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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九五七-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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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长小建国就和大伙混得很熟，他聪明伶俐，许多人都喜欢他。有人还从自己有限的“财产”中拿出一样送给他。我送他一件有K大字样的背心，再长大点就能穿。李戍孟送他一枝墨水笔，小建国刚要接却被解若愚抢先接过去，逗他说，小建国不上学不识字，给他笔有何用。小建国辩驳说他会写字，是妈妈教的。解若愚让他写写看，写了这笔就归他，他答应写。大家兴致勃勃地围着看，李戍孟又奉献出一张纸，小建国握笔端端正正写起来，写的是：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小小孩子字写得很好看。大家表扬他一番，他说他一定好好跟妈妈学，长大了上大学。听了他这话大家就默不作声了。
8月21日：为什么？
——今天锄玉米，一来二去与李德志锄了并肩，他看看我我看看他都摇了摇头，没吱声。这些日子我们一直互不理睬。我不知他怎么想，反正我觉得有些对不住他，告发他尽管事出有因，毕竟过分了，伤了他，又恰在他倒霉的时候。我不向他表示歉意，是因为我仍不能原谅他的不仗义，当然他也更有理由不原谅我，就这么僵持着。并肩锄地的时候也是一种僵持，我倒不是拘泥于讨个什么面子，而是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终于是李德志先开口了，并不看我，不冷不热地问句：为什么？我反问他一句：你为什么？他说我怎么了你？我说你不够交情。他说我哪里不够交情？我说你知道冯俐的消息，为什么不说。他不吱声了。过了会儿问就为这个？我说就为这个。他说我怕你知道了伤心，就没说。我说就为这个？他说就为这个。又说他判刑的事也没告诉家里，也出于同样的考虑。听他这么说，我从内心为那天的事疚歉。我说李德志对不起啊。他叹了口气说没什么，无所谓，倒霉事像虱子，多了不咬人。
9月2日：今天幸会邹副场长。头一次见就留下好印象。
——前面说过邹副场长就是在草庙子看守所同住一室外号“孝子”的公安局“内线”，自从听将军说他调到了清水塘，想起来心里就疙里疙瘩的，不想碰见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呢？惧怕么？也不是。他是场部领导，一个普通犯人想怕人家都不够资格。厌恶他？也不对。有句话叫“革命的分工不同”，在专政机关，当审讯员和当“内线”就是革命分工不同，审讯员是革命的审讯员，内线也是革命的奸细。因此不存在高尚与否之分。何况孝子也没管过我的案子，没有直接的冲突。我不希望见到他是想到见时会出现的尴尬场面，相信我和他都不会自在。因久未见也就把这事忘记了。这天见得很突然，而且见面的方式也很“他妈妈的”：是中午在清水塘边休息吃饭，我们见到几个人在塘里游泳，很羡慕。去年夏天我和高冲在塘边的那一幕又重现眼前。在这炎热的天气里管教不许我们下水，这一点真让人难以接受。可塘里的人游得很痛快，时而仰游时而潜泳，还时而和塘面上游泳的鸭子嬉戏。鸭子是春时农场养在塘里的，时下已经长大，开始产蛋，经常有人在塘边草丛里捡到鸭蛋。当然这等好事轮不到我们犯人头上，因为我们没有捡蛋的机会。再说在塘里游泳的几个人，从脱在塘边的几堆衣裳上看，他们是农场的管教干部。我们吃完了两个窝头，就到塘边去喝水，边喝边又往身上撩水冲凉。这时游泳的人往塘边游过来，在浅水处站立起身子时我们一齐傻了眼，他们全都一丝不挂，赤裸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们没想到的，一时间慌乱不已，好像光屁股的不是管教干部而是我们自己。他们大摇大摆地向堆衣裳的地方走去，一边走一边说话聊天。只听一个人说操他姥姥的忘了带毛巾，又一个说用啥毛巾，让日头晒晒就干了。又一个说这办法可行。于是他们就站在衣服堆旁边让日光蒸发身上的水珠。