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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九五七-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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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你说说为什么要让张撰在树叶上画个洞？
周：许多树叶都有洞。
张：为什么要画成一半黑一半红。
周：……
张：你回答。
周：是象征。
张：象征啥？
周：日食。
张：日食的象征是什么？
周：……是说发生日食很稀罕。
张：别走题，我问的是象征。
周：我说不出。
张：说不出为什么要让张撰这么画？
周：真的说不出。
模拟审讯到此中断了。张撰说不能说画的是日食，因为日食的象征太明确。我说不说日食又该说啥呢？张撰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好好开动一下脑筋，上回你那句“磨房里的磨听驴的”不就解释得很好吗？我苦笑笑说是急中生智啊。张撰说那你就再来回急中生智吧。我说我想想，可想了半天没有智生出。张撰也无可奈何，说立马想不出来就慢慢想，千万别抱什么侥幸心理。想出了说法要尽早通知我。我说好。我又问他和王妃的事，他立刻就喜上眉梢了，说很好，正健康发展着。我说能预料到前景吗？张撰说自然是希望能实践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我说衷心祝福你。张撰笑着说我也衷心感谢你。之后张撰就走了。
李宗伦——
李宗伦留在我头脑中最后的形象是一张极其狰狞的阴阳脸。那天看着狱医从他头上揭去纱布我禁不住“啊”了一声，病房里其他光头病号也都大瞪着眼，霰弹的火药侵蚀进他右边脸的皮肤里，看上去像抹了一层黑灰。李宗伦自己看不见，他看见的只是在场人的惊愕。他问道你们都怎么了？大家连忙掩饰说没什么。说这么重的伤没留下残疾真是万幸啊，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说恢复得这样快也是没想到的。七嘴八舌地总算把事情搪塞过去。
然而肥皂泡迟早有破裂的时候，李宗伦还是知道了术后脸上落下的可怕印记，这打击对他是致命的。他是个极要面子的人，只说被枪击这件事，打都打了，又何苦计较用的什么枪？再说又有哪本书上写了射人不准用猎枪？而现在猎枪的火药又留在了他的脸上，成为永不磨灭的耻辱。愈要面子愈得不到面子，他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问题还在于他硬是不肯接受这个现实，时时处处都对这一现实进行掩饰，他不再迈出病房一步，一天到晚歪着个脸，以那半好脸与人相对。如迫不得已须离开病房，他就用手捂住那半边黑脸。这些是外在的表现，更甚者是他的精神明显垮了，眼光直呆呆的，也非常神经质。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眼光在他脸上有稍多的停留，他便怀疑人家在欣赏他的缺陷而以仇恨的目光相对。他原本就是个内向的人，不多言谈，现在则更沉默寡言了。相比之下，他和我说话还比较多，许是我匿于深度近视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存偷窥之嫌的缘故吧，因此才对我比较友善。一旦开启了嘴巴，他就像老太婆那样絮叨起来，非常神秘，将声音压得极低，将嘴贴到我的耳朵上，那些被他尽数视为“仇敌”的同房病友们是断然听不见的。话题也是海阔天空，且不断地跳跃，从南朝一下就到了北国。不管说什么，最后终归要回到一个既定的话题：死。也不管我如何试图将这话题扯开，他总是执拗地将话题扳回去，这样我俩的谈话就千篇一律，形成一种模式。比如：
李：活着还是死去？这是沙翁剧里的一句著名的台词，内含人生的真谛，什么叫人生真谛？这就是。
周：人有生也有死。
李：不，这不是沙翁的原意，原意是生与死的可选择性，人可以选择活，也可以选择死。
