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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通鉴论-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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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秀者必士，朴者必农，亻票而悍者必兵，天与之才，习成其性，不可移也，此之谓天秩，此之谓人官。帝王之所以分理人物而各安其所者，此而已矣。唐之府兵，世著于伍，垂及百年，而违其材质，强使即戎，于是而中国无兵。安禄山以蕃骑渡河，人无人之境，直叩潼关，岂中原之民一皆月色弱，无可奋臂以兴邪？颜鲁公一振于平原，旬日之，而得勇士万馀人，于是卢全诚于饶阳，李奂于河闲，李随于博平，而颜常山所收河北义旅凡二十馀万，张睢阳所纠合于雍邱者一日而得数千人，皆蹀血以与贼争死命。斯固三数公忠勇之所激，而岂此数十万比屋之民，皆义愤填胸、思拯国难者乎？亻票轻鸷悍之材，诚思得当以自效，不乐于负耒披蓑，宁忘身以一逞，其材质不任农而任兵，性以成、情以定也。然则拘府兵之故纸，疑广骑为虚文，困天下材勇于陇首，荡游闲，抑不收农民之利者多矣。违其性，弃其长，强其短，徒弱其兵，复窳其农，唐安得有兵与民哉？唯其不能收天下之材勇以为国用，故散在天下，而天下皆得以收之，忠者以之效其忠，邪者以之党其邪，各知有所募之主帅，而顺之与逆，唯其马首是瞻，于是乎藩镇之势成，而唐虽共主，亦与棋立以相敌。延及五代，天下分崩，互相吞灭，固幽、燕叛逆之所倡，抑河北、山东义兵之所启也。若夫高仙芝、封常清迫而募于两都者，则市井之罢民，初不足为重轻者也。民惩府兵之害，闻召募出于朝廷，则畏一登籍而贻子孙之祸，固不如河北、山东、雍、睢牧守之号召，人乐于就而能得其死力也。宰天下者，因其可兵而兵之，因其可农而农之，民不困，兵不枵，材武之士不为将帅所私畜，而天下永定。因天也，因人也，王道之所以一用其自然也。
【二一】李萼说颜鲁公陈清河之富云：“有布三百馀万疋，帛八十馀万疋，钱二十余万缗，粮三十余万斛，甲兵五十馀万事。”一郡之积，充刃如此，唐之富可知矣。唐之取民，田百亩而租二石，庸调绢六丈、绵四两而止。宇文融、韦坚、王钅共、杨慎矜虽云聚敛，未尝有额外之征也。取民之俭如此国储之富如彼，其君若臣又未尝修蟋蟀葛屦之风，方且以多闻矣。繇此观之，有天下者，岂患无财哉？忧贫者，徒自忧而益其贫耳。夫大损于民而大伤于国者，莫甚于聚财于天子之藏而枵其外，窘百官之用而削于民，二者皆以训盗也；盗国而民受其伤，盗民而国为之乏矣。辇天下之金粟钱货于内帑，置之无用之地，积久而不可用，愈积愈冗，而数不可稽，天子莫能问也，大臣莫能诘也，则一听之宦竖戚畹及主藏之奸胥，日窃月匿，以致于销耗；且复以有为无，欺嗣君之ウ，而更加赋以殚民之生计，是盗国而民伤也。