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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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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稍微多想一想就能明白的道理,等想明白了,便不免为皇后不平。前朝帝皇,英年崩逝的例子不能算少,大致新寡的皇后总能受到相当的尊重,象这位同治皇后那样,仿佛有罪被打入冷宫似的,却是绝无仅有,特别是与醇王一家相比,荣枯格外明显。在王公亲贵中,颇有人存着这样一个疑问,文宗的胞侄有好几人,何以偏偏选中醇王福晋所出的这一个?因而怀疑慈禧太后与醇王早有联络一样,就象十三年前,慈禧太后与恭王早有联络一样。而居间传话的人,自然是荣禄,醇王与荣禄的关系之深,是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

不知是由于真的怀疑,还是妒嫉,或者迁怒,一时从亲贵到朝士,对醇王持着反感的,大有其人。妒嫉与迁怒,都可以置之度外,如果是有所怀疑,醇王就无法保持缄默了。

不说前代,只谈本朝,现成就有个“皇父摄政王”的称呼在,醇王与多尔衮情况不同,但论身分,却是名符其实的皇父。眼前虽由两宫太后垂帘,但嗣皇帝总有亲政的一日,如果他是象明世宗那样“孝思不匮”,授以“皇父”的名号,畀以摄政的实权,那时就谁也不能想象醇王会如何生杀予夺,但凭爱憎地作威作福?

这些疑虑别人想得到,醇王本人当然也想得到,从西暖阁初闻懿旨的那一刻,他就想到了,因此才会震惊而致昏迷。事后越想越不安,深怕从此多事,决定自己先表明心迹,情愿闲废终身,不闻政事,所以写了那样一道奏折:

“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时值天下多故,尝以整军经武,期睹中兴盛事,虽肝脑涂地,亦所甘心。何图昊天下吊,龙驭上宾,臣前日瞻仰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支,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忽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迨舁回家,身战心摇,如痴如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病,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无遗;曲赐于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使臣受幈幪于此日,正邱首于他年,则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鸿施于无既矣。”

这在醇王是篇大文章,亲笔写成初稿,特为请了几位翰林来替他润饰,情哀词苦,看过折底的人,都觉得可以看出醇王的胆小、谨慎、忠厚——他就是要给人这样一个印象。

奏折上达慈禧太后,提笔批了一句:“着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悉心妥议具奏。”交到军机,转咨内阁。

从十二月初六起,内阁天天会议。首先是议垂帘章程,这有成案可循,不费什么事,议到醇王的这个折子,是由恭王亲自主持。其实醇王的这个奏折,主要的,亦是为恭王而发,彼此心里都明白,恭王是个很爽快的人,不作惺惺之态,率直说道:“醇王所有的差使,宜乎都开去。以亲王世袭罔替。”

与议群臣,相顾默然,只有礼部尚书万青藜说了话,但与开去醇王所有的差使无关。他问:“醇亲王的称谓如何?”

这一问绝不多余,相反地,正要有此一问,才能让恭王有个表达意见的机会,他加重语气答道:“但愿千百年永远是这个名号。”

这就是说:醇亲王永远是醇亲王。生前既不能用“皇父”的称号,身后亦不会被追尊为皇帝。如果有此一日,那便是蹈了明朝“大礼议”的覆辙,决非国家之福。

定议以后,少不得还有许多私下的议论,特别是翁同龢的话多。自从皇帝一病,连番召见。每每与军机、御前“合起”,俨然在重臣之列,而且又新奉懿旨,与近支王公、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一起为皇帝穿孝百日,这更是太后把他看作皇室的“自己人”的表示。因此,翁同龢不肯妄自菲薄,觉得遇到自己该说话,可说话的时候,应该当仁不让。

他要说的话是:醇王别项差使可开,管理神机营的差使不可开。因为神机营是醇王一手所经理,如果改派他人,威望够的,未见得熟悉,熟悉的威望又不够。然而这话他又不肯在阁议中说,怕恭王不高兴,只在事后预备上一个奏折,专门陈述这个建议。

