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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九五七-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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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来就弄得大家“彼此彼此”都知道。这传播者主要是管教干部。
我时不时想到赵仁董善是因为这两个小子实在太可恶。
王妃——
看到王妃是五一劳动节这天。我乐岭农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首场演出，在场部前面的空地上垒起一个台子。台子的四角竖起长长的杆子，扯起天幕边幕，这简陋的戏台就很撩拨人心了。演出还未开始，台前已按预先划分好的区域坐满了黑压压的观众，最前面位置是场领导管教干部及他们的家属，再往后是清一色的犯人，光头的是男犯，留发的是女犯，中间由小一号光脑壳的少年犯隔开。农场很少开全体犯人大会，也极少有演出，因此这是男犯与女犯难得聚首的机会，可以说这是犯人们的节日。女犯们已不存一般社会上的女子面对男人表现出的那种矜持，而是将火辣辣的眼光朝男犯堆里睃来睃去。男犯则更邪乎，就像同时接到向右看的口令似的齐刷刷将整个脑袋转向女犯们，这时倒真能体现出我们自嘲的“撑死眼珠子饿死吊头子”的情状。坦率地说，我自己也未能超凡脱俗。不过我不像其他男犯看女犯那般漫无边际，我有目标，这目标就是妃们。听张撰说从帽儿山转来的几十个女政治犯包括着四名妃（五妃中的一个妃因病保外就医了），我想从众多的女犯中把这几个妃认出来。说起来这想法也确实古怪。我坐的位置与女犯的位置相距三十多米远，这样的距离看人的面目只能看出个轮廓，朦朦胧胧的。这时我的头脑中突然跳出“雾里看花”这个字眼。她们是花，是监狱之花。想到这里我的眼有些湿。我转回头，低垂着，直到演出开始。
节目一个接一个地往下看，小演唱，对口词，天津快板，京剧清唱，小舞蹈，器乐小合奏，二胡独奏，板胡独奏，男声独唱，女声独唱……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内容不断重复，单学毛选节目就有三四个：两个老头学毛选，两个老婆学毛选，两个毛头（儿童）学毛选，夫妻双双学毛选……表演也雷同化，不管是老头老婆还是毛头，都是手持一本打开的毛选，在台上边唱边扭。接下来是女声合唱《我们的田野》，总共十几个女犯人一排站在台上。张撰已提前告诉过我，演唱者中有包括王妃在内的三个妃。但因距离远，从中很难辨认出哪个是王妃。嗓门都很嘹亮，优美的歌声响彻原野：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
无边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
平静的湖中，开满了荷花，金色的鲤鱼，长得多么肥大。
湖边的芦苇中，藏着成群的野鸭。
……
唱完《我们的田野》，又唱了一首《打靶归来》。这是一首军营歌曲，轻松抒情，可想想是一些女犯人在唱，就觉得有些古里古怪的味儿。最后一个节目是歌剧白毛女片断，我知道王妃要再次出场了。是年关躲债那场戏，先是杨白劳出场，唱了一段后，喜儿出场。头一眼看见扮演喜儿的王妃，我觉得眼前倏然一亮，真是个可人儿。面目身条都极佳，张撰说王丹凤不及并非夸张，如果以业余的标准来评判，王妃的表演是出类拔萃的。动作协调，嗓子清亮圆润（这时我不知道怎么提到了赵仁，心想幸亏不是由赵仁谱曲，否则该轮到王妃唱破嗓子了）。演出很是成功，谢幕时热烈的掌声让二人下不了台。最后作为补偿，杨白劳唱了个学习雷锋好榜样，喜儿唱了个京剧《红灯记》片断“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这是第一次见王妃。
张撰——
