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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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的言论在英国和印度都引起了强烈反应。麦克唐纳说：“彻头彻尾都是有害的……，除了表达帝国政府及其属下的人民之间那种已经陈旧过时的关系之外，毫无别的内容。声明对现代每一个政治运动都闭眼不见，在对那些要在政治事务及抱负方面我们需要加以启蒙的人民方面，表现得固执傲慢。”在印度，丘吉尔的声明对印度国大党拒绝参加圆桌会议而发起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无异于火上浇油。甘地和尼赫鲁父子号召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当局开展的广泛的不合作运动浪潮迭起，导致了英国当局对甘地和尼赫鲁父子的监禁。后来英国政府决定释放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人，以便甘地等人作为民族主义印度的代表出席伦敦会议；同时宣布取消某些限制性措施。而印度国大党同意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

丘吉尔对事态的演变感到吃惊，他在自己的选区发表演讲说：“会见甘地先生一事令人惊异，也令人作呕。现在一位犯有煽动罪的中殿法学协会的律师，以东方众所周知的托缽僧身份登场了，半裸着身体，踏上了总督府的台阶。”尽管丘吉尔的观点在保守党内有不少支持者，但保守党的下院议员们并不想因此而改变领导人。相反，由于保守党内部反对鲍德温的人之间缺乏一致性，也由于工党政府因国内经济不景气而日趋不稳定，使鲍德温的地位反而有所改善。本届工党政府的任期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在工党执政期间，英国的财政收入逐年减少，而失业人员及其需要的救济则逐渐增加。为了减少经费开支，1930年工党政府通过了《保险金需求量检查法》和《保险金发放纠偏法》，压缩了失业津贴，也加深了工人群众与工党政府间的矛盾。1931年3月，工党政府又被迫成立了以乔治·梅爵士为首的探讨缩减公共开支可能性的委员会。7月，该委员会报告说，国家财政状况的迅速恶化，将导致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将出现较大的赤字。8月，国家财政状况继续恶化，麦克唐纳内阁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准备用一系列经济措施来对付危机；同时，麦克唐纳政府希望纽约的银行家们对英镑地位给予支持；但这些银行家们提出的全面削减财政预算的条件未能被麦克唐纳的内阁同僚们接受，这样，麦克唐纳只能选择辞职。

面对迅速恶化的国内经济形势，此时任何一个单一的政党出面组阁都难以应付极其困难的局面。英国需要一个多党联合政府，同心协力，相互支持，实施一些不受欢迎的经济举措共度时艰。国王在同保守党和自由党领导人进行磋商后，“委托麦克唐纳先生组织一个超党派的举国一致内阁”。

早在工党政府辞职之前的7月中，丘吉尔鉴于形势就曾提出成立联合政府。他分别与劳合—乔治和麦克唐纳讨论过此事，但当时未得出明确结论。新的联合政府成立后，丘吉尔却未能被邀请入阁，他不得不在下院中回到过道后面去，成为“后排议员”。尽管他后来表白说：“我在国家紧张关头被断然抛弃，并不使我感到愤懑，更说不上伤心。”但是无庸置疑，这显然是丘吉尔感到灰暗的一段时光。

以麦克唐纳任首相的联合政府得到了鲍德温和整个保守党的支持，也得到了以赫伯特·塞缪尔和约翰·西蒙为首的自由党两大派别的支持，“但在他自己的政党中，只得到七八个人的支持”。丘吉尔并不反对联合政府，但他发现，“新政府的成立并没有制止住金融危机。当我从国外回来时，发现在势必举行的大选行将到来之时，什么问题都没有获得解决。”

自由党领袖劳合—乔治本来反对马上举行大选，试图在新的大选改变政治格局前能够重整自由党，但由于他长期卧病在床，无力视事，自由党的党务由塞缪尔主持。在麦克唐纳和鲍德温的坚持下，塞缪尔作了让步，同意尽早解散议会。从此以后，劳合—乔治“就成了一个没有党派的领袖，孤寂地坐在后座议员席上沉思着”。

在新的大选中，丘吉尔在自己的选区毫不困难地战胜了自由党和工党的对手，以35956票的高票数当选。保守党在全国也取得了相类似的胜利，获得了447个议席。而工党的席位大幅度地减少，只剩下了可怜的46席。从总的情况看，联合政府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拥护。但由于工党地位的削弱，尽管麦克唐纳保留了首相地位，实权其实操在保守党领袖、副首相鲍德温手里。到1935年5月，年老体衰的麦克唐纳退休后，鲍德温就顺理成章地继任了首相职务。

