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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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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写古兵法文章，毛泽东说得很清楚，是为了给国民党军的军官听的，郭化若当时负责编辑《八路军军政杂志》，又有许多方便之处。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他找了一些资料，然后做起文章来了。同时，眼见抗日以来祖国河山沧陷，国民党当局表现出的种种无能，也感到有感可发，有感要发。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全国就出现了两个战场，即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解放区战场是由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所创造的，并肩负着独特的作战责任。抗战之初便牵制了日寇很多兵力，造成了日寇不能全力西进的形势，随后又变成与日寇作战的主要战场，成为抗日的重心，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国民党战场则是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正面战场。抗战之初，虽有 相当数量在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军对入侵敌寇进行过积极抵 抗，但由于国民党当局不以大局为重，坚持一贯的反人民的立场，不 敢放手发动群众，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结果给了日寇进攻以极大的方便。日寇是有很多弱点的，它所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国家小而先 天不足，人力、物力、军力、财力都十分有限，随着战场的扩大，兵力不 足、财政紧张难以克服。不幸的是，日本的弱点没有被国民党当局利 用，而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个大弱点却被日寇所利用。反人民的政治 制度，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战略，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形不成战斗 力，开战15个月就丢失了大片国土，让日寇轻而易举地打到了广州、 武汉，囊括了华北、华中的大片土地和华南的要地。
日寇占领武汉后，改变了战略，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实行政治诱降 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将战争重心转向进攻八路军。1939年春，敌华 北派遣军颁布所谓“治安肃正计划”，强调“军民一体”的“总体战”。 军事上提出竭泽而渔的“囚笼政策”；政治上高唱中日“同种同文”， 强迫人民反共、反八路军；经济上严密封锁，企图陷我于“自生自灭” 境地。我敌后战场困难甚多。而国民党当局在汪精卫公开投敌后， 也改抗日政策为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专制独裁政策，1939年春颁 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称共产党为“奸党”、“匪军”，制造摩擦， 危害抗日。
国民党顽固派搞分裂，破坏抗日的伎俩，令人发指。怎么办？写文章骂，当然无济于事。为了巩固统一战线，郭化若认为必须耐心去做国 民党军官兵的工作，尤其要做好中下层军官的工作， 而且只能是说理。
他翻阅了许多古代战例，对“赤壁之战”产生了浓厚兴趣，因为这一战例说明了一个道理：
孙权、刘备能胜曹操 的根本原因是吴蜀联合，联合则胜，分裂必亡。于是他写 了《赤壁之战及其对民族抗战的启示》一文，着重指出 当时曹操率80万大军南下攻吴，若吴蜀不实行联合， 则必然为曹军各个击破。由于孙权联合刘备又采取正确的火攻战术，方在赤壁大败曹军。抵抗日寇侵略，中华民族团结则存，分裂则亡。我们的民族团结，长期合作，不但要创造抗日中的新赤壁的战绩，使日寇像曹操一样“引军北还”，还要使它东归三岛，还要使我们长期合作，建立起独立幸福的新中国。
接着他又写了《齐燕即墨之战的初步研究》一文，分析了2300多年前齐国在抗击强敌人侵时转败为胜的战例，认为一个被侵略的民族，为了自己生存，首先要有内部的团结，齐心抵抗外敌。东周赧王31年，燕国联合三晋（韩、赵、魏）和楚国进攻齐国，齐军大败，丢掉70余城，国都失守，只剩下莒和即墨两 城，情况非常危险。但齐国军民仍坚持抗战，齐军镇守莒城，燕军屡攻不克，打了几年亦无结果。燕军又转攻即墨，由于齐国军民同心协 力抵御，也未攻下，两军陷入相持僵局。此时燕军已疲惫不堪，斗志衰退；齐国军民则同仇敌忾’积极准备反攻，齐将田单收集千余条牛， 牛角扎刀，牛身上披着画有龙兽的红布做的牛衣，牛尾上捆火把，火把上浇油。在城墙脚边挖几十个洞，又选精壮冲锋队伍5，000人。 一个夜晚，把牛从洞里放出，点着牛尾火把，牛尾被烧，拼命向燕军乱冲。燕军从梦里惊醒见火光中怪兽乱冲，吓得魂不附体，加上5千壮士跟在火牛后冲杀，城上老弱民众擂鼓助阵。喊声震天，燕军大乱，死伤无数，主将被杀，全军溃败，齐军猛追，70余城全部收复。齐国 能转败为胜，除了采取了火牛阵和突然袭击的战法外，最根本的是军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人民中有无限的力量潜存着，动员起来，组 织起来，配合军队作战，就能打败敌人，取得抗战胜利。
