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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九五七-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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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写实性的还原过程中，尤凤伟还不时地汲取了民间话语中特有的传奇成分，不断地通过一些传奇性情节来改变故事的走向，增强叙事的内在张力，从而使故事洋溢着某种神秘的审美情趣。如《石门夜话》中的土匪头子二爷为了让一个抢来的女子自愿地同他上床，竟然放弃土匪惯用的暴力手段，以匪夷所思的“文攻”方式，连续三个晚上为她讲述着自己的“人生哲理”和风流故事，并成功地将她引上床来。这种“攻心”法则显然超越了人们对土匪的定势思维，而使小说赋予了传奇性质。《石门呓语》、《石门绝唱》中的土匪二爷与女人之间玄秘的情感经历，几乎是“美人勇救情郎”的传奇式改造。在《生存》中，为了两个并不重要的敌军俘虏，以赵武为首的全村人不但忍饥挨饿，提心吊胆，最后还搭进了数十条人命。《诺言》中的解放军与还乡团之间所进行的各种较量，同样也是诡异多端、神秘莫测。《远去的二姑》和《姥爷是个好鞋匠》更是让人物以瞬间的抉择来展示出平庸生命中所蕴藉的巨大的不朽与辉煌，尤其是那位一生都生活在屈辱中、永远也直不起身体的驮背姥爷，在悲壮的死亡中却将自己的身子挺得比任何时候都直。《生命通道》中的日军军医高田与中国医生苏原联手，在道义与良知的感召下，用自己的智慧和医术发明了一种“生命通道”，在日军的枪口下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爷爷和隆》、《幸存者拾米》、《姓邹的老头和叫皮的猪》则通过人与牲畜的频频交流以及牲畜对人性的通晓来演绎人的悲悯境遇。《黑天气传略》中的黑天气身材高大无比，智力却平庸异常，他那跌宕起伏的一生，完全就是一种民间传奇的现代翻版。值得注意的是，尤凤伟所动用的这些传奇因素，并不只是为了增强叙事的吸引力，而是为了有效地突破庸常生活的假象，道出他们的人性本质和内心的巨恸，突出小说的悲剧内涵。它不仅体现了作者罕见的想象能力和巧妙的变异手段，还透视出作家对现代叙事技术的谙熟。
然而，“真诚究竟能走多远？”这是尤凤伟面对写实化叙事策略的一种自我诘问，也是他在创作中所面临的一种叙事困境。当他以强劲的写实方式，使自己的作品在真实层面上获得了罕见的审美统慑力之后，我们还必须看到，这种还原性的叙事，同样也给尤凤伟带来了某种潜在的制约。这种制约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阻遏了尤凤伟作为一个现代作家在叙事上进行多向度探索的激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他的叙事才能的全面发挥。事实上，从那些在文本形式上带有突围性质的作品中，我们已看到了尤凤伟相当广阔的叙事才能，也能清楚地判断他对各种现代叙事技术的驾驭潜能，只是因为“真实”的需要，因为作家对“真实话语”的绝对信赖，以及对民间话语形态的过度依恋，才使他自觉地规避了某些有可能阻碍读者欣赏习惯的现代叙事手法。其实，这也体现了尤凤伟在创作理念上的某种误区，或者说审美理想上的某种偏执。卡夫卡、乔尹斯、福克纳……无数具有经典意义的现代作家，同样也以他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新叙事方式，展示了他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认识。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艺术理念的局限，还导致了尤凤伟的不少小说很难具备更为深邃的审美内蕴，尤其是在文本形式上，丧失了多元化的隐喻功能和较为广阔的解读空间。除了像《幸存者拾米》、《姓邹的老头和叫皮的猪》、《爷爷和隆》等小说带有某种寓言倾向之外，尤凤伟的小说在审美意旨上大多都具有明确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判断，很少有作品能让人从不同角度解读出不同的审美意味，更难以从文本形式上品味出丰富多样的审美信息。
