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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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阻止《大地》的出笼。但事情并没完结，中文系总支在整“大地反革命小集团”材料时，有人告密《大地》稿件在冯俐手中，很可能在她舅舅家。党总支经一番密谋，打听到冯俐舅舅家地址，趁冯俐在校时派人去了，欺骗说冯俐让他们来取一份材料。舅母是位贤良女性，压根儿没把这事往欺诈上想，便开了冯俐住的房间让他们取走材料。《大地》的稿件就这样进了系党总支的文件柜里，成了“大地反革命小集团”一份重要的罪证。因为材料是“匿藏”在冯俐舅舅家的，冯俐的舅舅也为此担了干系，在民盟被打成了右派。冯俐说要将真相大白于天下，事实上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任何人只要以党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行事，他便不会以一般的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我把我的想法对冯俐说了，可她不听，坚持要参加会议。她说人可以容忍误解，但不能容忍卑鄙，阴谋必须揭穿。我在心里暗暗叫苦，想冯俐咋这般与潮流反其道而行之，别人积极时她消极，别人退缩时她却顶风上，完全的不识时务，乱弹琴。为了阻止她的盲动，我严厉相告不许她参加批判大会，坚决不许！她生气了，说句我不要你管就跑了。饭是吃不下去了，出了食堂我心里乱极了，我的情况已是死猪不怕开水烫，顶顶要紧的是不能让冯俐陷进去了。当然我理解她的心情，在《大地》的稿件一事中她对我对她舅舅都有一种内疚，她觉得是由于她的疏忽才造成我和他舅舅的落难。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即使没有她的错失我和她舅舅也是在劫难逃的。不是有句古语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我想我必须阻止她的盲动。不许她自投罗网。我苦苦思索着阻止她的办法。看她那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样子，再劝说下去已是无济于事的，何况批判会很快就要开始，再找她也没有时间了。我一边思索一边向宿舍走去。看来人的大脑一旦开动起来还是能想出相关办法来，关键是紧要关头要懂得另辟蹊径。我另辟的蹊径是：既然是开我的批判会，我不参加，不就开不起来了吗？开不起来冯俐不就惹不出事端了吗？对，逃会。我几乎不考虑逃会将给我带来什么后果，便当即做出逃会的决定并立即付诸行动。我知道目前我的行动还是自由的，校方和系里尚未派人监视。我走着走着便改变了行进方向，从两座宿舍中间插向通往西校门的路。

我心里很紧张。都说做贼心虚，我没有做贼咋也心虚呢？直到顺利出了西校门，才轻轻吐了口气。走在街上，便想另外一个问题：出逃的这一天该怎样打发呢？去颐和园吧。已春暖花开，颐和园正是游览的好时机。这一两个月来政治已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了，就借机好好放松一下吧，把什么都丢到脑后，好好享受一下大自然的赐予。坐在昆明湖畔，我努力想欢欣一番，不想别的，只想眼前的风景是多么壮丽，想拂面的春风多么和煦，想宽阔的湖面多么清澈，想人间生活多么美好。这种趋美的意识完全是由衷的，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同时也是虚假做作的，完全是一种强迫意识在驱使。不真实的东西注定不会长久，积聚心胸中的灰蒙蒙的色调渐渐扩散开来，一丝一缕将眼前的美丽仙境覆盖起来。春夏之交我觉得自己置身于严冬中，寒冷彻骨。心重得像灌了铅。这一刻我感到无助无望，感到心灰意冷。望着微波荡漾的湖面，我忽然想到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归宿地啊。可以肯定那一刻是死意让我警觉，潜意识中对死的拒斥对我当顶一击。我恐惧地战栗着，我站起身，离开水边。这次对死亡的浅尝辄止可以说对我的终生进行了死亡免疫。使我能够在后来漫长的炼狱中苟延残喘而得以存活下来。