无论是麦克唐纳还是鲍德温担任首相，他们都不愿让丘吉尔成为自己的同僚。丘吉尔很有些瞧不起麦克唐纳，他不仅不留情面地在下院攻击工党的政策，甚至到了对首相本人尖酸刻薄的地步。有一次丘吉尔在下院这样说到麦克唐纳：“我想起，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有人想带我观看著名的巴尔奴姆马戏团的演出……，节目单中有一个我最爱看的节目，名字叫‘没有骨头的恶魔’。可是我的父母认为，观看这样的演出，对孩子的刺激太大了，并且可能败坏道德。我不得不等了五十年才坐在政府的座位上看到了‘没有骨头的恶魔’。”麦克唐纳固然在政治上没有骨气且优柔寡断，但他对于丘吉尔如此刻毒的话也决不会宽恕。至于鲍德温，对于丘吉尔的争强好胜甚至喧宾夺主仍然记忆犹新。他在第一次任首相时就曾抱怨说：“有温斯顿出席的政府会议无法按议事日程进行审议工作，因为丘吉尔总要额外提交一些十分高明的备忘录，这些备忘录不仅涉及他本人领导的部，而且也涉及到别的什么部。”鲍德温那时就曾私下对朋友们说过，假如他再有机会组阁，就不会再考虑吸收丘吉尔，因为丘吉尔难以与人共事，会在政府中产生消极作用。现在看来，鲍德温倒真是说到做到了。

丘吉尔此时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没有更多的事情好做。1931年12月，他再次赴美国进行演讲旅行。但是他刚刚到达纽约不久，就不幸遇车祸受伤。那是12月13日的上午，丘吉尔应老朋友巴鲁克之邀到纽约第五大街他的家中去作客，在横穿马路的时候，丘吉尔忘记了美国的交通规则与英国左侧行驶的规则完全相反，他习惯性地向右看，结果正好被左侧急驶而来的汽车撞倒在地，骨头虽然没断，但内脏严重出血，还有许多外部擦伤。丘吉尔此时神志尚清醒，还向警察说明这完全是自己的过错，责任不在司机。他被送进了位于第76大街上的诺克斯—希尔医院。在向这家私人医院证明了自己肯定有支付能力之后，他的伤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在医院只住了8天，他就出院了。

丘吉尔的不幸事件在美国成为轰动性的新闻，反而为他的演讲旅行作了免费广告宣传，许多美国新闻记者来采访他；许多美国报纸都刊登了丘吉尔同前来道歉的肇事司机的合影照片。丘吉尔还为美国《柯里尔》杂志写了一篇题为《我在纽约的一次不幸遭遇》的文章，许多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文章为丘吉尔增加了2560美元的收入。

此后丘吉尔在美国的演讲旅行，除了因他在印度问题上的观点曾引起了一些麻烦外，基本上是顺利和愉快的。丘吉尔发现，美国听众“并不是没有兴趣、注意力和好脾气，因而，他们能够倾听长篇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演讲”。1932年3月，丘吉尔回到英国。当他在伦敦维多利亚车站下车后，他发现以阿奇博尔德·辛克莱为首的英美两国的老朋友们筹资为他购买的珍贵礼物、一辆价值2000英镑的豪华小汽车正恭迎他的归来。在这一年的其他时间里，丘吉尔的主要精力用于为报纸撰稿和进行写作他的著名祖先马尔巴罗公爵传记的准备工作，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恰特韦尔，只有下院讨论他感兴趣的议题时，他才到威斯敏斯特去，而且是发言完了就走。反对党领袖乔治·兰斯伯里曾极为不满地评论道：“他霸占了这个议院的一个席位，似乎就有权走进来、发表演说、出去和离开议会，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俨然是万能的上帝在说话……，除了他自己之外，他从来不听任何人的发言。”这一谴责在下院中引起了较普遍的同感，但并未能使丘吉尔的行为方式有所改变。