周：中国人有句老话，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人生的真谛。
李：关键是怎样的一种活法，是活得屈辱，还是活得尊贵。
周：活就是活，死就是死，哪有这么复杂。
李：人不能回避死，谁回避谁就是懦夫。
周：得过且过吧，多想想高兴的事，少想那些苦恼事。
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周：马上就收麦子了，想想消灭白军（白面饽饽）岂不快哉？
李：毛主席说过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的人的死重于泰山，有的人的死轻于鸿毛。
周：泰山也好，鸿毛也好，对单个人来说死的本质是一样的，那就是消亡，人死如灯灭。
李：死是人生最终归宿，因此充满着诱惑。
周：何必自欺欺人？历朝历代哪个皇帝老儿不都是寻求长生不老。
李：也不尽言也，高贵赴死的帝王也是大有人在的，田横、项羽、虞姬……死得悲壮，名扬千古。
周：且慢，死得悲壮，悲字总在其中吧。
李：恕我用语不当，不过悲壮一词是活人强加在死人身上的，死得其所，何悲之有？
周：死亡终不是欢畅。
李：这同样是活人对死亡的感受。
周：死人的感受只怕没机会表达。
李：我是死过去一回的人。
周：那你就说说死的感受吧。
李：一言以蔽之，走向死亡的过程是美妙无比的，面对着一个五彩缤纷香气扑鼻的世界，天空要多蓝有多蓝，水要多清澈有多清澈，动物会说话昆虫会唱歌，你轻盈的身体像鸟儿一样在空中飞翔，飘飘悠悠，舒畅之极，你急于飞向极乐世界，什么叫欲罢不能呢？这一时刻就是……
周：……
我无言以对。一个死去一回的人绘出的死亡景象，是由不得一个没死过一回人的反驳的。我只是想，如果死亡真的像李宗伦描绘的这般妙不可言，那么每个人都应当义无反顾地去死。
死去的人是聪明透顶大彻大悟的，而活着的人却是愚不可及，犹如我自己。
李戍孟的小说稿——
自从听张撰说当局对监舍进行过一次大搜查，心里就一直忐忑不安，一是那幅画是否被搜去尚未可知，再就是我带出来的李戍孟的小说稿不知会不会受到追查。不少人都知道李戍孟有这么部书稿，没搜出来肯定会引起人的怀疑，怀疑这部书稿的去向。而我又不敢担保李给我书稿以及我从“马厩”带走时没被人发现。可见危险是蕴于其间了，随时会降临到我的头上。
所有的诘难我们犯人都只能被动地承受，除了编出一种“说法”搪塞之外，再没有别的主观能动性。时间一久，就使我们形成一种心理定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也就“打破头用扇子扇了”。
我想既然眼前还没追查过来，不妨抓紧时间看这部书稿，一有变故就想看也看不成了。遗憾的是，我到底还是没有看成。
苏英——
就是在我决心要读李戍孟的小说的那天苏英出现在我面前，我一下子惊呆了。我吃惊的不是她又来找我，而是她从上到下全变了样，穿一身黄军装，戴一顶黄军帽，开始那刹我断定是自己装病的伎俩被揭穿，队里派来警卫战士把我擒回去。弄得我好紧张。待认出是她我的身子还是直僵僵的。我埋怨说苏英你咋这样，我还以为来了革命战士呢。苏英笑了，说我就是革命战士啊。我摘帽了，回到了革命队伍里，你不为我高兴吗？我说高兴。
苏英来我真的很高兴，站在院里我向她问这问那，惟独没问冯俐。她倒挺敏感的，头一偏笑道最要紧的咋避而不问呢？我说啥是最要紧的呢？她说问问你自己呀。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说冯俐的情况你不是在信里写了吗？她拍下手说看啊贼不打自招了吧。
中午在病房里吃了饭，苏英将带来的食品向病房里的光头病号分送，换来一片感恩戴德的歌颂。苏英总是很周到的，这是冯俐所不及的。平心而论，苏英是个很不错的女子，热情，懂得关心人。拿我来说，曾伤害过她，她不计前嫌，对我还一如既往，对此我心里既感动又歉疚。为什么我不愿在她面前再提及冯俐，也是出于这种心情吧。
