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册-第18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集，灌向下河，自然要涨水了。

这是不是河道总督靳辅有意捣乱，谁也不敢说。但水势一涨，施工便困难，孙在丰唯有飞章入奏，请降旨命靳辅封闭所有的减水坝。皇帝得奏，特开廷议；奉召与议的，有汤斌，也有户部尚书余国柱。

“减水坝是为了泄洪之用，作用重在流通；如果尽行封闭，水无出路，万一溃决，为害甚大。”余国柱说：“臣前在江苏，曾周历沿河各地，深知形势。孙在丰所请，宜不准。”

余国柱的意见，就是明珠的意见，颇有人附和其议。皇帝便问：“汤斌有何话说？”

汤斌徐徐答道：“臣前在徐州一带视察河工，就觉得减水坝太多。臣闻以前只有四坝，现在增至三十多处；涨水时，自易于宣泄，但平时如果不塞，则水势分散，河流缓弱，泥沙易于淤积，河底渐高，于运道大有妨碍。”

这是间接反驳余国柱之说：“水势分散，河流缓弱”，何来溃决之虞？

余国柱知道皇帝英明过人，一定能够从汤斌的话里，找出言外之意，因而立即为他自己也为靳辅辩护，“减水坝乃是明臣潘季驯的成法，”他说，“行之有效，所以靳辅仿效，并无错误。”

潘季驯是明朝万历年间，受张居正的支持，治河有功的名臣；余国柱拿他来做挡箭牌，是很高明的一着。只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场为工部尚书杜臻找出毛病。

“靳辅的减水坝，与潘季驯的不同。”杜臻毫不思索地接口，“潘季驯的减水坝，是放水出海，靳辅的减水坝是放水人田”

这就是说，同一减水坝，去路不同，潘季驯的泄洪道，通向海口，而靳辅所开的泄洪道，通向平衍之区，这流向的内外不同，与洪水的宣泄大有关系。

这一来变成各持一说，而孰是孰非，似乎只有身任其事的人，才能判断究竟。余国柱正好借此解除他眼前的困境，当即建议：“臣以为宣召靳辅及孙在丰到京，各陈所见，以定取舍。”

“孙在丰不必回京！”皇帝作了极明快的裁决：“他的要求，不过上游不要放水而已！如果叫靳辅去治下河，试问上游不塞，他能在下河一片汪洋之中施工吗？以前靳辅也面奏过，治下河需先堵塞上游的减水坝；如今孙在丰要这样办，他又说不可以，这不是明明有意阻挠，跟孙在率为难。靳辅应该进京，等我当面问他。”

靳辅是明珠所支持的，如今落得这样一个结果，自是对明珠的一大打击；这个打击，足以影响他的“买卖”，因为地方大员都恃明珠为护符，按时致送“平安钱”以保无事。现在拿靳辅的情形看，送了钱依旧不得保平安，那又何苦再花冤枉钱？

为此，明珠门下，余国柱及左都御史佛伦等人大感恐慌，而推原论始，都因为廷议中皇帝听了汤斌的话的缘故，真如曹操说刘备的“卿不死，孤不得安！”不但要驱逐汤斌，甚至巴不得他一命呜呼。

这些情形，汤斌并不知道，中怀坦荡，根本就不会而且也没有工夫去计较个人的得失。但是，有些人是知道的；其中之一就是郭琇，为此特地去拜访汤斌，提出忠告。

“多谢关爱！”汤斌这样笑道，“华野，我今年六十岁了，去日无多，不宜为此亲怀。诸葛武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道尽千古臣节，我虽愚，窃慕此语。”

“唉！”郭琇长叹，“潜公，我真替你着急。”

急的是汤斌那副不在乎的劲儿。君子与小人之争，君子往往斗不过｛炫www书qisuu手机电子书｝，就因为这种不在乎，才处处予人以可乘之机。

汤斌当然懂他的意思，反倒安慰他说：“当今皇上，不是明朝中叶以后诸帝，偏听不明，你不必为我着急。”

这倒是实话，郭琇点点头说：“靳辅就是。”

大家看靳辅受皇帝洁责，以为圣眷已衰，颇有人落阱下石，说他治河十年无功，应解职听勘，皇帝不以为然。

皇帝是这样说：“治河甚难，靳辅看得太容易了；所以功效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明显。如果他这样的人要议处，以后继任的人，惴惴不安，更难着力。靳辅不必有什么处分，只责成他努力督修好了。”

