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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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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要郭化若写个小材料
192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和福建省委指示，要红4军“全部开到东江游击队，向潮梅发展。”中共中央这一指示，是基于9月间广西军人俞作柏、李明瑞组织反蒋起义，以为广东空虚，有机可乘，并未深入了解和分析情况就做出的一个很不慎重的决定。
红4军主力在转战东江行动中，兵力损失三分之一，第2纵队在上杭收编卢新铭部俘虏6000余人，沿途逃跑得一个不剩，只好缩编为2个支队。实践证明挺进东江的指示是错误的。冒进东江的损失是党中央“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在转战东江期间，部队中组织松散，逃兵日众，包括朱德在内的一部分同志更加认识到，红4军的工作，不加强党的建设不行，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红4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
10月底，陈毅从上海回来。他在上海期间如实地汇报了“七大”不同意见争论等问题，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支持毛泽东回红4军前委工作，并以中央名义，于9月28日写了《给红军第4军前委的指示信》，交陈毅带回。朱德获悉后表示拥护，并同陈毅致信上杭苏家坡的毛泽东，请他回前委工作。毛泽东于11月26日回到汀州，重新就任前委书记。
毛泽东回到前委，按照中央9月来信精神，于11月28日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召开红4军第九次党的代表会议，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郭化若到会比较早，朱德和毛泽东正在谈笑风生。见他去了，朱德忙说：“这就是郭化若同志，黄埔军校毕业的，刚从苏联回来。”毛泽东握着郭化若的手说：“好啊，又来了一位秀才。”接着问他部队情况怎样，郭化若说问题不少。毛泽东说：“你能不能写个材料，分析一下原因，最好提出点解决办法来。”郭化若表示努力照办。毛泽东最后说：“你们的信我收到了。”
为了开好“九大”，毛泽东、朱德、陈毅随即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在长汀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听取工人群众对红军的意见。12月初，红4军主力部队开进连城新泉，进行著名的“新泉整训”，毛泽东等领导人深入连队，召开各种座谈会，还多次召开各级党组织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会议和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调查研究红军内部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及解决办法；并深入驻地农村听取农民群众对子弟兵的反映。12月中旬，红4军机关进驻上杭古田镇，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各支队、纵队党代表联席会议，开了10多天，进一步为“九大”召开进行准备。
郭化若为了完成毛泽东要他写个小材料的任务，关起门来熬了好几个夜晚，把他到红4军后的所见所闻所想都写上了，列举了部队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和危害，逐条分析了原因，建议军队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加强军事训练，并提出办教导队或随营学校培训班、排以上干部的建议。郭化若回忆说：“不是小材料，写了一个很长的材料，有10多页纸，具体内容记不得了。毛泽东看过后，曾对我说过，很好，很有见解。”
12月28日，红4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镇开幕，出席大会代表120多人，除各级党代表外，还有一些班、排长和战士代表。郭化若出席了这次大会，听了毛泽东关于建党建军理论问题的多次发言，感到很受教育。会议只开了3天就顺利地结束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规定了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明确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地位、任务和基本原则，红4军中非无产阶级思想受到了彻底的批判，特别是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得到了清算，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历史经验得到了正确的总结，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建军纲领树立起来了。这个决议用马列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了红4军的思想，大大提高了红4军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加强了党内、军内和军民之间的团结。部队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指战员精神更加焕发，斗志更加昂扬。这个决议不但在红4军实行了，后来各地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这样就使整个红军完全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古田会议确定的建军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环境和红军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特定条件下，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几十年来，我军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在此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新，但基本的原则还是这个决议的原则，这也是毛泽东在创建新型人民军队过程中，理论和实践上的独到之处。
