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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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周文祥。

出生年月？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民族？

汉。

籍贯？

山东福山县万瓦乡周家店村。

家庭成分？

中农。

捕前所在单位？

K大中文系。

学历？

大学三年。

家庭成员？

父周峻青，母周彭氏，大哥周文起，二哥周文来，大姐周文娟，弟弟周文吉，妹妹周文彩。

主要社会关系？

大叔周峻山，小叔周峻杰，大姑周峻英，大姨焦彭氏，小姨彭玉敏，舅舅彭玉泉。

个人简历？

三五年出生于原籍周家店，四五年随父去烟台上学，五四年高中毕业考入K大。

婚姻状况？

未婚。

说说被打成右派的原因？

原因？我咬起嘴唇，不知该怎样回答。陈涛见我闭口不言，以一种被冒犯的不满眼光盯着我。但我清楚自己不是回避问题，都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有什么回避的必要呢？我只是觉得一言难尽。被打成右派的人，情况是不尽相同的，有的一句话就能说清根由，有的则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我的情况即属于后一种。所以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陈涛等了一会儿，见我仍不开口，就很严肃地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思想改造可不是一句空话，要有实际行动，这就是……我说老陈咱都改造好几年了，这个还能不懂？可，我的问题……陈涛问：你是言论问题吗？我摇摇头。陈涛又问：那是什么问题？我明白不说是不行的，但又没心情说详细，便简单扼要的向这位“御花园”的犯人头报告起我被戴帽判刑的缘由过程。我说到K大的鸣放，说到我贴的第一张大字报，说到《大地》期刊与绿叶文学社，也谈到K大外文系党总支以不正当手段从冯俐舅舅家骗取了《大地》稿件。这就有了后来的所谓《大地》反革命小集团。叙说这些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沉重，好像不是在向头儿报告，而是自己对自己进行往事的回忆与梳理。陈涛听后顿了一下问我的女友后来怎样，我说她也被打成了右派，判了劳教。由于态度强硬，后来又被判了刑。陈涛问：她现在在哪里呢？我说在黄河边上的一座劳改农场。陈涛问：怎么会在那里呢？我说这个说起来话又长了，老陈你对冯俐的案子也需要了解吗？听我这么说，陈涛便不再问下去了。最后告诫我今后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摘帽解教。说到这儿大概他才想起自己的犯人身份，情绪突然低落下来问：老周，刚才你说的那个情况是真的吗？我问我说的哪个情况？他说就是毛主席不同意为右派摘帽解教。我想到刚才我说这事时他那副沮丧样子，便故意加重语气说：是真的，而且已被事实证明了的。果然他的脸又变得像刚才那么难看。我说没事了我去把龚教授叫回来吧。狗屁教授！陈涛使劲将手里的记录本合死，眼盯着我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让龚和礼这样的抗拒改造分子搞糟的，本来中央不想把我们关这么久，可有些人就是不识趣，自以为有点学问有个教授学者头衔就可以不买共产党的账，就可以摆清高拒改造，须知胳膊扭不过大腿的。这不到底是将中央惹恼了么，真是一泡鼠屎坏了一锅汤啊！陈涛说得痛心疾首。末了转向我，教训道：毛主席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右派中间也有左中右，我们要做右中之左，切不可做右中之右，你可要站对自己的位置啊。