在一根绳，张撰悄悄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问我对王妃的印象如何。我说很好很好。我问他和王妃的关系有没有发展，他坦言有发展。我问下一步想怎样，他叹口气，说身不由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点点头，潜意识中觉得他俩的恋情是行进在荆棘丛中，不会顺当。张撰又告诉我，几天后他们宣传队还要赴其他劳改农场演出，他说可以借这个机会打听一下冯俐的消息。如果在以前，我会一下子振奋起来，因为这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现在我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我知道希望渺茫，自来我乐岭后，只要有机会我便向从各农场（包括监狱）转来的难友打听冯俐的下落，回答都叫我失望。冯俐好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可我也不想有违张撰的好意，说声谢谢了。张撰看出我的情绪不好，安慰说老周别难过，你快出狱了，出去后一定会找到她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啊。说到这张撰像突然想起什么，眼光越过一根绳向妇女营那边望去，只是下意识地看，不求寻觅到什么。他压低声音说：老周我做了首诗，送给她的。我念你听听，看写得行不行，最好帮我修改修改。我说画家成多面手了，又成了诗人。他笑笑说：不是有人说恋爱的人都是诗人吗？他说我念了，题目是《篱笆上的花》：
你是一朵打破碗碗花
抖一身美丽朝篱笆上爬
风吹
雨打
挡不住你的步
你为什么叫打破碗碗？
叫打破碗碗，但不要打破碗碗
碗碗留下，好装盛秋天的果实
假若有一天碗碗真的打破
你不要伤心不要哭泣
还要往上爬呀
往上爬
不料我叫这几句诗弄得眼泪汪汪的，是啊，往上爬，往上爬，爬到篱笆外面去……
傻朱——
刚消灭两个“黄团长”（犯人对玉米面窝头的戏称），就听监舍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那粗腔大嗓一听就知是傻朱。我一边喊到一边往门外跑，见傻朱背着手凶凶地盯着我。我不摸头脑，心想莫非有什么事让人报告了？面临危险我一下子想起高云纯对我的告诫，赶紧从鼻梁上取下眼镜，攥在了手里。不料惹得傻朱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很得意很放肆，像吃饱了的鸭子呱呱呱地叫。我又叫他笑怔了，心想今天这傻朱是咋的啦？喝了痴老婆尿？傻朱笑够了才开言说是高云纯那小子又教出你这么个学生吧？我没吭声，心想原来这伎俩已被傻朱识破了，看样高云纯除了我还对其他的“四眼儿”进行了传授。只见傻朱又板起了脸来，厉声命令道周文祥你把眼镜戴上！我的心怦怦地跳，心里斗争到底戴还是不戴，不戴是抗拒命令，戴要冒眼被打瞎的危险。这时又听傻朱吼叫周文祥把眼镜戴上，赶快戴上！我知道无法抗拒了，手哆哆嗦嗦把眼镜架在鼻梁上，同时赶紧把眼闭了。舍车保帅，眼球无论如何要保住啊！我迎接着傻朱的出手一击，全身从头到脚每一根神经都在战栗，眼前像有一团火球在闪耀，在烧灼。我觉得快支撑不住了，要倒下了。这时耳畔又响起傻朱鸭叫似的怪笑，我睁开眼，见傻朱笑得脸都变形了。我立刻明白他是用欲擒故纵的手段来折磨我的神经。我愤恨极了，心里骂你这狗娘养的。傻朱停住笑说道：这回念你初犯，饶了你这个跟屁虫，下回见了我再他妈四眼儿变两眼儿就一拳把眼镜打进你脑子里去。你听见了没有？我说听见了。这时他把背在后面的手送到身前来，我看见他拿着一封信，他把信丢给了我，就转身迈着熊步走了。信使我忘记了其他，从信封上熟悉的字迹和落款地址一看就知道是苏英，我心里犯疑，她咋知道我转到我乐岭来了呢？我抽出信瓤看，仅寥寥的几行字，除千篇一律的好好改造外，还有这么几条信息。一是她于两年前摘了帽子，二是大病了一场，再一条是关于冯俐的，说听人说小冯目前关在晋城监狱里，恐怕出不来了。这条信息使我全身的血骤然冷下来了，呼吸都停止了。冯俐咋重新关进了监狱？出不来了又是什么含意？！我几乎要哭出来，傻朱刚才没打出来的那一拳让苏英打出来了，打在了我的心上……
小西地——