这天晚上正在灯下写折子,听差来报,说“崇公爷来拜。”这没有不见的道理,于是翁同龢具衣冠,开正门,亲自出迎。

崇绮贵为公爵,但论科名比翁同龢晚,所以在礼节上彼此都很恭敬,吃腊八粥的日子,滴水成冰,大厅上太冷,延入书房款待。

崇绮新丧“贵婿”,心情自然不好,决不会无因而至,翁同龢意会到此,便很率直地动问来意。

“听说老前辈预备建言,留醇王在神机营?”崇绮这样问说。

翁同龢很机警,话说半句:“有是有这个想法,还待考虑。”

“我劝老前辈打消此议。”崇绮说道,“神机营的情形,没有比我再清楚的。”

接着,他便滔滔不绝地大谈神机营的内幕,章程如何荒谬、人材如何芜杂?他在他父亲赛尚阿因贻误戎机被革职时,连带倒霉,以后在神机营当过文案,所说的话,虽不免张大其词,却非无的放矢,所以翁同龢不能不重视。

但是,崇绮的攻击醇王,所为何来?却费猜疑。以他此刻的处境而论,真叫“没兴一齐来”,韬光养晦,犹恐不及,无缘无故开罪醇王,岂非不智之至?

这就见得内中必有文章了。翁同龢便把那个未写成的折子搁了下来,第二天进宫,找着荣禄,把崇绮夜访的经过,略略一提,向他征询意见。

如果说神机营腐败,醇王固然不得辞其咎,荣禄却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一直是醇王最得力的助手。然而荣禄却深沉得很,笑笑答道:“你等着看吧!”

听得这样说,翁同龢自不便深问,敷衍了些闲话,已离了内务府朝房,预备回弘德殿时,荣禄却又喊住了他。

“平翁,平翁!”荣禄将他拉到一边,“我给你看一篇文章。”

说完,他从靴页子里取出一张素笺,递到翁同龢手里,打开来一看,是一份折底,写的是:

“窃维立继之大权,操之君上,非臣下所得妄预。若事已完善,而理当稍微变通者,又非臣下所可缄默也。大行皇帝冲龄御极,蒙两宫皇太后垂帘励治,十有三载,天下底定,海内臣民,方将享太平之福。

讵意大行皇帝皇嗣未举,一旦龙驭上宾,凡食毛践土者,莫不吁天呼地;幸赖两宫皇太后,坤维正位,择继咸宜,以我皇上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并钦奉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仰见两宫皇太后宸衷经营,承家原为承国;圣算悠远,立子即是立孙。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即大行皇帝统绪,亦得相承勿替,计之万全,无过于此。

惟是奴才尝读宋史,不能无感焉!宋太祖遵杜太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起无穷驳斥。使当日后以诏命,铸成铁券,如九鼎泰山,万无转移之理,赵普安得一言间之?

然则立继大计,成于一时,尤贵定于百代。况我朝仁让开基,家风未远,圣圣相承,夫复何虑?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岂不负两宫皇太后诒厥孙谋之至意?

奴才受恩深重,不敢不言,饬下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奏议,颂立铁券,用作奕世良谟。“

翁同龢一气读完,对这道奏折,虽不同意其中的看法,但觉得文字雅洁,立言有法,颇为欣赏。自称“奴才”,可知是旗人,随即问道:“是那位的折子?”

“请你先不必问。我要请教,你看这个折子怎么样?”

“递了没有?”

“没有。”

“没有递,最好不递。”翁同龢说,“如今颇有引用宋太宗、明景帝的故事的,其实情形不同,今上生有皇子,承继大行皇帝为子,则将来继统的,仍是今上的皇子。传子传侄,是一回事。那天拟懿旨,我主张加上‘嗣皇帝’字样,即是继文宗的统绪之意,应该很明白了,无须有此一折,反成蛇足。”

“高明之至。”荣禄很欣慰地说了这一句,又悄悄嘱咐:“不足为外人道!”

“是的。”

“还有,你可知道王某人,这两天作何光景?”

“不知道。”翁同龢说,“懒得提他。”

翁同龢是懒得提他。王庆祺,而茶坊酒肆,却正拿他作为话题,成了众矢之的,因此,王庆祺不敢出门,只坐在家里发呆。

皇帝的致命之疾,在十二月初五以前,是个绝大的忌讳,等一摘缨子,号咷痛哭之余,少不得要问一声,究竟是什么病而致“弃天下”?这一来就瞒不住了,首先太监喜谈是非,内务府的官员好谈宫禁以自诩其消息灵通。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添枝加叶,把王庆祺说得异常不堪。

太监跟内务府的人说话,向来夸大其词,所以比较持重的人,还是存疑的态度,及至有个人说了一句话,连持重的人都不能不信,皇帝的送命,原来是由“寡人之疾”上来的!

