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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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否则一切“独断专行”都失了根据，都会弄成错误。另一方面，全局为局部所构成，因此不可忽视局部的因素与胜败，特别是有决定意义的带全局性的局部问题。

七、战略战术之斗争形式与军队之物质内容的关系

这里要讲的是军队之质量决定战法之高低；要提倡革命战法，就必须改进革命军队。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新的革命的战争，自然应该使用新的革命的战略战术。“从前那种作战的旧脑筋，必须要完全改变过来，而要真正能够运用革命战争的新战术新方法。”

然而为什么言者谆谆，唇焦舌敝，会议开了许多次，小册子也印发了万千，命令下了若干道，纪律约束了许多条，而其结果，仍然见到不断的“将士伤亡，挫顿而退”呢？为什么“计划周到”，“准备完全”，“部署适当”及“运用灵活”，还不足以取得胜利呢？原因很简单，任何运动形态，任何斗争形式，都由物质的内容来决定。空洞的方法方式，没有一定的内容，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新的革命的战略战术，必须有新的革命的军队出来表演，而且一般说来革命的战略战术，都是革命军队在斗争中创造与逐渐完成其体系的。很明显的，如果没有进步的抗日军，就不会有今天我们抗战中新的战略战术。那些只在口头上高谈“革命战术”、“革命战法”或“新战术”的军队，其所以不能战胜敌军，甚而采取避战的方针，不敢与敌周旋，就是因为它们军队机构没有改变，所以想学学不会，想做也做不好。如果要进行“反共”战争，那是货真价实的十足的反革命战争，自然更谈不上什么“革命战术”，也不必谈了。不过在另一方面，战法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影响军队，如果我们抗战将领都能领导军队坚决继续抗战而不是反共，并能够真正地研究与应用革命战法，那也可以逐渐影响到军队的改造。所以坚持抗战，反对反共，力求进步，是我国民族目前最主要的任务。也是全国抗日军队的最主要的任务。

什么是革命战术呢？有人以为它的特点就是“灵活”，善于打击敌军。其实一切较新的战术都有这个特点，但还算不上革命战术。所谓“革命战术”、“革命战法”，实际上是革命军队的战略战术，革命军队的战法，它与一般战略战术或战法的不同点就在于它是服从于革命的政治，为革命战争而服务，为大多数人民利益而服务；（2）它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首先是革命战士的力量，及战地民众的力量，它以军队团结、官兵一体为基础，以军民一致能得民众帮助为基础。它不专靠武力消灭敌人的身体，而能以其进步的主张争取敌军士兵之同情（而不是利诱或欺骗）与瓦解敌军，减少自己作战　的困难；（3）它能正确地反映战争的发展规律，所以较能取得胜利。

现在让我们从几个具体问题上来说明：

第一，在政治工作（军队的政治保障）上。有人以为推动政治工作只是政工人员，“以民众教师为己任”，“对于当地民众予以组织训练”，“以沟通民间感情，取得民众的助力”就行了。其实，以“政工人员”担任民众工作，这巳嫌不足，而不发动民众，就无从组织民众，不给民众以抗日的自由，不改善民生，民众就发动不起来，也无法“取得民众的助力”。所以革命军队要与民众联系在一块，“成为民众的武力”，就必须从上至下都懂得并真正为民众利益而战争，民众工作，全体指战员（官兵）都参加，军队对民众的纪律，必须全体指战员一致遵行。革命军队不是“不干涉政治”，而是帮助当地政府去发动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发扬民众之民主精神，帮助民众改善生活，领导民众与敌人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民众的助力

第二，在侦察警戒（军队的战斗保障）上。有人以为只要训练好依察与便衣队，就可以查明敌情。只要干部训练得好，有战术素质和实际精神，就可以使警戒严密。其实革命战争，尤其是我们中国今天抗日的革命战争，如果不依靠民众帮助，不依靠敌据点内敌伪军中进步的同情分子之帮助，而只靠军队自己侦察警戒，只靠自己有限的间谋机关（而且还不可靠的），则敌情绝难及时明了（山东曾有一个师长脱离其本军的掌握，而在敌“扫荡”时要求随一个连长行动，说：