无论如何“御花园”都是个自由宽松的天地。虽说陈涛以官自居假充积极，很讨厌，可他毕竟不属于品行恶劣的那类人。他表面咋咋唬唬，实则有口无心。缘于他性情上的疏懒，体现在对“御花园”的管理也较懈怠。由于一个犯人的逃跑，劳力减少，这里的春播比大场拖后了些。我来赶上个末尾，干了三四天就结束了。之后便是打井。“御花园”本来有一口井，就在我们住的窝棚后面，水量可以满足我们三个人的吃用，但也仅此而已，场部让我们另打一眼是为了用于灌溉。说到打井，我倒是可以在这里施展一番才华的，经过在清水塘整一个冬季的实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已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陈涛和老龚是不行的。看我一副很内行的样子，他们便把打井的“领导权”交给了我，我也就不客气，带领他们干了起来。打井是一桩很累的活，幸好这里的土质较松软，进度很快，劳动也相对轻松，与在清水塘打井以及在大场修渠相比我们逍遥得多。陈涛教导右派中间也有左中右，但对于我们三人而言，无论这右中之左右中之中及右中之右怎样划分，“读书人”的角色却是一致的。我们读书的“臭”味相投，劳动之余，我们每人都手捧一本书在读。陈涛读的是社科类，主要是马恩列斯毛著作及古典章回小说；我读的是国内与国外文学方面的书。当然，除了读书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做，一是继续写“大事记”（这一部分写得较详细，已接近通常的日记了），再就是修改清水塘的纪实小说《回家》，另外我又开始构思一篇东西，以吴启都一家人的命运为线索，再进行一些必要的虚构，争取能写出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我想无论如何不能白白荒度这个大好时机，对一个劳改犯人来说，这真是一个难得的空间啊！陈涛和老龚只是一味地读书，身为物理学教授读的却是生物学方面的书，且多是国外原版。如施莱登的《植物学概论》，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海克尔的《生命的奇迹》及中国人朱洗的《生物的进化》等。我和陈涛都觉得奇怪，不知他从哪里弄到的这些书。问他为何对生物学感兴趣，他回答说不是兴趣，是学以致用。这更让人不解。继续追问何意。他沉思了一会儿，缓缓地说：物理学是作用于社会发展的科学，以我的年龄和我对国家前景的分析判断，我的专业恐怕在有生之年已无用武之地了。没用处了。而生物学与物理学是大大不同的，生物学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学科，说白了就是活命的学问。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中国人面对的最重大课题是怎样活下去，记住吧小伙子，是怎样活下去……不久便证实：“怎样活下去”这个命题离我们并不遥远，而是近在咫尺。在四月的最后几天，“御花园”断炊了。我们兴致勃勃的读书活动只能终止，在我们这里，书中没有黄金屋没有颜如玉更没有千担粟。

说到断炊须交代一下背景材料。古语曰：民以食为天。对于我们犯人，食不仅为天，而且为九重天。事实上每一个犯人从判刑那天起，便面对着怎样活下去的严峻现实。但具体状况还是取决于全国整个经济形势的，比如五八年我刚进清水塘农场时犯人每月定量不低于三十斤，还有可观的蔬菜和副食，虽不能吃个肚儿圆也差不多了；之后来了灾年，定量一次一次往下减，在我转场之前每人每天只有不到半斤粮食。我们常说存在决定意识，这不错，但不全面，存在还决定着人的形态，在大饥饿的煎熬中，犯人的身体迅速向着两极分化，要么奇瘦，瘦得只剩一张皮贴在骨架上；要么奇胖（水肿），那胖法就像劳改农场一天有八顿饭吃。劳改农场成了瘦子和“胖子”的天下，看不见体态适中的人。幸运的是瘦子，看上去没活头了却像墙头上的枯草摇摇晃晃总倒不下。胖子就不济，看模样富富态态的，可瞒不过阎王爷的眼，死人先死胖子。想想劳改农场大批死人的日子，现在头皮还发麻，那时犯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埋葬饿死的犯人，这是一个犯人能为另一个犯人提供的惟一帮助。兴湖农场情况与清水塘大致差不多，到了“御花园”情况也没多少不同，不同的是自己起伙，每月从场部把应得的那份口粮领来，怎么吃自己安排，问题也正出在这里。这又要说到负责人陈涛，他掌管每顿饭的下粮，每回都是对他意志的严峻考验。不仅是他，连我和龚教授也一齐用眼光鼓励他从粮袋多抓出一把，饿得快死的人是顾前不顾后的，“今日吃了明日的粮，该死该活鸟朝上”，这样到了月底就见出了缺口。“御花园”月底断顿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管教干部每月几次检查工作，来就要管饭。对这一点场部有规定：依照管教干部在这里吃饭的顿数进行补偿，但补偿的与他们吃到肚里的却不成比例。总之，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完了，傻眼了，在领到下月口粮之前我们只能扎起脖梗儿来。

我们鼓励陈涛去场部提早领回下个月的口粮，陈涛连连摇头。他说以前曾有过“寅吃卯粮”的企图，不仅没成功，反被场部狠狠训了一通。龚教授说：没成功是因为你没力争，在我们面前你本事一万，在管教面前就软成一摊泥水。反正你是这儿的负责人，饿死人你得负责。