这情景同样大出我们意料，他们赤身裸体地站着，不慌不忙地晒太阳，离我们只有十几步远。在他们眼里，似乎我们并不存在，或者只是无须忌讳的一群鸭或一群羊。后来想到劳改农场想到管教干部我眼前便出现这活生生的一幕。说起来也真是开了眼。待他们晒干了身子穿上了衣裳带队的佟管教奔了过去，满脸堆笑地冲其中一个人喊声邹场长。这一喊就让我认出了那个现在当了场长的孝子来。这时我的心情很平和，坦然地将目光向他投过去。他接住了，神情明显发生了变化，属于哪种变化不待我分辨，他已经向我走来了，边走边说周大学不想在这里见到了你。我说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他在我面前站下，从管教领导与犯人的角度他对我说话我应该向他鞠躬，我没鞠躬，我的不当表现佟管教明察秋毫，他向我吆周文祥是场长对你说话！邹场长立刻对佟管教说我们是熟人，说到这他抬手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们是难友。我惊了一下，我没想到他会捅破这层窗户纸。这时在塘边的犯人都一齐盯着我俩看，因邹的说法确是异乎寻常的。佟管教赔着笑脸问：邹场长你也坐过牢么？那一定是国民党法西斯的监牢。邹笑了一下，没回答。又拍拍我的肩，走了。几个人一块离开了清水塘，看着邹的背影，我不由想到崔老和小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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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清水塘大事记
六
9月9日：浇玉米，与李戍孟谈改造体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我一直想，当犯人能当到李戍孟这种境界真是不易，令人佩服。就好像一个人被抓到吐蕃国当苦役，对一切不视不见不应不答，完全超然物外。李戍孟在监舍里将自己封闭起来，如同在囚牢里又造了一座囚牢，他就生活在那双重的囚牢里。他既不迎奉管教，也不与别的难友沟通，一个人形影孤单。有空闲就倚着铺盖卷写小说，后来他承认在写小说。时间长了，大伙就把他忽视了，把他当成一个哑巴，或者当成一个动物。比较起来，我和他接触得多些，他对于我有一种神秘感，我把他视为作家，我对他怀有一个文学青年对一名作家的那种潜在的崇拜。我觉得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还能潜心写作，足证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具备了和中国的李大钊国外的列宁这般大人物才具备的精神素质。因此不管别人怎么无视他嘲笑他，我还是很敬重他，对他表示友善。也许他觉察到我与众不同，因此他对我也与对别人不同，有机会就和我攀谈几句。一起推水车的机会是极少的，能利用这个机会和他谈谈我觉得很难得，很喜悦。我问他的写作进展如何，他说一般。我问什么时候能写完，他说恐怕得几年的时间。我问他写的是不是小说？他说也算是，确切地说是自传体小说。我问是不是写自己的经历？他说只能说是我经历中的一些难以忘怀的事。我说我也喜爱文学，一直尝试写小说，但我的经历太简单了，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看守所，又从看守所到监狱大门，又从监狱门到劳改农场大门。他笑了，这是难得的笑容，他把脸转向我的时候正对着南天上的日光，一直阴晦的脸一下子明朗起来。他说你这样的经历还嫌简单吗？我说简单。他说这要算简单，那么许多人的经历就算不上经历了。他说他们学校的许多教授从开始读书就没走出校门，是两门先生：从家门到校门。我说我是从写作这一角度来说，我的经历还远远不够。他问不够是什么含义呢？我说不够就是能用来写小说的素材太少了。他说我看你有时候也往本子上写写画画，写些什么呢？我说是记一点事情，怕忘了以后说不清楚。他说你要能把现在的事情详细记下来，就是一篇小说。我说这怎么行，叫管教看见了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他说一点不错，会说你记黑账。停了停他问你现在这么记不会有问题吗？我说不会。