从颐和园回到校园我似乎是大病初愈，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我踏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宿舍，已是傍晚时分。宿舍里只有李德志一人，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自己和自己下棋。看我进屋只是抬眼看看，接着又低下头去。在这次运动中他也未能幸免，与别的右派不同是他的“帽子”得来确有点戏剧性。他就像一个慵懒的永不出窝的兔子，一出窝就被逮个正着。我躺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醒来窗外已经昏暗，宿舍里连李德志也没了影儿。是吃饭的时间，这时我才想到自己连中午饭也没吃。我爬起来往食堂走去。快到食堂门口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是程冠生。我和程冠生一块走进食堂。尽管我俩都成了右派，但友谊继续，也不做出疏远的样子给别人看。吃饭的时候程冠生告诉我今天批判会的情况，说我的逃会行为使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感到震惊。他说我完全没必要这样做，有句话叫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我问后来怎样了。他说系总支领导非常恼火，派人四处找，没找到决定批判会照开，对我进行缺席批判。我很惊讶，这是我完全没料到的，我立刻想到冯俐，忙问冯俐到没到会。程冠生说去了，对中文系党总支进行了激烈的抨击，骂总支领导是卑鄙小人，使主持会议的范宜春非常狼狈，下不来台。范扬言要把她的恶劣表现通报外语系党总支，严肃处理。我听了瞠目结舌。程冠生又问我事先知不知道她要这样。我如实相告，说我逃避批判就是为了达到阻止的目的，实在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程冠生扫了一下四周向我俩投来的目光，冷笑一声说：对政治我们是小学都没毕业的，所有的热情都是他妈的狗屁。我不理睬他这套事后诸葛亮的腔调，只关心冯俐的处境。我问程冠生该怎样弥补。程冠生说晚了，也许中文系总支已经将情况通报了外语系总支。我斩钉截铁地说那我要去找范宜春。程冠生说你不找他他也会找你。我说我不等他找我，我先去找他。

吃过饭我立即奔中文系党总支办公室，在门口我听见里面有人说话，范宜春的口音很有特点，鼻音很重，好分辨。另一个声音我也觉得耳熟，但一时对不上号。我站在那儿，不知该进还是该退。这时传出范宜春的声音：你的第三份检查还可以吧，态度很诚恳，但思想根源还挖得不深刻，要继续提高认识。另一个声音：是，感谢系总支各位领导对我的教育和挽救，我感到温暖。我一定不辜负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和爱护，继续认识自己的问题，如果党组织认为有必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召开我的批判会，我一定好好配合，建立党组织的革命权威。范宜春的声音：你有这种态度就好，至于怎样继续对你帮助等总支研究了再定。另一个声音：是，范书记，我等着，这段时间我离校会向您报告的。范宜春的声音：知道了，你可以回去了。另一个声音：是，各位领导我走了。再见。听到再见我觉得必须离开这里，不要让人觉得我在偷听，但不待抬腿，门开了，我看见走出来的是吕浩明。吕浩明看见我显出一丝惊慌，张张嘴又闭了，幸好屋里没出来人。我问吕浩明范书记在不在。吕浩明连忙答在在，你进去吧。他侧身从我身边过去，从楼梯口下楼去。我抬手敲敲门，里面说进来吧，我就推门进去。屋里除了范宜春，还有副书记孟广琦和另外几个人，合起来就是吕浩明所称的“各位领导”。各位领导见我进门都用看怪物似的眼光看着我。范宜春冷冷地问句周文祥你有事吗？我张张嘴说不出话来。我本以为见面他会首先质问我为什么要逃会，却不是这样，好像把这事忘了。我静一下心，说范书记我想和你谈谈。他反问一句：你要谈什么呢？我又不知该怎么说了。站在屋中间我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也像剥光了衣裳赤身条条地站在众人面前。如果在一个月前出现这种局面，我会毫不犹豫地摔门而去，甚至还会对“各位领导”出言不逊。但在经历了大会小会批判最终又戴上右派帽子的今日，我已经没有了那种能捍卫自己尊严的血性，我甚至真诚地认为错在自己。即使自己做不到像吕浩明这样向领导请求开自己的批判会，但逃避既定的批判会也是对党组织严重的对抗行为，破坏了领导人的威信，他们仇恨我是理所当然的。基于对问题的这种认识我决定在询问冯俐的事之前首先承认自己的错误，让领导消消气。可我刚要张嘴孟广琦便下了逐客令，他说周文祥你先回去吧，总支马上要开碰头会。我问什么时候能开完呢？他说这可难说，你也没必要知道。我点点头，十分沮丧，只好退出来。