有司无可赡之用，不得不为因公之科敛，以取足于民，于是而蔽上以盗民者，相习为故；且有司之科敛者一，而奸吏猾胥以及十姓百家之魁长乘之而交相为盗，官盗一，而其下之层累以相剥者不但二也；民乃急其私科，缓其正税，逋欠频仍以徼幸于恩贷，匿田脱户，弊百出以欺朝廷，而岁之所人，十不得五，是盗民而因以乏国也。唐散积于州，天下皆内府，可谓得理财之道矣。已散之于天下，而不系之于一方，则天子为天下措当然之用，而天下皆为天子司不匮之藏，有司虽不保其廉隅，而无所藉口于经用之不赀，与奸胥猾吏相比以横敛于贫民，而民生遂矣。官守散而易稽，不积无用以朽蠹，不资中贵之隐窃，而民之输纳有恒，无事匿田脱户，纵奸欺以堕朴氓而亏正供，则国计裕矣。故天宝户口之数，古今莫匹，兵兴之初，州县财馀于用，非地之加广、生之加蕃也，非虐取于民、伦吝于用也。散则清、聚则漏，昭然易见之理，自宋以来，弗能察焉；富有四海而患贫，未有不以贫亡者也。
【二一】天子出奔以避寇，自玄宗始。其后代、德、僖三宗凡四出而卒返，虽乱而不亡。平阳之青衣行酒，五国之囚系终身，视此何如邪？春秋传曰：“国君死社稷，正也。”国君者，诸侯之谓也，弃其国，寓于他人之国，不得立宗庙、置社稷，委天子之命，绝先祖之祀，殄子孙之世，不若死之愈矣。诸侯之侯度固然，非天子之谓也。自宋李纲始倡误国之说，为君子者，喜其词之正，而不察春秋传大义微言之旨，欲陷天子于一城而弃天下，乃以终灭其宗庙之血食。甚矣！持一切之论者，义不精，学不讲，见古人之似而迷其真，以误天下有余矣。天子有，天下之望也，前之失道而致出奔，诚不君矣；而天下臣民固倚以为重，而视其存亡为去就；固守一城，而或死或辱于寇贼之手，于是乎寇贼之势益张，而天下臣民若丧其首，而四支亟随以仆。以此为正，而不恤四海之沦胥，则幽王之灭宗周，元帝之斩梁祀，可许以不辱不偷之大节乎？天子抚天下而为主，都京师者，其择便而安居者尔。九州莫非其土，率土莫非其人，一邑未亡，则犹奉宗祧于一邑，臣民之望犹系焉，弗难改图以光复也。而以匹夫之节，轻一死以瓦解天下乎？呜呼！非徒天子然也。郡县之天下，守令为天子牧民，民其所司也，士非其世守也。禄山之乱，守州郡者，如郭纳、达奚、令狐潮之流，望风纳款，乃至忠贞如颜杲卿、袁履谦、张巡者，亦初受胁迫而始改图，困守孤城而不知变计，几陷于逆，莫能湔涤。力不能如颜鲁公之即可有为也，则何如洁身以避之，徐图自效可也。身居危困之外，自有余地以致身尽瘁；而濡忍不决，势迫神昏，自非与日月争光之义烈、“艮其限，厉熏心”，亦危矣哉！不保其终无玷也。故守令无三军之寄，而以失城坐大辟，非法也。去亦死，守亦死，中人之情，畏死其恒也，迫之以必死，则唯降而已矣，是驱郡邑以从逆也。故曰非法也。
●卷二十三○肃宗【一】肃宗自立于灵武，律以君臣父子之大伦，罪无可辞也。裴冕、杜鸿渐等之劝进，名为社稷计，实以居拥戴之功取卿相，其心可诛也。史称颜鲁公颁赦书于诸郡，河南、江、淮知肃宗之立，徇国之志益坚，若以此举为收拾人心之大计，岂其然乎？玄宗之召乱也，失德而固未尝失道也。淫荒积于宫闱，用舍乱于朝右，授贼以柄而保寇以滋，ル伦伤教，诚不足以任君师、佑下民。而诛杀不淫，未尝如汉桓、灵之掠，宋哲、徽之窜逐也；赋役不繁，未尝如秦之筑长城、治骊山，隋之征高丽、开汴渠也。天不佑玄宗，而人不厌唐德，禄山以凶淫狂之胡雏，县军向阙，得志而骄，无终日之谋以固其势，无锱铢之惠以饵其民，蟪蛄之春秋，人知其速陨，岂待灵武之诏，始足动天下以去逆效顺哉？