“你们的情报好，我们则如同瞎子”，警戒也绝难做到严密。就是军队本身的侦察警戒，也须要战士自觉、奋勇、耐劳，指挥员的认真负责（自然也要有战术素养），以及政治工作人员之帮助（政工的保障），这些都非改善军队的机构与军事制度不可。只有在“官兵一体”的革命军队中，才能求得指战员之奋勇耐劳，而在保持军阀制度的军队中，是不能多见的。

第三，在供给卫生（军队的物质保障）上。有些人以为只要成立了军医处、军需处、兵站及野战医院、兵站医院等，则军队的供给卫生工作就算完事，结果到了冬天（如去年十二月）有些军队还没有棉衣穿，有些军队只吃两餐稀饭，以致有些士兵看到居民吃饭流下眼泪来。伤兵的救护运送与医药则更成问题。抗战初在晋北有过以汽车搬运大官们的家私不运伤兵的事，最近在西南也有以汽车从渝运金出国，而伤兵得不到及时运送的事（南宁失守前，也有过援军得不到汽车载运的事）。野战医院的工作是大家所知道的，自然也有进步的，也有好的，但坏的数目相当多，而像“蜕变”剧中所描写的好人的“监理员”却很少。但是在华北、华中敌后方极困难的环境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生活虽极艰苦，但却能及时易衣，及时待食，伤兵得到民众的救护与帮助，治疗的医术也有极大的进步。这没有别的办法，主要是依靠民众而得到民众的帮助（包括医生的帮助），所以革命军队的军事行动，时常都要注意到居民的政治条件问题，这也与一般战术不同的。

第四，在战略战术上，有人以为只要有特殊的技术，能跋山涉水，便可以“出奇制胜”。其实“出奇制胜”，或是用新发明的兵器（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之用毒瓦斯与英法之用坦克），或是新军队采用新战法（如八路军之在华北，由平型关到百团大战），如没有新的军队，新的兵器，“出奇制胜”很难成功。一般的战士，只能训练出一般的技术，特别在抗战中，我军训练时间之短促，更难要求其学会如何超群出众的特殊技术，过去所谓“飞檐走壁”的神技，现在是很难见到。至于破坏交通，革命军固然应尽量提高爆破技术，但还是依靠广大群众的帮助，才能做到。“改造地形”也是一样。华北的破路战中，曾动员整千整万的群众参加，甚至还有妇女参加，并有军队的有力配合，然后才收到效果。那里的缺点，就是爆破器材的缺乏，可是从来就没有人发给过。

总之，有些所谓“革命战术”，都由于片面的观察问题，只看到一些斗争的方法方式，而忽视了其余很重要的斗争方法与方式。其实革命战术，如果离开了民众的帮助，离开了民众武装的配合，离开了自己军队内人力的发扬，就没有真实的内容了。革命战争，虽是以武装斗争这一最高的斗争形式为主，但还必须要有其他斗争形式的配合，而武装斗争中，也还需要低级的形式与高级的形式之配合（如游击战与运动战之配合）。很显明，没有政治斗争，不能打破敌人的政治诱降；没有经济斗争，不能打破敌人经济的掠夺、封锁与破坏；没有文化斗争，不能打破敌人在文化上的欺骗与麻醉，没有各种斗争的配合，只靠武装斗争，是不能取得抗战胜利的。而武装斗争中的正规战还必须有游击战的配合，敌后游击战中，正规兵团还要游击部队以至游击分队的配合。各种斗争形式，围绕着主要的斗争形式，相互配合，才能取得胜利。单纯的军事抗战，绝不是“革命战术”。

另外，有人说革命的战法，“战略上不是打敌人的武力，而是打敌人用武力的目的，战术上不是要死守据点，而是要打死敌人”。战略上既不打敌之武力，而在战术上又要打死敌人，岂不是战术不服从于战略么？不打敌人的武力，而能打倒敌人用武力的目的，这真是唯心论的诡辩。在这种情形下，这一“革命战法”最近发展为，“以堡垒式的防御，对波浪式的进攻”。于是听说有人发问，这岂不违反“革命战法”的精神么？（据说革命战法就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的配合）答复说：“这是对付八路军的”，于是“革命战法”也就寿终正寝了。