二是阻遏了创作主体内在灵性的超验性发挥，影响了他的叙事话语向更为灵动的审美境界延伸。虽然尤凤伟也不断地动用一些民间传奇来改变叙事对经验和常识的纯粹依赖，但就作家艺术智性的自由升发而言，显然还承受着写实化审美原则的强力制约。所以，尤凤伟的叙事总是显得异常的凝重，质朴，饱满，很少有诗性的空灵成分。他总是通过“以重击重”的叙事方式，在正面碰撞中直接展示平民生活的沉重与悲怆，而不是借助“以轻击重”的方式，在饱含智性的话语中轻轻撕开人物内心的疼痛。我一直觉得，灵性的话语应该是现代小说必备的气质之一，它虽然会使叙事呈现出某些超常规的景象，但是，它却能让那些看似不经意的内部细节变得熠熠生辉，并带动整个小说向广袤的诗意空间飞翔，使那些沉重、悲怆的精神意蕴拥有某种特殊的审美质感，变得更加亮丽而丰沛。这种叙事话语，犹如卡尔维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尖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像磁场中的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但是，这种极度轻盈的话语，却能以飞翔的姿态慢慢地呈现出深邃而凝重的思想内涵，犹如海明威所说的“冰山原理”那样。而这，在尤凤伟的小说中显然没有更多的体现，这使他的作品总是凝重有余而轻逸不足，情节铺排极满，而空灵背后的简约之力相当匮乏。
3。人性的复苏与挣扎
如果从叙事内容上看，尤凤伟的小说基本概括了二十世纪中国民间生活的一些重要历史过程，完全可视为一部潜在的民间生活绵延史。但是，尤凤伟的目的显然并非仅仅为了强调这种创作的历史品性，而是希望在这种相对完整的历史脉络观照下，全面审视普通百姓在不同历史境域中的生存状态及其内在的精神秉赋。尤凤伟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迅速穿透任何厚重的历史幕墙，将一切历史和社会的悲剧性冲突精妙地融铸在人物的个性与命运之中，并以人性内在的尖锐疼痛来演绎深广的社会背景。
所以，在尤凤伟的小说中，很多人物的苦难与不幸都超出了纯粹的个体生命自身的局限，他们的劫难、无助乃至死亡，都穿越了自身精神和肉体上的缺陷，呈现出许多惊人的韧性品质与深厚的历史文化指向。譬如《远去的二姑》中的二姑，面对的就是一种民族道义与女性尊严的两难选择，她以个人的贞操换取了道义上的荣耀，却又因此而毁灭了自我生存的尊严和勇气，所以她只好以自杀完成自己一生的救赎。《姥爷是个好鞋匠》中的姥爷，虽然因身体的残疾而一直生活在悲苦与屈辱之中，但他内心的是非道义并没泯灭，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了日寇一次惨痛的打击，从而以生命作为赌注，将自己还原成一个精神上高大无比的完美英雄。《五月乡战》中的高家父子始终处在不可调和的尖锐冲突之中，但在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却以自身的生命共同完成了另一种民间生命的辉煌史。《诺言》中的李朵以亲情乃至自身的生命作为赌注，实践着自己对易远见的承诺。虽然历史冲出了易远见的预设轨道而最终背叛了他的诺言，但李朵的死在易远见的内心依然竖起了一道人格的丰碑。《生存》里的村长赵武和《生命通道》中的苏原虽然没有死得那么辉煌，甚至还有些不明不白，但是他们同样以种种绝望式的挣扎，表达了一个普通百姓异乎寻常的信念之力，在不动声色中显示出神圣的精神人格。这种人性内在的高迈与圣洁在尤凤伟的一些爱情小说中表现得更加怵目惊心。如《辞岁》中的六婆以她特有的宽阔胸怀和超越一切世俗怨仇的气度，不仅挽救了豆爷那颗绝望的心，还使他重新找到生存的勇气与爱的力量。《合欢》中的财主夏世杰与吕月宁愿以双双殉情自杀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强权现实的反抗与不满，也不愿在苟且中忍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乌鸦》则借助乌鸦的反复鸣叫来催发田三月心中的道德谴责，让他在诺言与反诺言的相互撕扯中，承受着本能欲望与伦理价值的尖锐冲撞，直到最后精神崩溃。《崖》中的老秋虽然没有与小灯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但这个全村惟一叫他“秋哥”并使他赢得全部生存尊严的小灯，却成为他倾心所恋的“生命之灯”。