虽然，肃宗不立，而天下抑有不可知者。幸而不然，人不知其变之必至耳。国虽不固，君虽不令，未有一寇甫兴而即灭者，秦之无道，陈涉不能代之以兴，况唐立国百年，民无荼毒，天宝之富庶甲乎古今，岂易倾哉？而有不可知者，乱者，所以召乱也；止乱者，尤乱之所自生也。袁、曹讨董卓，而汉亡于袁、曹；刘裕诛桓玄，而晋亡于刘裕；祸发而不战，恶知其极？定之不早，意外之变继起，而天下乃以分崩，是则安、史虽平，唐尤岌岌也。于稽其时，玄宗闻东京之陷，既欲使太子监国矣；其发马嵬，且宣传位之旨矣。乃未几而以太子充元帅，诸王分总天下节制，以分太子之权。忽予忽夺，疑天下而召纷争，所谓一言而可以丧邦者在此矣。盛王琦、丰王珙，皆随驾在蜀；吴王祗、虢王巨，皆受专征之命；永王之出江南，业已抱异志而往；是萧梁骨肉分争之势也。河北、雍、睢之义旅，罔测所归；河西李嗣业，且欲保境以观衅；安西李栖筠，愈远处而无适从；李、郭虽心王室，且敛兵入井陉，求主未得而疑；同罗叛归，结诸胡以内窥，仆固玢败而降之为内导，以掣河东、朔方之肘；此汉末荆、益，西晋河西之势也。使一路奋起讨贼，而诸方不受其统率，则争竞以生；又李克用、朱全忠不相下之形也。诸王各依一镇以立，诸镇各挟之以为名；抑西晋八王之祸也。居今验古，不忧安、史之不亡，而亡安、史者即以亡唐。托玄宗二三不定之命，割裂以雄长于其方，太子虽有元帅之虚名，亦恶能统一而使无参差乎？玄宗之犹豫不决，吝以天下授太子，不尽皆杨氏衔士之罪也，其父子之，离忌而足以召乱久矣。肃宗亟立，天下乃定归于一，西收凉、陇，北抚朔、夏，以身当贼，而功不分于他人，诸王诸帅无可挟之勋名以嗣起为乱，天未厌唐，启裴、杜之心，使因私以济公，未尝不为唐幸也。盖肃宗亦未尝不虑此矣，而非冕、鸿渐之所能及也。肃宗自立之罪无可辞，而犹可原也。冕、鸿渐ル大伦以徼拥戴之功，唐虽繇之以安，允为名教之罪人，恶在心，奚容贷哉？
【二】李长源关至灵武，肃宗命为相而不受，以白衣为宾友，疑乎其洁身高尚也，而其后历仕中外，且终相德宗矣，此论者所未测也。抑而下之，则讥其无定情，始以宾友自尊，而终丧其所守。推而高之，则谓其鄙肃宗之乘危自立，紊大伦而耻与翼戴之列。夫长源志深识远，其非始自尊而终耽宠禄也明甚。若鄙肃宗之自立，则胡为冒险行以参帷幄，既与大谋，又恶可辞推戴之辜邪？夫长源之辞相，乃唐室兴亡之大机，人心离合、国纪张弛之所自决，悠悠者足以知之？玄宗之几丧邦也，惟其以官酬功，而使禄山怀不得宰相之忿，雠忮廷臣，怨怼君父，而逞其毒。玄宗出奔，肃宗孤起于边陲，以待匡救于群臣。于斯时也，人竞乘时以希高位，而不知所厌止者也。凡天下一败而不能复兴之祸，恒起于人觊贵宠而轻爵位。贵宠可觊，则贤不肖无别，而贤者不为尽节；爵位既轻，则劝与威无以相继，而穷于劝者怨乃以生。长源知乱之必生于此也，故玄宗知其才欲官之，而早已不受，抑知必反此而后可以立功也，故肃宗与商报功之典，而曰“以官赏功，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莫若疏爵土使比小郡，而不可轻予以宰相之名”唯然，犹恐同功共事之人，侈望之积习不化，故己以东宫之友，倚任之重，联镳对榻之隆，而居然一布衣也；则人不以官位为贵而贵有功，不以虚名为荣而荣有实，天宝滥竽之敝政，人耻而不居，而更始“羊头关内”、高纬“鹰犬仪同”败亡之覆轨，不复蹈焉。