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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九五七-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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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李德志告诉我，他不知道冯俐的情况。
6月25日：去向郝管教请示去帽儿山农场规劝冯俐的问题。郝管教的答复是这事须请示场部，即使场部领导同意也须与帽儿山农场协调，事情很复杂。郝管教答应将我的要求转达场领导，并肯定了我这是积极靠拢政府的行动。
——郝管教的回答是我意料之中的。尽管他说要将我的要求汇报场领导，但我却不抱太大希望。
6月29日：听说竹川从医疗室逃跑了。这是罪上加罪，何苦呢？引以为戒啊！
——消息首先是到场部出公差的林永乾回来说的。有人不相信，说一个快死的人跑个啥劲呢？死在里面和死在外面又有什么两样？我相信消息是真实无讹的，事实上竹川已经把他想逃走的意愿暗示给了我。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死前能见家人一面是他惟一的愿望。凭这一点死在里面和死在外面就不一样。我只是担心病入膏肓的竹川能否成功，从这里到他的家乡千里迢迢，就是一个健康人也要经受一番辛苦劳顿。何况已极度虚弱的他。正式消息是晚点名时于队长在队前宣布的。这类坏消息场部一般是不轻易宣布的。能瞒就瞒，瞒不过去就借宣布之机进行一番恫吓，于队长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之类的套话说完后，开始即兴发挥，说在这里我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想跑的都可以试乎试乎，不拦，我要看看你们长了多少条腿。不信你跑得出清水塘能跑得出中国？监狱最后一道围墙在边界上，边防军的枪子不是吃素的，何况你们根本到不了边界。就说刚跑了的那个逃犯，恐怕是连清水塘农场也跑不出去的了，我对保卫科的人说了，用不着去追，等割倒了麦子在麦垄里找他的尸首……平日对队长管教们的训斥我们已习以为常了，什么难听的话都不在乎，有点刀枪不入的意思，可听了于队长最后这句话我感到毛骨悚然，我眼前真的浮现出于队长描绘的那种情况：热烘烘的麦茬地上躺着竹川干枯的躯体，像一具木乃伊……
7月6日：今天头一天割麦。
——这天本来有许多事情可记，但收工后太疲劳了，仅写了一行就丢下了笔，呼呼睡去。晚点名是高干将我吼起来的。回想起来，劳累是一，另外精神上也很懊丧。这事得从头天晚上说起，晚点名聆听了于队长关于麦收的动员之后，回到监舍大家一齐做第二天的劳动准备，准备包括思想方面的（讨论于队长动员报告做表态发言）和实际方面的，如磨镰刀和穿衣问题，共识是穿囚衣太热，出汗多，赤膊麦芒扎。最合适是穿一件背心，就都准备了背心。早晨起来把背心贴身穿了，又穿上囚衣，到了地头，都拉开了晃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架势，一齐脱了囚衣扔在地头上。这时候出现了这样一种景象：“敌矛”们几乎都穿了印有原单位名称的背心，“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院”、“北京戏剧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医学院”、“天津大学”、“河北师院”……一瞬间完全可以使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不是一伙犯人被监管劳动，而是北京高等院校师生下来进行助农劳动。这突如其来的景象使在场的管教们怔了一下，接着便脸色大变。脾气暴躁的佟管教首先吼叫起来：你们这是有预谋是不是？！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时候大部分“预谋者”被佟管教吼愣了，你看我我看你，终于晓悟出佟管教所说的“预谋”是指什么了，便不约而同地低下头看看自己穿在身上的印字背心。