郭琇由于汤斌拿这个例子来说明皇帝内心自有权衡，绝不致偏听谗言，想想不错，也就替汤斌放心了。

靳辅被召到京，由大学士及九卿先行询问，为了开溶海口，闭塞减水坝，到底可行与否？结果是如此复奏：

据靳辅云：“高邮之南两大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五月；其三小减水坝，自正月可塞至三月。高邮州之北，其坝亦有可塞之处，惟高家堰，断不可塞。”其应塞之处，前与孙在丰会议时，并未议出，殊属不合，应将靳辅交与该部议处。

这是明珠与余国柱所密议的避重就轻之道。皇帝心里很明白，但他不愿说破；治河是治河，党争是党争，后者的是非暂且可以不问，免得把情势弄得更复杂，更暧昧，以致减水坝该塞不该塞的是非，更难搞得清楚。

因此，他对大学士九卿所上的这道奏疏，暂且不批，只传旨“御门”召靳辅、汤斌，及大学士问话。

“开溶下河，其要点在塞高家堰的坝，不在塞高邮的坝。上游的这个大坝不塞，何益之有？”皇帝问道：“大学士、九卿是这样问你的吗？”

不问本题，先问到问的是什么话，就见得皇帝唯恐臣下有成见，该问的不问，不该问的偏问，将是非颠倒了。而也亏得有此一问，靳辅才有机会陈述他的意见。

“大臣所问，与皇上垂询，有一处不同。”他这样答道：“大臣问：”你如果堵塞淮水人黄河之口，令水流入七州县，则下河修治，必致迟误。‘臣谓修理正河经费尚忧不足，何能更有余款，堵塞无用之口？且黄水强则流入淮河，并非人力所能禁止。臣如阻挠溶治下河，岂能逃避国法？“

“汤斌！”皇帝转脸问道：“你有什么意见？”

“臣按：高家堰减水坝，作用在让洪泽湖与运河能够相通，彼此调剂。今靳辅唯恐黄河溃决于南岸毛城铺等处，筑减水坝合黄河之水人洪泽湖；洪泽湖不能容纳，又于高家堰筑减水坝，使水人运河；运河不能容纳，又于高邮等处筑减水坝，流入七州县。七州县的水无所归，不但百姓被灾，两三年之间，只怕黄水、淮水以及江淮三十六湖的水，一起停蓄泛滥，后果不堪设想。”

说来说去要使水有所归，唯有归之于海；而靳辅则仍坚持海水倒灌之说，反对开海口。一场辩论，并无结果，只有命群臣再“详议以闻”。

在另一方面，明珠主持，余国柱设计，徐乾学执行，陷害汤斌的阴谋已经开始了。

用来作为“凶器”的，是汤斌在苏州临行之前出的一张告示；徐乾学以在“南书房行走”，旦夕侍从的方便，悄然进呈了皇帝。

事起于这年春天久旱不雨。多少年来的传统，遇到这种天时反常，有害民生国计的情形，认作是下情壅塞，不能上达；民间怨声，化成戾气，所以上天示警。唯有诏求直言，改正政务上的不当措施，始能感格无心，迎召祥和。

因此，皇帝在御门听政时，面谕大学士：“传问九卿，政务如有缺失，或有害百姓的，尽管实说。”

于是大学士明珠，召集六部尚书、左都御史，以及翰林院、詹事府、通使司、大理事等等衙门的堂官，在内阁集会，传达旨意。

会中也有人发言，指出政务未尽妥善之处，但都是些无关大计的琐务。最后，汤斌开口了，他谈的是“芦课”。在江苏地方，特定每年自苇塘中收的税，用来走铜报部，这本来不足以病民，但办法不好便形成苛扰了。

“芦苇秋天才有，现在春天预征‘芦课’，此非常理所应有。”汤斌解释此一不合理的措施，为百姓所带来的痛苦：“春耕尚未播种，田上正是下本钱的时候，责成百姓缴纳芦课，那就只有‘卖青’借钱来完纳。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也许尽其所人还不够还债。所以芦课应该恢复以前的办法，在夏、秋两季分征。”

芦课改为春征，正是余国柱在江苏巡抚任内的“德政”之一；这时听了汤斌的话，心里自然不舒服。

汤斌是对事不对人，依旧侃侃直言：“而且铜出在云南，江苏不产铜。以芦课购铜，归各关卡走办，关卡对于商货进出，情况熟悉，而尚感不足；如何可以再叫地方官去采办？地方官买不到铜，无法交差，就只好责成‘芦户’缴铜代税，此更是苛求。所以不但要恢复夏、秋两税，而且只可以芦户缴现银，不可叫芦户缴铜。”