呜呼！此长源返极重之势，塞溃败之源，默挽人心、挂危定倾之大用，以身为鹄，而收复之功所自基也。深矣远矣，知之者鲜矣。以示人臣遇难致身、非贪荣利之大节，以戒人主邂逅相赏、遽假威福之淫施，不但如留侯智以全身之比也。其后充幕僚、刺外州、而不嫌屈，驯至德宗之世，始以四朝元老任台鼎之崇，进有渐也，士君子登用之正，当如此尔。昭然著见而人不测，乃疑其诡秘无恒也。吴聘君一出山而即求枚卜，视此能勿惭乎？
【三】自唐以上，财赋所自出，皆取之豫、兖、冀、雍而已足，未尝求足于江、淮也。恃江、淮以为资，自第五琦始。当其时，贼据幽、冀，陷两都，山东虽未尽失，而隔绝不通，蜀赋既寡，又限以剑门、栈道之险，所可资以赡军者唯江、淮，故琦请督租庸自汉水达洋州，以输于扶风，一时不获已之计也。乃自是以后，人视江、淮为腴土，刘晏因之辇东南以供西北，东南之民力殚焉，垂及千年而未得稍纾。呜呼！朝廷既以为外府，垂腴朵颐之官吏，亦视以为膻场，耕夫红女有宵匪旦，以应密罟之诛求，乃至衣被之靡丽，口实之珍奇，苛细烦劳以听贪人之侈滥，匪舌是出，不敢告劳，亦将孰与念之哉！自汉以上，吴、越、楚、闽，皆荒服也。自晋东迁，而江、淮之力始尽。然唐以前，姚秦、拓拔、宇文，唐以后，自朱温以迄宋初，江南割据，而河雒、关中未尝不足以立国。九州之广，岂必江滨海ㄛ之可渔猎乎？祖第五琦、刘晏之术者，因其人惜廉隅，畏鞭笞，易于弋取，而见为无尽之藏。竭三吴以奉西北，而西北坐食之；三吴之人不给饣粥之食，抑待哺于上游，而上游无三年之积，一罹水旱，死徙相望。乃西北蒙坐食之休，而民抑不为之加富者，岂徒天道之亏盈哉？坐食而骄，骄而佚，月倍三釜之餐，土无再易之力，陂堰不修，桑蚕不事，举先王尽力沟洫之良田，听命于旱蝗而不思捍救，仍饥相迫，则夫削妻骸，弟烹兄肉，其强者弯弓驰马以杀夺行旅，而犹睥睨东南，妒劳人之采剥蟹也。谁使之然，非偏困东南以骄西北者纵之而谁咎邪？骄之使横，佚之使惰，贪欲可遂，则笑傲以忘所自来；供亿不遑，则忮忿而狂兴以逞。其野人恶舌喑恶，以胁羸懦之驯民；其士大夫气涌胆张，恫喝以凌衣冠之雅士。于是国家无事，则依中涓、附戚里而不惜廉隅；天下有虞，则降盗贼、戴夷狄而不知君父；何一而非坐食东南者之教猱豢虎，以使农非农、士非士，日渐月靡，俾波逝而无回澜哉？冀土者，唐尧勤俭之馀泽也；三河者，商家六百载奠安之乐土也；长安者，周、汉之所久安而长治也。生于此遂，教于此敷，一移其储亻待之权于江介，而中原几为无实之土。第五琦不得已而偶用之，害遂延于千载。秉国之均，不平谓何。非均平方正之君子，以大公宰六合，未易以齐五方而绥四海。邵康节犹抑南以伸北，亦不审民情天化之变矣。