我穿的是印有K大学字样的背心，是大一时班级集体从校总务处买的。以后每年都买一两件。有大学生活经历的人都晓得，穿这种背心在师生中极普遍，就像佩戴校徽差不多。说时尚也好，说炫耀也好，反正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我们被逐出校门来到劳改农场，虽然身份变了，可这些旧物舍不得扔掉，何况当时购买时都是交了钱和布票的。农场对犯人有着装规定，但并没有明文禁止穿这些旧衣，休息的时候在监舍以及监舍外面的狭小区域里我们穿，管教见了并不干涉。这次引得管教们反感动怒也着实是穿的人太多，太扎眼。长久的劳改生活又使我们建立起一种强迫观念，只要管教斥责，就认为自己有错。所以听了佟管教斥责后没人辩驳。奇怪的是那时候我竟然想到了古时的黄巾起义，起义者以头扎黄巾为标志。如此管教们视我们的印字背心也是一种标志，你也就无话可说。这种背心标志着什么呢？很明显，标志着知识者身份。果然佟管教接着便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症结，他说：你们这是在向我们示威吗？想向我们显示你们有知识有文化吗？我们一声不吭地听着。他又说：别枉费心机了，资产阶级的文化知识是臭狗屎，无产阶级把它当肥料用。这时已走过来多时的于队长插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他咳嗽了一声，大概嗓子眼有痰，又清了清嗓子。谁都能听得出于队长冷丁冒出的话明显站在犯人立场上，我们惊讶了，更为惊讶的是佟管教，他的脸像被人掴了一巴掌那么青紫。我当时心想，于队长今个咋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但是且慢，于队长清完了嗓子接着又说：这句从旧中国来的话已不适用于新社会了，更不适用于我们农场。穿衣戴帽哪能随随便便？谁都一样，比方我必须穿警服，你们必须穿囚服。在这里我要说：佟管教的政治嗅觉是非常灵敏的，否则要产生极其不良的政治影响。于队长说这个我们一点儿也不惊讶了。他不这么说就不对头了。于队长又发感慨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国际上是这样国内也同样啊！这时佟管教的神色已恢复过来，他请示于队长可以不可以开始割麦，于队长说开始吧。前面说过的强迫观念这时再次显现出来，“敌矛”们一齐脱下了印字背心，我也脱了，队长管教没再指出这般有没有政治问题，许多“内矛”也脱光了膀子。看样在热和挨麦芒扎这两种情况下，大家的选择是一致的。
这天我近距离地看到了吴启都的妻子齐韵琴，所谓近距离是相对以往而言，以往是远远只能看到一个女人的轮廓，现在几乎是面对面了。吴一家的情况是应该加以补充的，自从管教剥夺了吴妻探视的权利，吴妻隔几天就带着儿子到我们干活的地方来相见，古戏《楼台会》变成了《地头会》。过程几乎是相同的，太阳升高的时候一大一小两个黑点从南面的帽儿山下移动过来，在警戒线以外停止，就显出一大一小两个人形来。吴妻也不贸然向前，儿子将带来的东西匆匆送给爸爸，然后转身跑回母亲身边。在经过一个漫长的注视过程后——大约中午时分，母子俩就离开了。这时我们也收工了。开初管教和警卫都企图阻止这种影响极坏（管教语）的会见，加以驱赶，而他们采取潮水战术，赶时就往后退退，一走开就又扑过来，十分执拗。没有办法，后来就不再管了。作为惩罚，正常的探视就一直不安排。可以说吴一家这种独特的聚合在整个农场是罕见的。由此，我又想到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的流放生活。许多人的漫漫征途由妻子相伴随，画面是凄婉而优雅的，透着高傲与温情。相比之下，我们这里的犯人就孤苦伶仃了。虽然国家有探视的规定，实际上来的家属都很有限，有的犯人一年也见不到家人一次。许多人的妻子提出了离婚，“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来各自飞”这句中国成语本来就让人匪夷所思，却一次又一次被验证。只我们班这个小范围就有好几个人判刑后老婆提出了离婚，李戍孟便是其中之一。相比之下，吴启都的妻子真是令人敬佩。