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法医手记之破译密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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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小的储物间里堆放得杂乱不堪，纸箱、包裹、旧家具，把空间塞得满满的，钱学礼描述的那个印花纸箱被压在一大包旧衣服下面。我屏住呼吸，不顾浓重的灰尘，一手持灯，一手把一团团的旧衣服挪开。这时身后又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什么人不均匀的呼吸。我吓得全身的汗毛都直立起来，转过头大喝一声：“谁？”声音被恐惧扭曲得尖锐刺耳，对面却悄无声息。

我警觉地一步步向声音来处走过去，用照明灯画着圈，以扩大视野范围。寂寞的老屋里，灰扑扑的墙壁、乌涂涂的地面、乱糟糟的陈设，除去我，并没有第二个活物。也许是老鼠，我这样安慰自己。

又折回去，打开印花纸箱，取出装在牛皮纸袋里的四个绒面日记本，翻开已微微泛黄的扉页，赫然写着“古若诚日记”五个正楷字。我长舒一口气，终于拿到了，也许苦苦寻找的真相就尘封在这里。我把日记本塞回牛皮纸袋，夹在腋下，准备离开。这时，身后忽然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我还没来得及转过头去，脖颈右下方有沉重的压迫感突兀袭来，我脑海里一阵晕眩，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地醒来，眼前漆黑一团，四周鸦雀无声，有约一分钟时间，竟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待回忆起昏迷前的遭遇，我心里掠过强烈的恐惧——我被人拘禁了。想挣扎着站起来，才发现双手、双腿都被捆绑得结结实实。我在哪里？是谁绑住了我？他要干什么？我张开嘴大喊大叫，才发现声音已经嘶哑得连自己都分辨不出，嗡嗡的回声在耳郭里回响，扑簌簌的灰尘飞进嘴里。完了，我被丢弃在黑暗的空间里，一动不能动，凶手不必亲自动手杀我，只要置我于不顾，不出三天，我就会不为人知地死去。

不知是害怕还是后悔，两行咸涩的泪水滑落脸颊。我能感受到那冰凉的温度，浑身不由自主地颤若筛糠。

很长时间后，我渐渐平静下来，头脑开始恢复思考的能力，眼睛也适应了黑暗。我原来半倚半靠地坐在一个墙角里，身前堆着几个纸箱，把我严严实实地遮挡住。其中有一只纸箱上印着我熟悉的花纹。原来我就被囚禁在钱学礼家的储物间里。在这废弃的房屋里，会有人发现我吗？我还能生还吗？

我又想起昏迷前听到的那粗重的呼吸和急促的脚步声，以及脖子上遭受的那重重一击，原来一直都有人在跟踪我。他是谁？他还在房间里吗？想到黑暗中可能有另一个人在监视我，随时可以对我下毒手，我就不寒而栗。对了，日记，那四本日记，我费力地用被捆绑的双手在身边摸索，昏迷前就握在手中的那个牛皮纸袋早已不见踪影，我上衣口袋里的手机也不在了。那人一定是为了那四本日记来的，他会不会就是陈广？以他的冷酷残忍的个性，为了掩盖罪证，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如果是陈广做的，我生还的可能性就几乎等于零。不过，他为什么不索性杀了我？他杀过那么多人，也不在乎多我一个。我忽然想起苏南和林美娟惨死的模样，心就像跌落万丈悬崖的石头，向深渊里直坠下去。难道他想千刀万剐地处死我？可是，他对我哪来的深仇大恨？他杀害苏南和林美娟之前，是否也曾把他们拘禁，等到雨夜时才动手加害？许多人都有凡事往最坏处想的弱点，我也是这样，于是越想越心惊胆寒，在无边的黑暗中，我瑟缩成一团。

饥饿、干渴、恐惧、悲凉、绝望……我在这样复杂的情绪里饱受煎熬，每一分钟都漫长得像是一年。我甚至开始责怪凶手为什么不索性趁我昏迷时把我杀死，一死百了，胜过这种无边的折磨，在绝望中等待死亡来临。

13。死亡等待

2001年8月25日。多云转晴。

钱家老宅。

就在我东奔西走试图查清陈广底细的同时，重案队又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又是指名道姓要和沈恕对话。虽然来电号码显示与上次不同，但沈恕凭其说话语气和用词，断定他与上次打匿名电话的是同一人。沈恕甚至认为，这个人就是死硬不肯开口的陶英，可是他无法逼迫陶英承认，而且他也不知道陶英究竟掌握多少内情。