所以小灯跳崖而死之后，老秋便在欲诉无门的极度痛苦中不断地将自己的羊群赶下山崖，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生存理想遭受毁灭之后的绝望。《泱泱水》中的七姐面对三爷的一次次追问和威胁，直到临死前也不肯透露儿子的亲生父亲曲路，她不是担心曲路可能因此而受到迫害，而是她不想让自己的这份隐秘情感因出卖而受到亵渎。在这些人物中，我们看到，尤凤伟总是牢牢扣住民间社会中那种特殊的、近乎偏执的坚韧与执著，将他们的性格不断推向某种极致化的境界，从中演绎他们承受苦难的内在力量，以及卓而不凡的灵魂品质。
倘若就存在本身而言，疼痛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正如《俄狄浦斯王》中的最后一句台词所言：“在还没有跨越生命的大限之前，在还没有从痛苦中得到解脱之前，没有一个凡人敢说自己是幸福的。”但尤凤伟显然不是为了表达这种终极意义上的存在之痛，他更多的是通过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们在求存过程中所遭遇的内心之痛，以及他们在这种疼痛中的反抗与挣扎，来激活他们极易被人忽略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灵魂深处许多非同凡响的人性品质。像《原始卷宗》、《幸存者拾米》、《凶手》、《圆圆的天空》、《山地》以及《回家》中的主人公，虽然不断地遭受各种权力体系的盘压和威胁，但他们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人格操守，与那些反道义反伦理的强权势力进行着顽强的抗争，即便是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即使像《沉默的格》中残障而幼小的格，同样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完成了对原欲与罪恶的惩罚。在这些人物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令人心悸的执拗，是一种与主流社会左右逢源式的生存准则完全相反的人生信念，是一种远离了狡猾、虚伪、阴险、中庸、善变等反道德化的率真个性。他们似乎都有点“认死理”的性格逻辑，但正是这种代表了正义与公道的“死理”，显示了他们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而《老安的咏叹调》、《失去的山楂林》、《庞跑婆婆》、《乘车而去》等作品中的人物对人性的自我拷问，虽然处处显得无奈而又无望，潜藏着各种难以言说的隐秘之痛，但在叙事话语的背后，也同样喷薄着令人敬畏的人性之光，映现出许多超越常人的伦理操守和价值信念。在“石门系列”中，尤凤伟更是完全沉浸在生命的隐秘部位，沉浸在人性中“不可启齿的部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部分，写生命中理性与感性的博杀，欲望与道德的博击。写奔腾于血液中最原始最有力量的因素。写生命的执拗。”于是，我们看到，《石门夜话》中的二爷、《石门呓语》中二爷的新夫人珠、《石门绝唱》中的玉珠，都以种种不可理喻的方式盘旋在道义与欲望的隐秘地带。在那里，他们或说或唱，辗转徘徊，左冲右突，顽强而又执著地敲开对方的人性之门，激活对方的生命情感和种种非理性的本能欲望，并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望。
这种人性的复苏与挣扎，在《中国一九五七》中几乎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在这部小说中，尤凤伟将历史的灾难不断地化为人性的自然冲突，使残酷无情的政治压迫不停地演变成活生生的人性搏杀，然后又通过不同人性的相互搏杀来反推历史自身的不幸。在这种人性的相互搏杀中，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那种无所不在的权力淫威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摧残，也不只是右派们对自身在罪与非罪上所进行的抗争，因为这些问题早已借助革命的霸权话语在专政机器的直接干预下，迅速地将他们变成了地地道道的阶下囚。