下到楼外面，天已完全黑了。向四下望望，教学楼宿舍楼皆灯火明亮。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去找冯俐，我告诉自己。不待这想法在头脑中得到完全的确认我的脚就已经迈开了。这段时间我坚持不去找她，但今晚无论如何要见她一面，因为事关重大。可等走到她的宿舍下面我又踟躇不前了。我停留在树的阴影里，向那扇晃动着人影的窗子凝望。这时不由想到不久前的那个雨夜，如果当时能照她说的去做，那么她和她舅舅都不会因我而担干系。想到这儿不由心里阵阵作疼。我想起程冠生说的革命热情是狗屁的话，我们的确是幼稚的，可幼稚的又岂止是我们？许许多多的人都是幼稚无知的啊，连那些经过了若干运动并且身受其害的人也未能从中接受教训。人家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呀，开始不相信，再说，还不相信，再再说，便相信了，就站起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直到明白并非是言者无罪而是言者有罪才惊呼上当了。连动物都知道看见攻击过它的人赶紧躲开，而人的警觉性连动物都不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回宿舍吧。冯俐不会出来，我也不能进去。从树下到宿舍大门这咫尺之遥，就像是隔着一条漫漫银河。回到宿舍，宿舍里的人齐了。黄伟、董建力倚着各自的铺盖看书。李德志正用一支红蓝铅笔描棋盘，描得专心致志。我们这间宿舍四人中间有两个右派，我和李德志。不知是出自本意还是做姿态，在我和李德志成了右派后黄董两人便向系里提出调换宿舍的要求，理由是和右派分子同住一室有种不安全感。似乎人被定成右派就有了杀人之心。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要求没被批准，因此只能继续与我们屈居一室。平常他们两人很少与我们搭腔。对此我并不在意，相信缺心少肺的李德志更不会在意。说来也奇，本来对下棋兴趣不大的我进屋后看见李德志描出的十分醒目的棋盘突然生出下棋的欲望。于是便向李德志提出对弈一局。不料却遭到他的拒绝。我立刻大感后悔，怨自己不该自找难看。如果仅仅是我俩在屋，我也就自认晦气拉倒。可此刻黄董两人都在，并且俱向我投来嘲讽的一瞥，我忍受不住，瞪眼朝李德志吼叫起来，我说李德志别给脸不要脸，你有什么臭架子可端？我是他妈的右派你还是左派么？对你讲咱俩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啊！李德志被我骂懵了，怔在那儿。我站起来摔门出了宿舍。走在空寂的校园甬道上我很快后悔了。反省刚才的事，我发现自己内心的不良。事实上我是将在“各位领导”面前未敢发泄的怒气倾泄在李德志身上。这一点李德志是不知就里的，而我知道。古语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其实这话是不对的。真正知道自己的还是自己。我无目的地在校园里穿行，脑子里胡思乱想，想头上的右派帽子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学业，想冯俐会不会因为今天的行为惹出乱子，想家里很久不来信是不是因为接到学校我已成右派的通知，想今年暑假还能不能和冯俐一起回家……想来想去也理不出个头绪找不出答案。我感到自己的前途很渺茫，一切都是未知数，且凶多吉少。我像幽灵似的在校园里东游西走，不顾方位，不管时间，直到觉得身上一阵阵地冷，才转回宿舍。宿舍里电灯还亮着，黄董两人已呼呼大睡，李德志端坐床上，身前描成的棋盘上已摆好了棋子，见我进屋李德志朝我指指棋局。我一下子明白：他等着和我下棋。我的心不由一热，我领他的情。我说刚才很对不起啊李德志。他没说什么又朝棋盘指指，我就在他的对面坐下。我连输三盘，输的只能是我。