上面两篇文章，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这种杂志是发行到国统区的，许多国民党军的将领看了不无感触，有的给《八路军军政杂志》编辑部写信，说“赤壁之战”、“即墨之战”等文读后“令吾深省”，文章可谓“切中时弊矣”。毛泽东也很高兴，他说：“化若同志，已经开了个头，文章还要接着做下去。”
郭化若阅读了大量兵书之后，深刻地认识到，讲古兵法，首先得讲《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兵书，历代兵家称为“兵经”。在国外也颇受推崇，日本学者有的称《孙子兵法》为“世界第一兵书”，“东方兵学的鼻祖”。法国拿破仑在行军打仗中还读孙子的书。德国威廉第二出亡之后才读到《孙子兵法》，感叹“恨未在20年前读到此书”。中国历代军事家多以孙子兵法为军事活动 指导，如齐魏马陵之战孙膑智斩庞涓、孙刘赤壁之战火攻破曹，等等。
郭化若开始读孙子的书，并打算写点文章。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很高兴。他对郭化若说，要为了发扬中国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要精滤孙子兵法中优美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导的法则，以新的内容去充实。研究孙子就要批判曲解孙子的思想，贻误中国抗战的投机的思想。还说，必须深刻地研究孙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性质、哲学思想以及包括孙子以前的兵学思想，然后再对孙子兵法本身作研究。
按照毛泽东的指点，郭化若便收集有关孙子的著作，认真进行阅读。对历史上评注孙子的十家，曹操、李荃、杜牧、陈皞、贾林、孟氏、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等的观点，都进行了比照学习。还拜师访友，与人切磋，徐特立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也给他不少帮助。只是当时一局工作很忙，他只能利用晚上时间读书，边读边作笔记，常常熬通宵。差不多花去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写出了洋洋四万言的《孙子兵法初探》的提纲。提纲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孙子时代政治经济状况及哲学思想。
第二，孙子的姓氏、世系、年代及功绩。
第三，《孙子兵法》的成书问题。当时学术界有两个疑问，一是《孙子兵法》系何人所写，二是《孙子兵法》是否就只有13篇。
第四，孙子的战略思想。孙子的战略思想主要是速决的进攻的运动战。
孙子的运动战思想，包括进攻，也包括防守，他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他的运动战思想，是战略的，也是战术的，战略上他认为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战术上则“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他的运动战思想还主张战略上速决，他说：“久屯兵挫锐”，“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孙子的战略思想，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关于战略指导的主动性与灵活性。其内容大体有三个方面，即正确判断情况，消灭自己的弱点，造成敌人的弱点。
为了正确判断情况，事先必须查明情况。孙子认为：“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者先知也”。
孙子严厉指出不查明情况的将领是“不仁之至也”，轻敌冒进则必败无疑，甚至自为俘谓，“必擒于人”。
査明情况的方法，孙子与许多封建领主不同，他不相信迷信占卜，而主张“先知者，不可取于神鬼，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可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查明些什么情况呢？孙子认为要知彼（敌情）、知己（本军情况）、地形、天时。“知吾卒之可以击，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以击，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可以战，胜之半也”，“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查明情况以后，就要正确判断情况。孙子把战前分析判断情况分为五事七计。
“五事”即：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 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孙子认为在战争中判断情况主要有五项：知可以战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愿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TXT小说下载：。cc〗总的结论则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所谓消灭自己的弱点，孙子认为有五个办法：
一是“修道”，制订正确的政治措施。“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二是打有准备之仗，时刻保持戒备，“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三是集中兵力，“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者，能以众击寡，则吾所与战者约矣”。
四是保密，“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