饭后我们又回到院子里，又说了一会儿话，我发觉她久久望着我。后说周文祥我想听你一句话哩。我说什么话？她问：我来你欢迎不欢迎？我说欢迎。她又问高兴不高兴？我说高兴。她问从心里？我说从心里。她说要真是这样，我就在这里住几天，否则我下午就回去，你决定。我一点儿没想到苏英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再笨，也能体会出其中所包含着的一种暗示。苏英巧妙地将这个球踢给我。如果在几年前，我很清楚自己会怎样做，我不会允许自己对冯俐有一丝一毫的亵渎。而现在，一切都成过眼烟云了，冯俐可能打算永远不同我联系。我所有的热情与愿望都变得很荒诞，这是一；另外我还必须承认，即使一个苟延残喘的动物，意识中仍难以做到六根清净，渴求着女性的抚慰与滋润，是爱情之外求其次的那种吧，也是动物世界普遍存在着的那种吧。性爱，确像一面生动的旗帜在欲望的地平线上飘舞。现在，似乎移动起来，且愈来愈清晰。我是希望苏英留下来的，从内心。我说苏英我希望你能多住几天，咱们好好聊聊，只是……只是什么？苏英问。我说只是你住的问题不好解决。苏英似松了口气，说这个就不用你管了，我自有办法。她又说晚饭前我再来找你，等着我。说完冲我一笑，转身走了。望着她全身戎装的背影不知怎么我忽然感到一种陌生，我问自己，她就是曾贴出《反“反推倒高墙填平鸿沟”》并且积极为《大地》出了谋划了策的那个历史系女生吗？我知道是，却又不敢相信，真是世事沧桑啊。
不到傍晚她就兴冲冲跑来了，告诉我住的地方已经解决，在就业队的一个“二劳改”家借宿。又说她刚跟狱医交涉过，可以带我到外面去走走。我不怀疑她说的任何一句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相信苏英能将寓言变成现实。
在苏英的“押解”下我离开了医院，向远处的一望无际的麦田走去。说“押解”并不为过的，一是院方把我交给她带出，她就成了我事实上的羁押人，跑了人她要负责任；另外在劳改营的辖区内一个穿军装的人跟在一个犯人后面，从直观上不是押解又是什么呢？
或许我俩在意识中存在的一种无形的心理烙印，我们确像押解般一前一后走着，不能说什么。但心里是激动兴奋的，这怕是十年当中享受到的最大的一次自由了，况且还是跟一个女人在一起。我抬眼望向正南方向的那座高耸的山峰，我头一次觉得那山是这等的壮丽，像一个威严的巨人俯视着它脚下的土地河川，心中不由生出一种敬畏。我一直认为，大山是有灵性的，一座山就是一尊神明。这种认识由来已久，有一次在一根绳休息，话题不知怎么扯到科学与迷信这上面来。发生了争执，我和张撰认为不应把对大自然神秘现象的敬畏视为迷信。梁枫说他小时就让黄鼠狼附过身，他看见“黄爷”捻着白胡子冲他笑，眼见为实嘛。解若愚和俞华峰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为了论证神明的不存在，解若愚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真有上帝的话，他看着咱们这么受苦受难咋不发发慈悲，予以救助呢？张撰回答得很干脆：上帝很忙。需要他救助的人太多，忙不过来啊。解若愚也不是个省油的灯，问：那你说上帝要忙到什么时候？张撰张口就来：再忙上三四十年吧。解若愚又问：上帝给你写信了？张撰哑然。
大约走了一里多路光景苏英将我喊住说别老像熊瞎子似的走个没完，到河沟边儿树底下坐会吧。就听了她，坐下。开始两人都不说话，似乎无从说起。后来就互相询问一些事，很广泛。也谈及各自家庭的情况。我告诉苏英我的父亲已于两年前去世，母亲随大哥一起过。弟弟妹妹都结婚了。现在也不太通信，写信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即使是一家人十年八年不见也就成了陌生人。所以现在家的概念很淡漠了。我问苏英为什么还不结婚，也三十多岁了。苏英不语，只低着头。军帽帽檐儿几乎遮住整个脸。我后悔不该说这话。也许形成了一种强迫观念，我的眼光一看见她的黄帽子就觉得不自在，就生出一种隔膜感，甚至还有一种恐惧感。而在我俩相对而视的时候，我就又看到了原来的苏英，感到亲切起来。我又问她在厂的情况怎样？摘帽后能不能考虑重新分配工作？她说原本是可能的，但后来大病了一场，体质很差，动不动就晕倒，就搁下了。这次来我发现苏英的气色很不好，面皮青黄，本以为是让黄军装映的，听苏英说病了一场，再看她就真的像个病人样。我问她得的是什么病。她叹口气说想想也怪自己，为了摘帽差点连命都搭上了。我问怎么回事。