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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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我乐岭人物志

一

我一九六六年春节过后由双山农场转到了我乐岭农场。这时我已经在众多的劳改场所里度过了八年多刑期。事实证明，在度过了头一年难熬的劳改时光后，以后的日子也大致可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句老话来形容了。想想也真让人嗟叹。苦难的时日在匆促中默默滑过，我想还与精神的麻痹有关，什么也不去多想，思想懒惰得厉害，意识像冬眠般被深深地埋藏，精神活动更多是本能的反应，猪狗一般。与灵魂的枯萎成正比的是肉体的日渐强壮。如果硬要附会管教干部“劳改富于成效”的宣称，那么这成效也只是体现于躯体而非思想。思想已几近一个空壳，像一只掏空了的葫芦在水皮上飘飘悠悠。我们都成了地道农民，从外形到技艺都没半点差池。在农业人口已占绝对优势的国度又增添我们这些变种的一群，真不知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双山农场转我乐岭农场，此时离我九年刑期届满尚不到十个月，就是说自由在即，我不明白已“临秋未晚”了还有什么转移的必要。况且听从我乐岭转来的犯人讲那边比这边要“邪乎”得多。因此这最后一次转场（后来证明并非最后一次）使我感到甚不情愿。后来我才听说，这次转场是整个劳改系统的一次“战略性”大行动。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微妙变化，当局对聚集于京津要害地带的政治犯产生深深的忧虑，担心在某个时候会生出什么事端。于是将几个农场的政治犯一并转移到偏远的我乐岭农场。这就出现了罕见的政治犯大集聚局面。许多旧日难友在这里重新聚首。这机会也是千载难逢的。

我乐岭位于河北与山西之接壤处，地势起伏，满眼是连绵的群山。时令尚为初春，山顶上的积雪还没完全融化，远远望去像围着一圈威严的白发老人。据说我乐岭原先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劳改单位，营的编制，几百亩土地。后来扩大为师的编制，数千亩土地，容纳上千名犯人。有人说在中国发展最快的是劳改事业，相信此话不讹，遍布全国的一个个本来很不起眼的劳改场所就好像揉进了酵母的面团，眼见得就蓬蓬勃勃壮大。我乐岭，这名字也是意味无穷。当地人将“我乐”发音为“窝乐”，无论是我乐还是窝乐体现的都是安乐的意思，天晓得将这么一个不毛之地谓之为安乐窝是当地人以苦为乐的天性使然，还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幽默，反正我知道对于我们这些被运送到这里服刑的犯人而言，这名字实在是一种讽刺……

可以说在我总共二十二年之久的劳改生涯中我乐岭农场是最不堪回首之处，以至每每回想除我乐岭之外的其他劳改农场所便不由生出怀恋之情，想到在那里的种种好处。比如在草庙子看守所没有沉重的体力劳动，审讯期间没有遭受肉刑；在清水塘农场相对宽松，还可以用笔提纲挈领记下一些事情；而“世外桃源”般的御花园自不必说，即使在犯人普遍反映劳动强度过高的兴湖大场总还有能让人喘口气的时候。我乐岭就不同，这里所有的方面都可以用“邪乎”两字来概括。这里可以说是地狱中的地狱。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煎熬下我甚至突发奇想：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能再回到其他一些劳改场所。