电话里的声音尖锐刺耳又模糊不清，不过可以判断对方的内心很恐惧，情绪很不稳定，因为他说话时断时续，又带着浓重的哭腔。这更让沈恕坚定了他的判断，对方就是受到苏南和林美娟惨死照片刺激的陶英，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对抗死亡威胁的强悍神经。对方一直在电话里哭诉，沈恕试图捕捉他言语中有价值的蛛丝马迹，却无论如何也不得要领。这时已经通过电话号码锁定了这台公用电话的位置，并请当地派出所派警员火速赶往现场。

但对方虽然失态，头脑却还很清醒，时间把握得非常准确，哭诉了两三分钟后就准备挂断电话。沈恕眼见无法掌控对方情绪，索性直截了当地点出他的名字：“你是陶英？”

对方沉寂了几秒钟，又含混不清地说：“不，我不是，等……等到必要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是谁。”

“凶手是谁？和警方配合，就是保全你自己。”沈恕担心他随时挂断电话，每句话都直奔命门。

对方又沉默一会儿，突然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我想，一定和那件事有关，可是，那件事这样隐蔽，除了我们……怎么可能有别人知道？”电话在痛苦凄怨的哭声里中断，传出滴滴答答的电流声。

派出所民警赶到公用电话所在地时，见话筒悬垂在电话线上，有节奏地在半空摇晃，话机前已空无一人。

沈恕手持话筒，呆呆出神。苏南、林美娟、“陶英”都卷进了一件事里，这件事严重到给他们惹来杀身之祸。他凭直觉判断，打匿名电话的无论是不是陶英，都的确不知道凶手是谁，也就是说，他们做的这件事并没有一目了然的仇家。三个人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唯一的共性是年龄接近，都是工农兵大学生，难道这件事发生在他们的读书时代？一条遥远而漫长的导火索在多年后点燃，究竟埋藏着怎样的刻骨仇恨？

这是下午4点左右，我正与陈广在小王庄查案，距他们发觉我失踪还差八个小时。

感谢我老爸。我在《让死者闭眼》这本书里交代过，我老爸曾担任公安研究所的所长，临退休前，正是我大学毕业寻找工作的时机，在公安局和检察院之间摇摆不定，他又代我做决定，选择了公安局科技处。老爸做了大半辈子公安工作，警觉性很高，我虽然独居，他每晚都会查我的岗。当晚10点，我家里电话没人接听，手机也打不通，他就有些发毛，又向科技处核实过我夜里没有出勤任务，索性直接把电话打到陈广家里要人。

“二十出头的女孩家，夜里出去玩一玩，你慌什么？”陈广先和他打哈哈。

老爸不和他缠夹不清，硬邦邦地说：“我的孩子我了解，她知道我每晚电话查岗，不管去哪里从来都先打招呼。她是你处里的人，又是你带的，我就找你要人。”

陈广拗不过我老爸，答应帮忙找一找。

结果科技处上下问个遍，也没人知道我去了哪里，陈广又把电话打进重案队。沈恕就住在与重案队一墙之隔的公安单身宿舍，听到汇报后第一个反应是“坏了，出事了”，他迅速做出应急措施，组织人查询我的下落。

按说一名同事晚上10点没回到家，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大事，连辖区派出所都不会出头查找，重案队更没必要大动干戈，万一我只是因私事外出，沈恕的动作不大不小也是个指挥错误。他为什么当即作出这样激烈的反应？又为什么能迅速有效地组织查找行动？我事后分析，只因他早已在关注我的行踪，说不定他暗中已经给陈广上了侦查手段，所以最后我们殊途同归，想到了一处。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潔沈恕说什么也不会承认，他不想说的事，就算大刑伺候，也不能让他吐出半个字。

重案队只用了半个小时，就目标精准地找到钱学礼。夜里11点35分，我获救。

虽然只被囚禁了四五个小时，我却像经历了漫长的生死轮回，那无边的黑暗、绝望的处境，在我心中留下浓重而深远的阴影。迄今为止，我仍然害怕在黑暗中独处，否则我的心跳就会加剧，浑身发冷、出虚汗，濒临虚脱。这种症状在心理学上称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受伤易而疗伤难。