1933年3月，联合政府公布了建议通过选举成立印度联邦政府的白皮书。上院和下院的联合选举委员会对各项提议进行了审查并提出了报告。在下院就白皮书提出的建议举行辩论时，丘吉尔发表了精心准备的演讲，他仍然坚持过去早已表述的观点，把建议中的联邦说成是“一种使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感到吃惊的骇人听闻的自我摧残行为”。丘吉尔和劳合—乔治等反对派认为，联合选举委员会过于偏向联合政府，因而提议从该委员会的32名成员中去掉其中的6位内阁成员。

这一动议虽然被以209票对118票的比数否决，但如此高的反政府票数表明了反对派拥有的广泛基础以及力量的增强。

反对派在院外也尽可能地利用报纸动员国内舆论，以反对政府的印度政策。在当年保守党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上，反对派同样显示出不容小看的力量，仅以189票对165票遭到否决。丘吉尔和他的朋友们还成立了“印度保卫同盟”，广泛吸收保守党的普通成员，并制作了象【炫｜书｜网】征团结一致的会徽。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在青年帝国协会的会议上，为争取反对白皮书的投票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克莱门蒂娜也在保守党全国联盟中央妇女咨询委员会上作了反对白皮书的发言。

鲍德温一方面发表演讲回击保守党内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对政策进行修正以减少阻力。在1933年6月的保守党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上，以838票对356票通过了一项赞成白皮书政策的修正案。10月，在伯明翰举行的全国联盟年会上，反对派再一次以737票对344票被击败。丘吉尔以豁达的态度对待失败，他在投票结果公布后说：“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和获得解决后……，我们将再次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在1934年中，反对派仍然为否定政府的印度政策而努力抗争。但是在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的大会上以1102票对390票采纳了改革建议的各项原则后，实际上就结束了反对派院外集团的反对活动。议会内部的较量，也在联合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被采纳，法案通过三读之后宣告结束。［·手机电子书…wＷw。。cc］

在英国对印政策问题上，丘吉尔显然存在着谬误和偏见。他已有30多年未去过印度，因而对那里的情况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无知，也导致了他对印度民族主义的偏激情绪。比如他关于印度问题的声明中说：“印度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确切地说，它是一个聚居着许多民族的大陆。能与印度相提并论的是欧洲，但欧洲不是一个政治实体。印度是一个地理上的抽象概念……，这种维系印度存在的观念上的统一，完全是通过英国在印度的中央集权政府才体现出来，其表现形式是印度的唯一通用语言——英语。”这显然是一副典型的殖民主义者的腔调。但丘吉尔也有正确的一面。他预言一旦英国政府从印度次大陆撤出，当地的各个教派势必发生危　3ǔωω。ｃōｍ险的冲突。这一预言在其后的历史岁月里不断被证实。1947年发生了对立教派间的血腥屠杀；其后又有过多次印巴战争以及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之间的民族纠纷。同时，尽管政府关于印度自治的法案得以通过，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联合政府并没有完全获胜。对印度宪政改革进行的长期抵制，使得印度新宪法的颁布推迟了几个月，也使印度直至1939年二战爆发时仍未能成立一个经选举产生的中央政府。霍尔和欧文认为，他们提出的立宪制度能够维护一个统一的印度，是丘吉尔使这一机会白白失去了。但巴特勒勋爵对穆斯林是否会接受这一制度持怀疑态度，而后来学术界的研究进一步使怀疑得以确认。

1935年6月7日，鲍德温第三次出任首相。他对内阁只作了小规模的调整，仍然没有考虑给丘吉尔安排任何职位。看来这位首相再也不愿意让难于对付的丘吉尔闹得内阁不得安宁。此时已满60岁的丘吉尔似乎很难指望重返政府中去了。著名历史学家泰勒曾写道：“看来，在1935年丘吉尔还是个没有前途的人。”

丘吉尔传……２　写作生涯

２　写作生涯

难以重返官场的丘吉尔在其下野之后，早已开始了靠为报刊杂志撰稿和写书出版来谋生的生活。1930年中，他为《每日电讯报》等报刊杂志撰稿40余篇。6月，他在牛津大学的罗曼尼斯讲座中发表演讲。这篇题为《论代议制政府和经济问题》的演讲后来还出了单行本。9月至10月间，《新闻纪事》连载了他的《我的早年生活》。这本早年生活的回忆录于10月出版发行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好评如潮。直到他晚年，他还自认为这本书是“我以往写的一部最好的书”。