我把记事情的“甄士隐”（真事隐）方法对他说了。他却问了一个我没有想到的问题：如果你记今天的事情会怎样记呢？我不假思索地说：浇玉米，与李戍孟谈改造体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脸上再次绽出笑容。说小周可真有你的啊，这样记不仅没问题，管教看了倒会表扬你哩。我说我不图表扬，只图以后能把事情说清楚。只要看了这一段，我就知道某年某月某日干了什么和谁在一起，比方今天是和你一块推水车浇地。自然我心里清楚和你谈的不是什么改造体会，对未来也没充满什么信心。接着我便把在草庙子看守所经受的那种“他妈妈”的审讯方法讲给他听。他叹了口气，说这些人的审讯是很厉害的，其实对你还算是客气的。我说我知道。又谈到写小说上，接前面的话题我说如果能真真实实地把我们现在的处境记下来，确实会是一篇好作品。问题是不能这样写。他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说虚构总不能太脱离现实吧，比方说将清水塘写成一个犯人乐园，谁会相信呢？他说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相信呢？去年大跃进报纸报一亩地打十二万斤水稻，谁会相信，他们知道没人相信也要这样报。我说这很奇怪。他说也不奇怪，因为这是一种需要，证明大跃进伟大正确的需要。就说我们在这里的劳动改造，黑板报上登的诗歌顺口溜什么的，把犯人的生活和心情描绘得十分美好，一看就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可为什么还要一期接一期的出，同样是一种需要，证明中国的劳改政策伟大正确。我说我不会这么写，以后也永远不会这么写。他说可有人这么写。以后也会这么写下去。不信往后看吧，以后离开这里，现在这些写诗歌的人还会继续写文章，还会把这里描写成是一个改造犯人的好场所，犯人认罪自新，管教干部亲切温和，对犯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说这也是需要？他说是需要。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这些人才能按照真实去写。我问什么情况？他说就是他们认为写这种作品对他们会有益处的时候。他们任何时候都想有收获，就像我们农场夏天收麦子，秋天收玉米豆子一样。我说他们是亲历者，他们叙说的事情人们会相信的。他说这就需要另有一些亲历者告诉世人真相。我问你会吗？他沉吟一下，说我没有这个勇气。我问以后呢？他问以后是指可以披露真相的时候？我说是。他想了想说那我也不会写。我有些惊讶，问为什么，他说在最应该写的时候而没有勇气，当不再需要勇气的时候再充当英雄，这算怎么回事？另外，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些亲历者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无法真正面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因为我们的精神受到了损伤，精神中失去了高贵与骄傲。没有这两种东西成不了好作家。这种损伤是无法修补的。说这话的时候李戍孟脸上现出无尽的沮丧。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又说了些别的，记不清楚了。作为犯人与犯人之间的深谈，在我的囚徒生涯中这是为数不多的几次之一。我和李戍孟能这么掏心窝子说话是因为我们彼此信任。而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这种信任便愈来愈稀薄了……
9月14日：再次见到邹副场长。这次见面又加固了先前的好印象：邹场长是个好领导。