沈恕、于银宝、马文超及辖区派出所警员等一行十来人冲进钱家老屋，由于不确定凶手是否还隐藏在室内，更不知道要面对什么危险，每个人都神经绷紧、手枪上膛，摸索着搜寻。他们不开口出声，我在黑暗中只听见轻微却杂乱的脚步声，不知是友是敌，已经濒临崩溃的神经再受不得一点刺激，几乎要哭出声来。

好在沈恕没有一直闷着头瞎找，终于开口说话：“淑心，你在这里吗？”虽然声音很轻，但对于我来说却像振聋发聩般响亮，忽然之间，我泪流满面，那感觉应该像被判死刑的人，在刑场上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时，突然被宣布无罪释放。重新捡回一条命，瞬间觉得世间万物如此美好，人生如此宝贵，生活中许多琐碎的小烦恼，在这时变得轻飘飘的不值一提。

被解救的那一刻，我肮脏、疲倦、饥渴、憔悴、虚弱，是我有生以来最狼狈的时刻，也是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弄清我没有外伤以后，立刻派人和车把我送到最近的医院，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感谢老爸。感谢重案队。感谢……陈广？

这幢老屋到处布满油污和灰尘，是提取嫌犯犯罪痕迹的绝佳场所。沈恕一反常态地未向陈广请求支援，而是直接致电科技处长要求派另一名从未接触过此案的痕迹专家来勘查现场。从程序上来说，向处长和副处长报告，都没有什么不妥，但此案一直由陈广在介入，沈恕的这个举动有点挑明矛盾的意思。当然，就办案角度而言，宁愿给陈广留下心结，也胜过现场遗留的重要犯罪痕迹遭到破坏。

不过勘查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现场除去我和警员们留下的脚印，并没有其他人的足迹。痕迹专家根据地面的浅浅印痕判断，囚禁我的人竟然是用毛毯包了双脚走进来的。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把脚步声减到最小，便于跟踪而不被察觉；二是不留足印，避免被警方抓到任何把柄。痕迹专家可以根据一个鞋印判断出嫌疑人的年龄、身高、体重等生理特点，甚至职业、经济状况等社会属性，却无法根据毛毯印得出任何确切结论。就连捆绑我的绳子，也是就地取材，在老屋里找到的麻绳。这是一个狡猾到骨头里的凶手，超强的反侦查能力前所未见。

14。疑点暴露

2001年8月26日。

楚原市公安医院。

我住进医院后，情绪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处于轻度躁狂状态。一直折腾到凌晨两三点钟，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镇静剂，我才沉沉昏睡过去。

第二天从睡梦中醒来，已日上三竿，睡眠时间不短，脑袋里却依然一团糨糊，像是有一把小锤在头盖骨上敲打，疼得要炸裂开来。精神依然恍惚，不时产生时空错乱的幻觉，身上一阵阵地出虚汗。护士走进来告诉我，在我睡觉期间有许多穿警服的人来医院探望，因不愿打扰我都相继离开，现在只有我父母和一个叫沈恕的年轻人还等在外面，是否让他们进来。我连忙说：“进来吧，让他们都进来。”我现在迫切地需要陪伴，尤其是亲人的陪伴。

我父母都是隐忍又有担当的人，虽然心疼他们的独生女儿经历生死劫难，却都努力保持镇定如常的神情，并不故意夸张自己的感受。沈恕的态度一向是公事公办，极少向同事表露私人情感。这次也不例外，简单询问两句病情后，立刻切入正题，让人怀疑他是直立行走的冷血动物。

沈恕说：“万幸，凶手并没想杀害你，如果他和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是同一人，那他这次的表现有些反常，也说明他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残忍无情、滥杀无辜。”这是什么话？他面对的是一个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患者，居然开口就是杀啊杀的，说得像是我捡到了便宜一样。我懒得理他，把头转向一边，看着父母慈祥的脸，心里多少舒服了一些。

沈恕并不识趣，继续说：“你有没有见到攻击你的人？”

这句问话可能才是他来见我的真正目的，我没法不回答，说：“没有，我听到身后有动静，刚想回头，脖子这里就感觉到很大的压力，立刻就昏迷过去了。”我用手在受到攻击的地方比画了一下。

沈恕说：“我想他也不会让你见到他的样子。你在遭到攻击前，找到了那四本日记吗？”他连日记的事也知道了，应该是钱学礼向他透露的。

我摇摇头，浇灭他心中残存的一丝希望，说：“找到了，可是才找到又被人抢走了，我没来得及看里面的内容。”