我们所看到的最为惊心动魄之处，是一群又一群在一夜之间因言获罪的右派们，如何在“改造”中展示自己的内心品质，尤其是当肉体的饥饿与死亡随同精神的极度箝制一起袭来时，他们，作为一群活着的人，是如何面对这一切，进行着从群体到个体的人性搏斗。尽管尤凤伟在小说中为我们塑造了三类人物的人性取向：一类是以冯俐、龚和礼、李宗伦等为代表的永不屈服的抗争者，一类是以周文祥、苏英、吴启都、陈涛等为代表的委屈求存的软弱者，一类是以高干、张克楠等为代表的权力的帮凶者，但是作者选取的叙述立场，却是站在周文祥这些带有中间性质的人群中。这无疑既确保了整个叙事的合理性，又确保了整个叙述的客观性——因为对于冯俐他们来说，“反抗即死亡”的政治强权不可能给他们以言说记忆的机会，而让高干等人来复述这种记忆，显然会远离历史自身的真相。同时，尤凤伟选取中间人物来承担历史记忆的修复者和还原者，还有着更深的人性意义。由于反右运动的实质并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改造，而是以“改造”作为人道主义的幌子，通过赤裸裸的非人道的专制手段，直接对自由知识分子进行思想和记忆的双重清洗，对他们的生命与尊严进行强制性的剥夺。在这种精神与肉体的巨大威胁下，右派们不仅出现群体上的分裂，也同样出现个体自身的分裂。尤凤伟的意义在于，他以一种难能可贵的宽容情怀，既颂赞了冯俐、龚和礼、李宗伦等抗争者永不低头的高贵品质，又接纳了周文祥、苏英、吴启都等人软弱的精神面貌——尤其是他们在人性上所体现出来的自我分裂和挣扎，具有十分深邃的精神质感。一方面，他们面对各种恐惧与威胁，小心翼翼地寻找自己的生存智慧，有时甚至不惜放弃自身的伦理原则和人格要求，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决不放弃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决不出卖做人的良知与道义。在这种存在的两难境域中，他们不断地进行着全方位的人性搏杀，与自己，与同类，与那些政治强权者，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事实上，整部小说对人物精神的丰富性表达，也正是体现在他们所承受的这种剧烈的人性撕裂中。
《泥鳅》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国瑞为代表的一群打工者们，他们没有必需的专业技能，没有圆熟的世态眼光，他们游走在城市的各个缝隙，只想凭自己诚挚的劳动和善良的愿望谋取一份生存的位置，但喧嚣的都市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他们提供这样一种环境。这意味着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滑入各种欲望的陷阱之中，成为一种彻底的命运失控者。因此，蔡毅江由受辱者而慢慢变成一个复仇者，寇兰不得不忍受着一次次被蹂躏的处境，小解在受骗中艰难地还债，陶凤因欲望的引诱与洞吓而变疯，英俊魁梧的国瑞先是沦为富婆的情人和“鸭子”，继而又被高干子弟三阿哥成功地利用，成为他们谋取巨额非法利益的替死鬼。尽管小说也写活了吴姐、龚玉等一批特殊身份的人物，但就其审美内核而言，无疑是全力展示了当下现实中独特的打工群体的生存尴尬与内心困顿。他们想摆脱被利用和被奴役的命运，但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眼光；他们想恪守内心中的那份尊严，但又不得不时时承受各种屈辱性的非难；虽然他们最终不可避免地沦为这个欲望时代的牺牲品，但是，他们却以自身苦难而不失道义的生命，对那些知识者、权利者进行了无情的嘲解和有力的反讽。
为明确的信念而活着，并活出人生应有的尊严和道义来，让生命闪烁着恒久的高贵品质，这是尤凤伟在创作中一直恪守的审美理想。他以浓厚的体恤情怀，在不断还原苦难生活的各种场景中，以无可辩驳的方式再现了生命存在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并使我们深深地理解到，疼痛也是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对抗存在和超越死亡的巨大力量。
4。结语：重返知识分子的职守
