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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小说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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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买的？”
她拿着的是科塔萨尔的《跳房子》。
“对，”我说，“你是买给我的，忘了吗？”她皱起眉头，不敢确定。但我还记得。她买这本书是为了在去波科诺斯的大巴上读，我们那是要去她叔叔的分时度假公寓，当时她还觉得两个人默默无闻地过着穷日子就挺好。那本书牛得让我头晕目眩、天旋地转，晃得我睁不开眼——在上山的路上害得我晕车，整个周末在水床上晕船，我和她一起跳跃切换，一章又一章，跟随喝着马黛茶的五十年代浪子们穿梭于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当时珍妮只想漂漂亮亮地为艺术死在我身旁，最好是死在标题离奇的章节里。我盯着镜面天花板中自己的面容，那张汗津津的苍白脸孔，汹汹而来的反胃即将吞没我，她递给我一杯嘶嘶冒气的胃药，请我向她求婚。
“你确定？”我说，伸出手去拥抱她，但身体这突然一动害得我撞到她的胸部，我们的脑袋碰在一起。“妈的，”我嘟囔道，“我觉得你叔叔把水床充得太满了。”
“我们彼此相爱，”她大声说，“还有什么更重要的？”
“很多。要是我一辈子都这么穷，只能勉强糊口怎么办？”
“我不在乎。”
“你不介意等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再举办婚礼吗？你知道我现在不能分神。”
“我不介意。”
“你明白吗？”我说——尽管嘲笑吧，嘲笑我当时有多么混账，因为以后在许多个苦涩的夜晚我已经嘲笑过自己——“你明白就算我们结婚了，我的工作也永远是第一位的吗？”
天哪，她多么喜欢这句话。甜美而悲哀的崇高感充满她的心灵。她抓住我的双手，好像我游泳时抽了筋，而她要将我救出滚滚潮水，我们漂浮于彼此的怀抱之中。“我明白，”她对我说，“要我换我也不换。”
“看来情况已经改变了。”七年（存疑）后依然贫穷和默默无闻的我坐在标有“俄罗斯小说”的纸箱上说。她翻着卷边的科塔萨尔，发现我们用来当书签的一片红叶。她把红叶递给我，仿佛那是一面易碎的小旗，标志着我的失败。
“对，对，我承认，”她说，“我变了。对不起。我已经三十一岁了，我要丈夫、住所和孩子。请原谅。”
我努力原谅她。我说：“要是我现在说你别走，咱们结婚生孩子吧，你会留在我身边吗？”
她的怒火熄灭了，跌坐下去。“不会，”她悄声说，移开视线，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扼住她的咽喉，“不行了，我们结束了。”
我沉默下去。她开始啜泣。为什么明明是她在伤我的心，却又是她在哭泣，而我在旁观，冷冰冰地一动不动，仿佛是我让她伤心？一滴泪水落在《跳房子》上。四十九页。我知道是因为泪水干了以后，纸张因此皱缩，而我无数次地打开这一页重看。
“对不起，”她说，“但变了的是你。你曾经对一切都充满热情。写作。生活。一切。哪怕只是出去走走。现在我看不下去了。实在可悲。你最后一次写诗是什么时候？”她合上那本书，碾碎那片红叶。
7
好吧，我承认我写过诗。不，我根本谈不上好。我不会说我是什么受挫的悲剧天才。这也不是那种故事。事实上，和许多社交有障碍的成年儿童一样，擅长处理字词却不擅长人际交往，诗兴仿佛粉刺，在青春前期的某段时间突然爆发，到我遇见珍妮的时候，诗意已经成了退化器官般的才能，好比花样洗牌和摊蛋饼，只在别人想看的时候才拉出来遛一遛。我每年为珍妮的生日写一首诗献给她，因为我买不起真正的礼物，就像有些人把通心粉粘在咖啡罐上做模型——结局多半也差不多，消失在布鲁克林的某个地下室里。