——晚饭后郝管教通知要我去场部找一下邹场长，这时周围的犯人不约而同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大家已经知道我与邹场长有一点老关系，与一个堂堂场长这关系可是非同小可的。而只有我才清楚我们是哪样一种“老关系”，至今我还想着在清水塘边发生的事，有身份有地位的邹在众多犯人跟前光着身子晒太阳，怎么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说给人家听别人也不会相信。由此我还常想起那个著名的《皇帝的新衣》童话，同样是光着身子，但本质是不同的，那个皇帝是以为自己穿了衣裳，因此才堂而皇之的招摇过市，而邹一伙人清楚自己是一丝不挂，这气度（如果不说无耻）确是非凡的。“老熟人”在塘边邂逅又分手，我相信事情并没了结，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果然又把我单独召了去。夏日天长，来到邹的办公室时天还大亮着，他见了我很客气，脸上挂着笑，让我坐，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馒头和一盘黄豆芽炒肉丝，让我吃。看着白生生的馒头和香气扑鼻的菜肴我口水直往下咽，嘴里却说邹场长我吃过了。他笑了一下，说知道犯人灶开过饭了，可你吃饱了吗？我没吱声，因为说饱和不饱都不合适。他催促说吃了吧，吃了咱俩叙叙旧。我心想不管怎么吃了再说，死囚上刑场前还大吃一顿呢，何况笑嘻嘻的邹也杀不了我。我就开吃了。用不着形容吃这个“小灶”美妙感觉也是可想而知的。他看着我吃，又给我倒一杯水，完全像尽心尽意接待一个远道而来的老朋友那样，也看不出是在装模作样。等我把这份美味吃光，他朝门口吆了一声，就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公务员。他说去洗几条黄瓜拿来。小公务员答应着将碗筷取走。邹还是和蔼地看着我，用半认真半玩笑的口吻说周大学我还欠你个人情呢。我看看他，摇了摇头。他从口袋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我，我说不吸。他说到这儿还不抽？我说不。他点上自己吸了。说在这地场干部和犯人都挺闷的，吸支烟解解闷也未尝不可。说到这儿小公务员端着一盆黄瓜进屋，放在桌上问句场长还有事吗？邹说出去吧，有事再叫你。邹接着上面的话题说道：周大学我真的欠你一个人情的，你记得我刚进去那天，当然那时谁都不知我是个假犯人，那个叫曹欣外号曹大头的玩意儿想给我这个新犯来个下马威，叫我替他抓抓裤裆里的虱子，我不干，他就朝我扬起了拳头，你把他拦住让我免挨一顿揍。你想起这码事了吗？我说想起来了。他说这件事我一直记得。我说不值得一提的。他说可不能这么说，救人于危难之时呀。又问你刚进那地方也有人要“修理”你吗？我说有的。他问有没有人替你解围？我说有的。他问谁？我说崔老。他哑口不言了，并抬头看看我。我一下子意识到出言有错，不该在他面前提起崔老的，那是条人命。还有小咬。可话已经说出口，想收也收不回来。一时又想不出补救的话来，只能沉默着。过会儿他把烟头丢在地上，用脚使劲搓灭。说崔老是条汉子啊，有能力，只可惜是个国民党，要是一开始投身革命队伍，命运就完全改观了。我没吱声。他接着说他是有血债的，训练特务杀害革命者，血债累累哩。死有余辜啊。我还不吱声。我又能说什么呢？他指指黄瓜说你吃吧。为缓和一下气氛我拿起一条吃起来，他也拿起一条吃。边吃边问我家里情况怎么样？我说还可以。他问来人探视过吗？我说到这儿还没有。他问到农场后没有一个人来探望？我说有一位同学来过。他说在草庙子时我听说你有个未婚妻，是她吗？我说不是她。他问为什么她不来？和你一刀两断了？我说不是。他好像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接着说保持关系不来看你，也太薄情寡义了。我知道只能如实说了。就把冯俐的情况简单扼要地告诉了他。他听后现出颇惊讶的神情，说倒是个烈性女子呀，又何苦这样呢？也是太天真了。我知道他说的太天真指的是什么。我说她确实好钻牛角尖。又说我不能看着她往深渊里滑，就向场领导提出去做做她的思想工作，但领导没批准。他把吃剩的黄瓜把丢在地上，也像搓烟头那样用脚搓了。他说什么事都得有机会，要是我来后你提出这个要求，我会帮你办的。停停又问知道她离开帽儿山农场后到哪儿了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这个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我说谢谢你了邹场长。后来邹又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他。毕竟共过患难嘛，尽管他这话说的界限含混，但我还是连连称是。
