窜个一条半条的材料给我，一直到整部《中国历代战争史》初稿编成，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的事。之后，我开始忙画战图的工作，直到退休，其间二十年，再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一条资料。”
对于家父来说，“备考档里藏着什么重要的讯息？”原本是个不存在的问题，直到他从孙老虎那本《七海惊雷》里看出欧阳昆仑运金遇害的一点苗头，才兴起了翻箱倒箧、彻地钻天的搜检和考证工作。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才赫然发现：备考档已经十年多没有新的进项了。最后一条的编号则是“备33”。
这三十三条字谜当中，可解者不过四五条。家父遂将《七海惊雷》从头到尾又看了几遍，依旧毫无所得。照他当时的揣测，乃是由于解码的“译本”应不只《七海惊雷》而已；可是书海浩瀚苍茫，叫他到哪里去寻觅其他的、也可能根本不存在的“译本”呢？在这个若有知、实无知的阶段，家父有一个在事后看来固然可称为准确却也失之简单的直觉：他认为备考档极可能来自不止一个的、亲近老漕帮的人物，为了追查和老漕帮有关的疑案而刻意将这些看似藏有机关的字谜窜入战争史料，加上一个能细心盘点材料如家父这样的角色，自然而然将字谜汇集起来，既不易为外人所侦伺，又能够在文献的护伞之下保存起来。一旦字谜累积得够多、相互之间产生了意义性的关系，且为有心钻之研之者识破揭露，则一谜解而众谜皆解，隐藏在大历史的角落里的另外一种真相便得以逐渐显影。且正因为它们已经是《中国历代战争史》的一部分，这战争史又是一部由“国防部”史编局作业、再加上一个“三军大学”之类的学术单位背书的皇皇巨构，早在五十年代末即明订其编数、卷数、字数甚至战图帧数，可见其计划之精详缜密，应须是千金不易一字的定稿，也就不容有心文饰、蔽匿或毁弃者妄加撼动了。
不过，依我的后见之明，家父此一直觉仍过于简单——因为他太看重这一大套由“国防部”和“三军大学”领衔编纂的“正史”地位和价值。在我看来，把这些字谜窜入史料的人另有两种目的：
第一，设若家父混水摸鱼、囫囵吞枣，未经消化即将字谜原封不动地掺入史料，以致竟尔以此面目出版问世，自然会招引一些真正笃学深思、敏求好问者挞伐追究，则隐伏在字谜中的机关反而会惹来更多的人注意和探讨，所谓大历史角落里的真相也才会不期而然地在众目睽视之下浮现。
第二，设若家父不肯放过纤芥之疑、毫末之误，便应当倾力于这些字谜的解译工作。如果能够从他亲眼目睹欧阳昆仑横遭加害的这一个经历举一反三，而又对种种古老的文字谜戏十分熟稔的话，提供字谜的人其实不只希望能借家父之手，将大历史角落里被尘封掩埋的一些个疑案悄然不动声色地保存下来，他（们）恐怕还更期待家父能以同样的观点和方法，换一副“幽冥晦暗之地”的眼睛，去重新翻视一遍几千年以来那表面上十分“光天化日”的历史和现实。
“你知道为什么再也没收到过那些字谜了吗？”
家父点点头，道：“大概知道一点罢？只不过——我知道得太晚了。”
42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一九六七年一月，家父收到最后一张字谜“备33”。这是一个孤立、偶发的事件——套用汪勋如在《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一书中所说过的话——“没有人会将之和其他曾经发生过的，以及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合并观察；不作这样的观察，便更难追讨出单一事件的真正原因。”
“备33”是这样写的：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这更不是什么战史的材料了，当然不能归档。然而个中蹊跷却在于它是半首杜甫的五律——《月夜忆舍弟》，少了底下四句不说，还写在一张极其不寻常的纸上。那纸仅有巴掌大小，是一种叫“百叶柬”的古制纸，应该是十分珍贵的古董了。家父持之细看，但见那蝇头小楷，分明是明代倪鸿宝的笔意，正狐疑着：怎么得着件书艺奇珍？忽然手上的纸一滑，登时在拇食二指之间松脱了。奇的是纸片轻盈如无物，居然当下散开，成了六片薄如蝉翼、呈半透明状的纸膜。家父这才想起：百叶柬号称百叶，乃是经巧匠手工以极黏稠的纸浆经密帘反复荡压而成。