1931年，丘吉尔为报刊杂志撰稿的数量有增无减。此外，他还出版了《世界危机》的节略修订本，增写了《马恩河战役》一章。后来他又增写了《世界危机》的最后一卷《东方战线》，出版后被认为“很有趣，文学性很强，足以达到《世界危机》一书其他各卷的水平”。为了配合对政府印度政策的批评，他出版了自己的演讲集，题为《印度》的小册子。由于罗瑟米尔勋爵的儿子和继承人埃斯蒙德·哈姆斯沃思在印度问题上与丘吉尔观点相同，所以这一时期丘吉尔的文章大多都在他控制的《每日邮报》上发表，丘吉尔的作品也都由他的出版公司出版。

1932年中，由于车祸和伤寒病的影响，丘吉尔的作品数量有所下降。他于11月出版了题为《随想与奇遇》的书，书中回顾了他经历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塞德奈街之战”和“与克列孟梭在一起的日子”等，也展开了一些对重要政治问题和未来的思考。此外，他还就自己的业余爱好写了一篇题为《作为消谴的绘画》的长文，后来也出了单行本。这年年底到1933年初在《世界新闻》上连载的《世界伟大故事复述》，从《汤姆叔叔的小屋》到《唐·吉诃德》等12篇文章，其实是由他的秘书埃迪·马什代写的。

在三十年代的头几年，丘吉尔还着手进行了一项规模宏大的写作计划，就是从事对他的著名祖先马尔巴罗公爵传记的撰写，此事得到了巴尔弗和罗斯伯里的关注和支持。丘吉尔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拟定了写作计划，与专攻17世纪历史的历史学家基思·费伊林进行了详细讨论，军事专家R·P·帕克南—沃尔什上校为他查考了马尔巴罗公爵经历的各次战役的详情并帮他绘制了多幅战争形势图，他请刚刚毕业于牛津大学历史系的优等生莫里斯·阿什雷为自己收集和整理有关的各种资料。为了获得真切感受，丘吉尔还亲自赴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古战场遗址参观考查，访问了拉米伊、奥登纳德和布伦海姆。由于在古战场遗址喝了脏水而引起伤寒病，使丘吉尔的写作进度有所耽搁，但他还是在1933年10月写完并由哈拉普公司出版了《马尔巴罗传：他的生平和时代》的第一卷。

丘吉尔原计划用两卷的篇幅完成这部著作，但随着材料的增加使原计划得以扩充，最后成为总计100万字的四卷巨著。该书第一卷从马尔巴罗公爵的出身写到1702年，主要写传主的早年生涯；第二卷自1702年至1705年，主要写从荷兰到多瑙河的进军和布伦海姆之战，于1934年10月出版；第三卷自1705年至1708年，记叙了拉米伊和奥登纳德战役的进程，于1936年10月出版；第四卷则总结了马尔巴罗的生平功过，1938年9月出版。

在这部传记中，丘吉尔对自己的祖先不吝笔墨地进行讴歌，同时有针对性地反驳了著名历史学家麦考利对马尔巴罗公爵的猛烈抨击。在麦考利的笔下，尚未成为马尔巴罗公爵的约翰·丘吉尔是“靠克利芙兰斯卡娅公爵夫人给的不光彩的赏钱过日子”的，“他置身于那些靠情夫发财致富的贵夫人包围之中，在很短时间内成了轰动一时的人物，然而却往往得不到克利芙兰斯卡娅公爵夫人的欢心。有一天，约翰·丘吉尔和公爵夫人在一起时被国王看见了，他吓得跳窗而逃。约翰·丘吉尔这一冒失的献媚举动，得到公爵夫人5000英镑的赏钱，勤俭的年轻人马上用这笔钱购买土地出租，每年收入500英镑。”麦考利还指出，约翰·丘吉尔“在20岁时靠自己的仪表不俗和富有活力赚钱；到了60岁时则靠自己的才能和荣誉赚钱”。此外，麦考利还指责约翰·丘吉尔有变节行为，背叛了詹姆斯二世国王，而给敌人通风报信。丘吉尔在自己的书中对麦考利进行了“接连不断的谴责”，甚至指责麦考利撒谎。他写道：“我们可以指望真理会很快战胜谬误，并在麦考利时髦的燕尾服上写上‘撒谎人’几个字。”