说到这里，余国柱已经老羞成怒了，站起身来，脸红脖子粗地说：“年兄，你不必说了！要变更这个办法，除非我不当户部尚书。”

一场会议，不欢而散。到了五月里，虽有小雨，无济于事；皇帝相当着急，因而又颁一道上谕：

朕统驭天下，念切民生，凤夜图治，罔敢少懈；迩来岁每不登，民食寡之。今兹仲夏，久旱多风，阴阳不调，灾孰大焉！朕用是不宁，减膳撤乐，求言省过，斋居默祷，虽雨泽溥降，尚未霪足。皆因朕之凉德，不能上格天心。较特沛宽仕，务崇悼大，罢营建、恤贫穷、释淹击，政令有不便于民者，更之；罪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这是极大的仁政，上谕一颁，无不感奋。但皇帝的深仁厚泽，也要有实心任事的人来执行；否则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变成口惠。如果工部的官员私心太重，“罢营建”失去了从中克扣工料的凭借，即非所愿；而地方官倘有贪名，则“恤贫穷”适足以造成他的将救济款项落入私囊的机会，而这些执行政策的责任，又以宰辅为主；如果监督不周，甚至他手里先私心自用，使得皇帝的意思变了质，则下面虽有好官，亦往往无能为力。

有个钦天监的小官，官位叫“五空灵台郎”；名字叫董汉臣，禀性耿直，久已不满居于相位、把持政事、纳贿招权的明珠；此时看声名狼藉的余国柱，新近因为明珠的援引，居然入阁拜相，内心益发忧虑愤慨，正好皇帝下诏求直言，因而便费了三天工夫，写成一篇奏疏，要求都察院代奏。

小官言事，必得呈请本衙门长官或都察院代奏，钦天监是个小衙门，那里的长官，除了本身业务以外，没有资格上疏论国事，自然也没有资格为部属代奏，所以董汉臣只好找上都察院。

这在董汉臣不是第一次，以前上疏，亦都因为语言激切，左都御史不愿替他代奏，每每饰词推托，这一次因为皇帝有特旨，而且董汉臣的意志亦很坚决，所以新任左都御史，与高士奇狼狈为奸，而与明珠、余国柱亦通声气的王鸿绪，怕压置下来，有人参他一个“壅于上闻，阻塞言路”的罪名，非同小可，只好具疏代奏。

董汉臣论时政得失，极其痛切：一共十件大事，其中有两款与汤斌及明珠、余国柱有关。

与汤斌有关的一款是“谕教元良”。元良指天子而言，董汉臣认为汤斌作东宫师傅，教法未善，尚未尽心。

与明珠、余国柱有关的一款是“慎简宰执”，那时的学士是两满三汉，满人是明珠和勒德洪；汉人是王熙、宋德宣、余国柱。宋德宣已回苏州养病，遥领虚衔，所以实际上是两满两汉。

这四个大学士，自然是明珠当首脑，余国柱为明珠的死党，听从指挥，不在话下；王照极会作官，看明珠势大，见机行事，依附无违，勒德洪无足轻重，因人成事。因此，内阁中可说只有明珠一个人当权。

由于董汉臣的指责，相当实在，特别是余国柱刚刚入阁，所以“慎简宰执”这四个字，仿佛主要的是对他而发，格外感到刺心，同时也相当害怕，怕皇帝认真追究，是个不了之局。

经过一番密议，明珠同意了余国柱的见解，认为此时不宜申辩，应该引罪自责，等这场风波过去，再来收拾董汉臣及其背后的指使者——他们都疑心沥斌曾授意董汉臣发难。

于是明珠向皇帝面奏，准备国服待罪。皇帝却要先弄清是非，将董汉臣的原奏发交廷议。

六部九师都到了，明珠在内阁主持会议，王熙的态度很蛮横，“市儿妄语！”他说，“把他杀掉就完了。”

正在这时，汤斌到了，余国柱表面上很尊重这位老同年的，赶紧起身迎接，同时将王熙的话，告诉了他。

这是不怀好心，知道汤斌的性情，有意要让他跟王熙发生冲突。果然，汤斌大摇其头。

“大臣不言小臣言！”他引用明朝的成句，“董汉臣没有死罪，而且说实话，我亦愧对董汉臣。”