○四、毛泽东精力旺盛得惊人
毛泽东在蛟洋养病时，一度身体很虚弱。红4军前委1929年10月18日在上杭给福建省委转中央的《关于开往潮梅一带游击情况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毛同志久病，现虽起床，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然而11月26日，仅时隔28天，毛泽东回到汀州重新就任前委书记后，身体很快康复了。郭化若回忆说，古田会议后毛泽东的精力旺盛得惊人。
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前委讨论了军队的行动问题及人事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陈毅离开红4军，赴江西任新成立的第6军的政治委员。郭化若调红4军军部任参谋处长。当时红4军的指挥班子是很精干的，军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参谋处长是司令部作战指挥的具体负责人。许多重要作战文书都由参谋处长起草，参谋处长的位置自然也很重要，掌握着核心机密。这样的调动，郭化若自然是满意的。参谋长朱云卿比郭化若小三岁，广西人，愁厚老实，工作吃苦肯干，积极踏实，对科班出身的郭化若当处长也是高兴的。他给郭化若介绍说：“司令部摊子很大，有政委办公厅、秘书处、参谋处、副官处、军医处、军需处、特务大队，参谋处是管作战的，对下要传达首长命令，对上要反映下情和出谋划策，现在部队的中心任务是作战，参谋处的工作就多，尤其要掌握敌情、我情，拟制作战文书，请你多费点心。”郭化若自然一一答应。
红4军在古田地区过了阳历年，钱用完了，福建政局也不见变化，红军的整顿亦有相当成绩，前委决定部队离开闽西，向武夷山中部及赣南进军。1930年1月5日，朱德率第1、3、4纵队离开古田，向连城进发。毛泽东因有许多事要处理，率前委机关及第2纵队迟两天出发。朱云卿随朱德先走了，郭化若随毛泽东的后续部队跟进。1月5日，毛泽东同闽西负责同志商讨工作，直到深夜。第二天关起门来写作，炊事员送去的早饭没有吃，拿回来了；送去中午饭，又没有吃，拿回来了；只有晚饭算是吃了。然而晚上又是灯下疾书，通宵不寐。7日早上，按计划部队要出发了，郭化若只好去找毛泽东，已经两晚没睡的毛泽东仍精神焕发，此刻正搁笔，对郭化若说：“来，你来帮我看看这封信，有没有丢字或不妥的地方。”郭化若为毛泽东拼命工作的精神感动，接过信来说：“毛委员，您要注意休息呀。”毛泽东说：“好，我准备休息几分钟。“说完躺下很快就鼾声大作。
郭化若细看毛泽东龙飞凤舞的笔迹，才知道是写给林彪的一封回信，也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毛泽东的信，不仅内容好，书法也好，郭化若读后深受教育，深受鼓舞。信的开头说：“新年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再往下看才知道是批评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汁过分悲观的思想。信的末尾还给林彪指出：“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的就在于这一点。”对时局悲观，郭化若感到很新鲜，因为他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他很赞同毛泽东写的“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正是毛泽东对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他特别佩服毛泽东对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 二字的解释，即“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他很想把这几句摘抄下来，但毛泽东已经醒了，郭化若一看手表，还不到半小时。毛泽东点燃一支烟，问：“看完了？”
“怎么样？” “很好，太好了。”
“你投赞同票。”毛泽东微笑着说。郭化若告诉毛泽东部队已整装待发了。毛泽东说：“走。”“您还没吃早饭呢。”郭化若说。“活动一下再吃嘛。”毛泽东说完，出门率领部队上路了。实际这个时候敌人正在从四面八方向古田方向扑来，但是他们晚了。1月5日，朱德率部刚到离古田50里的庙前便知汀州敌人到了涂坊，上杭敌人到了龙岩，坎市敌人进至大小池。朱德派人通知毛泽东，并继续前进。他们进到连城时，敌人亦赶到连城。
1月9日，朱德率部进入宁化，抄出敌金汉鼎的通令，敌人原准备调动12个团的兵力，约定1月4日同时行动，分7路围攻新泉（古田），“会剿”红军，可是红军早转移了，他们扑了个空。朱德率部进入江西，1月16日占领广昌，金汉鼎只能徒唤奈何。毛泽东率前委及第2纵队亦跟踪由连城、清流、宁化、归化，进入广昌，在东韶与大部队会合。这就是毛泽东在《如梦令。元旦》词中所描写的“宁化、 清流、归化，路溢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红军在赣南活动了大约4个多月，主要是执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在这段时间里，红军打开了广昌、永丰、南康、信丰等城。消灭了许多地方武装和反动的国民党地方政权，使赣南红区连成一片。