我说那天近距离看到了齐韵琴，是管教让我去地边的一座小树林取他挂在那里的军用水壶，齐韵琴和她儿子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第一眼看见她我怔了一下，她的长相使我一下子想起我的一位小学老师。十二岁以前我随祖母在原籍农村生活，小学上到五年级。那位女老师姓孙，天津人，会唱歌会画画，对学生非常和蔼。我们都很崇拜她，把她当师长又当知心朋友，听她的话，有心里话也肯对她说。在我进城的前一年，她回天津了。我看见齐韵琴差一点喊出一声“孙老师”来。不会是孙老师，这一点只须稍一冷静便会明确。她是吴启都老师的妻子，她是我女朋友冯俐的难友，她是我此时此刻最希望能与之攀谈的一个人。只需再向她迈过去几步，我就可以向她询问冯俐的事情了。但这是痴心妄想，此刻我的一举一动都在管教警卫的监视之下。这时我已经从树杈上取下了行军水壶，只要一转身一切便结束了。许是一种绝望情绪的驱使吧，在转身之前我朝齐韵琴呼了一声：我是周文祥！呼完我就返身往麦地走了。立刻又后悔了，为什么要这样？又有什么意义呢？而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一声呼是有收获的……
7月8日：现在的时间是一九五九年七月八日晚八点四十一分二十六秒……
——将时间分秒不差的记下来说明有一件重大事情发生，是重大事情。就是这一刻，我知道了冯俐的消息。苦苦渴盼的消息。字条是吴启都在厕所交给我的，他看见我上厕所便跟了去。他将字条塞给我时一句话也没说，做做解手的样子就出去了。字条攥在手里，直觉中晓悟到是关于冯俐的信息。我没立刻看，假若让上厕所的人看见难说不惹出乱子。回到监舍，监舍里一幅不变的景象：一拉溜“老和尚”依着铺盖打坐，发出鼾声，似睡非睡是因为还有一件“功课”没做——晚点名。点完名再开始正式睡觉。割一天麦子所有人都疲劳不堪，按说可以早一点点名，早点名早睡觉，犯人们也提过这个要求，但没被采纳。上完厕所我又重新“打坐”，这时我展开字条，一行娟秀的小字立刻映入眼帘：周，冯讲过你，她在半个月前被判刑，转走，去向不知，望多保重。看过字条，我的眼前一片白茫茫的，我下意识地抬腕看表，却怎么也看不清楚，我揉了揉眼，手湿了，我知道自己哭了，但我还是擦干了泪水，将时间看准……
7月9日：继续割麦，向管教告发了怠工的李德志。
——仅凭上面的记录不难做出这样的结论：犯人周文祥正在“靠拢政府积极改造”的光明大道上阔步前进。周文祥行了。照此下去很快就会由“敌矛”变为“内矛”了。
但是——我想起于队长在“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后面的那个但是——顽冥不化，朽木不可雕也，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也是借用于队长队前训话时常用的字眼）的周文祥即使有心“阔步前进”两腿也是不听使唤的，向前迈不了几步的。我骂李德志的原由是因为他欺骗了我，早晨出工的路上我低声对他说我已经知道冯俐的情况了。他嗯了一声接着说一句她和我是一批判的刑。他这句话当场就把我气昏了，操你个妈的！你什么都知道却对我隐瞒，只字不提，是个什么玩意儿？！狗日的，要讲关系在清水塘农场我与他可以说是最近的，学友、舍友、难友，还有棋友，不是岁寒三友是四友，各方面都占全了。可他并不讲交情。一肚子气在路上不好发泄，满身乱窜，顶得肝疼。也算他倒霉，割麦的时候我发现了他的偷懒伎俩，按规定每人割四垄麦，而他只割三垄。其实只要仔细观察，三垄四垄是分得清的，但包括管教在内的所有人都不会想到有人竟敢在这上面做手脚，何况割麦又是齐头并进的，张三的垄李四的垄根本没什么界限。于是仰仗脑瓜灵光的李德志就钻了这个空子。我发现也极偶然，发现后早晨的那股火又冲上了头顶，我不经任何思考冲口就喊：李德志你他妈割了几垄麦子？嗯？！你他妈说说你割了几垄麦？！他傻眼了，直起腰瞪着我看，周围的人停下来向我俩这边看，带队的郝管教也闻声过来了，问是怎么回事。事实上这时我已经后悔了，可事情到了这一步这时就是不想报告也不行了，我就如实报告说李德志只割了三垄麦，比别人少割一垄。郝管教查了查证实我的报告属实，也愤怒了，朝李德志劈头盖脸地一顿批。看来人人都是在学习中不断进步。