陈涛哼了一声，说：这儿饿死人我负责，那么兴湖饿死人谁负责？全国饿死人谁负责？要是有人站起来负责，我也负责。龚教授说谁说没人负责？中央早就指出有人要负全面责任。陈涛问谁？龚教授说赫鲁晓夫。陈涛张眼看看龚教授又看看我，笑了，说没想到你个老龚肚里长牙，竟敢讥讽党中央毛主席。现在看来尽管反右中你没言论，但打成右派是不多的。我来之后便发现陈涛和老龚心存芥蒂，经常唇枪舌剑地斗嘴，我不参与，但有自己的是非判断。而眼下正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不是吵嘴的时候。我说我们先说说怎么办吧，饿上几天怕连去场部背粮食的力气都没有了。陈涛仍不放过老龚：老龚说了，读生物学书是为了致用，现在就到了致用的时候了，那么老龚，你说你从书中找到活下去的办法了吗？老龚并不生气，平静地说：有哇。陈涛问啥办法呢？老龚说吃草。吃草？！我和陈涛面面相觑，又一齐把目光转向老龚。老龚一丝也不显调侃的神情，满脸肃穆地凝望着前面的绿色沼泽地。是的。他说，眼下能归我们所用的只有沼泽地里的青草，不是开玩笑，也不是说瞎话，谁要想活下去，就得学会吃草。陈涛说净胡扯。老龚说这是现实也是历史，从现实说只能面对这种现状，没有别的办法；从历史说人本来就是吃草的动物，是后来进化成食肉动物，现在人得按原路返回去才成。这叫返祖。懂吗这叫返祖。听听，老龚饿傻了，说昏话了。陈涛对我说。

吃草是老龚的邪说，没人会当真，更没人会去实践，但草的嫡亲——野菜却一向是穷人度荒保命的宝物。无论在清水塘还是在兴湖农场，犯人们其实不是靠那一丁点粮食，而是靠野菜及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活命。那时“吃”字是中国字典上最大的一个汉字，在吃的问题上连日理万机的伟大领袖都有十分具体的指示：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到后来不仅忙时不能吃干连稀的也吃不上时，就另辟蹊径：瓜菜代。再后来瓜菜代又成了民间的稀世珍宝就提倡吃代食品。我记得在清水塘劳改农场曾放映过一部介绍将茅草根制成代食品的科教片，画面是一群妇女推石碾粉碎焙干的茅草根，妇女们个个喜笑颜开（到现在我还不清楚拍片子的人是用什么高招让这些面黄肌瘦的娘们儿绽出心满意足的笑容，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只要看见那些肩膀上扛机子的人便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影片画外音对茅草根代食品的营养是这样分析的：茅草根的营养价值相当于韭菜，韭菜的营养价值相当于菠菜，菠菜的营养价值又相当于粮食，这几个相当于就将茅草根与粮食等同起来。既然山上的茅草根海海的营养又那么丰富，那还愁什么呢？这部科教片留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只要遇到与吃有关的事情我总会想到这部科教片。当时我们想到了野菜便立刻行动起来，三人一头扎进沼泽地里，从草棵间搜寻可以吃的野菜。刚刚开春，许多野菜还没长出来，只有星星点点的苦菜子、荠菜、野韭菜之类。在沼泽地里转悠半天也采不到多少，回去洗了下锅，一人就是一碗野菜汤。当时觉得肚中有物，可转身撒泡尿又觉得空落落的了。后来陈涛突然想起曾在沼泽地外面某处发现有一小片榆树，他兴奋起来，我和老龚也兴奋起来。榆树无论是皮还是叶都可食用，而且具有一种特殊的口味，百食不厌的。我们就立刻行动，朝陈涛指引的方向穿越沼泽地。还不到雨季，沼泽地里没有积水，但有些黏滑，这是冬季里的积雪融化所致。

我们拣草地和干燥地行走，还免不了滑跤。老龚是我们三人中体质最差的一个，行走更艰难，不多会儿便摔成个泥猴。陈涛取笑说看老龚返祖已返到猴子年代了。老龚不吭不睬。他本质上是个沉闷的人，不多言语，但有时喜欢卖弄自己的广博知识。陈涛说他没言论被打成右派不多，不多是不过分的意思。我还是从陈涛那里知道老龚被打成右派的过节。系里召开整风会议请大家鸣放，他不发言，主持会议的人再三启发敦促，告诉他只有给领导提意见才是真正拥护党，他伸手摸摸脖子（这是他为难时的习惯动作），终也未开口。弄得主持人很尴尬。后来开始揪右派了，那位主持人没忘记那天的情景，他分析说龚和礼不发言摸脖梗儿是暗喻“不能说，说了共产党要杀头”。这般的“恶毒”可谓是无声胜有声了。于是罪加一等打成极右。后来我一直想“祸从口出”这句警世格言并不全面，起码对龚教授不适合。