9月15日：晚上梦见竹川，一块锄玉米。我见他情绪很高，满脸喜色，问他遇上什么好事。他说是好事，管教已经通知给减了刑，不久就要出狱回家了。我有些奇怪，问为什么会给减刑，因为是班长吗？他说与当班长无关，只因表现得好。又说希望我像他一样好好表现，也争取宽大处理，早日回家。我受到鼓舞，说表现好就能减刑回家谁能不好好表现呢？醒了方知是梦。
——上述梦境是完全真实的，因记忆清楚又不犯忌，所以如实照记。光棍做梦娶媳妇，囚犯做梦释放回家，看来符合“梦是愿望之达成”原理。白天满脑子“表现”、“减刑”、“释放”、“回家”之类的念头转悠，夜里就梦想成真了。记这种梦有什么意义呢？就像画饼充饥一样。我记下这个梦是因为由此我联想到竹川逃跑后的一些情况（竹川跑回家后的情况是从他儿子口中知道的），我发现梦想与现实竟然在竹川身上完全融合为一体，很奇异，我觉得他本身就是一篇小说，就生出写一篇小说的念头。客观地说，如果没有李戍孟的榜样在我也不会凭空生出这念头的，我想既然管教默许他写，那我也没问题，前有车后有辙嘛。我想通过写这篇小说缅怀好友竹川，同时也排解一下内心的苦闷，自从得知冯俐判刑又去向不明，心情一直压抑着，有时候觉得精神快要崩溃。写小说也算是一种精神转移。当然我也清楚，写这种作品是犯忌的，而我又领会李戍孟那天所说：如果今天没有勇气面对现实那么以后便无颜面对历史了。他说得极透彻的。像一个哲人。我觉得要写就现在写，可以找到一种写法，既真实又不犯忌，可能吗？我觉得有可能，尽管那时对这种可能性的状态尚不清楚……
9月20日：吴启都病情加重，小建国倾尽全力为他提供营养。真是一个孝顺孩子。
——吴启都一家可以说陷入四面楚歌。吴本人的病情加重，医务室仍然不肯收留。也不见给他吃什么药。每天昏睡的时间多，似乎进入垂危状态。小建国由于天气渐凉，已不能经常下塘捉鸭子取蛋了，为继续给他爹提供营养，自做了弹弓射鸟，到河里抓鱼虾，捅马蜂窝取蜂蜜（有一次被马蜂蜇得满脸红包）。整天东奔西窜，腿一瘸一瘸地走路，看了让人心怜。齐韵琴的心情有点难以说清，因为这里面牵扯到佟管教，从一开始大家便分析出佟可能对齐居心不良，他一反常态，不仅允许齐每周三次来管区探视，而且还将接待室作为齐落脚的地方。这种体现“革命人道主义”的行为与大家心目中的佟相去甚远，一直认为其中有“诈”。通常是逻辑如果正确，而认证逻辑的事实便会接踵而至。果然，佟的“诈”不久便显露出来，有人发现他在午饭后偷偷溜进接待室里，呆一阵子又鬼鬼祟祟地出来。至于在里面干了些什么，那只有天知地知佟知齐知了。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佟觊觎齐是一厢情愿的，也不可能得手，因为齐吴之间牢不可破的爱情已被“历史”所证明，别人也许不知，而我知且深信不移，所以当别人议论的时候我断言这不可能。大多数人都不赞成我的看法，说不了解齐却了解佟，“佟大鸭子”这方面有无数次前科，可以说是流氓成性的。如依法而论他倒应该是在这里服刑改造的流氓犯。他这么一个人决不会放过一块到口的肉。当然这些都是推断，不是抓在手里的事实，我们也不可能抓到事实。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中起到什么作用，我们无能为力。我们能做的仅是心中对佟的谴责以及对吴一家的同情而已。
9月24日：邹场长告诉我冯俐新的服刑场所，我没料到会这样快，十分感谢他。
——情况是这样，午饭后坐在铺上休息，听到外面喊周文祥出来。我出去了，见邹站在门外。我朝他鞠一个躬，等着他说话。他说你女朋友的事我问到了，她被判了三年，转到黄河边上的“广原”劳改农场。我说谢谢你邹场长。他说你可以按照这个地址写信与她联系。我说是。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没抱什么希望，在清水塘的这一年我给她写了许多信，都是石沉大海。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愿和我建立联系。不管怎么说，知道了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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