这个人就是李德立。在龙驭上宾的第二天,就有个姓余的御史,奏劾“将医员立予屏斥治罪”,屏斥则其势有所不能,治罪却不可免,降旨说是:“大行皇帝天花,李德立等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太医院左院判李德立;右院判庄守和均即行革职,戴罪当差。”

“大行皇帝驾崩,如果真的是我不曾将天花治好,那怕拿我绑到菜市口,没有话说!列公也有在东暖阁瞻仰过御容的,天花不是落痂了吗?”李德立在南书房发牢骚,“人人晓得,天花共是十八天,三天一期,到了落痂,已保平安。何尝是我请脉不谨?”

“那么,”有人问了一句:“‘六脉俱脱’,总有个缘故在里头?”

“自然有缘故。”李德立指着南书房翰林孙诒经说:“最好请孙老爷去问贵同年。”

这就是指王庆祺。孙诒经跟王庆祺是同年,但鄙其为人,不甚来往。当然,也有人跟他相熟,深知他的底细的,私下闲谈,谈出来一副对联,上联是:“宣德楼、弘德殿,德业无疆,幸喜词臣工词曲。”下联是:“进春方、献春册,春光有限,可怜天子出天花!”

※   ※※

这副刻薄的对联,隐括大行皇帝与王庆祺的一番“君臣遇合”,很快地传遍九城的茶坊酒肆,连王庆祺自己都已听到,那班“都老爷”自然不会不知道。颇有人早就想弹劾王庆祺,但这道奏章,就跟李德立的脉案一样,有难言之隐,因而都踌躇未发。

有个湖广道的御史叫陈彝,字六舟,扬州人,却想出来一条路子。他是同治元年翁曾源一榜的翰林,有个同年叫谢维藩,在同治九年放过广东副考官,正考官叫王祖培,就是王庆祺的父亲。王祖培也是“词臣”,道光二十年点了庶吉士,一直当穷翰林,爬到内阁学士,才放了一任广东的考官。广东的乡试,因为赌“闱姓票”的缘故,考官是个有名的美差。王祖培眼看儿子亦已点了翰林,并且先于他当过湖南考官,这一次广东试差再满载而归,后半辈子就大可享享清福了。打算得倒好,无奈大限已到,走到江西地方,暴疾而亡。江西巡抚刘坤一飞章奏告,王庆祺得到消息,自然连夜奔丧。

谢维藩告诉陈彝的,就是王庆祺奔丧的故事:“父子两翰林,又是考官,地方上照钦差接待,刘岘庄很替他敛了一笔奠仪。那知王某人贪心还是不足。”

父母之丧是名教中的大事,尤其是衣冠中人,更应尽哀守礼,照规矩说,就该立即由江西盘柩北上,径回直隶宝坻原籍,谁知王庆祺北辙南辕,到了广东。

“到广东干什么?”听到这里,陈彝问道:“告帮?”

“你想还有什么别的事?”

“难道,”陈彝有些不信,“热孝在身,就一点不怕人家忌讳,到广州去乱闯辕门?”

“怕什么?打着翰林的招牌,少不得都要卖帐。瑞制军的慷慨你是知道的……。”

瑞制军是指瑞麟,他一生的笑话甚多,但一生官运亨通,得力在宽厚慷慨。凡有京官过广州,一定应酬,何况是放到广东来的考官病故,且“孝子”又是翰林?当时除掉自己致送一份丰厚的奠仪以外,又叫人授意这年办“闱姓”,出身“十三行”的南海伍家,敛了一笔钱送给王庆祺。

“忘哀嗜利,一至于此!光凭这段劣迹,我就可以参他了。”

“光凭这一段是不够的。”谢维藩说:“还有荒唐的事。”

“那就索性请教了!”

“我只知大概,不敢瞎说。你最好去请教请教河南的京官。”

“河南的京官?”