我、老龚和陈涛终于走出了沼泽地，也终于找到了陈涛记忆中的那片榆树林。可我们来迟了，树皮树叶都被人剥光采光，打眼望去，日光下通体白亮的树林怪模怪样很吓人，冷丁有种置身冥境的感觉。我们搜寻捷足先登的“杀手”，眼光不约而同投向前面不远处的一座小村。这时候的小村也像被人杀死了，无声无息卧在地面上。陈涛告诉我们那是小关村。希望落空，我们只有返回沼泽地。

这时已近中午，日光直射在潮湿的草地上，半空中飘散着一层薄薄雾气，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腥臭味儿，直顶脑门。我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可又吐不出来。失望加饥饿使我们无精打采往回返。“蛇！”走在前面的陈涛突然惊呼一声，吓得我和老龚赶紧止步。顺着陈涛的眼光我看见一条两尺多长的灰蛇横着从我们前面滑行，它似乎没察觉我们，从从容容在草皮上滑，一点声音也没有。是两头蛇。老龚说。我吓了一跳，再看就果然发现是条两头蛇，看了心里不由发怵。打死它！陈涛大声吆，并开始从地上寻找可以击蛇的硬物，可光秃秃的地面除了草什么也没有。陈涛急得团团转。打死它！我也吆，这是为自己壮胆，我从小怕蛇，见了蛇便逃得远远的。我听说过两头蛇的厉害：谁看见它就注定要遭殃。还听说过孙叔敖杀死两头蛇的故事：儿时的孙叔敖和小伙伴们上山割草看见了一条两头蛇，别的孩子都吓跑了，他没跑，用镰刀将蛇砍死了。回到家他把这事对母亲讲了，问母亲他以后是不是要遭厄运。母亲问他为什么要把蛇杀死，他说杀了它就不会有人再看见它了，也就不会再有人遭殃了。他母亲说孩子你不会有事的，你的心肠这么好，老天爷会保佑你的。后来孙叔敖官至楚国宰相。我不知道当时我想杀死这条两头蛇的愿望是不是与陈涛嘴里念叨着“别让它跑了，抓了吃肉”有关。老龚将陈涛喊住，告诫他冬眠过后的蛇毒性大也好斗，不可造次。陈涛犹豫了一下止步了，但神情仍有一丝不舍。我问陈涛是否吃过蛇？他摇摇头。我说没吃过何苦要动这个念头呢？他不满地斜了我一眼，说听你这话好像你一天三顿吃得饱饱的了。尽管我对生物学没有研究，但我知道生物间的相互捕杀不是因为吃过吃出了滋味儿，而是为了各自的活命。说着他转向老龚，说：老龚你是个半路出家的生物学家，你同意我的观点么？老龚没吭声。他又问：龚和礼你吃过蛇吗？老龚说：蛇不属于人的食物链，我饿死也不会吃蛇的。陈涛不屑地向老龚望望，然后大步朝前走，走出几步又戛然止步，转身向老龚大声问道：龚和礼，你说蛇会毒死自己吗？也许这问题太突然，太古怪，也许老龚压根儿没听清，老龚没回答。陈涛又抬高嗓门：我问你，蛇会不会毒死自己？老龚似乎怔了一下，但没做回答。