郝管教如今训起人来无论腔调还是用语都向于队长靠拢：你他妈李德志少给我打马虎眼，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刚刚判了刑还不思悔改，嫌刑期短了是不是？再给你加上几年好不好？！听郝管教说这个，我的心不由咯噔一下，想李德志刚由“内矛”升级为“敌矛”够倒霉的了，我这么一告对他可是雪上加霜。我是叫他气糊涂了才忘了这一层。我的头嗡嗡地响，只见郝管教的嘴唇翕动，却听不见他说的什么。晚饭后班里开李德志批判会，都发了言，我没发。高干不断催促老周就剩你了，没个态度？我火了，朝他骂道：你他妈个“老二”发昏了是不是？李德志是我揭发出来的难道这不算个态度？！你还想要个啥态度？再要态度就是把你这老二的“老二”剁下来喂狗。这一通骂够粗俗的了，我自己都没料到我已粗俗得如此可以了。高干被这劈头盖脸的一通臭骂骂傻了，嘴张得老大放不出声来，他同样没料到我会这样。过会儿他说话了，两个字：散会。这一天我告了李德志又骂了高干，完全是为了发泄内心的怨愤，根子就是知道了冯俐的坏消息。这个坏消息就像一碗卤水倒进了豆浆里，点出了豆腐，这豆腐就是恨。我恨……
7月11日：收完了麦子，休息。竹川的儿子来场。
——俗语道砍倒胡秫显出狼。现在农场割倒了麦子，却没有如于队长所预言现出竹川的尸体。这证明竹川逃跑成功，起码是逃出了清水塘地界。在劳改单位，犯人潜逃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稀罕。如果这个犯人人缘好，逃跑后大家会惦记着他的安危，真正的哥们儿还会暗暗为他祈祷。要是被抓回来，面对难友被处重刑的结局，大家会替他难过，这就是常言所说的兔死狐悲吧。我是惦着竹川的，也为他祈祷。后来的日子因为累得心力交瘁，顾不得多想了。今天当管教带着一个陌生少年来到监舍，我立刻就想到他是竹川的儿子，同时也意识到竹川已不在人世了。经询问证明我的猜测不错，竹川确实死了，死在家中。来者是他的儿子，叫竹涛，他来收拾父亲的遗物。“不信能跑得出清水塘能跑得出中国？”于队长的这句话再次灵验。
7月13日：小竹涛今天走了，带走了他父亲的遗物。
——小竹涛在农场住了两天，因招待所没有地方，管教同意住在他父亲生前住的地方，铺位空着，铺盖现成。对这种安排我们都在心里嘀咕，觉得有些不吉祥，当然是对小竹涛而言。
他长相不大像他的父亲，但一举一动都有他父亲的影子，特别是走路时的背影。他的模样清秀，身材细挑，如果孩子定像父母中的一个那他一定像他的母亲。我们问为什么母亲没和他一起来，他说母亲不来好，至于为什么不来好，他没说，我们也不好再问。其实也用不着问。小竹涛确实很懂事，有点少年老成的意思。他默默收拾父亲留下来的东西，有时把一样东西看好久，看得眼泪汪汪的。他不仅睡觉睡在班里，吃饭也随我们吃，不摸底的人会以为来了个少年犯。说起来我也算是他父亲的生前友好，因此从内心对小竹涛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也许他感受到了这一点，向我询问许多事情，关于他的父亲。我也向他询问一些事情，同样是关于他的父亲。我们就像互通情报那样，让父亲竹川和难友竹川在各自的心中得以完整。
收拾完东西后小竹涛又在农场多呆了一天，他要求看看他父亲平常干活的地方。获准后他跟着我们来到了农场田地里，他这儿转转那儿看看，从日头出山到落山。小竹涛走后我很懊悔没让他留下详细地址，我说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懊悔。在劳改农场任何人都忌讳说“再见”这个字眼，分手时大都是道一句“多多保重”，可我在心里希望能再次见到小竹涛，没有地址就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
7月16日：“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去年的这一天我来到清水塘农场，也是在清水塘边劳动，带队的也是佟管教，也是“赤日炎炎似火烧”。