【四】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乃可以为天子之大臣。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九四捍御之功，不如上九之豫防，足以倾否，九五之不亡，上九系之也，李长源当之矣。其与肃宗议功臣之赏，勿以官而以封邑，故贼平而无挟功以逼上之大臣，此之谓保邦于未危。不然，则如刘裕之诛桓玄、李克用之驱黄巢，社稷随之以倾矣。其谏肃宗以元帅授广平、勿授建宁也，故国储定而人心一。全二王兄弟之恩，息骨肉猜疑之衅，此之谓制治于未乱。不然，则且如太宗宫门流血之惨，玄宗、太平构祸之危，家国交受其伤矣。太原之起，秦王谋定而乃以告：韦氏之诛，临淄不告相王而行；非适非长而独建大功，变起宫庭，高祖、睿宗亦无如之何也，非君父之舍适长而授庶少以权也。使肃宗以元帅授建宁，则业受命于己矣，是他日之争端，肃宗自启之也。乃肃宗之欲命建宁，非有私宠之情，以建宁英果之姿，成功较易，则为当日平贼计者，固得命帅之宜，廷臣自以为允。乃长源于图功之始，豫计未有之隙，早涂以泯其迹，决之一言，而乱萌永塞，所贵于天子之有大臣者，唯此而已矣。事已舛，祸已生，始持正以争于后，则虽以身殉，国家不蒙其佑，奚足赖哉？且夫逆贼有必亡之势，诸将有克敌之能，广平虽才让建宁，亦非深宫豢养无所识知者也。假元子之宠灵，为将士先，自可制贼之死命，无待建宁而始胜其任，长源知之审矣。广平为帅，两京旋复，亦非拘名义以隳大功。知深虑远，与道相扶，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谓也。故曰必如是而后可以为天子大臣也。
【五】借援夷狄，导之以蹂中国，因使乘以窃据，其为失策无疑也。然而有异焉者，情事殊，而祸之浅深亦别焉。唐高祖知突厥之不可用，特以孤梁师都、刘武周之党，不得已从刘文静之策，而所借者仅五百骑，未尝假以破敌也，故乍屈而终伸。渭上之役，太宗能以数骑却之，突厥知我之强而无可挟以逞也，故其祸尤轻。石敬瑭妄干大位，甘心臣虏，以逞其欲，破灭后唐者，皆契丹之力也；受其册命，为附庸之天子，与宋之借金亡辽、借元亡金，胥仰鼻息于匪类，以分其濡沫，则役已操我之存亡生死而唯其吞吸者也，故其祸尤重。肃宗用朔方之众以讨贼收京，乃唯恐不胜，使仆固怀恩请援回纥，因胁西域城郭诸国，征兵入助，而原野为之蹂践；读杜甫拟绝天骄、花门萧瑟之诗，其乱大防而虐生民，祸亦棘矣。嗣是而连吐蕃以入寇，天子为之出奔，害几不救。然收京之役，回纥无血战之功，一皆郭汾阳之独力，唐固未尝全恃回纥，屈身割地以待命也。则愈于敬瑭远矣，有自立者存也。夷考其时，西京被陷，而禄山留雒，不敢入关，孙孝哲、安守忠、李归仁、张通儒、田乾真之流，日夜纵酒宣淫而无战志，索民财，人皆怨愤，首以望王师，薛景仟破贼于扶风，京西之威已振，畿内豪杰杀贼应官兵者四起，肃宗既拥朔方之众，兼收河西、安西之旅，以临欲溃之贼，复何所藉于回纥而后敢东向哉？此其故有二，皆情势之穷，虑不能及于远大也。其一，自天宝以来，边兵外强，所可与幽、燕、河北并峙者，唯王忠嗣之在朔方耳。玄宗自削其辅，夺忠嗣而废之，奉忠嗣之余威收拾西陲者，哥舒翰也。翰为禄山屈而称病闲居，朔方之势已不振，既且尽撤之以守潼关，而陷没于贼。郭、李虽分节钺，兵备已枵，同罗叛归，又扼项背以掣东下之肘，故郭、李志虽坚，名虽盛，而军孤且弱，不足压贼势于未灰。陈涛之败，继以清渠，不得专咎房而谓汾阳之所向无前也。推其致弱之繇，玄宗失计于前，肃宗不能遽振于后，积弱乍兴，不得不资回纥以壮士气而夺贼胆，其势然也。