我们在等待，心里装着希望，这希望就是几天后从场部领回下月的口粮。这样的等待可真是度日如年啊。为了将消耗减到最低限度，我们调整了劳动时间。所谓调整说穿了是减少劳动时间，我们每天只干两个多钟点的活，而且干活时间从上午十点左右开始，这也是陈涛应付检查的一种小狡猾，因为管教每次来大抵是十点以后到达。这样就保证不论管教哪天来都会发现我们在努力劳动改造，不松懈。如果干到天晌时分还不见管教骑自行车的身影在沼泽地尽头出现，就说明今天平安无事了。我们就立刻收工，转而到沼泽地里挖野菜以解决肚子问题。下午或睡觉或看书。我和陈涛躺在窝棚里，老龚则坐在外面空地上。后来发现老龚竟然脱了衣、裤，身子光光的，只剩一条裤衩。开初我们以为他是图凉快，没理会他这有些不雅的举动，可又见他被日光晒得浑身淌汗仍不挪窝，我们就觉出有些不对劲儿了。我们劝他移到树阴下面，他不动，他说他光身子不是图风凉。我们问图啥。他说不好说。我们又问为啥不说。他说我说了你们也不会相信的。听出有点蹊跷，我们就鼓励他说下去，我们说我们相信。他这才说道我这是从日光里摄取营养。我们说相信，事实是听了他的说法不仅不相信，倒十分诧异，头一次听说晒太阳能晒出营养来。见我们不以为然的神色，他说这是确实的。植物的生长靠叶片进行光合作用，人的皮肤也具有植物叶片的功能，只是这功能过于微弱，人们难以印证罢了。但在人缺乏食物时，是可以把自己当成一棵植物从日光摄取一些营养的。因为我和陈涛对生物学是门外汉，且老龚又分析得挺“深奥”，一时我们难以反驳。只是问他这是书本上说的还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他说也算不上研究，只是对书本知识的举一反三。我们无话可说，可心里还是觉得老龚痴迷于生物学有点走火入魔了。

晚上，饥肠辘辘使我们睡不着觉。只有一盏油灯看书也成问题，就只能躺在铺上闲聊。话题海阔天空没定规。我看过一些描写劳改犯人的书，似乎犯人在一起只有两个话题：吃和女人。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会餐。我不是说没有这种情况，人缺少什么便想什么。但更多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尽量回避。饿中说吃会更饿，性饥渴中谈女人会更饥渴，何必自寻烦恼？我们也很少谈自己的事情，因为说这些也无益。“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原因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经常这么戏谑自己。幽默是有一些的，可其中包含着不尽的辛酸苦涩。

说起来犯人和犯人的关系真有些特殊，有些古怪，大家本来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然而却在一起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即使一个和睦家庭成员间也会有短暂的分离，而犯人们每天分分秒秒都厮守在一起。甚至都不能瞒着别人放一个屁。什么叫完全失去自由？把你定为犯人又把你和犯人关在一起就是。这时你的实际情况就像牲口和另一些牲口拴在同一个畜栏里。只是人和牲畜毕竟还有些不同，牲畜永远以沉默相对，它们始终遵循那句伟大的处世真理：沉默是金。而人却不然，是他们归纳了真理自己却不愿遵循（要是遵循的话全国会减少多少右派啊），大概这也正是人的本性所在。囚禁使人的生活变得十分单调枯燥，惟一的排解方式便是谈话，犯人间的斗嘴咒骂实际就是排解的方式之一。我没见过哑巴犯人，所以不知道将一群哑巴关在一起会是怎样一种情景。我们曾因为说话而招致灾祸，而现在又为活下去不得不继续说话。人可是要多贱有多贱的。也没有多少正经话说，说的大部分是废话、昏话、一钱不值的话。

我老龚陈涛在饥饿的夜晚说的就是这一类狗屁话（你相信不相信我们确实谈论过狗屁是臭味还是臊味的问题，但最后未统一认识）。话题从一个跳到另一个，完全没有根由，没有过渡。像满天飘着雪花，抓到哪片是哪片。这晚的话题似乎是从全国各地人的特点开始的，因为劳改农场的犯人几乎来自全国每一个省份，他们的表现无形中便被认为具有地域性特征。比如一个湖北籍的犯人爱向管教打小报告，大家就说湖北人品性低劣；再比如一个安徽籍的犯人喜欢占小便宜，有偷盗狱友东西的行为，大家就认为安徽人有贼性，需提防。陈涛先说到河北人，说河北人很虚伪，也好炫耀。论据是他原来所在的那座农场有个姓齐的河北籍犯人，大家见他经常有香烟吸，很羡慕，都想跟他套近乎好吸他的香烟，可这河北籍犯人每回吸烟都和别的犯人保持一种距离。开始大家想这小子是怕别人向他要烟抽才躲得远远的，但后来就戳穿了他的鬼把戏。原来他每次点烟并不真把烟点着，装样子吸两口后又偷偷装进烟盒里。这样一盒烟他能吸好几个月。说到这陈涛把脖子向老龚一歪说：老龚你们河北人是不是都这么爱面子？老龚说别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