我所说我乐岭不堪回首，其实更是难以回首，无法回首。因为在这期间我没有在纸上留下一个字，一切只能凭借记忆。这使我感到恐惧，感到茫然无措。我总是依赖文字，认为白纸上的黑字如同钉在墙上的钉子，有钉子才能挂住许多东西，而有文字就能牵引出许多沉沉往事（如清水塘期间留下的大事记对未来的回忆就大有裨益，而在御花园期间留下的那本日记使后来的记忆更为清晰）。到我乐岭后我好像回到了人类的蛮荒时期，似乎人世间没有发明出笔和纸。我要说明的是不留字迹并非是担心所谓“一字入公门，十牛拉不出”，也并非是谨记犯人中流传的：思想是气体，语言是液体，文字是固体（由此可见白纸黑字最要命）。都不是。而是我乐岭劳改当局严格禁止犯人进行一切“非正当”书写（正当书写界定为思想汇报，检查材料及揭发材料）。家信属正当与非正当之间的书写，场方对每一封家信都要仔细审阅，不允许将农场的任何事情泄露出去。好像将“罪人改造成新人”也成了国家最高机密。开始我并不理解当局为何这般严格杜绝犯人的书写，是后来从一位管教干部嘴里才弄清楚了原委：原来场方也和我们犯人一样的信奉“文字是固体”，害怕犯人将发生在我乐岭的“种种”记录下来会给他们造成不利。说白了禁止书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封锁消息。事实证明，采取这种手段确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后来离开的犯人提到我乐岭只是“邪乎啊邪乎”地叫苦，而对于“邪乎”种种却大多回忆不起来，正如俗话说虱子多了不咬人，苦吃多了也记不得苦味儿。我也是同样，每当回想在我乐岭的那段时光眼前就像堆着一团乱麻，往事像隐于浓雾里，模糊不清。这令我十分地沮丧，难道所经历的一切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消失无踪？一切都好像根本没有发生？我甚至痛恨自己当初何苦那么乖乖地听话，到后来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相当长的时间对我乐岭的那段人生经历望而却步，我甚至想干脆把那里的一切完全从生活中（不是记忆中）勾了去，幸福的时光才值得怀恋，悲伤的日子只能给人带来伤感——并由此产生出对自己生命的否定，生命便涂上一层灰蒙蒙的色调，记着又有何益？

然而人真的是一种怪物，行进途中总要频频回首，总要执拗地记住什么。忘却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爱与欢乐不能，恨与苦难亦同样。就是说，我乐岭是不能令我释怀的，永远不能。那里的人、那里的事，以及那里的景物都是我生命中的环节，令我难舍难弃。我的心理状态又回到了入狱之初那种绞尽脑汁的回忆，不同的那时是被迫，而现在则是自觉自愿。我合闭双眼，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雾障，我试图将雾障驱散，居然奏效。雾气像被风推动渐次从眼前飘逝，这时就展现出我乐岭苍凉粗粝的全貌，开始若隐若现，而后渐渐清晰，从上方鸟瞰，我乐岭像一颗从中间剖开的咸鸭蛋，蛋壳是环绕的青色山峦，蛋白是被白雪覆盖着的农田，蛋黄则是被高墙电网圈住的灰黄色牢城。没有声音，静静的，死去一般，这影像初现时竟感到一丝陌生，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曾到过这个地方。然而这种意识只保留了片刻，我便陡然觉出眼前的一切是那样的熟稔，岂止是熟稔，这里是我的故地（被高墙电网圈围的），是我的家园（被辛酸血泪浸泡的）。这时我的身体不由得剧烈地颤抖，如同遭受从覆雪原野上刮过来的冷冽寒风。思维也凝固了，驻足不前。

我遭遇阻隔，不得通行，似乎已成“新人”的我不再被容许重踏禁区旧地，只能远远地瞭望，像个局外人。沮丧中我不由回想起曾教我筛时光的崔老，我坚信已作古的崔老曾给于我的启迪不会作古，我思考如何活学活用，怎样举一反三。也就在这一刻奇迹出现了，眼前的我乐岭开始退却远去，渐渐变成一个虚幻的背景，与此同时一张张面孔轮次显现在这背景中，我一下子认出了他们，他们都是农场里我所熟悉且有着种种“恩仇”的人。这些形态不一，表情迥异的脸就像在空中飘飘摇摇的风筝，闪闪烁烁，生动异常。同样在这一刻，通往我记忆的大门轰然打开，我觉得每一张面孔上都写着相关的字（如同在清水塘记的大事记），一张脸就是一把开门的钥匙，将我带进业已在记忆中逝去的我乐岭。往事历历在目了，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细想想也是顺理成章的，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每当我见到一个熟人却又一下子想不起名字时，我便赶紧在心里默念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要是该人姓韩，当默念到蒋秦韩杨时那个韩字便从中跳出，我就会记起他姓韩，以姓带名，名字也大致能够记起。有这种记忆方法“救驾”使我多次免除尴尬。而对于一张闪现于眼前的熟悉面孔，这面孔与之有关的一桩桩事情（事件）也就展现于眼前了，再举一反三，也就不单单限于人的面孔。