毛泽东每到一地，总是不知疲倦地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以便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凡是有地方党组织的，都找干部谈话，指导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例如，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和对待农民武装的策略等，都作了专门的详细的指示，及时纠正了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在吉安东南的陂头召开了赣西特委红军第4、5、6军军委联席会议，即有名的“二七”会议，会议分析了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赣、湘五省武装斗争形势，讨论了扩大红色区域、深人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等问题，部署了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计划。会议还决定赣西、赣南两特委合并，成立赣西南特委。之后又召开了赣南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加强了党对土地革命和武装的领导，使赣西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得以顺利的发展，为尔后的反“围剿”创造了有利的战场。毛泽东这种密切联系群众，深人调査研究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是制定和实行正确路线的保障，在根据地开创初期，是非常切实而重要的大事。但是，这一切没有毛泽东那样旺盛的精力也是办不到的。
○五、毛泽东教郭化若做“推”字文章
由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矛盾激化，1930年5月11日爆发了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红色区域周围反革命力量相对减弱，给发展红军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带来了极为有利的机会。全国革命形势很好，红军已发展到10多个军，7万余人。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和扩大，除了毛朱领导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外，还有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湘鄂赣，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湘鄂西，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徐向前领导的鄂豫皖，方志敏、邵式平、黄道领导的闽浙赣，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雷经天领导的广西左右江等10多块革命根据地。革命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如果党中央保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必然会出现更好的局面。可是就在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李立三冒险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5月中旬，党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提出要无条件地扩大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红军编制要与红军由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相适应，决定将全国红军编为4个军团，即红3、4军组成红一军团，红2、6军组成红二军团，红5、6军组成红三军团，红11、12军组成红四军团。6月11日，党中央又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错误主张。先后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围攻长沙，红二军团出兵武汉，红10军进攻九江，红7军挺进柳州，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驱使红军去打大城市，显然是“左”倾冒险主义，但又是党中央的命令，如何能既不同中央决定公开对抗，又能团结争取受李立三主张影响的同志，使红军不受挫伤而能顺利地向运动战发展，各个歼灭敌军，发展胜利，这是当时红军中遇到的大难题。毛泽东在领导红军转战湘赣期间，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顺利地实现了军事战略的转变，另一方面又有效地扩大了江西根据地，为建立强大的中央苏区，粉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奠定了基础，表现出了极为高超的斗争艺术。
6月下半月，毛泽东在汀州亲自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当时前委是领导军队党和地方党的，所以参加这次会议的除红4军第1、2、3、4纵队负责人外，还有闽西特委的负责同志。李立三主持工作的中央派来涂振农在会上做了报告，传达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5月在上海召开的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其内容：一是要无条件地扩大红军，8月底以前扩大到50万人；二是红军的编制要适应进攻时代；三是批评红4军不打硬仗，放弃了大城市；四是命令红军集中“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灭敌人主力”，规定红军的战略战术，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等等。