五是迷敌，如佯动制造假象，“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不之近”。
造成敌人的弱点，孙子亦有不少妙法。
一是形敌，“因形而措胜 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虽众可使无斗”。
二是乱敌，善用兵者，使敌“前后不相及， 寡众不时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
三是误敌，“先其所爱，微与之期”。
四是致敌，“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此动之，以卒待之”。
五是造势，既要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形势，还要造成本军不得不战，而且不得不拼死作战的形势，“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
六是争先，“隘形者，我先居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螅粢源小薄�
灵活与主动的指导方法，既是指战略，也是指战术而言的。孙子的灵活性大体包括惑敌、击虚、出奇、机变四个方面。
惑敌，是以各种方法欺骗敌人。“兵不厌诈”，“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击虚，“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进而不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迫者，速而不可及也”。
出奇，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机变，不拘泥常，不固执原来的计划，能根据具体情况，临机应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第五，归纳孙子的治军思想。
第六，对孙子做一分为二的评价。
阐述了孙子兵法为什么久兴不衰。指出孙子兵法有唯物辩证法因素，也指出孙子思想方法的缺陷及其战略思想的局限性。郭化若认为，把孙子兵法当作万世不易之天下公理，是“万应药膏”，或是神妙莫测的韬略的意见是错误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其一般性，它提示了战争中许多一般的规律。因此那种以为孙子兵法是过时的腐谈，因而采取胡林翼笑掷兵书的态度，鄙视它，也是不对的。我们对孙子兵法的态度应该是用科学的批判的态度来评价它，足够地估计到它的伟大与高明，同时也要看到它的缺陷。要看到那时战争与今天战争的共同性，才能滤出孙子兵法中的精华，同时也要看到那时战争与今天我们抗战的差异性’才能根据今天的具体情况，以唯物辩证法来改造与充实它，或灵活地运用它。比如孙子曾说背丘勿逆，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追。但在现代战争中，敌人背丘，有时是可逆的；敌人的归师，有时是可遏的；包围敌人有时是不可阙，而不应阙的，最后穷寇则更极应追击。又如今之劳敌、饥敌与当时之“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也大不相同。因为当时之劳敌饥敌，最多只是从上而下强迫的坚壁清野，而还没有也不能有像今天中国抗战中的若干地域上这样发动民众的游击战争。有些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虽然也在喊着“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然而却照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王的办法，依样画葫芦不发动民众，只知一味摩擦，而结果则敌逸仍逸之，敌饱仍饱之，是不能实现孙子原则的。
郭化若呼吁军事界对孙子引起更多更深的研究，更热望正在抗战前线的将军们，能从我们民族的历史遗产中得到一些宝贵的武器，来帮助我们的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
郭化若学习《孙子兵法》的一点体会，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看过了郭化若写的提纲后，让他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讲演。
之后叫郭化若又整理了一下，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这篇文章在国民党军将领中还是很有读者的，有一次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 他在毛泽东窑洞见到郭化若还说：“你写的孙子的文章蛮好嘛，有些国民党军官向我打听郭化若是何许人，和郭沫若是不是兄弟，我说郭化若是我们共产党的秀才，是专家学者。”毛泽东也风趣地说：“郭化若也算是名人了。”
郭化若还探讨了孔明兵法，1940年底发表了《孔明兵法之初步研究》。为什么要研究孔明兵法呢？他看中了孔明兵法的两个重要的思想，即坚持“联吴抗曹”的统一战线思想和重视山地运动战的思想。孔明接受了孙子以后、后汉以前的历代战争经验，有许多伟大思想为孙子所没有的，这就是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思想与行动，坚持联吴抗曹的统一战线思想，山地运动战思想，重视山脉在运动战中的作用。当时国民党当局正患有两种顽症，即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轻视运动战。百团大战后，日寇提出“治安强化运动”方针，实行清乡、蚕食、扫荡政策，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扫荡。国民党当局却不以民族大局为重，坚持“反共第一”的方针，掀起一次次反共高潮，专干仇者快、亲者痛的勾当，国家前途令人担忧。这篇文章刊登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3、4期，反响很强烈，国民党军中一些中下层军官还来信索要这两期杂志。当时这本杂志是免费的，由八路军总部管理处通过延安邮局发行。编辑部留的机动数很少，第3、4期一本不剩，最后郭化若的一本也不知道被谁摸走了。毛泽东说：“好嘛，写文章就是要有人看才好。”