小西地是犯人墓地，在我乐岭农场正南的一个小山坡上。到墓地来的人不外乎两种，一是被活人送来的死人，二是送死人来的活人。犯人中流传的那首掘墓歌将人生看个透彻：“挖呀挖，挖呀挖，今天咱们埋别人，明天别人埋咱们。”我是头一次到小西地，自是担当“埋别人”的角色。“别人”是同监舍的曹大个子。他是我乐岭农场的“坐地户”犯人，或者说是“卧床户”犯人。自我来后就见他一直躺在铺上不起身，整天哼哼唧唧，饭吃得很少，半个月前干脆不吃饭了，说“辟谷”了。“辟谷”这字眼其实与绝食是同一种事物的两种说法，大家都清楚，说“辟谷”无非是想使自己的“绝食”趋于合法化，这样死了没人追究“自绝于”什么什么的。我听监室其他“坐地户”犯人讲过他的大体经历。读中文系时知道了文艺的现实主义创作最根本的一条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曹大个子就是一个典型人物，或者说是个类型化的人物：富家子弟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起来造老子的反，然后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这种类型的人物在共产党内是屡见不鲜的，他们的大致人生走向有二：一是为革命捐躯成了烈士；二是活了下来在新政权中当了首长。曹大个子本应成为后者，是命运乖戾不测让他这个革命者到头来成了革命的罪人。他的父亲在土改中被当地农民打死，他事先不知道，大军向南挺进途经家乡时他突然起意回家看看，故事就从这里开了头。他骑马于部队驻防间隙回到自己的村子，正在这晚还乡团在村里屠杀村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听着枪响如爆，他站在村口思忖再三，返回了。可有人看见了他。村政权给有关部门写了检举材料，说是他带来了还乡团。他拒不承认，又苦于无法证明自己没有参与反革命杀人，最终被定了罪，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当然没杀人只是听他个人说的，真实情况永远是个谜了。我和另一个被派公差的犯人用板车将曹大个子的尸体拉到小西地墓地时，已经有一个犯人等在那里了。那犯人是场部勤杂班的，见面时自我介绍说姓程，又说许多年来我乐岭死了人都归他处理。他用手往山坡上指指，我看见了一大片坟包错落的墓场。有的长满了草，有的是光溜溜的新坟。看到这片坟场我不由想到我和陈涛埋葬老龚的那座叫太阳岛（不知怎么跟哈尔滨的一座公园同名）的墓场。相比而言，这小西地墓场要宽广得多，大概有几百座坟茔吧。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犯人一座坟，这是错不了的事。想想有这么多同类客死在他乡心里便沉沉地痛。墓地边沿有一排早就挖出来的墓坑，这样死了人就不用现挖。我们将曹大个子的尸体用绳子放进坟里，抽出绳子就开始埋土。埋完土，看看西面的太阳正慢慢坠落。
卖木梳的赵仁——
将赵仁冠以卖木梳的得解释几句才行。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有个卖木梳的角色，是个奸细。于是犯人便把那些打小报告的叫做卖木梳的。某人只要被划到卖木梳的行列，人们便不再信任他，鄙夷他，躲避他，当面冷嘲热讽背地里骂他。这遭轮到我来骂赵仁。事情还得从那天出公差埋曹大个子说起，我好像命运不济，在清水塘时派我去杀牛杀猪，到了我乐岭又派我去埋死人。心里头别扭，忍不住发了牢骚，说叫埋人就埋人，反正咱是磨房里的磨。我从小西地回来傻朱把我堵在了监舍外，劈头盖脸就是一通骂，把我骂怔了。心想真是见了鬼了，刚埋的死人，要是出错该是曹大个子从坟里跑出来告的状，还会有谁？这自是瞎说了，死人要能站出来告状这世界就大乱了。我终归还是弄明白是我说的那句磨房的磨惹了乱子。这句歇后语的后半句是：听驴的。磨驴拉就动不拉不动，不是听驴的是什么？我立刻意识到有人把这句话告了，说我骂管教是驴。这是太岁头上动土，还了得。也是急中生智，我很快想出一种说法来为自己开脱。我说这是我们老家的一句俗语，形容人做事不主动，像磨一样，推一推动一动，不推就不动。傻朱似信非信地看着我，大概我的解释确有些道理，他还是接受了，说你们劳动改造就是要积极主动嘛，否则怎能改造得好呢？我赶紧点头称是。这事就这么对挡过去了。当晚解若愚便告诉我是赵仁跑去告的状。我听了很生气，晚点名后回监舍的路上我问他今天是不是说了我的坏话。他说没有啊，咱俩无怨无仇我干吗说你的坏话？我说有人看见了，你赖不掉的。他不吱声了。我说对那句话我以前不信，现在信了。他问什么话。我说赵仁不仁啊。我听他嗓子眼里咕哝了几下，没放出声来。
梁枫——