陈彝略想一想明白了。王庆祺同治九年夏天丁忧,三年之丧,照例只算二十七个月,同治十一年秋天服阙赴京,补上了翰林院检讨,这年冬天就有宣德楼的奇遇,第二年正月奉旨在弘德殿行走。夏天有“考差”,以近水楼台之便,放了一任河南考官。所以谢维藩所说的去问河南京官,必是指王庆祺上年在河南乡试中玩了什么花样?若是出卖关节,则有咸丰八年柏葰的前例在,是砍头的罪名。生死出入,关系太大,陈彝倒有些踌躇了。

一打听之下,并没有那么严重,但确是少见的荒唐。好几个河南京官,异口同声地告诉陈彝,说王庆祺在开封入闱,撤棘以后,微服冶游,在什么地方,招呼的那个姑娘,真所谓“指证历历”,看来丝毫不假。

这一下陈彝可不必再踌躇了。字斟句酌地写好一道奏折,邀请至好公同商酌,无不大为称赏,认为措词得体,必可成为一篇名奏议。

这道奏折送到慈禧太后那里,一看之下,觉得是从十二月初五以来,少有的痛快之事,当时就将慈安太后请了来,拿陈彝的奏折念给她听:

“侍讲王庆祺,素非立品自爱之人,行止之间,颇多物议。同治九年,其父王祖培典试广东,病故于江西途次;该员闻丧之后,忘哀嗜利,复至广东告助。去年王庆祺为河南考官,撤棘后公然微服冶游。举此二端,可见大概;至于街谈巷议,无据之词,未敢渎陈,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验。”

念到这里,是一个段落,趁慈禧太后停顿之际,慈安太后问道:“‘街谈巷议’,指的是什么呀?”

“你想呢,指的是什么?”慈禧太后紧皱着眉说,“你再听下去,就更明白了。”

下面一段是陈彝自叙心境,语意涵蓄,慈禧太后怕慈安太后听不明白,念得很慢:

“臣久思入告,缘伊系内廷行走之员,有关国体,踌躇未发;亦冀大行皇帝聪明天亶,日久必洞烛其人,万不料遽有今日!”

念到这里,慈安太后的泪珠,已一滴滴往下掉,慈禧太后的眼圈也红了,擤一擤鼻子,继续念道:

“悲号之下,每念时事,中夜忧惶。嗣主冲龄,实赖左右前后,罔非正人,成就圣德。如斯人者,若再留禁廷之侧,为患不细!应请即予屏斥,以儆有位。”

念完,慈禧太后咬牙切齿地说:“王庆祺这个人!就要了他的脑袋都不为过。想不到咱们大清朝吃亏在他手里。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样才能治得了他?为来为去,为的是‘有关国体’这四个字,竟拿他没奈何。如今好了,到底拿住了他的短处!咱们得狠狠儿的办他!”

“怎么办呢?还能要他的脑袋吗?”

慈禧太后沉吟着说:“论他‘忘哀嗜利’、‘微服冶游’这两款罪,当然不能处他的死,也不能交刑部议罪,只能革他的职,还是便宜他了。”

“我看,跟六爷他们商量商量……。”

“有了。”慈禧太后突然说道:“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也够他受的了。”

慈安太后不置可否,把陈彝的奏折拿起来看了一下,指着一处问道:“这句话怎么讲,‘左右前后,罔非正人。’”

“这是说,在皇上身边的人,要个个都是正派的,才能成就圣德。”

“这么讲就对了。”慈安太后说,“也不能全怪王庆祺一个人。”

“当然!”慈禧太后的那种目光如电,额间青筋隐隐跃动的,能令人不寒而栗的威颜又出现了,“小李那班人,都要严办!”

“内务府的人,何尝不应该办?”慈安太后痛心疾首地说:“祸都是由修园子闹起来的!三海的工程停了吧?”

慈禧太后默然半晌,终于点头同意,而且举一反三,很冷静地察觉到,陈彝的奏折中的所谓“街谈巷议,无据之词”,包括着许多不堪闻问的话。外头可能认为皇帝咎由自取,甚至死不足惜。搞出这种荒唐事来,真正是天威扫地!如今再度垂帘,责任都在自己身上,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收拾民心,重建威信。

因此,第二天召见军机时,她自动提到:三海一切工程,无论已修未修,尽皆停止。恭王自然唯命是从。

“进贡也停了吧!等三年以后再说。”

各省督抚、盐政、织造、关监督,照例每年要进贡当地名产,称为“方物”,而进贡的又不仅仅止于御用的一份,由县而府、由府而道、由道而省,层层骚扰分润,送到京里,还要应酬王公大臣,都派在百姓头上,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因此这道上谕,可以说是恩诏。

接着便是谈陈彝的那个奏折,慈禧太后问道:“陈彝是什么出身?”