上好的百叶柬，可以层层揭起，唯揭脱之后再也不能重新聚贴如初。至于他眼前散落一地的六张，实为一张之上的六层，而先前这六层之所以能够附着在一起，只不过是靠着那半首《月夜忆舍弟》的墨渖胶合而已。质言之，是有人先用不知什么法子把一张（其实是一角）百叶柬揭分了六层，再叠合起来，写上了这半首诗，使之暂时复原。未料经家父手指捻搓，遂又分离了。家父见损了这古纸精书，觉得不忍，想要将六层纸膜拾起、贴合，岂知手劲儿稍重，纸膜却纷纷破了。这才不意间脱口诵出《月夜忆舍弟》的下半截：“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杜甫此诗作于大唐乾元二年，时在秦州，史思明已叛，陷洛阳，正是兵荒马乱、劫灰弥漫之秋。家父转而忖道：写这诗的人恐怕不是因为纸张狭仄、全诗书写不下才只写了半首；实乃以欲语还休之势明说杜子美前半首之文，以寓后半首之意。在那一刻，家父还以为写这半首诗的人是有鉴于“反攻大陆”之无望，而要家父同感其羁旅思乡的情怀。
此后，备考档再也没有增加任何字谜；家父懵然无觉，自然不会以为“寄书长不达”所指的是家父并没有善加利用这些另有意旨的资料——在当时，他甚至不认识这些资料。
一个孤立、偶发的事件——或者一则失落了和其他材料之间任何关系的材料——是不具意义的。倘若我如此写：“一九六七年一月，家父收到半首写在一小块百叶柬上的杜诗。”便毫无意义。然则，让我们试着去发现，环绕在此事前后一些散落的、飘零的、支离破碎的片段。之所以令我着意于此、不可自拔的还是书袋里的七本书：一九六七年一月是《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出版的日子，此前的三本书是连续在一年又两个月之间密集出版的，此后的三本书却每隔五年才出版一本。这里面难道不该有一个“为什么”吗？
在我生命的历程中，一九六七年一月是模糊到几乎不存在的。我的小学四年级念了一半，渴望着家里能拥有一台电视机——那样我就不必趴在对面邻居的空心砖墙上看《断刀上尉》和《勇士们》。和我一起趴在那墙上看美国影集的还有小五和小五背上的孙小六，我们都不知道孙小六即将在半年之后遭到生平第一次的绑架，也不知道孙妈妈将因之而闹自杀，孙老虎也从而以“在家进修”的方式离职，开起计程车来。我们大约都承认生活是静止的、平淡的、一成不变的——谁家也买不起电视机，直到永远。我们甚至不知道全村将在三年之内全数迁出，搬到这城市的另一头去，住进四层楼的公寓，认识双和市场边巷子里的彭师父、彭师母；更不知道我们将在咫尺有如天涯的水泥楼房中渐渐长大，滋生令人血脉贲张脏腑悸动的情感，遇见早已在暗中改变我们命运的人。我们最不可能知道的是，在很多很多年之后，我们竟然想不起一九六七年一月间发生过什么。
就我记忆所及，距离这段时间最近的“一件事”其实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发生的。当时我们称之为“户口普查”。据说在我出生前几个月也曾经普查过一次，那一次全岛联播电台播放出十二响钟鸣之后，有十五万个普查员同时出动，到台湾全岛各地进行查访。为了让这普查工作顺利无碍，政府规定各个城市乡镇的街道上不许行驶任何车辆；人人留待家中，门户通宵开放，灯火齐明，以守候普查员来向每一个公民查询其年籍、身份、职业和生活状况。
上一次我错过了，可这第二次我却全程参与，且印象深刻。
上门来的普查员是个走路有点儿跛的年轻人，一进屋便喊了家父一声：“启京先生。”家父愣了一会儿，道：“你是——”普查员凑到家父跟前低声说了两句话，又昂声道：“其实合该有缘，不必见外——咱们还是同一条船来的，只那时候儿我还小，才十来岁，启京先生一定不记得了。”说完径自一屁股坐进一张藤圈椅里，一手往茶几上搁下一个厚甸甸的纸册子，另只手往椅脚边拄起一支大约有茶杯口粗细的长条筒子。
家父在这一刻改了语气：“怎么？怎么是您——您怎么亲自来了？这，不是户口普查么？”
“若不趁着这个机会来拜望拜望，就太失礼了。启京先生投师忒早，是‘理’字辈儿前人，无论如何我也得亲自登门请教的。”
“这怎么敢当呢？”家父从家母手里接过一杯热茶，捧上前就几面放下，倒退一步，甩两下袖子，右膝打个弯颤——分神见我坐在一旁，狠狠白了我一眼，我连忙弹站起来。那普查员却笑道：
“别介！孩子是空子，您也不必多礼。我这腿子前两年行功岔脉，不灵便了。咱们坐着叙罢。”
家父倒也奇怪，始终没坐下。其情状好似我们在学校里给叫到训导处捱骂的一般——双手贴紧裤缝、微垂着脑袋，嘴唇一开一阖，仿佛应答着，可却出不了声。