我母亲死后，我在她的床头柜里发现一个信封，里面是我写的最初几首诗，涵盖了我从八岁到十九岁的黄金年代。纸张皱皱巴巴，染有污渍，有些是手写的，有些是打字机打的。我意识到我的作品里只有这些她真心喜欢，甚至在电话里大声念给表妹萨迪听过。我读了一遍，它们当然都很普通，写的是秋天、时光和建筑空地，有一首格外让我皱眉头，居然是光明节奇迹。我的诗歌就是这样，仅有的两个读者也都离开了我。
可是——就像曾经想当无政府主义者的家伙，颠覆思想如今变成了听你点单后的低声叫骂，就像银行柜员的温顺微笑背后永远在策划如何炸开保险库，就像不会寄出的激烈社论的作者，就像只会用视线施暴的性罪犯——我心底里还刻着一首秘密小诗，不被任何眼睛看见，不被任何嘴唇吟诵。在这里，在我用本名书写的真实故事里，我将援引我写诗的权利，而不会没完没了描写他妈的天气和沙发是什么模样。我不会假装知道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都在想什么，或者猜测我们做事的理由。就像诗人，我将只说我必须说的话，简明扼要。因为这就是诗歌的本质，用最少的词句传达最多的信息。我们诗人想什么就说什么，用的也是唯一能用的方式。举个例子，如果我说她的心黑如蜘蛛，那么事实就是这样。黑，如蜘蛛，她的心。
8
对了，继续往下说之前，我似乎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克莱尔是怎么回事。
尽管我在所谓职业生涯中如雪片般出版书籍，但绿色的票子见的可实在不多，所以我一路上也曾委身于各种其他工作，其中包括家庭教师。钱挣得不算多，每小时十块二十块，帮助归化入籍的新美国人提高书写速度，教习公共学校的“特别”、“天赋异禀”或“非同寻常”的孩子。我有常春藤联合会的毕业证书（我知道，我知道，别说了），还有侥幸在GRE口语上得到的八百分（别太吃惊，我的数学才三百五十分），我向上城的贵族私立学校申请担任课外教师，身为皇后区子弟，我只在电影里见识过这些学校的风采。大多数学校对我的电子邮件置之不理。少数几个回信的对我的电话又置之不理。只有布莱德利学校打电话叫我参加了一场压抑的面试，某位行政人员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们的学生多么了不起，大多数都去了她坚持称之为“常青儿”的大学，还有他们多么不需要校外辅导，因为教职员“热爱帮助”孩子。我却不热爱，我一边点头赞同一边默默对自己承认。我甚至不喜欢孩子。我只喜欢交房租。
“我们这儿针对个人制定教学计划。自己设计课程表这样的想法难道不让你兴奋吗？”
“兴奋，”我说，“非常兴奋，极其兴奋。”
离开时我基本上断了这个念头。几个月后我接到一个自称彼得·纳什的人打来的电话，这时我已经完全忘了这件事。
“请问是哈利·布洛赫吗？”
“对，我是。有何贵——”
“好，我女儿的考试成绩不如预期。”
“唔。”我花了一分钟才想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你认识莎莉·舍尔曼吗？”
“呃……”这个名字不知怎的冒了出来，“布莱德利学校的那位女士？”
“对。你本周有时间吗？”
“让我看一眼时间表。”我说。我在厨房里正准备吃午饭。我看着碗里的番茄汤。寒冬腊月。我的日程表接下来三十年都有空。“我看看啊，星期四五点钟怎么样？”
“你怎么收费？”
我一阵眩晕。我每小时从没挣过二十块以上。我吞下一大口空气。“五十？”我嗓音嘶哑，“通常收费五十，但如果……”还好他在我出卖自己之前打断了我的话头。
“好，只要这不是非常规收费就行，哈！这样吧，我让克莱尔打电话给你商量时间安排。我处理大事，她处理小事。哈！”