她说厂里有一个车间经常有有毒气体泄漏，为提前给人警示在车间里养了鸟，人进到车间先看看鸟还活不活，鸟活说明没有泄漏，鸟死了就告示出危险的存在，就赶紧通知维修人员进行修理。他们维修时都戴着防毒面具，即使这样时间也不能太长。她说她刚进厂时在这个车间干了一年多，后来把她调到另一个车间，根据她的表现和领导的许诺，她觉得在三年内摘帽是不成问题的，可没有。一点风声也没有。后来厂里发生一起事故，一个女工被有毒气体熏死了。女工的家人到厂里闹，许多工人也提出抗议，扬言不保证生命安全就起来罢工。罢工倒是没罢成，但拒绝到有毒车间去工作。这时她觉得是以实际行动向党和国家证明自己一腔热血的时候了，便主动提出回那个车间。有人解救于危难之时，领导自然很高兴，又许诺尽快考虑给她摘帽的问题。就这样她重返“坟场”（工人对那个车间的称呼）。开始几个月没出现泄漏，自然她也不敢大意，每次进了车间先朝挂在管道上的鸟笼看看。直到有一次她被熏倒在地上，幸亏被人发现得早，拖出去抢救，才捡回一条命。原来是这样。这完全符合苏英的性格，我只是不解，为什么这次进车间不先看看笼子里的鸟呢？她说她看过那鸟好好地站在笼子里，就以为没事了。后来她才知道，进车间那时刻鸟已经熏死了，没躺下是因为它的尖嘴搭在笼子的竹条上，挂起来了。这就给人以还活着的假象。她叹了口气说：也许这是应该发生的事，我想表现，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我明白她说的不光彩是指什么。她能这样剖析自己，已证明了她还是原来那个苏英，起码本质上还是。我在心里为苏英难过，由苏英我又想到冯俐、齐韵琴、王妃以及一根绳那边的那些女苦役犯们。她们所承受的屈辱与痛苦要远远超过我们这些男犯的，然而上帝却仍然在忙着别的事。
又继续说了一些话，日头渐渐西下了。苏英便“押解”着我回营。
西南岗麦地——
从苏英引我钻进“麦海”里的那一刻我便清醒地意识到这遭是一定要发生点什么了。其实“发生点什么”的意念在那天苏英提出想多住几天并不断追问我欢迎不欢迎高兴不高兴时已萌生出来。尽管那时一切尚为模糊，飘忽不定。而此时此刻，当我和脸儿红红眼儿亮亮的苏英对面促膝地坐在麦秆铺就的“床垫”上时，我竟然有一种木已成舟的信念。
开始是很局促的，该说的话已说过了，再重复已不合时宜。顺便说一句，这时候我想起我老家关于男女新婚的一句颇粗俗的俚语：第一宿说说笑笑，第二宿摸摸捞捞，第三宿操操。我俩不是新婚夫妻，上述程序似不适用，但渐进原则是必须遵循的。我就想和苏英先说一会儿话，身子一动膝盖碰在苏英的腿上，我赶紧挪开，（是不是因为尚未到肌肤相亲的阶段？）苏英睃我一眼，说周文祥我身上有刺是不？我真是傻得可以，连连说没有没有，身子却不敢动了。膝盖仍碰着苏英的腿，我看着她。她的脸红扑扑的，像抹了一层胭脂，眼睛和睫毛上洇着一层水汽，显得朦朦胧胧，一层细细的汗珠挂在帽檐儿下那宽宽的额头上。这时我眼里的苏英说是个美人是一点不为过的。我看她的时候她同样也在看我，脸上透出一种让人捉摸不定的神情，这神情又渐渐演变成一种具有讽刺意味儿的笑，朝我问道：周文祥你回答我一个问题，要是还在K大，你还能跟在我后面钻麦地吗？我简直一傻到底，答：大概不会。她哼了声，说周文祥你回去吧，你给我滚回医院里去吧。我更傻了，心想我说错什么了？问：刚坐下来，干吗要赶我走呢？她愤愤道：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当了这么多年劳改犯，还以大才子自居，架子哄哄的，滚回去吧大才子！她别转过脸不看我，但看见她的胸脯一起一伏的，我明白她为什么生我的气了。我意识到自己的“二百五”行状，就没按她所说“滚回去”，我觉得愠怒之后她更动人。我叹口气说：苏英你别生我的气，大概是坐监久了的缘故吧，我对一切都有种虚拟感，像做梦般不真实。她说怎不真实呢？我不是实实在在坐在你面前吗？我说这不假，可我又怀疑。总觉得自己是在梦境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许是进了草庙子看守所，也许是在清水塘得了那怪病，我就常常搞不清现实与梦境的界限了，真是这样的呢。苏英转过脸看看我，表情平和些了。她问你现在还觉得在梦里吗？要这样我帮你分辨清楚。我说怎样分辨？她说把手给我。我伸手给她，她抓住捏捏，问痛不痛。我说不痛。