梁枫是个小个子乐天派，整天笑眯眯的，那状况一点不像在蹲监，好像在自己家里过舒心日子似的。他把别的犯人也似乎当成家里的人，很友好，很关心，有事没事愿和人拉家常。他有个习惯，说起话来两手不停地打手势，像指挥唱歌那样，一拍都不停。解若愚说他最怕听梁枫说话，说叫他晃的头晕。傻朱更不客气，说梁枫你说话不叫手老实我就把你的手捆起来。可他身不由己，改不了，有回真的叫傻朱给绑了，以示惩戒。就是这回加深了我对他的印象。我说的加深印象不是指他被绑，而是绑起来后仍然认真学习毛著。他手不能翻书页了，就埋下头用舌尖舔着翻。他学毛著不是装样子，而是从内心里想学，也从内心里崇拜毛泽东。他被捕前是青岛一家报纸的编辑，青岛反右当中发生了一桩很重大的事件，即所谓“山大学生闹报社”。事实的起因和性质与K大学生“闹”人民日报社类似，学生对报纸发表的歪曲性文章不满，要求报社领导出来进行对话。领导不出来，到街上收买了许多闲杂人员充当革命市民对学生进行围攻。这行径被梁枫看在眼里，在后来的一次会上梁枫对领导的这种“不磊落”提出看法，这是问题之一；另外他还写了篇《社会主义国家会不会有悲剧》的文章，在反右之前发表出来，这也是个问题。“二罪并罚”就打成了极右。先是遣返回原籍，不久，被一个本家侄子揭发了反革命言论（具体是什么不详），就被逮捕判刑。
他头一次同我说话是我到我乐岭当天，刚进监舍门便有一个小个子犯人接过我的铺盖卷，两眼笑眯眯的，说我姓梁叫梁枫欢迎你。我当时很哭笑不得，没吭声。等我安顿好他又跑到我面前，说以后有什么事找他。我问句你是班长吗？他头和手一块儿摇晃说不是。后来我俩时不时地说上几句话，他也忙，需要他“照顾”的人很多，我俩也没有多少交往。但我得承认他是属于“好人阶级”范畴的，他是那种无论受到多少挫折都精神不倒且痴心不改的人。
我记得的第二次“重要”谈话是在一根绳休息时，他走到我跟前，说老周我能向你提个问题吗？我说什么事。他说不是事是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他说你先保证对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要求怪怪的，什么年头了，还向别人提这种问题，在社会上都办不到，何况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的劳改农场呢。我不说话。他以为我默认了。就问了，说老周你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没有悲剧呢？我听了很容易便和他曾写的那篇文章联系起来，心想原来他是在搞“民意测验”，以求解仍存留心中的困惑啊。我说就这个问题吗？好回答：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悲剧，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最合理的社会，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人民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有悲剧呢？他两眼直瞪着我。我说这个问题你一定问过许多人吧？他点点头。我又说大家的回答和我没什么两样吧？他再点点头。我说这不得了。出于对他的善意，末了我说句，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不要再向别人提这个问题了。他没吭声，眼里仍然弥漫着迷惑。
这一次是在“马厩”里他找到的我。说他写了两首诗，（天啊，怎么一当犯人都诗兴大发呢，莫非劳改农场真是个富于诗意的地方？）想请我批评指教。连日来我一直烦着，情绪低落，起因是苏英那封来信。我不耐烦地说我不懂诗，怎能批评指教你？他说毛主席教导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学习……我打断他说，服务、学习都到不了我这儿来呀，我是个什么东西？是工农兵吗？他说咱们虽然是犯人，可干的是农活，应该属于农民范畴吧。我听了哭笑不得，觉得无需再推诿了。既然他想让你听他的诗朗诵，不达目的就不会罢休。我说指教谈不上，学习学习，你念吧。他清清嗓就点头摆手地将他写的《倾诉》朗念起来：
痴三丁，腿儿弯，
对着主席来诉冤。
你诉什么冤？
我要跟着主席走，
别人叫我来坐监；
坐监就坐监，
死了也心甘。
念完《倾诉》，他又念他写的第二首，《梦中见毛主席》：
晚夜风雪激
相会在北京
正欲倾盆吐
忽闻狱卒声