其一，肃宗已至凤翔，诸军大集，李泌欲分安西、西域之兵并塞以取幽、燕，使其计行，则终唐之世，河北跋扈之祸永消；而肃宗不从，急用回纥疾收长安者，以居功固位不能稍待也。其言曰：“切于晨昏之恋，不能久待，”徒饰说耳。南内幽居，父几死于宦竖之手，犹曰功在社稷，晨昏之语，将谁欺乎？盖其时上皇在蜀，人心犹戴故君，诸王分节制之命，玄宗且无固志，永王已有琅邪东渡之雄心矣。肃宗若无疾复西京之大勋，孤处西隅，与天下县隔，海岱、江淮、荆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贼之功，区区适长之名，未足以弹压天下也。故唯恐功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纥，纵其蹂践，但使奏效祟朝，奚遑他恤哉？决遣敦煌王以为质而受辱于虏帐，其情然也。乃以势言之，朔方之军虽弱，贼亦散处而势分，统诸军向长安者凡十五万，回纥六千耳，卒之力战以破贼者，非回纥也，固愈于石敬瑭之全恃契丹，童贯、孟珙之仅随虏后也，故回纥弗敢睥睨而乘之以夺中国。唯其情之已私，则奉回纥以制人，与高祖之假突厥而实不用者殊。是以原野受其荼毒，而仆固怀恩且挟之以入为寇难，非汾阳威信之能服疆夷，唐亦强矣。故用夷者，未有免于祸者，用之有重轻，而祸有深浅耳。推其本原，刘文静实为厉阶，仅免于危亡，且为愚夫取灭之嚆矢，不亦悲乎！
【六】“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但言敬也，则以臣之事君者事父焉可矣。乃抑曰“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爱同于母，奚徒道之必尽，抑亦志之必从，饮食男女，非所得闲也，岂容以事君者事父乎？责难于君，敬之大者也；责善贼恩，伤爱之尤者也；至于此，则以臣之事君者事父，陷于不孝，以伤天性，辱死及身而不足以赎其愆矣。均一事也，君父有过，臣谏之，则纳者十之三四也；虽不纳，而不施以刑杀者十之五六也；遇暴君而见戮见杀，十之一二耳，抑虽死而终不失其忠。子则不然，子谏而父纳，自非至仁大圣，百不得一焉；况乎宠妾媚子，君所溺爱，位相逼，势相妨，情相夺，岂人子所能施其檠括乎？申生以君安骊姬之故，不忍辩而死，君德失，宗社危，而以不忍君失其宠嬖之情，任其煽惑，死无言；臣而若此，则非臣也，臣以责难为敬者也。子之事父，爱敬并行，而敬繇爱起，床第之欢，私昵之癖，父安而不得不安之，忍以臣道自居哉？非徒祸之及己而陷父以不慈也，言焉而未有听焉者也，争焉而未有能胜焉者也，徒为无益以召死亡，庸讵非一朝之忿乎？肃宗方在军中，而张良娣以护庇见嬖，党于李辅国以乱政，李长源恶之，建宁王亻炎亦恶之。呜呼！良娣虽不可容，岂亻炎之所得恶者邪？长源秉臣道之正以匡君，亻炎违子道之常以逆父，故肃宗虽惑良娣，辅国虽伏机械以求害长源，而终保全恩礼，悠然以去；于亻炎则发蒙振落挤之死，而肃宗不生木之悲；其道异，其情殊，其得失不同，而其祸福亦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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