她再捏捏问痛不痛，我还说不痛。我真的不觉得痛。她挖苦说你真是个木头人，说着又把我的一根手指放进她嘴里咬起来。我这才觉得痛了，呼叫起来。她丢下我的手，说人在梦境里是没有痛感的，觉出痛来就不是做梦。我点点头。即使我不再怀疑自己是在梦中，但在感觉中现实也是收缩得极小，我看不到天空和在天空中飞翔的鸟儿，看不到广大天边的麦地以及远处高耸的山峰，我只看见眼前坐在麦垄上的苏英。而且脑子里只想着那样一件事。我想“说说笑笑”这个阶段算是进行过了，该“摸摸捞捞”了？我在心里鼓励着自己：苏英可比你勇敢得多哩。她的“意思”已表达得很清楚，难道还得让人家主动抱着你亲嘴吗？干吧干吧，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不要错过呀！这些就是当时我的真实“心声”。我鼓足勇气，一下子抓住她的一只手。连我自己都觉得这动作太突兀，太不自然，不由惶惶的，手里像握着个刺猬，不知该留还是该放。苏英扬起头，怪模怪样地盯着我，问句：干吗呀？我掩饰说我要你摸摸我心窝。边说边把她的手按在我胸口上，问：摸到了吗？她问摸到啥？我说心跳呀。她说没摸到。我说跳得这么厉害咋摸不到呢？她神情还是怪怪的，说：你周文祥长了心？我咋的不知道？不知怎么我一下子变得横蛮起来，说我没长心，我倒要摸摸你长没长哩。接着就伸出手按在苏英酥软的胸脯上，真是说时迟那时快的，我陡地感到胯间那物件战栗起来，伴随着一种入骨入髓的舒畅，到了这一步（大概属第三阶段前奏）一切都变得简单而无理可讲了。我像捕食的豹子跃起向苏英扑过去，把她掀翻又压在身下，紧抱着她，我能感觉到她的响应，军帽下的那双眼已不再是怪怪的，而是流泄着欢畅的光。我亲她的嘴时额头正碰在她的帽檐儿上，挺痛，似乎还不止于痛。我怔了一下，就在这一刹全身所有的感觉都消失了，原本率先兴奋的那物件也似乎逃之夭夭，不复存在了。尽管这时我仍紧抱着苏英，但整个身子都麻痹了，血肉之躯变成无知无觉的石木，而意识这时却极清醒，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在一些问题上没人比我们犯人更清醒了。我沮丧我愤怒，我十分无理地朝苏英嚷道：摘了帽子！她瞪大了眼，似乎没听懂什么。我不再说话，伸手一把将帽子从她头上扯下，只听她大叫一声，飞快地用手将头抱住了，但为时已迟。我看见她头发几乎脱尽了的光脑壳。天！我叫了一声，身体一下子变得僵硬了，心里哀号着：完了，自己干了一件永远不会被饶恕的事情。完了，所有的一切都完了。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留给了我的是永远冰冷黑暗的记忆……
“许仙”——
“许仙”是许管教的外号。不知底细的人会觉得这外号是与他那副“小生”形象有关：白脸细嗓，忸怩做姿，还有点神经兮兮，与他那个一家子《白蛇传》里的许仙许相公大有相似之处，联系在一起并不牵强，却不是。他的外号是因为与一个女犯人谈情说爱而得。这其中的过节我们犯人是在“许仙”由场部贬到队里当管教才知道的。而信息大部分是由在女犯队有“内线”的张撰提供的：许管教本名叫许文，在场部宣传科当干事。在一次给女犯队上政治课时看中了一个女犯人。这女犯人是从帽儿山农场转来的四妃子中的一个闵妃。闵妃的美丽打动了许管教，在讲课的时候便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来。整个一课堂，他的眼光几乎一分一秒未离开闵妃的脸，好像是在给闵妃一个人讲课。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果仅此而已也算不上什么事。可后来他没有“仅此而已”，而是很认真地开始了与闵妃的交往，有事没事就往女犯队跑，去了就找个“题目”与闵妃谈话。引得女犯队的女管教们非常反感，就反映到场领导那里。领导找他谈话，他倒理直气壮，说他喜欢小闵，说他知道自己犯了“英雄难过美人关”的错误，可就是管不住自己。又说小闵再有半年就刑满释放了，两人已商量好刑满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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