汤斌的所谓“愧对董汉臣”，是承认董汉臣在“谕教元良”那一款上的指责有理。在他是实话，在余国柱却认为是莫大的讽刺，越发把他恨如刺骨。

于是有为明珠和余国柱所豢养指使的言官，上奏参劾董汉臣，说他“越职言事，妄希富贵”。又说：“汉臣不知书，必有代草其疏者。”这一枝暗箭，箭头自然是指向汤斌。

余国柱是有一配合的行动的，根据言官的这一道奏疏，拟议由刑部逮捕董汉臣问罪。皇帝自己下诏求直言，而直言有罪，则更无人敢于奏谏；所以皇帝不愿采取吓阻言路的不合理措施，只命内阁重新拟议。

“董汉臣应诏陈言，不应该有罪。”汤斌指着胸对余国柱说：“倘或治董汉臣的罪，如此中何？”

这是问他良心何安？余国柱既惭且恨，而实在无可如何。只有在董汉臣身上打主意。

他叫人跟董汉臣去说：“这一案很严重。如果有一天要对簿公堂，你只要把汤斌尚书牵出来，说是他的指使，就可以无罪了！”

董汉臣是个硬汉，这样答道：“我哪里识得汤尚书？我的奏疏已写好了几年，三次请求代呈，都被拒绝。怎么好诬赖汤尚书。”他又说道：“如果上面要问我，我就这样回答：认识御史江繁！”

江繁是余国柱的至亲，董汉臣是有意如此作答，来人无奈而去。过了几天，皇帝遣礼部官员讯问董汉臣，他果然这样回答。皇帝免了他的罪——这表示抨击明珠，不致招祸。对明珠的权威来说，自是一大打击。

一计不成，另生一计，这一次便有徐乾学参与了。

事起于江苏要增设一处海关，这自然要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所以廷议时，徐乾学以江苏京官的身分，拜托汤斌说道。“今日之事，江苏数百生灵，悬于老公祖之手，总求成全。”

“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能为力？”

“皇上倚重，老公祖又新自江苏来，一言九鼎。合郡生灵，敬以相托。”

及至廷议，徐乾学闭口不言，太学生梁清标受了指使，便即说道：“汤老先生宜乎主持禁设之议。”

汤斌为了百姓，也就说道：“海关与民争利，这样的事，岂有于地方有益的？倘得其人还好，不得其人，四处骚扰，害民无穷。”

这段话由徐乾学传到皇帝那里，深为不悦，传旨命明珠去法问汤斌。余国柱却又附着他的耳朵说：“有人要害年兄，到内阁只这样说：得其人便无害。”

到了内阁，明珠说道：“皇帝面谕：”汤斌是道学，如何一件事两样说法‘，他进京时，我拿海关的事问过他，他说无害。今日九卿会议，如何又说害民？命我传问。“

看起来余国柱像是一番好意，但无论好还是歹，对汤斌都毫无影响，在九卿会议中他是怎么说，此刻在奉旨诘问时，依然是怎么说。

“是了。”明珠一向有礼贤下士的名声，其实跟唐朝的奸臣李林甫相仿佛，口蜜腹剑；他视汤斌为最大的政敌，但见面时总是异常客气，即使有所争议，脸上亦总是带着笑容。所以听汤斌照实陈述，奉旨交办事项已毕，随即殷勤问讯，而且带着他到设在内阁的办事的书斋，取出他的诗稿，向汤斌请教。

“此调不弹久矣！中堂的大作，何敢妄肆议论。”汤斌很谦虚地说。

“我与汤公少亲近，曾听小儿说起，汤公不仅理学；词章一道，亦是文采斐然，何必客气？”

明珠的长子纳兰性德，是最佩服汤斌的人；在史馆的那些日子中，纳兰性德当御前侍卫，常常奉旨有事跟汤斌接触，虽然年龄相差甚多，学问路数不同，家世迥不相侔，但两人却极其投契。不幸纳兰性德青年早逝，现在明珠提了起来，汤斌不免伤感，欷觑不止，反倒是明珠劝他不必伤心。

经此一番相叙，谁都以为明珠跟汤斌融洽得很——就表面看，明珠似乎也很帮汤斌的忙，而暗底下完全不是这回事。

见了皇帝，明珠据实将汤斌的话回奏；皇帝对汤斌不满之意消失了。

这一来自……然要对徐乾学不满。皇帝对这件事看得很重，因为他也是念兹在兹不忘记老百姓的；但因库用也是大事，为了江苏的海关，他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如今徐乾学却造作谣言，借他人之口，行反对之实，其心可诛！认为非加以训斥不可。

“都是你们苏州的乡绅，自己要做买卖，恐怕添个海关，于己不利。你们上牟公家之利，下渔小民之利，巧取豪夺，我都知道。”皇帝沉着脸说：“你们赖汤斌说害民，汤斌何尝是这意思？他说：”得其人便无害。‘真是！天下什么事不是不得其人就有害？“