——六月二十三日。早饭时没见到冯俐，我想大概又去了舅舅家。听她说过自舅舅被打成右派，舅母刚见好的病又加重了。我担心这种时候冯俐老往外面跑对她不利。吃过饭我还是去找范宜春。路上遇见吴启都老师，他和我是同一批公布的右派。他和妻子的恋爱故事我一直觉得可以成为爱情故事中的经典。此刻我眼里的吴老师显得神采飞扬，不像是一个刚遭厄运的人。我叫一声吴老师。他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去党总支找范宜春。他说他也去找范宜春。我们就一路往前走。吴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告诉我他的问题有望解决。我问所谓解决是不是指摘掉帽子。他说是。我说刚戴上帽子就能摘下来吗？他点点头说他的情况特殊。他说他替爱人鸣不平才被打成右派，现在公安机关经过重新审理，已对他爱人做出“潜伏特务证据不足”的结论，很快就会释放。既然妻子的案子是错抓错判那他自然就谈不上鸣冤叫屈的问题了，理应平反。我心想这合乎逻辑。我说为你高兴啊吴老师。他说谢谢。走到系总支办公室门口我站住了，让他先进去。范宜春不能同时和我们两个人谈。我等在外边。等了一会儿我觉得站在这儿让别人看见会觉得鬼鬼祟祟的。便又下了楼，在楼前的花园里转悠。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吴启都从楼里出来，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我猜不出他和范宜春谈得怎样，问题是否有望解决。

我立刻返回办公楼。只有范宜春一人在屋。单独在一起范宜春的态度是极有分寸的，声音平和却又拒人于千里之外，既显出一丝熟人情分又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冷面孔。而我是很看重这个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想趁机和他深入地谈一谈。我问他是否吃过早饭。他说他没有吃早饭的习惯。我说不吃早饭对健康不利。他说也许是吧。我看出他没有兴趣和我寒暄，也担心延搁了会有人撞进来，便从早饭与健康一下子切入正题。我对昨天的逃会向范表示道歉并检讨认错，我说我不是有意抗拒批判，而是有另外的原因。范宜春并不吭声。我说会前我得知冯俐也要参加这次批判会，为了阻止她，我就采取逃会的办法。这时他才看了我一眼，问你是说你所犯错误责任在冯俐？我说不是，恰恰相反，是由于我的原因才使冯俐陷入了不利的处境。他又看了我一眼，说这么说昨天冯俐的恶劣表现是与你有关了。我说也可以这么说，当初我要不把《大地》稿件交给她就不会……但有一点我必须申明，在处理《大地》稿件上我俩的出发点是不一致的，我想的是让她早早刻出来印发，而她是借机将稿件压住。事实上她也是这样做的，到最后她也没刻出一个字来，在这一点上冯俐是有功的。他说是对你还是对整风有功？我说对我和整风都有功，她阻止了事态的扩大。他眼光现出一丝讥讽，说你是来替冯俐请功么？但你知道她不是中文系的，要请功你可以去外语系。我心想堂堂的总支书记怎么可以用一副流氓腔调说话呢？我很难接受，但还是压抑着自己的情绪。我说范书记说请功我是不敢的，像我这样的人即使有心做什么也都是徒劳无益的，对自己对别人都如此。我来找你只是想向你说出事情的过程和真相，我也承认冯俐来中文系闹会是错误的，但是……他说你说下去呀周文祥，说下去。我知道只有说了，我说冯俐她做得不对，但是中文系打着她的旗号去她舅舅家搜查《大地》稿件也是不妥的，她对中文系领导有意见也就在这里。范宜春冷冷地说那是你的看法而不是我的看法，看法的不同是因为立场的不同，对于一个党的工作者而言，只要他的工作对革命有益，对党有益，方式方法是无关紧要的。我说难道就没有一个道德准则的问题么？他说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道德准则而不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准则。我说就算是存在着两套不一样的道德准则，那又由谁来进行鉴别和区分呢？范宜春说这还有什么疑问，自然由党来区分。范宜春说到一个党字，我就赶紧收了口。自开始反右以来，这个本来普普通通的汉字在人们心目中一下子变得威严而神圣，惟恐一不小心有所冒犯而遭殃。另外我也不想再和范宜春费什么口舌了，因为谈不拢，这也许正像范讲的立场上的不同吧。我不想拖延时间，便直接对范说到希望他不要把冯俐闹会的情况通报给外文系。他则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可能。我恳求他通融一下。他说不行，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通融。说完又反问一句：我为什么要对她通融呢？我实在忍无可忍，冲他说老范你是应该对冯俐通融一下的。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欠她的。他瞪眼看我，一时无答。我接着说：老范请你屈尊和我讲一次理好吗？你听我说，冯俐到中文系闹会是因为你让人以她的名义去她舅舅家找到了稿件，且不讲以你的道德准则怎么看，但她认为这是很不道德的，更重要的是这些从她手里丢失的稿件后来成了许许多多人的罪证，包括她的舅舅，所以她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她十分内疚。范宜春说这些材料对中文系的整风大有帮助，从这一点上说，她就不应该感到内疚，相反应该感到自豪才是。我说她没有这种自豪感，她对自己的疏忽痛不欲生。这时门外走廊上响起了脚步声。我心想完了，没机会了，进来人范宜春更要和我打官腔。于是我抓紧时间对范宜春说道：老范在道义上你欠冯俐的，你放她一马，事情就扯平了，这样今后你就不会再为这件事自责。范宜春气恼地说：周文祥你少危言耸听好不好？我有什么可自责的，我是按党的要求做分内工作的，这就是一切，其余都是扯淡。我说老范……这时门被推开，总支有吃早饭习惯的人吃过饭来上班了。我向他们点头打招呼，但没人给我回应，只是向我投来冷淡的一瞥。我重新面对范宜春，可没等我开口范宜春便开口说周文祥该谈的刚才我都谈了，逃避批判只会离党和人民愈来愈远，这是十分危险的。今后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吧。我明白他这是对我的一种暗示，即把刚才的话题结束，不再提及。由此可见他那句“其余都是扯淡”的话也是扯淡的。反正我已不抱什么希望了，不想再说什么。