二八、毛泽东对郭化若说：你别忘了还是我的军事教育顾问呢
1941年7月下旬，郭化若和一局的同志加班加点忙了好几天，根据中央首长的指示，针对国民党中央社连续播发所谓八路军、新四军在各地制造摩擦事件的谣言，起草了长达2400多字的《关于目前摩擦事件多与事实不符》的电文，送朱德同志审阅，准备发往重庆，要求蒋介石制止、纠正。
朱德看完稿子，一面签名一面说：“化若同志，你的工作要变动一下，调你去抗大3分校当校长，另外兼四局局长。一局的工作由伍修权同志来接替，你看怎么样？”郭化若想当时有许多军事教育专家都在延安，却分配他去3分校当校长，当然是组织上的信任，便说：“组织上信任我，让我去，我一定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
郭化若高高兴兴做完移交工作，便去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笑着说：“好嘛，别忘了你还是我的军事教育顾问呢。”听了毛泽东的话，郭化若像一架上满弦的时钟，浑身感到有使不完的劲，他决心重返军事教育战线后，一定要做出新的贡献。
抗大第3分校是1939年7月抗大总校离开延安挺进敌后办学时留下来的一部分教职学员组成的，第一任校长许光达。第3分校第1期学员也是抗大总校第5期留下来的，总共1758人，外来知识青年占绝大多数，为1518人。这期学员于1940年3月和7月分两批毕业奔赴抗日前线，毕业典礼时，中央有关领导都到会致词勉励。
1940年5月17日，第3分校第2期正式开学，招收900人。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各地知识青年进入延安十分困难，因而学员大部分是八路军的干部。全校学员分7个队，有老干队、俄文队和参训队由卝卝整卝理，学习的时间较长，经过了三任校长。1941年初许光达调走，由陈奇涵任校长，他只干了 6个月，又调郭化若去。郭化若到任后，第2期已快毕业。这期学员由于来源不同，教学上也只好采取不同安排，分为两部分，因不同情况而施教。来自八路军各部队的学员，文盲或识字不多的人很多，而且农民意识常有表现，有的还信迷信。对他们的教育安排，军政文化比例基本上是各三分之一，除了进行军事、政治理论教学外，必须用相当大的精力抓文化学习，进行扫盲。知识青年队的教学则分两个阶段，即预科和本科。预科阶段军事课重于政治课，转人本科后则政治课略大于军事课。政治课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哲学、三民主义与日本问题研究等，军事课开设了步兵战术、游击战术、筑城学、射击与兵器等课程。这期学员由于文化基础不一和所学专业不同，毕业时间也不统一，最早6月份，文化程度低的到11月才毕业。
1941年10月10日，3分校第3期开学。这一期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根据当时战斗任务的需要并考虑今后部队的发展和组织反攻的需要，中央军委要求在训练干部的工作上，前后方要有分工，前方训练步兵干部，后方则主要 训练特种干部。所谓“后方”，实际就是指3分校。因此，3 分校第3期主要培训炮兵、工兵和俄文方面的干部，全校学员分3个队，炮兵、俄文各2个队，工程兵、机械工程兵、参谋训练及步兵各1个队。开学不久，中央军委决定原来培养航空机械工程人才的八路军航空工程学校和炮兵教导营与3分校合并，这样不仅人数增加了，炮兵、工程兵专业的教学力量也增强了。
1941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做出关于成立军事教育委员会和军事学院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切实整顿军委所属各院校的教育起见，特决定以朱德、叶剑英、萧劲光、谭政、许光达、郭化若、叶季壮、王斌、王诤9人组成教育委员会，由朱德负责领导，其任务是整顿学风、改善教学，确定各学校教育目的，实事求是地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以供将来建军之用。决定还指出，为了加强螅毒赂刹康难埃龆ń寺肪木г旱牡�3、4两个队之高级干部与抗大第3分校合组为军事学院。原军政学院11月底改组完毕，成为专门培训政工干部的学校。军事学院由朱德任院长，叶剑英任副院长，郭化若任教育长，陈伯钧为副教育长，黄志勇任政治部主任。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寇加紧了对解放区战场的进攻，朱德、叶剑英都很忙，无暇顾及学院的工作，实际上只能由郭化若主持日常工作。他便常和陈伯钧、黄志勇商量工作，并抽空向朱德、叶剑英请示汇报。
军事学院成立后，于12月1日正式开学。全院分高干队与特科队两部分。高干队是培训旅以上干部的，只有一个队；特科队有5个队，即炮兵2个队，工兵、参谋、俄文各1个队。当时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时期，大家一面开展教学活动，一面参加生产自救运动。虽然物质条件极差，但人们的精神面貌还是很好的，军事、政治、文化学习都搞得红红火火。尤其是大生产运动开展得有成绩。抗大总校搬迁前打下了基础，再经过3分校教职员工和学员的努力，粮食、蔬菜能自给有余了，还自己弹棉花、纺纱、织布、缝衣服，自制墨水、肥皂等用品。郭化若后来还写了一首诗赞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塞外西风着意凉，三军早已备寒裳。
自耕自织丰衣食，笑把他乡当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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