沈恕并不是不识眉眼高低的人，他硬着头皮当着我父母的面问问题，完全是在履行职责，关键问题谈过之后，便带着歉意向我父母笑笑，把一束红白相间的康乃馨放在我的病床床头，说：“这是重案队的同事托我带来的，祝你早日康复。”

我老爸笑吟吟地说：“好，好，淑心和她妈妈一样，最喜欢侍弄个花啊草啊的。”

天啊，沈恕居然送我一束鲜花，真让我浑身上下都不自在。这么冷冰冰的人，他的世界里除去追查血案就是勇擒凶顽，怎么可能有鲜花这样温馨物种的一席之地？我宁愿他送我一筐香蕉苹果，这样还自然些。不过无论怎样，毕竟是同事间的一份心意，我勉强笑一笑，向他表示感谢。

沈恕在此案侦破后总结案情时向我透露，虽然我在病床上未能给出更多有追查价值的信息，但我遇袭事件本身已经使得案情大体明朗起来，也坚定了沈恕拿下此案的信心。重案队多管齐下、步步逼进的措施已见成效，凶手无法再安居于幕后，无法像案发时那样愉快地欣赏警方被他耍得团团转。在警方的挑战下，凶手被迫接招，出手多了，自然就会露出破绽。

沈恕认为凶手在这次袭击事件中暴露出的疑点是，凶手怎么会知道我在追查事情真相，又怎会一路跟踪我到钱家老屋？只有一种解释，凶手就环伺在我们周围，一直在窥探我们，对我们调查此案的进程有所了解。这就极大地缩小了凶手的范围。案子已经到决战阶段，警方和凶手的弦都已张到最满，一触即发。凶手觊觎的楚原晚报社的杀害对象目前还安然无恙，这场较量究竟谁输谁赢？

被凶手夺走的四本日记里，究竟记载着怎样惊人的秘密？目前可以断定，苏南、林美娟和楚原晚报社的潜在受害人，遭遇杀身之祸的缘由是一件遥远的往事。而这件往事为何一直隐藏到今天才被揭开？如果能掀开这个盖子，案情就会真相大白。

15。血腥雨夜

2001年9月1日。暴雨。

江华大学。

我在住院的第二天就回家了，毕竟年纪轻轻，又没受外伤，不大好意思赖在医院里。在家又休养两天，我就回到市局上班。

我到老屋去寻找日记的前因后果，仅向沈恕一个人说起过，所以同事们只知道我遭遇袭击，并不了解更多的内幕，否则我真的无颜回去上班，更不知该怎样面对陈广。不过按理说，陈广在营救我的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表面上算是对我有恩，不管心中与他有怎样的隔阂，我还是亲手烤了一个他喜欢的巧克力蛋糕，给他送到办公室去。

陈广很高兴，破天荒地嘘寒问暖了一阵，又叮嘱我好好休息，这几天他尽量不给我安排外出的工作。

如果他知道我去老屋是为了揭开他极力掩饰的伤疤，他会怎么想？当然，也可能他早就猜到了，却还能做到不动声色，让人猜不透他的心思，这就是陈广，城府深不可测。

下午下班前，外面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那密集的雨丝渐渐牵扯一条条透明的长线，把天和地连在一起。因当晚将有暴雨袭击本市，陈广通知科技处的人早点下班，晚上若没有要紧事尽量不要外出。

夜里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雨越下越大，豆粒大的雨点噼噼啪啪地打在窗户上，像是有人在急促地敲击。室外地面上早已流淌成河，我的心里也波涛起伏，不断回想起苏南和林美娟遇害的雨夜，以及我遭遇袭击的那个不堪回首的夜晚。又是雨夜，千万别再出事才好。

我在床上折腾了一个来小时才似睡非睡地闭上眼睛。蒙蒙眬眬中，被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吓了一跳，条件反射似地把手机抓在手里，没等对方说话，先没头没脑地问：“又出事了？”

“沈队说请你马上到命案现场来，就在江华大学旁边的那块空地。”是于银宝的声音。

我的手一颤，险些把手机掉到地上。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该死的凶手，忍了一个多月，终于又开杀戒了。