——到清水塘服刑整整一年了，就是说已度过了十分之一的刑期。老资格犯人总结经验说刑期的头一年是最难熬的，很漫长，而过了头一年后面就好过多了。至于以后的日子好过不好过现在还不知晓，可我清楚这头一年确实是难熬的，日子像凝固了，真像一首大跃进民歌所咏“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想想这一年对我意味着什么呢？我有了多大的变化？劳改干部们言之凿凿要把我们改造得“脱胎换骨”改造成新人。如果真有其事，那么这一年的刑期就能使人比来时“新”了许多。“脱胎换骨”自然包括面目和精神两方面。对面目的改变，我们自己是无法察知的，在农场里找不到一面镜子（不包括管教的住处），谁要想看看自己的模样只能像那句骂人的话“撒泡尿照照”。如果说有镜子那就是同类的眼，“某某你的脸上有块灰”，“某某某你的眼咋红了”。当然，管教也是面大镜子，“某某变得结实多了嘛”，“某某某改造很有成效变成地道的庄稼汉了嘛”。管教在说这种话时透着十足的满意，就像一个拳击教练看见自己弟子四肢发达起来所萌生的那种成就感。可以说面目的变化是必然的，任何一个来劳改的人想不改变也是不成的。事实上也没人排斥这种改变。在这里任何人都不会从审美的角度去审视其他人，一切都从实用出发，大家会公推强壮的大个子去干某件别人无法胜任的苦活重活，这理所当然。反过来强壮的大个子又支使灵巧的瘦小人跑跑腿，也似乎名正言顺。说起来生物界也真是奇妙，所有物种都依照生存原则，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也同样。人到了劳改农场就应该变成一个“正宗”的犯人。据说有一个犯人从农场跑出去在很远的地方被农民逮住了，那个犯人并没穿囚衣，也没露光头，问那农民怎么知道他是从劳改农场跑出来的，那农民不假思索地说我看他那副熊样就像个犯人。劳改生涯会自然而然地给人打上一种印记，有的犯人出狱后看见穿警服的人不自觉地会蹲下，甚者尿裤子。当然上面所说的情况就不完全是机体发生的变化了，关于犯人精神的改变，这一点管教倒没怎么说对。管教所说的“脱胎换骨”只是一种高压下的表相，或者说是一种伪装。我们是因讲了真话而获罪，而现在为了“赎罪”却不得不大讲假话，做有损人格的事情。早知不讲假话是不可能的，那么当初又何苦要讲真话呢？我们都为在劳改农场的不光彩表现而自卑，看不起自己，有罪愆感，渐渐在心理上觉得自己就是个罪人。一个人从无罪到获罪，再到自觉将自己归于罪人一族，这真是可悲，这是一种怎样的变化？是一句“脱胎换骨”能概括得了的吗？还可以进行一下比较，以校园里的我们和这里的我们比较，校园里的我们尽管其中也有品行不端的人，但大家还有一个通常的道德规范来遵循，老师有老师的样子，学生有学生的样子，总还是一个“人”的样子，但这里的我们早已没“人形”了，说得难听些都变成一些狗，像狗一样的听命于人，像狗一样的摇尾乞怜，像狗一样的不知羞耻，还有许许多多的像狗一样的厮咬同类。我们已不是人，是“非人”，反右运动的“伟大”之处正是将人变成了非人，上述就是我服刑满一周年的切身感想。
7月29日：黄管教又写了一首很棒的诗，看来文化已不专属于读过大书的人。
——还是解若愚告诉我，黄管教登在黑板报上的诗仍然属于泰戈尔，看来捉刀的神秘人要么手头有一本泰戈尔诗集，要么已将泰戈尔的诗背得滚瓜烂熟。
8月4日：吴启都病了，管教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允许吴妻到管区探视。
——吴启都发病后曾到场医疗室诊治过，没查出病因，视病状大家都推断是肝的问题。脸色黑灰，人瘦成一把干柴，恶心呕吐。因医疗室没有床位，人被退了回来。我们出工后他一个人留在监舍里，每次收工回来都见他在昏睡。在这种情况下队领导恢复了他的家属探视，开始是一周一次，后来病情加重，放宽为两天一次。齐韵琴每回都带着儿子，早来晚去。如果来时我们还没有出工，就到队部接待室等着，我们下地后她便获准到监舍里。中午若我们回来吃饭，她须赶在之前回到接待室，我们出工了她再来。我们晚上收工回来齐韵琴已带着儿子走了，这状况就像猫捉老鼠似的。就是说尽管齐韵琴可以经常进到我们监舍里，但碰一次面也是不容易的，而碰面的机会大多在一早一晚的路上，我们出“城”他们母子进“城”，交错而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较为清楚的看见这娘俩。相对而言小建国要比他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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