还有人说：“我们抗战中战术思想，应当建筑在哪一方面呢？我以为应当建立在精神方面……所以我们研究中国独立自主的战术思想，必首先振作我们革命的精神，也就是说要把这种战术思想在心理上建立起来，在心理上充满了新战术思想，才能够运用新战术，才能收到战术的效果”（《陆大参谋》月刊创刊特大号金典戎“抗战中应如何建立中国独立自主的战术思想”）。好了，心理上的新战术建立起来了，我们将到金先生心里去打仗吧！可惜敌人却在战场上。

为要打退战场上的敌人，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国防军，新的武力。孙中山先生说过：“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盖旧时代之武力，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新时代之武力则以拥护国家利益，而扫除其障碍者也。”（《北上宣言》）所以我们需要能运用新战法的革命军队。据孙中山先生说：这种“革命军的责任，是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能够明白打不平等的三民主义，才可以做革命军，革命军是为三民主义去奋斗的，为三民主义去牺牲的《革命军之责任》），中山先生又说：“如果我们的兵士，都知道革命主义，便变成革命军”（《三民主义是打破旧思想的主义》），“以有主义与无主义战，以为公者与为私者战，胜败之数，奚待耆！？”（《军人精神教育》）这与斯大林所说“知道为什么打仗的军队，就是百战百胜的”有相似的地方。

这种能运用革命战术的革命军队，在革命战争中，是百战百胜的军队。今天巳经有了活的榜样摆在抗日战场上，用不着在这里介绍，只要大家肯去学，学得多少，就能打多少胜仗。

八、战斗中的多样矛盾及其利用

这里要讲战斗力的构成，其内在的诸种矛盾及此等矛盾之利用。　我们的战术就是从此产生的。

战斗力直接构成的因素，是物力与人力的有机结合。

物力——兵器——战斗手段，其量与质，基本上直接决定于军事工业的生产力与一般的生产力（自然这种生产力是与生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由于现代生产力之发达，才发生现代兵器与战斗的特征，例如火器之自动装置的加多，摩托机械化部队与兵团、广大的空军、军用化学品、电气的通讯器材……等等的使用（关于这一方面的详细分析，我们在上面“战争与经济的关联”中，已经大体讲过，这里不再详细分析它）。

人力——兵员——战斗中的劳动力，其量与质，基本上决定于生产关系，即决定于政治条件。

先说人力的量的决定。人力的量，不但决定于一国人口之多少，而且还决定于生产率与死亡率之多少，国民健康的程度，社会生产力之高低（工业发达的国家，其动员人数可达15％—20％，因战争性质的关系之影响，留在下面讲）。由于作战方法之影响，非武装的劳动者与武装战士之比例，及前方与后方人数比例也因之而变更（现代欧洲式的军队，加大了非武装劳动者及后方人员之比率）。由于战斗性质、政治动员（或征募或强拉……）之差别，所引起的投军之踊跃与否也各不相同。此外，装备之足否，粮秣之丰啬，干部之多少等，亦可使兵员数量随之而增减。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关系条件，多是属于政治方面的，也可说是属于生产关系的。

再说到人力的质的方面。人力的质，包含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政治因素，一是身体因素。

政治因素关系于：战争性质（战争目的与劳动人民利益之向背）及战斗员对此性质之了解与否；（2）军队之机构、官兵之关系、军队之政治生活等。这是决定战斗员愿不愿使用武器作战的问题。

至于身体因素：劳动力的体力；（2）学习军事技术以至政治问题的领悟能力；（3）文化水准；（4）运动技术（如爬山、游水、超越障碍等）等等。这是决定战斗员之善不善于使用武器作战的问题。由此可见人力量与质之提高，都要靠政治之改善。