我没有前两次出现场前的紧张和惶恐，而是感到无比气愤。凶手的肆无忌惮，简直是明目张胆地向警方挑衅，漠视楚原市15000名警察的存在。如果不能拿下这起案子，楚原市警方将颜面无存。

我在到达现场后，才断断续续地从重案队探员们的交谈中获悉案发经过。

当晚8点钟左右，正是大雨如注的时候，沈恕和值班民警管巍、于银宝各自冲了一碗速食面，稀里呼噜地才吃完，电话铃就响起了。

于银宝接起来才说一句话，立刻变了脸色，捂住听筒告诉沈恕：“是那个打匿名电话的家伙，语气很紧张。”

沈恕和管巍的神经也立即绷紧起来。这疯狂的雨夜，几乎已成为血腥杀戮的标志，而潜在的被害对象又在这时莫名其妙地打来电话，难道预示着什么？沈恕示意管巍抄写下来电显示屏上的号码，马上定位追查。他自己则接过于银宝手中的听筒，用尽量平和的声调说：“我是沈恕。”

长时间的沉默。只有细小的电流噪音，在提醒双方连线没有中断。沈恕知道对方不惜顶雨外出，一定是情绪严重波动，有吐露心底秘密的强烈愿望，所以不过分催逼他，只手持听筒，静静等待他主动开口。

对方说话了，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含混不清的声音，这次居然没使用变音器。尽管对方努力伪装他的声音，但沈恕在听过第一句话后，马上辨认出他就是楚原晚报社的陶英。这是沈恕的一个过人之处，他能牢牢记住所有他感兴趣的人的相貌和声音，并凭此在茫茫人海中准确定位他要寻找的人，比电子仪器还要灵敏精确。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还是在办案生涯中长期历练而获得，只有他自己知道。

“原来是这样，杀害苏南和林美娟的人竟然是……是他，太可怕了。”陶英的声音急促而迫切。

沈恕虽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却能断定陶英即将说出凶手的名字，他屏息静气，追问说：“是谁？告诉我他的名字。”

陶英在电话那端粗重地喘息着，听上去极端不安和恐惧。“是……那个孩子，那个孩子……”话未说完，声音戛然而止，话筒里传出“滴滴”的忙音。

这时，管巍查到陶英所打电话的方位，是位于江华大学南门外的一部磁卡电话。

陶英居然在江华大学附近！沈恕来不及细想陶英最后一句话的含意，命令于银宝道：“马上联系徐剑鸣，让他亲自或派人到这部磁卡电话前查看，一旦发现陶英的行踪，务必把他扣留，确保他的安全。同时密切监控前两起案子的发案地点，也就是铁皮墙里的那片荒地，千万不能让陶英再遇害。”转过头又吩咐管巍道：“联系楚原晚报社长秦书琪，问他是否知道陶英今晚的行程安排。再与陶英的妻子和女儿取得联系，看他们是否在一起。如果有线索，马上跟进，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于银宝和管巍各自答应着分头行动。

这时最困扰沈恕的是，陶英电话断线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案情与一个孩子有密切关联？凶手是一个孩子吗？还是几名被害人因一个孩子而与人结仇？这环环相扣的疑问，只需找到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即可迎刃而解，可那个切入点却总是若隐若现，不肯到眼前来。

于银宝已经联络到徐剑鸣，他眼下不在江华大学，但已派出保卫处值班人员赶往那部磁卡电话所在的地点查看，很快就会有反馈。另一名值班人员在通过摄像画面监控铁皮墙内的荒地，到目前为止一切平静如常。

管巍联络秦书琪却费了些周折，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接通电话。原因是秦书琪正和几个官商界朋友在歌厅包房里唱歌，陪坐的美女娇嗔地不许他听电话，秦书琪是个从不辜负美人恩的知情识趣的场面人，自然驯服地只谈风月不问政事了。直到煞风景的电话铃声一再响起，秦书琪和美女都感觉不堪其扰时，他才愤愤地接起电话。

听管巍介绍过今晚的突发情况，秦书琪立即紧张起来，毕竟陶英是报社有编制的员工，連而且警方此前也曾多次与报社合作，以避免凶案发生，如果陶英真要出了事，他多少还是有点责任的。就算没有责任，仅处理家属闹事、上司过问这些烦心事，也够他应付的。

秦书琪一手轻揽陪坐美女的纤腰，一手持电话向总编办主任发号施令，要他配合警方工作，尽快与陶英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