熟悉的环境与景物，如一棵小树，一堵石墙，都能够让人触景生情，见物忆旧，从而回忆起与此相关的诸多往事。这新发现令我兴奋不已，我已经畅通无阻，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管教、难友），一个个熟悉的场所景物（监舍、山坡、堤坝、石墙），凡此种种就成了我通往禁区的通行证。尽管由此召唤回来的往事旧事有些凌乱残缺，甚至时空倒置，但却原生原态又原汁原味儿……

吴启都——

每次回忆我乐岭，不知为什么首先闪烁于眼前的总是吴启都吴老师那张山羊脸。因为他是我母校K大的人？因为他的恋爱故事不同凡响已在我的记忆中扎下了根？还是他的美好姻缘最终却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在我心中造成难以磨灭的冲击？我说不清。而每当想到吴启都我眼前又同时出现他的妻子齐韵琴和儿子小建国站在警戒线外向犯人队凝望的情景。这种联想应该说是必然的，就像我每次想到竹川眼前总会出现他的儿子小竹涛那般。屈指一数，我与吴启都自一九六○年春在清水塘农场分别已整整六年了，我不知道这六年中间他转了几次场，都到了何处。只知道他是在这次政治犯大迁徙行动中从京郊团河农场转到了我乐岭，比我早来半个月。我一直这么想，如果当局确实担心政治犯在京津周边会给国家带来危险，而对吴启都的担心却完全是多余的，“危险分子”中间不应该包括吴启都，因为即使他有心给国家来点什么“危险”，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是说他的身体瘦削，而是说他的魂魄已离身而去，成了一具空壳。清水塘的难友送了他个外号叫“植物”，很是贴切。六年多过去，植物仍然还是植物，只是日见枯萎。见面我端详了半天才认出他来，我呼了声吴老师，他看着我，眼光空洞，好半天才对我点点头，问句你是周老师？我说我是周文祥，也是K大的，不是老师是学生。我这么介绍自己是为了帮助他进行回忆。他点点头，似乎对上了号。我们就说起了话。从对话的过程，我惊奇地发现，吴启都的魂魄并没有完全出窍，而是在他的躯体中进进出出，进去时他说话尚为正常，离去时离奇的话语就犹同痴人说梦，这情状让人惊骇，又让人匪夷所思：

周文祥你从哪里来的？

双山农场。

那里好不好？

挺好的。吴老师你从哪里来？

团河农场。

具体位置在哪里？

北京南郊，你知道有个叫南苑的地方吗？

不知道。

在清代南苑是皇家的狩猎场，地盘广大，里面饲养着许多麋鹿、山羊、兔子之类。每年春秋二季皇室成员和皇家的武士便在那里举行围猎盛典，一试箭法。皇家狩猎，兴师动众，一干人马，乘兴而来，跃跃欲试；倦猎之后，不但要吃喝拉撒，还要“小憩”片刻，甚至“驻跸”三天。因此在南苑的南面，又专门辟了一个“团河行宫”。除了设有“御厨”、“御寝”、“御厕”之类供皇上方便之外，宫前还有荷花鱼池，四周遍植苍松翠柏，环境幽雅，气势恢宏。

俱往矣，早年间的光景已不复存在。

谁说已不复存在？风景依然，我看得见的。

吴老师能看得见百年之前的景象？

嗯，别人看不见，我看得见的。你不信？

难以置信。我这么说时已发现他的眼又变得空洞无物了。

你应该相信的。我这人从来不说谎。在别人眼里团河是片庄稼地，可在我眼里是个游乐园。

吴老师别说了。

干吗不让我说实话？团河的确是块风水宝地呢，否则皇家会相中它？那一年队长让我走，我不走。我说要我走，我就死。死了埋在这里子孙后代都沾光。

别说了吴老师。

（后来我与也是从团河来的解若愚说起吴启都，解说吴说的让他走他不走的话属实，农场当局见吴整天痴痴迷迷的曾打算让他保外就医，吴知道后一反常态地与当局对抗，坚决不从，嘴里整天吆：这里好，我不去，这儿好，我哪儿都不去。保外就医的事就作罢。）