“我听二才他们说启京先生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是风雅中人。因此寻思，要给启京先生带个什么见面礼儿好些——什么南北货也罢、舶来品也罢，哪怕是金珠玛瑙，恐怕都嫌伧俗了呢！我于是在祖宗家门儿翻箱倒笼，寻觅了半天，给找着这个——”普查员说着，朝椅脚边那长条筒子一指，继续说道，“是‘老爷子’生前珍藏的一幅画，上下皆无款识，看起来倒极像是‘老爷子’的先师方先生的笔墨。凤梧公的画——启京先生是知道的——可说是价值连城了。庋而藏之，可以传世；哪怕是真有什么应急之需，到处也都有识货的行家。尤其是没有题款，脱手更方便——”
“您太客气了。这礼物太贵重，张某人不敢收，也收不起。我只身在外行走多年，两度投军，早已是逃家光棍，岂能再糟践老爷子的珍藏、凤梧公的墨宝？不不不，您还是拿回去罢。”
说也奇怪，这普查员自此根本就不理这个茬儿了，另岔一题，问道：“听说这一趟启京先生回部任差，是一位李资政给荐的，可有此事？”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荐这差使的是位王代表，至于王代表又请托了什么贵人，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么，您也没见过李资政喽？”
“王代表是介绍过一位先生见了一面，到差之后也没再会过。”
“那好。”普查员伸手捧起茶杯，掀开盖儿拨散了浮叶，却没喝，又把盖儿阖上，笑道：“启京先生应该听说这两年匪谍潜伏分子十分猖獗的情况罢？”
家父嗫嚅着，好像应了句什么。
“这一向都有情报说，暗里不少活动，要破坏咱们的大业。启京先生既然人在部里，也就不需要我多嘴多舌地嚼咕什么了——一切，都以救国救民的任务为先。启京先生请千万留意，若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人物动静，务必同二才方面知会一声。”
说完，普查员拾起几上的纸册，朝家父晃了晃，意思仿佛是说“就这样儿了”，随即一拱手，左掌右拳揖了揖。家父更是虔敬异常，当下分甩双袖，右膝打个弯颤，道：“恭送尊驾——”
“免免免——”普查员扭身推门，出去的时候朝我挤了挤眼睛，又扬声冲家父道，“别忘了！我是来普查的。”
老实说，原本期待着像过年守岁一样通宵待客、接受“普查”的我其实是失望的。再加上日后从小三、小四甚至徐老三等别家的伙子们口中所得知的情况，也颇令我不快——在旁人家，那一夜的确热闹非凡。有人说普查员谈笑风生、言辞亲和；有人说普查员容貌娇美、艳光四射。接待他们的家庭总竭尽所有地端出瓜子糖果，有如迎迓一位远道而来的娇客，众人围众闲话，笑逐颜开——果真像过了个大年一样。我能凑什么说的？我说我家来了个长了条木腿的情报人员，那条腿是被匪谍打伤之后锯断、重新配置的义肢。除了小五之外，没有谁相信我编的故事。
倒是那普查员送给家父的一张画有些意思。当年在南京东路、辽宁街的老眷舍家户之间，都是竹篾子芯儿糊黏土砌成的土墙，逢上地震就裂，长长一道璺子，现成是个凿壁引光的态势。家母便把那画张挂起来，正挡住那裂痕，也屏阻了隔壁刘家小鬼窥伺的眉眼。
画是装裱过了的，横幅左右约可六尺、上下高二尺有余，一旦展开，差堪是整面客厅的宽度。画面左首是一片树林，林外有院墙，林中是个亭子。亭里一张石桌，桌上置布酒菜。绕桌只坐着两位古人，脸儿大的一个着红袍、头戴官帽，正抻臂摊掌，仿佛侃侃谈论着什么。坐在他右手边的一个脸子小些，耳朵却出奇的长，扎个包头巾，身上一袭蓝衣。但见长耳之人右手指间夹着一只筷子，另一只则似乎半欹半斜地刚从指缝之中滑落，筷子尖儿轻轻点着盘中的一条鱼——这个细节是我先发现的，设若当时没能发现这一点，恐怕我家是不可能买下第一台电视机的——回头再说那张画：看来像是正吃着饭、聊着天的两个古人的右边，也就是亭子的另一侧，又是一片树林。这一边的林子占去画面中间很大的一块位置，树干比亭子左边的林木都粗，枝梢之上点点离离结着翠绿色的果子。树林的下方有个小池子，池畔则是假山。再往下，便是从画面左侧绵延而来的半截白色院墙——这墙的绝大部分都给墙外密密匝匝的树影遮去，只在此处露显得多些，可以看出墙是用大块的方石砌成。
至于假山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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