“别担心，我会评估她的长处和短板，制定令人兴奋的核心课程……”我胡言乱语片刻，才意识到他已经挂断了。
几小时后，我收到克莱尔的留言。她要不是先自报家门，我多半会误以为对我说话的是她的母亲。她说话时泰然自若，完全没有青少年的犹豫。她确认了我随便报的时间，说出她在上东区的地址。我发现她没有留下公寓号码，不过我觉得到现场看看信箱应该就能知道。五十块！难以置信的好运气，我不敢打电话回去，害怕毁了这个天赐良机。
星期四，我出现在那个地方，寒风冷得似乎刺穿了我的内衣。我明白了她没有告诉我按哪个门铃的原因：这个地址只有一户人家。从上到下五层楼都属于他们。我来得太早，顶着他们家的灯光瑟瑟发抖，前后踱步，区区五十块收费的荒唐感让我脸红。尽管已经不是新闻了，但某些人比我有钱得多的事实还是让我惊愕感叹。
我揿下门铃，在寒风中又等了几分钟，克莱尔身穿系带比基尼来开门。她的头发非常直，颜色非常黄，眼睛非常蓝，小小的鼻子在雀斑双颊之间只是微微隆起，还有一张小小的滚圆嘴巴。比基尼包着的身体（说是包着比基尼的身体更准确，因为比基尼的三小片三角形只遮住了最有必要遮住的地方）嘛，呃，属于十四岁的少女：没有脂肪，没有皱纹，没有任何化妆品。她就像还没从盒子里取出来的洋娃娃。她是全新品。
“嗨，请进。抱歉，我在晒太阳灯。”顺便说一句，她完全没有晒出颜色。实话实说，她的肤色白得让静脉透出了蓝色。我之所以看得清静脉，是因为她真的很瘦，我一只手就能握住她的大腿。她领着我离开刺骨的寒风，走进她温暖舒适的家里。“我心情不好。”
“很抱歉。为什么？”我边问边挣扎着脱下围巾、帽子和大衣。
“季节性情绪失调症。”
“哦。”
“太阳灯应该能改善心情。总之他们是这么说的。”
“哦。”我们站在大理石门厅里，大楼梯通向二楼，链条花纹仿佛银盘上的开胃小吃。我的手套掉了，我弯腰去捡，看见地上有四根橡皮筋，说不定是从几捆钞票上掉下来的。我不由自主地捡起橡皮筋。
“给你，”我很可笑地说，“橡皮筋掉了。”我递给她，她勉强收下。
“谢谢，”她朝左手边的双开门打个手势，“那是书房。我换身衣服，马上就来。要杯卡布奇诺什么的吗？”
“不用，谢谢。”我说，尽管我非常需要。
书房，如你所料，就像邦德电影里的绅士俱乐部：高耸的书架上摆满皮面精装书，巨大的火炉呼呼燃烧，带装饰扣的翼状靠背椅，斯诺克球台。一段长得夸张的等待之后，克莱尔走进房间。她换上了羊毛格子呢短裙、白色长筒袜、黑色漆皮鞋、高领白衬衫和红色毛衣。她的头发挽成马尾辫，戴着眼镜，手捧一摞书本和一把尖得危险的铅笔。换言之就是彻头彻尾的学生装。她走到我旁边，在书桌前坐下，脊背挺直，两膝并拢，打开课本，取出一张白纸，拿起铅笔，全神贯注地盯着我。
绝望。她要交一篇关于《红字》的小论文，包括引用必须凑满十页，得用三个例子证明结论，截止期是明天，但她一个字还没写。什么都没有。没有草稿。没有笔记。我甚至不确定她有没有读过那本书。
“让我看看。”我垂死挣扎道。我汗流浃背，好像快要交不上论文的是我，而她坐在那里，完全无动于衷，彬彬有礼地听我说话，用铅笔的粉色橡皮轻叩牙齿，眨着美丽的蓝眼睛。“你知道怎么写大纲吗？”我问。
“似乎有印象。”她说，“你向我老爸收多少钱？”
“什么？”
“每个小时多少钱？”
“五十？”
她叹口气，翻个白眼，说：“你有两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对吧？GRE考了八百分？”
“对。”
“你出版过小说？”
“呃……对。”
“有你这样的简历，你知道事务所会收多少钱吗？至少一百五。”
“真的？”
“你至少也该开一百的。”
“对不起。”
“听着，我跟你实话实说，”她说，“大体而言，我读书写文章都没问题。但我要上学，要打曲棍球、跳芭蕾、搞年鉴和各种不做就进不了像样大学的志愿者工作，我认为要我写一篇关于《红字》的小论文实在不切实际，我自己写顶多是马马虎虎过关，而我相信你睡着了都能写一篇非常像样的。”
“呃，不一定非常像样。”