毛泽东和朱德在组织上表示接受党中央的决定，但对李立三的整个方案持怀疑态度。毛泽东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做了马列主义的分析，对李立三中央决定攻打南昌、九江的方案执行是慎重的，但也预见到了国民党新军阀必将进行大规模的进攻，红军将开始用运动战方式同敌人作战。因此，会议对红军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开始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以及红军的整编工作和闽西地方工作等问题，都做了讨论和决定。汀州会议是红军的军事战略由以游击战为主逐步向以运动战为主转变过程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从汀州会议到以后的罗坊会议决定“诱敌深人”这一段时间，是中央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转折过程。所以这次会议可以看作第一个战略转变的开始。
汀州会议后，赣南、闽西的红军进行了整编。红4军在整编前指挥4个纵队和1个特务营。第1纵队，原系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保存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也保存了叶挺独立团勇猛的战斗作风，在井冈山时称28团，这时有3个支队，即3个营。第2纵队系由毕占云率领起义的1个营和军部特务营编成，只有2个支队，实即2个营，部队建立较晚，基础稍弱。第3纵队即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加上秋收起义后的工农武装编成的。它是毛泽东率领上井冈山的部队。这支部队的干部也有参加过北伐战争的。蒋介石叛变后，我们利用了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这一合法番号，收容了从各地被赶出和自己逃出的共产党员。开始时缺乏战斗经验，被称为“学生军”，后来逐渐锻炼成为能攻善守、能打硬仗的部队。在井冈山时期称31团，此时也有3个支队，即3个营。第4纵队是由闽西地方部队升级的，成立不久，战斗力较弱。军部特务营只有3个步兵连和1个侦察通讯队。汀州会议对于政治、军事路线问题没有多少争论。整编时原红4军1、2两纵队仍编为红4军第1、2两纵队，闽西地方武装升级编成红4军的第3纵队。这3个纵队不久就改称第10师、第11师和第12师。以红4军的原第3纵队为基础扩编为红12军，并从3纵队抽出1个支队编成红12军第1纵队，后称第34师；由3纵队抽出1个支队，加上江西地方武装1个支队，编成红12军的第2纵队，后称第35师；红12军的第3纵队，即第36师是在后来打开吉安后才以教导队为基础扩编成立的。红4军原第4纵队和闽西几个县的地方部队抽出人员、武器补充主力后，在闽西另行编组闽红12军。江西的地方武装以2、4团为基础扩编为红6军，不久又改称红3军，黄公略任军长。从3纵队、支队政委中选拔罗荣桓任红4军政委，蔡会文任红3军政委；伍中豪任红12军军长，谭震林任12军政委。
原红4军司令部和政治部改为红军第一路军指挥部和政治部，统率红4军、红3军、红12军3个军。毛泽东任政委，朱德任总指挥，参谋长是朱云卿，郭化若任参谋处长。各军司令部、政治部都是新建的。根据中央指示，还由毛泽东、朱德、曾山、李文林、黄公略、彭德怀、林彪、邵式平等17人组成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红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
整编以后，部队向何处去呢？ 一天，朱云卿和郭化若去找毛泽东。毛泽东和朱德正在商量部队行动问题，见他们来了便问：“你们想打大城市吗？”
“当然想呀。“郭化若说，“不过——”
“只能是一种想法而巳。“朱云卿接过话说。
“我们能打下大城市吗？”毛泽东又问。
“我们部队现在这种军事素质和技术装备，打大城市是有困难的。”郭化若回答。
“可是，中央又命令我们去打。”朱德说。
“对。”毛泽东用手把桌上的茶杯推了一下，“打不了，人家又在背后推着我们去打。怎么办呢？你们是起草作战命令的，我看可以做‘推’字的文章，这次行动叫推进，向南昌推进。先下命令集中，造出向南昌推进的声势，然后再搞个推进的计划；边推边看。朱总，你看呢？”
“要得。”朱德说，“这样，中央的命令传达了，而且，部队在‘推’进，也有行动。人家推我们，也算是一推就动。”说完大家都会意地笑了。
离开了毛泽东的住处，朱云卿说：“‘推’字的含义，就是只传达李立三的命令，不作具体部署。”
“是一种应付上面的行动。”郭化若说，“作战命令的措词就要精心推敲了。”
按分工，作战命令是由朱云卿主持，郭化若负责起草的，这次要做“推”字文章，朱云卿叫郭化若考虑文字命令，他搞个推进计划表。两种作战文书拟出后，送毛泽东、朱德审查，毛泽东很满意。于是1930年6月22日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向红4军、红12军发出向广昌集中的命令，命令称：“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7月5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这里只把党中央的夺取九江、南昌这一任务传达了，但并未做进一步的部署和说明。红一军团由福建开到江西广昌集中后，再到兴国地区集结，红3军亦归建。7月11日，由兴国集结地发出向樟树推进的命令，只说“进略樟树，窥袭南昌”，并颁发了一个推进计划表，后面附有一张行军路线图（用油印套色绘印〕。在向北推进中，一军团于7月20日进入永丰城。20日午后7时30分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占领永丰后向七琴前进。七琴守敌较多，约七八百人，有电话等通讯设备，被我军顺利地击溃，大部就歼。接着，我军继续向樟树前进。7月24日顺利地占领了樟树镇，击破敌两个营，缴枪约200枝，俘虏敌兵100余。
在打七琴时，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包括电稿）中，对江西省内的敌军的配置情况，大体都了解了。当时附近敌军的布置是：抚州地区1个旅（旅长朱耀华），吉安北阜田地区1个旅（旅长戴岳），南昌地区1个旅（两个团，分散的）。以上3个旅都属张辉瓒的18师，这是能机动的。此外，在吉安的邓英师3个团和赣州的守敌，是不能机动的。
我军一到樟树，毛泽东立即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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