我说好诗好诗，表达了对毛主席强烈的崇敬之情。但个别地方须斟酌一下，比方第一首中的“冤”字用语不当，党和政府要把我们改造成新人，这是恩德，怎么能说冤呢？第二首中的“狱卒”也用语不当。狱卒是旧中国对看管犯人的人的蔑称，用在新中国的管教干部身上是错误的。他点点头，要说什么，正这时听班长张克楠吆喝干活了开始干活了。谈诗也就到此为止。
马厩——
吃饭时，高云纯亮出一副用枣木制作出来的刀叉，大大小小四五件的样子，并且用刀叉开始了这顿晚餐。高云纯制作刀叉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了，以为是闹着玩，没当回事，现在见高云纯真用上了便都围上前看热闹。高云纯先用木刀将窝头切成若干片，然后又如法炮制将萝卜咸菜切成片，将食品加工完好后便开始食用。用一副大叉叉窝头片，用一副小叉叉咸菜，吃得一丝不苟。看热闹的人中有的吃过西餐，有的没吃过西餐，无论吃没吃过都以一种讥笑的神情看着吃饭的高云纯。高云纯也不理会，依旧一样一样叉着吃。后来解若愚先开言，说高云纯你闹啥怪呢，人家外国人是怎样用刀叉吃饭的，用刀切面包抹奶酪，切牛肉，然后叉着吃。没这套家什不行，咱吃窝头咸菜用得着这些东西么？纯粹的出洋相。高云纯将最后一片窝头用叉送进嘴里，边咀嚼边说中国人外国人都很重视餐具，不是有句“美食不如美器”的话么？比方同样吃窝头咸菜，用刀叉和用筷子味道就不一样的。解若愚问怎么个不一样？高云纯说用刀叉吃是西餐味儿，用筷子吃是中餐味儿。解若愚说胡说。高云纯说不信试试。梁枫接话说老高把刀叉借我用用，尝尝味道一样不一样。边说边从高云纯手里取走刀叉，切起了窝头咸菜，之后又学着高云纯的样子叉着吃起来。高云纯问老梁你觉得味道变了没有？梁枫一边用嘴品着滋味儿，一边说怪了，真怪了，窝头的味道真的变了。梁枫的话引得大家轰笑起来。又有人借用高云纯的餐具，吃了同样说味道不一样了。高云纯扬扬自得地看着解若愚说，怎么样，你不试试？解若愚说我不试。高云纯又转向大伙说我还保存一部分枣木，谁要做刀叉的话可以和我讲。梁枫说我想做一套，可没技术。高云纯说我教你。接着又有几个人表示要做一副刀叉，并请高云纯当老师。高云纯一一应承。这顿饭吃得满热闹。
袁光——
袁光袁书记要离开我乐岭农场了，据说上级要给他换一个好些的环境，很可能是回北京。大伙听了这个消息很是替他高兴，同时也不觉得奇怪，理所当然似的。像袁光这样级别的高干也在劳改农场改造总给人以处理不当的感觉。共产党挂在口头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实际掌握的却是“大人物从宽小人物从严”。从肃反说起，“历史反革命”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枪毙的甚少，有的抓起来关关就放了，还有的一“统战”又做了大官，而对那些小巴拉子就毫不留情了。相当一部分被“突突”，剩余的被判以重刑。这不是要评说什么，只是讲出一个基本事实。至于反右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现行反革命”性质的右派分子，毛主席有句话叫“一个不杀”（这句话从有些人嘴里说出来好像给了很大恩典似的），这总算给右派们留了一条活路。而在处理上职位高的仍然是大受优待，基本上是不抓不关，任务只是好好学习，而那些如我辈等就一鞭子赶到改造场所改造了。同样也不是对此加以评论，要说的只是袁光这位大学书记，不知怎么成了通常中的一个例外。
我说过一直对袁光有一种歉疚之情，也一直想找机会对他有所表示。但要找到这样的机会也不容易。听说他要走，我就想无论如何也要在他走前交谈一次。
同样是在一根绳，我见袁光一个人趴在石墙上休息，便走过去，就开始了以下的对话：
袁书记听说你要离开我乐岭了？
佟队长告诉我了。
能回K大吗？
不可能。
你不想回K大吗？
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呀。
袁书记，我一直想向你道歉的，可……
为什么要向我道歉呢？
你不会忘记，我向你提了一个蠢问题，你鼓了掌……
不怪你，要说蠢，我鼓掌不是同样蠢么？
事出有因的，首先我不该向你提问题。
事情不像你想的这么简单哩。
那还有什么？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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