“我们告诉老爸你是每小时一百块，他根本不可能记得，还有你需要每周来两次。谁知道呢，要是顺利，我可以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们。”
“但我好像不该这么做吧，这是作弊。”
“同意。从原则上说是作弊，但请让我们从现实角度研究一下情况。论文明天要交。我已经读过这本书——至少读了一部分。我对它有感觉有看法。非要我写也写得出。可是，每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我又不能雇你替我打曲棍球，对吧？”
“哈。不，应该不行。”她的话有道理。
“我跟你实话实说，我已经找到办法在网上买论文了，而且价钱比你开的还要低，但我更愿意面对面做生意。另外，你看起来……呃，有点惨。”
“有那么惨？”
“不，只是普通的惨。还算可爱。你听了别生气。”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到得太早，在外面冻得发抖，但还是等到五点整才按铃。”
“你看见我了？”
“从日光浴室看见的。你不停抬头张望，表情像是迷路的小狗。好像是被遗弃的小狗。”
“哦，”我说，“我明白了。”
我还能怎么说？我答应了，虽说不是立刻答应的。她花言巧语哄骗我，请我喝双份卡布奇诺，终于说服了我，我花了半个晚上写论文，然后去她打曲棍球的球场，在灌木丛背后碰头交货。没等我反应过来，我已经在替她写所有的论文了，同时还“辅导”她的几个同学。我们玩得天衣无缝：孩子向父母吹嘘我，父母欢天喜地掏腰包，孩子的成绩越来越好，我的收费也越来越高。
事情并不简单。优秀的作品从来不简单，还有那份质朴，想显得自然而然就需要真正的好手艺。比方说海明威，他用匕首削铅笔，还有穿睡袍的福楼拜，搜肠刮肚寻找一个合适的字眼。那就是我，苦思冥想《如果我是麦克白（或麦克白夫人），我该怎么做？》。诀窍在于成绩要好得恰如其分，比方说B＋：好得足够让父母开心，但还不至于让教师起疑心，琢磨一个打曲棍球的屎脑壳或者吃信托基金的大麻滑板阿飞怎么会突然独占鳌头。
就这样，在我的伺候之下，查德·希克斯利三世总算明白了副词是什么，但过去式、现在式和未来式还是一团糟，都怪他抱着水烟袋吸了太多的大麻；还有达科塔·施坦伯格，他老爸大概是我家那片土地的主人，在结构和例证方面突飞猛进，搞清了“它的”和“它是”之间的区别，但还是喜欢使用俚俗口语，就像他的论文题目《最终论文，有除互联网之外至少三个信息来源》，他在论文里评论书籍“超级牛”（《华氏四五一度》）、“有点随意”（《一九八四》）和“尖酸”（《美丽新世界》）。克莱尔打理一切，只收百分之十五的手续费，很快“家教”成了我的收入大头。当然了，要是按单词计算稿费，这些是我这辈子最挣钱的作品。
我做家庭教师的时间里其实无事可做，克莱尔和我成了好伙伴，随随便便靠着聊“随便”。她听我说完我写过哪些书，得知我的稿酬是多么可怜，她气坏了。那会儿我刚好要续签两本佐格系列和三本莫尔德凯，日后的西碧莱恩系列的第一本也蓄势待发。
“合同签了吗？”克莱尔问，躺在靠背椅里，两条腿放在扶手上，就着弯曲麦管喝健怡可乐。
“呃，还没有正式签字。合同在邮箱里。”
“让我替你过目一下如何？”
“我说不准，克莱尔。我是说，这些是成人读物出版社，不是出少儿读物的。再说我已经同意了，反悔好像不太好。你说呢？”
她仁慈地笑笑，像是我又回到了她家门口，惨兮兮地打着寒战。“这些交给我来担心吧。你去写我对《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个人感想。走的时候留下夹克衫，我让管家修理拉链。”
就这样，到了最后，我的所谓人生的每一幕都有克莱尔联合出演。她一次又一次冒出来，显得她有多么必不可少。为什么？我说不上来。她不像我那样在乎她的同辈人。她母亲不知去向。她父亲是个混球。估计我填补了什么空缺。至于她在我的世界里填补的空缺……唉，这个伤口我就不往深里戳了。但我必须承认，她的高中马上就要进入最后一年，我已经开始惊慌，等她不可避免地离开，以后我该怎么办？