一般说来，敌军的物力方面，比我国强。人力方面，则论训练，敌较我强（肉体因素）；论对战争的态度，我军本应强于敌军，但是许多军队却因军阀制度依旧存在，征募时之强迫，军队中政治工作之缺乏，反较敌军有法西斯教育者不如。因此一般说来，我国一般的军队仅有人力的优势一点。而这一优势，还仅限于生自我国人口绝对数之中（即四万万五千万。若与敌国人口比较，则为相对的多广而因政治的不进步，经济的落后，至今正规军还不到全国人口百分之一。这种数量，对在华敌军总数说，不及两倍（而目前政治条件下，战争需要我国多于敌寇五六倍的兵力）。对于我国广大领土之分布上说，亦嫌不敷分配。因此，相对地说，我军数量还不够多。我们需要更多的抗日正规军与更多的抗日游击队。而在质的方面，我们也应提高一步，无论在政治素质上（地方的政治动员与军队的政治工作、无论在身体因素上（如技术与文化水平之提高。南宁战役还有人提出士兵的识字问题，那已是抗战开始后两年多了）。只有提高我们抗日武装的质与量，才能转变敌我力量之对比，而达到反攻。

至于战斗力之一般评价，不可仅仅限于上述构成战斗力的基本因素本身。战争性质、作战地区、作战时间等条件，都会给战斗力在其作用表现时以若干影响。这在正义战中与不正义战中，将发生很大不同的作用（有些人不了解这一点，所以在反共战争中，总觉得其失败似乎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在一种地区上作战，装备强的军队，可能比装备弱的表演得较差；在一种季候一定地形上作战，战斗力强的军队，有时也不能十分施展其能力。因此，要求我们依具体的情况，及其必然的发展规律，来估计战斗力之高低。

根据上面的分析，虽然敌军在若干方面较强于我军，但是敌军战斗力仍然不可避免地保有多样的矛盾。这种矛盾给予我们利用之可能。我们的战术，就应该也曾是从发现与研究这些矛盾及其利弊中发展起来。

战斗力中的矛盾可分为：物与物间的矛盾；（2）物自身的矛盾；（3）物与人的矛盾；（4）人与人的矛盾；（3…U…W…W）人自身的矛盾。

现在分述如下：

物与物间的矛盾。大炮需要炮弹，坦克、飞机需要汽油，工兵需要工程器材（架桥、爆破、土工、铁路等器材），炮兵需要炮兵的器材（零件、驮具、弹药……）。军队越是现代化，弹药、燃料、器材、粮秣、被服等等之仰给于后方越多。这就规定了日寇从开战到现在，都不能不沿交通要道（大江、铁路）为主要的进兵方向，铺设公路为后方联络。因此，日寇对于我们敌后的游击战，特别是交通战，最感到头痛。过去往往一次铁路被破坏之后，敌方即发生几个自杀的士兵，其原因在他们的绝命书上说是“归路已断，无望生还”。我们利用这一矛盾，展开大规模的交通战，特别是最近的百团大战，把四面的敌人交通截断，于是天险的娘子关被我克服了，井陉的煤矿被我破坏了，正太路被我毁平，沿路敌军被我全部消灭，晋察冀边区克复了四五十处大据点，敌军大部被歼，晋东南则克复过榆社县城，守敌亦全部被消灭。利用敌人这种矛盾，我们虽没有“三十个师”，却打下不止“　一个据点”。

这一矛盾在全局上说：则表现在敌人的大军久战与其战费之支出，原料资材等之消耗等矛盾，形成了财政经济上的困难。

（2）物自身的矛盾。一切兵器同其他事物一样，本身都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也正因为这种矛盾的不断发现与克服，才使兵器获得改进。但改进了的兵器，又发生新的矛盾，这种矛盾绝对无法消灭。这就是所谓矛盾的绝对性。这种矛盾的消灭，只有等到兵器本身消灭之时，才能一起埋葬。举例来说：坦克的装甲，因反坦克炮的发明与使用，而逐渐加厚。机关枪打不进一般的坦克（除了用穿甲弹），反坦克炮也打不穿重型坦克的铁甲，可是山炮、野炮之被用来防坦克，铁甲又嫌薄了。如果铁甲加厚，则会引起坦克的速度减低，于是重型坦克仍不能全部代替轻坦克。任何坦克以至任何兵器（自然在新发明时可以横行一时），也都不能无敌于战场。再说坦克的展望孔大了，易为敌方瞄准射击；小了，又使观察困难，射击死角扩大，对走近身边的敌人，不便射击。铁的乌龟壳固然抵得住枪弹，可是一遇到热（如被敌人火烧时），内部藏不住人。坦克有了无限轨道（履带），白天能在一定地形上横行无忌，但既不能爬高山，又不善过水田；夜间更无法活动。因此它怕集束的手榴弹，又怕手榴弹和汽油瓶（西班牙战争中，政府军即以此对付德意及弗朗哥的坦克），它不敢上山作战，也不敢深夜出门。