本是商量好的一条计，凡此皇帝发怒责备，都在意中；徐乾学自然不会着慌，磕着头，从容答道：“汤斌如何赖得？，廷议时九卿俱在，众耳共闻，皇帝如以为巨言不实，可问梁清标。如果这话是臣捏造，诬赖汤斌，他在苏州出的告示，上有他的巡抚关防，难道也是臣捏造的不成？”

“什么告示？”

“是汤斌在苏州卸任出的，安慰百姓的告示。”

“告示在哪里？”

“臣家里就有。”

“你怎么有此告示？”

“是苏州有人特意寄来，嘱臣上呈，臣守皇上凡事安静的训谕，不敢多事。今蒙皇上垂询，不得不据实奏闻。”

皇帝点点头：“明天你将告示带来。”

这是反激的手法，一悬一宕，才逼出告示的话来；不然不能无缘无故献呈告示进谗。到了第二天，徐乾学将告示带进宫去，皇帝一看“爱民有心，救民无术”这两句话，果然大为不快。

当然，徐乾学也还有一番歪曲的话。

徐乾学当然先要颂圣，说皇帝屡次蠲免钱粮，又拨巨款兴修水利，无一不是皇恩浩荡的爱民仁政，而汤斌居然说他自己“爱民有心”，即是表示皇帝不爱民；而“救民无术”这句话，更为悖谬，仿佛当今天下有多少害民的苛政似的。

这番话把皇帝说动了心，由此对汤斌起了误会，“原来他是假道学！”皇帝口不择言了。

“汤斌的道学，是天下都知道的，只是欺世盗名，唯圣明在上能洞烛其底蕴。”徐乾学这样恭维着。

“哼！”皇帝冷笑，“古人善者归君，过则归己，才是臣道；如今是过则归君，善则归己。”

“汤斌名心太盛，似乎太过。”

由于徐乾学的一再煽惑，皇帝便命詹事府满洲缺分的正詹尹泰，传旨汤斌洁问。

“你去问汤斌，”皇帝说：“他是大臣，说海关不好，部议不准，我依部议是常事。果然不好，何妨再三争执，我未必就把他问罪。大臣不避斧钺，为民请命，为何不当面说？居然把责任推在我头上，他说‘爱民有心，救民无术’？是不是说我不爱民呢？”

尹泰奉旨转问，汤斌自然只有惶恐谢罪。过了些日子，汤斌见皇帝奏事既毕，汤斌打算有所申辩，余国柱提醒他说：“皇上责问，应当磕头，为何要辩？”

这话看来像是出于好意的卫护，其实是不叫他说话。汤斌一向在口才上吃亏，当时讷讷然无法出口，只有连声答道：“臣不敢！臣不敢！”

由于种种拂过，汤斌的健康，便大受影响—一他平日自奉过于节俭，营养不足，所以身体一坏，衰象毕陈，对辅导东宫之任，便有力不从心之苦。

为此，汤斌再次荐耿介自代。皇帝准奏，特召耿介到京，授职小詹事；由于汤斌的牵引保荐的奏疏中，说他“赋质刚方，践履笃实。家居淡泊，潜心经传，学有渊源”，所以皇帝亦甚看重耿介，召见以后，并且面谕：“你写一幅字来我看。”

这不是要看耿介的书法，是要看他为学的心得，耿介写了一幅正楷，自己所撰的辞句是：

孔门言仁、言孝，盖仁孝一理，仁者孝之本体；孝者仁之发用，不言仁无以见孝之广大；不言孝无以见仁之切实。

这四十三个字，阐明孝出于仁，表里相通的道理，简明扼要，皇帝颇为欣赏，特书“存诚”二大字赐耿介，作为心许的表示。

但是，皇帝心许，太子却不“欣赏”这位师傅。耿介上了年纪，步履蹒跚，言语亦不甚利落；而且乡居太久，形质仪容，朴实简陋，年纪正轻，活泼好动的太子，自然觉得不对劲。当时朝中大小官员，也看不起这位乡下土老儿的师傅，往往就在他背后讪笑戏侮，以致耿介大为不安，颇有悔此一行之感。

对汤斌怀着成见的人，攻击耿介，自是不在话下，但比较公正的旁观之论，亦都觉得汤斌保荐耿介，颇欠考虑。最明白的一点是，汤斌在荐疏中说耿介“年逾六旬，精力尚健”，即非事实。

卅二年不见，耿介已大非昔比，耳朵聋了，眼睛花了，步履瞒珊，老态龙钟，即令寸心湛然，学问深厚，见解因年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