海因兹·迪特里齐曾说，面对人类和人类大多数人的重大问题，现代知识分子的阵营已无可挽回地出现了“溃败之势”。这种溃败之势，在我们当下的欲望化现实中，却变得尤为剧烈，特别是面对权力意志和物质利益的双重褫夺，“其机会主义和投降行为如倾泻的雪崩。”它所导致的结果，便如葛兰西所说的那样，很多知识分子“改变思想就像更换内衣一样随便”，以至于在今天，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已普遍羞却于提及道义、良知和尊严价值等这些人类永恒的品质，羞却于从人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角度来进行自我生存意义上的追问，甚至羞却于袒示自己内心深处苍白的精神质地和浮泛的灵魂状态。他们总是沾沾自喜地对别人指手划脚，却从没勇气对自己进行精神体检，没有勇气对一切既定的历史秩序进行富于创建的质疑，更没有勇气在“自剖”的层面上重新找回自己的精神立场。这是知识分子自身的不幸，也是人类在历史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潜在危机。尤凤伟显然已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并对之进行力所能及的反抗，这在当代写作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尤凤伟的艺术追求，与我们这个时代异常浮躁的文学征兆显然是不相符的。这种不相符，是由他内心中所无法释怀的知识分子立场所决定的，也恰恰证明了尤凤伟对自身独立精神空间的顽强维护。他自己曾说：“我承认自己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即使有被别人视为浅薄的危险也不改初衷（真是没救）。正由于觉得‘责任’在身，在选择写作题材时总惦记着作品的社会性，着眼于那些对中国人命运有着深远影响力的方面。”因此，尤凤伟的小说虽非尽善尽美，但是他那稳固的内心立场，恒定的审美目标，浓郁的忧患意识，热切的拯救愿望，以及对知识分子角色与使命的自觉张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十分珍贵的品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继承的是荒诞的历史，这历史中混合了堕落的革命，误入歧途的科技，以及陈旧的意识形态。作为这个背谬历史的继承人，我们必须以鲜明而强劲的精神膂力，来重建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严，重塑每个个体的人在历史承诺中的职责和使命。尤凤伟的全部写作，就完整地体现出一个作家的这种使命和责任。别尔嘉耶夫在评价别林斯基时说到：“对他来说，文学批评只是体现完整世界观的手段，只是为真理而斗争的手段。”同样，对尤凤伟来说，写作也只是体现他的人生理想的一种手段，是他为了自己所认定的道义与公正，而进行不懈抗争的一种手段。
没有责任感的写作是可怕的。将责任定位在怎样一种社会历史的层面上，以何种方式来艺术地传达它，将决定一个作家最为基本的精神品质和全部的内心修养，也预示着他的创作将有可能抵达的某种精神深度。尤凤伟以不容置疑的姿态，强调自身写作的责任感，并非为了获取某种意识形态代言人的合法身分，而是明确自己坚持知识分子职守的精神立场，以及对民间社会深切关注的终极目的，表明自己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和救赎情结。萨义德说：“在世俗的世界里——在我们的世界，经由人类的努力所制造的历史世界和社会世界里——知识分子只能凭借世俗的工具；神启和灵感在私人生活作为理解的模式是完全可行的，但在崇尚理论的人士使用起来却成为灾难，甚至是野蛮的。的确，我甚至要说，知识分子必须终生与神圣的幻景或文本的所有守护者争辩，因为这些守护者所造成的破坏不可胜数，而他们严厉残酷不容许不同意见，当然更不容许歧异。在意见与言论自由上毫不妥协，是世俗的知识分子的重要堡垒：弃守此一堡垒或容忍其基础被破坏，事实上就是背叛了知识分子的职守。”在我看来，这段话是对尤凤伟反潮流式写作的最好注解。
文／洪治纲（文学博士，一级作家，广州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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