一些历史学家如特里维廉教授和理查德·洛奇爵士并不同意丘吉尔这种矫枉过正的作法，但也给予了他一些肯定。洛奇爵士在《英国历史评论》上发表评论说：“富有经验的评论家可以满有信心地说，很少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家，在处理长达50年的一段历史时，能够使史实错误达到如此少的程度。”军事史家利德尔·哈特评论道：“对一个在军事史王国遨游的人来说，从狭隘的观点看，这通常是一个单调乏味的领域，但丘吉尔先生的著作问世，就好像卡塞尔山上的明灯，升起在佛兰德平原之上。”

最权威的评价来自……于20年后的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1953年由该院院士S·席瓦兹宣读的授予丘吉尔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多处涉及对这部传记的评论。席瓦兹院士说：“在他关于祖先马尔巴罗的伟大作品中，丘吉尔写道：‘说话容易且多，大事难做且少。’是的，伟大、生动、说服力强的语言也是难说且少。但丘吉尔已证明了话说得好也是成为伟业的特性之一。……

“即使那些沾满了灰尘被封存在档案里多年的老战役，丘吉尔写来也能照样清晰可爱，特里维廉①巧妙地描写了马尔巴罗战役，而在幻想力方面，恐怕丘吉尔的描写还要略胜一筹。如布伦海姆战役，读者神魂颠倒地追随血腥激战的场面，看见了炮弹在密集的广场中炸出一道道弹痕，也为迅捷的骑兵出击和肉搏战中的步兵所倾倒。他放下此书的写作，半夜会吓出一身冷汗，做着自己排在英国皇家骑兵的第一排，一动不动地站在堆满被枪炮打死打伤的‘人山’中的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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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里维廉（G·M·Trerelyan，（1876—1962），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之一学院院长。

“他写杰出的《马尔巴罗传》（1933—1938）一书，是由于马尔巴罗一生的事迹与丘吉尔本人十分相似，都是敢于攻击那些毁谤其祖先的人。我不知道史学家们如何看待他攻击麦考利一事，但麦考利敢于痛骂这位马尔巴罗大将军，骂得那么淋漓尽致，那么发自内心，也实在令人钦佩。

“其实马尔巴罗的传记，不仅仅是一连串栩栩如生的战争场面，也是一位政治家兼战士的辩护词；对他谜一样的独特人格，更作了透彻研究，可见丘吉尔除了上述的许多能力之外，还善于刻画人物。”

但是也有的评论家认为，丘吉尔的叙事技巧以及对麦考利的批评都是次要的。这部传记的最大价值，在德斯蒙德·麦卡锡看来，在于“丘吉尔先生的书，对于任何一个旨在掌握国家事务，或者可能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在公职中处于负责地位的人说来，是有教育意义的”。

1933年初，丘吉尔同出版商卡塞尔签订了写作《英语民族史》的合同。这部书到“二战”爆发时已写出了50万字的书稿并打出了清样，但由于战争的冲击，被迫束之高阁，直到1956年才由卡塞尔出版公司出版了第一卷；1958年3月出齐4卷。

1936年，《世界新闻》连载了丘吉尔的题为《我们时代的伟人》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在第二年汇编为《当代伟人》一书，由桑顿·巴特沃斯公司出版。从1936年至1938年间，丘吉尔还就国际事务定期在《夜旗》，而后又转至《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还以报业辛迪加方式在25家欧洲报刊上同时发表，并于1939年汇编为题名《步步紧逼》的书，由桑顿·巴特沃斯公司出版。此外，他在1932年至1938年期间就防务和外交政策发表的一系列演讲，由他的儿子伦道夫编辑成《军备与盟约》（美国出版时改名为《英国仍在沉睡》）一书，于1938年6月由哈拉普公司出版。

丘吉尔的写作方式很独特。他要求助手们提供各种原始资料和有关参考书，经过自己阅读、消化，在头脑中梳理成章后，再口述出来由秘书打印成稿。如果对稿子感到满意，他就交给出版者，先印出6份校样，分送给有关的朋友或顾问们征求意见。在听取意见加以修改后，稿子会有较大改动，直至定稿后才送交出版。因此丘吉尔的书常常篇什甚巨，并且带有明显的修饰的痕迹。

他写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