上午，班里开会批判程冠生。下午，中文系的全体右派劳动，打扫教学楼和办公楼的卫生。我想这次劳动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我漫长的劳改生涯严格说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从人数上说中文系的右派差不多够一个连，在办公楼前排成队列很是壮观。本来平平静静的中文系一下子冒出这么多阶级敌人，连这些“敌人”自己都感到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被分成若干个劳动小组，并指定了各组组长。刷厕所的时候恰和吴启都老师分在了一起，我边冲水边问他早晨和范宜春谈得如何。此刻他已没有了早晨的那份神采，他说范讲目前反右斗争方兴未艾，即使有什么偏差也得等到运动后期更改。我安慰他说看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别悲观，要坚持住。吴启都叹口气说反正一切都卡在人家手里，不坚持又能如何呢？我说范宜春的话不是没道理，最近校部和各系还是不断往外揪右派，如果马上给你平反，会对运动产生消极影响。他点点头，说从本意上讲我也不希望运动马上结束。我惊讶问道：吴老师这话怎讲？他说道理很简单，范围愈扩大以后平反的可能性便愈大，肃反是证明。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但并不完全赞同，以吴讲的肃反运动为例，扩大化是无疑的，但后来也并没有进行认真的甄别平反。我说运动还是早早收场的好，否则整个知识界将全军覆没。吴说可这并不取决于我们这些人。这话倒是不错的。

吃过午饭在路上遇见苏英。近一段时间经常在路上碰上她，这就使我怀疑并非是巧遇。到目前为止苏英还没事，可能她参与《大地》的事历史系还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打右派的理由足足的。正因为清楚她潜在的危机，所以每次见面我都力争避开，或者说上三两句话便开溜。有一次她火了，一把揪住我说你都极右了还怕个啥？我说我怕你……她说我不傻，我知道你怎么想，可我不怕。这次见面苏英不等我躲开张口便说：周文祥你真是傻的可以啊。我说我咋啦？她说你为什么要逃会？我无语。她说难道你不明白逃是逃不掉的，倒坏事。我说我没有想逃的意思。她说那为什么要逃会？我不想对她说出真实的原因，因为她一直对冯俐不太友好，多有微词，如说她缺乏理想之类，我也知道她为什么看不惯冯俐。我说那天我有急事外出。她说我不信。这时我发现有许多人向我们俩看，我有些急，说苏英你走开没必要让别人看见和我在一起。她说你听我一句话我马上就走开。我说什么话。她说既然成了右派，就争取当个“好右派”蒙混过关，等候峰回路转。我说接受你的意见苏英，谢谢你的忠告。她走开后，我如释重负。下午？晚上？一点也记不起。

——二十四日。早饭时孟广琦通知我：校党委要找我谈话。我很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