9
回来继续说拍照那天，我把监狱来信留到最后。说到底，我不当“荡妇密语”汤姆·史丹克斯已经好多年，还拥有这个身份的时候，收到“蒙冤入狱”的囚犯来信也不算什么稀罕事。色情物品就像脚癣，在见不到女人的男性聚居场所（监狱、军营、漫画书店、麻省理工昏暗的数学研究室）特别兴旺，囚犯有的是时间，不但可以阅读杂志，而且能够有所回应，甚至称得上沉迷，基本上只有孤独者、疯子和白痴才会这么做。这封信晚了好几年不算稀奇。监狱里什么都不过时，色情杂志属于要储藏、流传和交易的财富。最后一点，我不着急看囚犯来信是因为这件事对我毫无意义。其他写信的人，色情科幻或都市暴力的读者，要是你用签名照片或者随便什么鼓励一下，至少还会再去买几本书。说到西碧莱恩·洛琳度—高尔德的读者，这套书不但是我最挣钱的项目，有些热爱吸血鬼的妹子还相当可爱呢。
克莱尔和我有一个痛点，我打开最后一封吸血鬼书迷来信，用我的中指（恶魔手指）划破封蜡，我看见她多疑地皱起眉头。当然不是因为嫉妒。她的担忧完全来自商业：“要是有哪个生气的小妞在网站上揭穿西碧莱恩其实是条古怪的中年色狼，那可就全完了。”
她当然很正确，她说得对，可我还是愿意打开那些女孩在邮件里指引我去的个人空间和脸书页面，看着蕾丝和鲜血的画面，听着叮叮咚咚或哀怨叹息的音乐，感受这种忧郁毁灭的荒谬诗性。我见过红色和紫色的头发，青春后期的穿刺奶头，讥讽愤怒的不悦表情，浣熊般的鬼怪化妆背后是惊恐孩童瞪大的双眼，就仿佛在这个下层世界，你可以既是不敢睡觉的受害者，又是床底下的怪物。一个十九岁的姑娘怎么会认定她迷恋鞭打、捆绑、血族和“极限肛交”（天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呢？她为什么会允许别人给她扣上钢铁腰带，用假尖牙啃咬她的脖子，看着她真正的鲜血滴进银质圣餐杯？是什么社会、精神、性欲的力量能让一个健康的年轻女人变得如此扭曲？我不知道，但我很想找到答案。
克莱尔禁止我去寻找答案。“别和怪人搅和在一起，”她告诫道，像是已经第三次离婚的女人，“他们到最后总会让你害怕。”这么说似乎挺有道理，但坐在照相馆的灯光下，汗水浸湿了礼服和假发，摄影师正在研究这次要怎么拍我，这个念头显得有点无关紧要：我还能害怕到哪儿去？克莱尔走到相机后和摄影师商量，我对着镜子端详自己。和以前一样，这张脸让我不安。
经过增光、电脑处理、上色和印刷，照片估计还能入眼：一位和蔼但有些严厉的老妇人。但在原始格式之下，被这些灿烂的白炽灯照着，我显得惊恐万状。我们都是父母的基因组合，但此刻的我更像是弗兰肯斯坦博士的造物，是疯狂的克隆实验出了岔子的产物。我母亲生前相当有魅力，哪怕后来上了年纪长了体重，可爱的脸蛋还是始终如故。我有一部分像她，但加上我父亲的大鼻子、尖下巴和难处理的眉毛，这张脸简直是个廉价的恶作剧。也可能——也许更可怕，因为我不太记得我父亲，只在梦中和照片里见过他——我就是我父亲，年龄比他早逝时还要大，在噩梦中戴着我母亲的头发、眼睛、嘴巴和胸部杀了回来。我不像我父母的后代，更像他们的灵媒：鬼魂进进出出我的肉体，两个灵魂彼此交融。有时候，哪怕不穿这身女装，只是走过镜子或橱窗时我也能看见，见到的东西让我难以呼吸：我母亲临终前几个月的面容，病痛让她神情冷峻，癌症吞噬了她的女性特征，她看起来很像我。我是我垂死的母亲。我是我的父亲——假如他活到了年华老去的时候。
“喂，你们在等什么？”我问，逃出镜子里的深渊。
“稍等片刻，”克莱尔说，“你的鼻子上有一块黑影，我们正在想办法处理。”
“祝你们好运。”我说，尽量不去看镜子（已经见到了父母的鬼魂，天知道这次会见到什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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