再说大炮吧。山炮比野炮轻，野炮比野战重炮轻……，越重则威力越大，但运动却越困难。越轻虽运动越便，但精度却越差，效力亦越小。炮兵在阵地上威风十足，但如在运动中遇敌时，又要“下架”“放列”，需时不少，倘猝遇敌人，措手不及，既拿不起，又拖不动，还不如木棒一条。并且一到夜间，则瞄准不易，运动亦困难。因此，它怕在运动中遇伏兵（特别在山地上），怕在夜间被袭击。

飞机飞得快，则载重不多；载重多，则飞行不快。又载得多又飞得快，则价值太昂，制造不易。载弹量既然有限，在飞行中命中精度又差，于是除对不动的阵地，可以大肆轰炸外，对流动分散的部队，就多无可奈何。夜间虽也能用照明弹补助观察，可是除对城市外，在大山丛林、广漠原野的上空，照明也照不胜照。并且飞机不能整天整夜飞在天上，当它休息在机场时，它还要人来保护它，警戒不严密，一根火柴，就可把它焚毁，于是夜间就成了飞机既不便进攻，又吃力防御的时候了。

坦克、大炮、飞机这三种兵器，是敌军比我军强的主要东西，然而它们本身都有缺陷，正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害”。于是也都有办法对付它们。对付的办法：在作战的方式上，多采取运动战，游击战；在作战的时间上，多选在夜间（或晨雾之下）；在作战的场所上，多选在山地及其他有利的地形。这就是我们对敌军武器自身的矛盾的利用。

（3）物与人的矛盾。物与人的矛盾，第一是人会不会或善不善于使用物；第二是人愿不愿使用物。前者属于军队训练，后者属于政治情绪。敌军训练诚然比我军稍优，但因为敌人进行的是不义战，所以敌军士兵作战的情绪不能提得很高，也就是说敌军的物力虽优，人的训练虽好，但人不大愿使用物，这是敌军的主要弱点之一。纵使敌方有法西斯的欺骗教育与武士道宣传，但其士兵大众终会觉悟，等到敌军士兵的觉悟逐渐普遍的时候，那些顶会使用武器的敌兵，都将不愿使用他们自己的武器替他们自己的敌人打他们自己的弟兄。就在今天看来，敌军的人力显然比其物力弱，在火力战中，我不如敌；在白刃战中，敌不如我。这种矛盾，过去到今天都存在过，并且在发展着（敌军厌战情绪之扩大，反战宣传品之增多，缴械也比从前容易了许多）。我们利用这些矛盾，一则加紧敌军之瓦解工作，一则避免敌之火力机械与技术的长处，向其人力的弱处进攻。

（4）人与人的矛盾。这在敌军中，主要表现于官兵之间。在敌国内则表现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基本的矛盾——战争的需要与利益属于财阀、军阀，战争的牺牲与负担落在劳苦大众肩上——所引起更强烈的敌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与斗争。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必将战败的主要根源，这是我们进行瓦解敌军工作的客观条件。我们对敌军的宣传，战场纪律之整饬，俘虏之优待，敌伤兵之医治等，都是用来扩大敌军这一矛盾，使之崩溃的。此外，敌军与伪军的矛盾，也是我们应利用的。我们有些部队利用了这种矛盾，可以得到消息，可以争取伪军，可以掩护交通，可以便利地打击敌人。这里要求我们加强敌伪军的工作。

（3…U…W…W）人自身的矛盾。在敌人方面，敌兵一方面拼命作战，一方面则想念家乡。我们初看到敌兵的不肯缴枪，顽强作战，以为是“不怕　國霸丨死”，其实，敌兵之不肯缴枪，有种种原因，除了敌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