袁光——

袁光就是K大的袁书记，在K大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后来他被打成右派从批判他的大字报上知道的。来我乐岭的头一天在监舍里看见他我几乎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一刻我神不守舍，竟脱口叫了声“袁书记”。旁边的一个人听见哼声说书记个鸟哩，右派劳改犯，还是个顽固的。我没有理睬，袁也没有理会，他看了我一眼，无言地点点头。我看出他认出了我。世事沧桑，彼此的外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乍见面竟然不能认出，也真是奇迹。看见袁光，我首先便想到在K大民主墙前面，我欲采访他时的情景，我问他对琳琅满目的大字报怎么看，他微微一笑，鼓了几下掌。这无言的话语立刻博得了热烈的掌声，然而也正是这无言的话语成了将他定为右派的佐证。袁光被打成右派是轰动一时的，对此说法不一。有说袁光冤枉，朝大字报鼓鼓掌说明不了什么。也有说从袁定右派这一事实可见出张校长的大公无私。都知道袁是张多年的战友，张不念旧情挥泪斩马谡，这本身便证明了共产党人的高度原则性。我从K大被抓走时袁光还留在学校里，后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没想到九年之后在我乐岭不期相遇，望着他潦倒的样子我内心感到非常内疚，也全怪我当年多事，我若不向他提问他就不会对着大字报鼓掌，不鼓掌也就打不成右派。事情的因果关系清楚明了，对他的遭遇我难逃咎责。刚来我乐岭的那天我一下子见到许多在各个农场时的难友，尽管同样感慨多之，却没像袁光那样的让我心灵震撼，我真的觉得对他有愧有罪……

马厩——

马厩是我乐岭犯人对监舍的称呼，令人难忘是因为它在各方面都挺特别，且许许多多事情都发生在其间。要说监舍得先说说整个牢城。前面我说过我乐岭的地貌像一颗从中间剖开的咸鸭蛋，中间蛋黄部分是牢城羁押区，用蛋黄来形容似乎显得小了点，其实很庞大，方圆有数公里。这块地面上分布着农场所辖的五个大队：劳改队、教养队、妇女队、少年队、就业队以及场部和家属区。具体位置是劳改队在中央，后面是场部和家属区，其他各队在前面，自左至右成扇面排开，之间相距一两里。除劳动时间之外，其他时间可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来形容。劳改队在转场完成后共有七百多名政治犯，分住在七座监舍里。七百比七，只须简单的算术便能算出每座监舍要住进上百号人。长长的监舍从外面看像马厩，进到里面再看还像马厩，当然如果再看看关进去的这些“动物”，说是马厩千对万对的。每当管教或者犯人班长吆一声回监舍，马上便有人小声应一声：入栏。我是头一回住进这么大的监舍里，其他劳改农场的监舍一般都住十几个人。开初，我对农场建造这么大的监舍很不理解，甚至怀疑是为筹办养马场而建。却不是。住惯了小监号，再住大监号会感到很不习惯，前者多少能给人以“家”的感觉，而后者就没有这种感觉，会觉得很苍凉。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看看对面两排长长铺位上挤在一起的同种色调的躯体，就真的觉得自己不是个人了。后来才知道当局将监舍弄得这么大是为了加强对犯人的防范与管理，也确实有成效。把守在监舍门口的警卫战士对一切都一目了然。“入栏”、“出栏”井然有序，吃饭睡觉相安无事。

佟队长——

初到我乐岭并不知道佟管教从清水塘调到这里，也没人对我说起过。头遭见是一次晚点名。

冬日天短，点名时天早黑透，值日管教说请什么什么人讲话。我没听清，准确地说压根就没听，低头乱七八糟想事，只等一声宣布“回监舍”就赶紧“入栏”困觉。一讲话随西北风灌进耳朵的声音不由使我一怔，声音陌生又熟悉，说陌生是指前几次点名都是胡队长讲话，江浙口音，这遭不是。说熟悉是说不是头一遭听这人讲话，可一时又对不上号，就凝神倾听……

你们应该知道，你们是人民的敌人，你们对人民犯下了罪，这罪就是企图把新中国拉回到吃人的旧社会，你们本应该被枪毙，一个都不例外。现在人民不仅没有枪毙你们，反而教育你们，欲把你们改造成新人。这是人民对你们的宽恕，你们要感谢人民的大恩大德。现在，我把丑话说在前面……

佟大鸭子！我在心里叫了声，随之打了个冷战，操他妈！他像跟踪追击似的追过来了。还当了官。他的叫嚷声还不住地往耳朵里灌……

你们不要抱有幻想，上级已经往我乐岭农场调集了精兵强将，将对你们进行严格管教，不给你们以可乘之机。从今往后，有抗拒改造的，藏奸耍滑的，居心不良的，谣言惑众的，惹是生非的，一概严惩不贷！