陈彝在李光昭那个绝顶荒唐的骗案中,曾经严劾过内务府的官员,已是响当当的“都老爷”,这一次搏击天下隐憾所聚于一身的王庆祺,谏草未焚,传遍都下,越发声名大起。恭王早知其人,这两天更听好些人谈过,对他的生平,颇有了解,此时扼要奏陈了他的履历,接着又说:“他是同治元年壬戌的翰林,是先帝手里造就的人才。”

提到先帝,便要垂泪,亦就因为恭王的这句话,慈禧太后对陈彝更有好感,“他这个折子写得很好。”她将原折交了下来,“看得出来是个忠臣!”

“是!”恭王趁机答道:“言官当中,固然有不明大义、为人‘买参’,或者不明大势,胶柱鼓瑟的,不过读书人到底可佩服的居多。如今人心郁塞,大行皇帝之崩,天下臣民,更有难言之痛,臣请俯纳陈彝一奏以外,更要请两位皇太后,广开言路,择善而从,庶几收拾人心,重开盛世,不负‘光绪’的年号。”

“是的!”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回想同治初年,上下一心,到底也办成了两件大事。到后来——唉!”她仿佛不忍言似的,只用一声长叹作结。

军机大臣都能默喻得到她的意思,国事是坏在大行皇帝手里,再从深一层看,自然是大行皇帝年轻不懂事之故!如果不是那么早亲政,仍旧是垂帘之局,就不致于有今天。

懂是懂了,却没有谁敢附和“颂圣”,因为女主听政,始终是国之大忌。也就因为这个原因,无论英察敏锐如恭王,老谋深算如文祥,细密谨微如沈桂芬,不约而同地有这样一个看法,禁军的兵权,不能再归入慈禧太后的掌握,只有书生而躁进的翁同龢,看不到此。

这一天要谈的大事,醇王交出神机营,正是其中之一。但首先要对陈彝的奏折有个了断,王庆祺革职永不叙用,恭王完全赞成,只是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这一节,他认为是蛇足。当然,这是不能率直而言的。

“王庆祺品谊有亏,已是本朝的废物!”恭王这样措词,“臣以为不如随他自生自灭,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反倒留下一个痕迹。数年以后,万一有那不知轻重的地方官,为他奏请起复,反倒难于处置。”

“说得不错!”慈禧太后很服善,“这一案就这么了掉了,倒还落个耳不闻、心不烦。”

“是!”恭王接着从怀里取出一张单子,“醇王奏请开去所有差使,已蒙两位皇太后,念其至诚,准如所请。空出来的各项差使,臣等公议,分简王公大臣接替,现在开了个单子,请两位皇太后的旨意。”

单子呈了上去,慈禧太后先拿手按着不看,向慈安太后用征询的语气说道:“醇王的差使,只有一个顶要紧,神机营得好好找一个人管。”

“是啊!”慈安太后顺口回答。

“我看倒不如六爷自己管。”

这句话中,就有些分量了。慈安太后未及答言,恭王抢先回奏:“臣实在分身不开,而且军务方面,臣亦隔膜。臣等公议,由伯彦讷谟诂跟景寿管理神机营,伯彦讷谟诂佩带印钥。”

这是获得亲贵重臣一致支持的一个决定,作用是防微杜渐,不让慈禧太后有假手醇王,掌握禁军的机会。伯彦讷谟诂是僧王之子,家世资望都还相当,而最重要的是籍隶蒙古,由他来掌管神机营,一则地位超然,彼此都可免于猜疑,再则是对蒙古人的一种安慰,表示他们虽失“贵婿”,朝廷依然优礼尊重。事实上在京的蒙古大臣,对此亦颇重视,由崇绮出面来向翁同龢疏通,不必坚持留醇王,正可以看出他们的公意。

其实慈禧太后自己,倒并没有想掌握禁军之意,她只不愿意将神机营交给恭王一系,如今由伯彦讷谟诂佩带印钥,是个很妥当的安排,所以当时便表示同意,不过却为醇王留下了卷土重来的余地。

“醇王经管神机营多年,很有成效,一切情形也都熟悉。”她说,“以后应兴应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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