这晚我久久不得入睡，听着满监舍惊涛骇浪般的鼾声，眼前晃动着佟大鸭子奸污齐韵琴的画面，画面清晰异常，挥之不去。后来我睁开了眼，向吴启都的领地望去，只见他睡得很沉稳，瘦猫样身躯起起伏伏。我猜不出此刻他的灵魂是在体内还是体外……

解若愚——

在我乐岭见到的昔日难友中间，解若愚是较为特殊的一个。一是分别数年，他的外貌没有明显变化，如果一定要找到某些变化的话，那就是他比先前胖了些，面色也不错。打眼一端详，会使人觉得他过了几年很滋润的日子。再就是还像从前那样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比方难友聚首，在人前大多装着不认识，有话背地里说。可解若愚不装样，见了面就问长问短，亲热得很。一言以蔽之，“改造”这把快刀尚未将解若愚砍削成形，这也算是一个奇迹。当天解若愚便以一个先到者的身份向我介绍情况，他说这次转过来的犯人中，当年清水塘的难友有五十多名，分散在七个小队里。我俩所在的第五小队有八名，他对我列数了一通：有俞峰华、高丽金、张克楠、张撰、吴启都、李戍孟。有的我已经见过了，只是没见过张撰和高丽金，他说张撰临时抽调到场部演出队搞舞美，高丽金临时抽调到砖瓦场干活。又说到个人这些年的情况，我说我在兴湖大场和双山农场呆的时间较长，那里的许多难友这次也一块过来了。他说他比我晚一年多离开清水塘，这之后又转了两次场，清河三年，团河两年。他说比较而言清水塘是难忘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一是那里的地理位置好，气候适宜，二是那里的管理相对宽松。他停停又说，特别是我们对“内矛”的那场斗争是很解气的。他问你还记得高冲“审”高干那场面吗？我说记得。他说想起那一幕就令人激动。我说比较而言我还是觉得我乐岭比清水塘要好一些。他问你刚来怎能得出这种结论？我说你知道的，在清水塘当局挑动刑事犯压迫我们政治犯，弄得我们很狼狈。这里现在差不多是清一色的政治犯，就不一样了。他点点头，忽然想起什么问：你见过张克楠了吗？我说见过，点点头而已。他说你还记得清水塘的黄管教抄袭泰戈尔那回事？我说记得，怎么？他说就是张克楠替黄管教捉的刀。我吃了一惊，问你怎么知道的呢？他说张克楠刚来那天清理物品，我看见书堆里有一本《泰戈尔诗选》。我问是真的吗？他说这还有假，我亲眼看见的，不信哪天我从他那里借出来给你看。我说我不是不相信，是觉得张克楠干这种事让人难以置信。最后解若愚说了一句话让我振聋发聩：记住我的话，哪里都不会风平浪静的，不是有句名言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吗？

傻朱——

傻朱是负责我们五小队三个管教中的一个，本名叫朱克俭，可没人叫他的本名，我们犯人当面喊他队长，背地里喊他傻朱（猪），而管教人员喊他大朱，朱与猪音同，因此难说叫的不是大猪。不管是与不是，大猪与朱克俭联系在一起，实在很相称。说“大”是他的身体很魁梧，足有一米九的个头，骨架上坠了少说有一百二十公斤的肉。用“铁塔”形容站在你面前的他一点儿也不为过。说“猪”是他的头脑很简单，动作也迟缓。他负责带班值夜班，两只眼死死地盯着厕所，总怕人夜里借上厕所的机会逃跑。其实在农场已经当了多年犯人的“老右”们谁也不想跑了，如果要跑，傻朱就是把他的眼珠子摘下来挂在厕所门口也看不住。傻朱是不久前从团河农场调来，从团河来的萧恒传播了傻朱一段“佳话”：他老家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姑娘大老远的从河南跑来，想看看北京的天安门。而他却想趁机考验一下姑娘是否艰苦朴素。一大早从食堂买了一挎包馒头背上，就领着姑娘上了路。从大兴县到城里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趟公共汽车，他愣是不坐，领着姑娘走了整整一上午才到。站在天安门广场一边啃馒头一边看光景。下午还是步行回来。大热天逛北京连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