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他的顾问-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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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当晚郭化若去向毛泽东道贺，一进门就喊：“毛主席！”

“化若，你改口真快，是第一个。”毛泽东正在看书，放下书说。

郭化若发现毛泽东表情并不乐观，眉宇间似乎有忧虑。

其实郭化若心里也很明白，安排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只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为了掩盖夺权目的而玩弄的花招而已。召开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建立全国性政权，这是李立三领导的中央早在1930年2月4日就提出了的。后来由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破产，这个计划也随之破产了。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后，从更“左”的立场出发，对李立三路线做了全面的批判与否定，但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组建全国性政权这点却接受下来了。苏区中央局6月1日就做出了召开苏维埃一大的决定，并由中革军委发出在8月1日召开一大的通告。只是由于第三次反“围剿”作战，才推到“十月革命节”举行。在人事安排上，王明路线执行者自然是想将毛泽东排除在外的，但他们也知道毛泽东在苏区军民心目中有巩固的地位，要想一下子排除是不那么容易的，不得不让毛泽东坐了这第一把交椅。

很显然，在11月1日至6日召开的赣南根据地党的代表大会上撤销了毛泽东的中央局书记职务，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时，决定在苏维埃政府中设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又没有毛泽东的位置，这就很不正常。

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由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等15人组成，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下设的总政治部主任由王稼祥兼任，总参谋部由叶剑英任部长，总经理部由范树德任部长。

中革军委成立后，即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的工作班子也淘汰了。而且红一方面军中老一点的拥护毛泽东的同志都调动了，已经通知郭化若到军委二局工作。所有中华全国红色陆海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革军委指挥统辖之下。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遭到排斥，继红4军“七大”后他又一次被排挤出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郭化若想到这些，虽说来道贺，实际则忧心忡忡。他漫无边际地说了一句，“主席，是不是有点像红4军七大时的情景呢。”

“现在我不管军队了，有时间我要多读点书。”毛泽东所答非所问地说。

“我的工作调动了。”郭化若沉默了一会儿说。

“呵。调到哪里？”毛泽东问，显然他还不知道。

“军委二局。”

“不管调哪里，都要好好工作，共产党人，要以党的事业为重。”

“是的，主席，你要多保重。”

郭化若离开毛泽东，内心有说不出的忧愁和惆怅。

一五、毛泽东对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很恼火

赣南党代表会和苏维埃一大后，毛泽东成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一般成员，他在军事上的正确意见得不到重视，而冒险主义却占了上风，为此，毛泽东十分恼火。

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通过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苏区中央局，拣起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破旗，急于打下赣州，想把工农兵中央政府搬进赣州去，以为这样就可以对外宣布中国革命巳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并企图沿赣江北上打南昌、九江。毛泽东认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下，造成被动。但他的意见处于少数孤立地位，乃提议调一个前方将领回来商量，以为前方将领了解实际情况，会不同意打赣州的。但被调来的同志却坚决主张打赣州，并提出愿率所部包打。2月上旬开始了对赣州的围城攻坚，爆破四次，均未奏效。久攻不下（1个月零4天），敌援军来到并出击，我伤亡甚重，然而军事冒险主义者仍坚持攻城，3月4日红军总政治部印发了告红军战士书，书云：

英勇的红军战士们！

我们围攻赣州巳经一个月了。

籍州是赣南的一个大城市，它控制整个赣南，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都占据极重要的位置，它是赣南地主资本家的反动中心，加之赣州又介乎河东河西苏区之间，截断两个苏区的联系。

夺取赣州是巩固革命根据地，是贯通赣河两岸的苏区，是赤化整个江西南半省，是开展革命战争，是夺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第二步。

赣州是我们必争之点——夺取赣州是红军在目前的中心任务。

我们夺取赣州是全世界全中国政治形势极有利于革命的时候，现在是全世界革命大风暴的前夜，是全世界全中国经济、政治的恐慌达到极高的程度，帝国主义在曰本占领上海后内部矛盾已紧张到极点，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中国反动政府完全破产，内部冲突加深，工农群众反帝斗争大高涨，白军士兵到处兵变，各处红军大胜利，当中央苏区红军围攻赣州的时候，闽西红军已经占领武平、上杭，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是我们夺取赣州最好的客观条件。

我们攻赣州已经一月，炸城二次，赣州还是没夺下，但这绝不能认为失败，因为攻赣州是攻城战，而不是野战，因此，这种战争绝不是几天可以解决的，而且三次炸城，巳经开展战局，使我们更易接近，更易继续爆炸，要记住攻城战一面是持久战。

不错，敌人的援军到了！从吉安来的有陈、罗两师，　从广东来的有七八团人，他们指挥不统一，内部矛盾很多，加之又很怕我们，所以彼此畏缩，不敢前进。陈、罗在　河北巳经几天不前进，广东敌人远在大庾、南康，加之闽　西红军又打下上杭，给东江极大威胁，他更恐慌，也不敢　前进。今天爆炸后，马昆还在打电话要求他们来救命。

敌人援军不能妨碍我们攻赣州，敌人不进，与我们无关，敌人若进来，我们则准备消灭他们，仍来继续攻赣州。

同志们！政治形势有利于我们，工农群众拥护我们，我们要下最大的决心，进行持久战争，拿下赣州，赣州拿不下我们决不走，敌人援军要来，我们就立即消灭他们，再继续攻打赣州。

我们要有铁一般的坚决性和顽强性来进行持久战，来拿下赣州。

英勇的战士们，努力吧，赣州是我们的。

同日，红三军团总指挥部也发出了坚决夺取赣州城的训令，强调“今（4日）晨东门爆炸已将该城墙完全塌毁，宽至二十丈，压毙敌兵二百余名，但因敌略有准备，预在城墙两侧断面构筑横墙，以交叉火力妨害冲锋，同时，更因突击队前进过慢的原因，所以东门未即得手。但该城经我军一月围困和两度攻击，已逐渐开展战斗局势，我们在目前反动统治局面加速恐慌的情况下，任何艰苦斗争，决不能丝毫动摇夺取赣州的伟大任务，应使每个红色战士都要充分了解赣城是坚固的城池，它也是赣南反动势力的最后支撑点，当然不比普通的运动战那样轻快、迅速地可以决战，正因为在这样顽强的阶级敌人和艰苦的残酷斗争中，必须要具‘坚强持久’的精神来取得赣州。”　“纵然使来援之敌有一逞的图谋亦早在我们计划中将使他要受着绝大的打击，所以这是不足妨害我们也用不着受他任何恐吓。”“我们相信必然获得最后的胜利，假若在继续进攻的进程中谁表现丝毫的颓丧与动摇，谁便是不了解艰苦战争的机会主义，亦即是对革命不坚决与怠工，我们将根本排斥这种不正确的观念。”

毛泽东看了上述文告，眼见红军战士在流血，革命受损失，他又毫无办法左右这种形势，又急又气。当时郭化若在给毛泽东当秘书，他见主席对天长叹一声说：“如此下去，红军非垮不可，革命非垮不可。”

军事冒险主义的蛮干，并没有攻克赣州，3月7日被迫撤围。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江口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了冒险的攻赣州之战，并指出红军应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共产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赣东北和闽北方向发展。可是中央局的领导人则认为攻打赣州是正确的，争取中心城市，实现革命首先在江西胜利，是工农红军的中心任务，斥责毛泽东的看法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3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训令，对攻打赣州进行了总结，明确指出，“红军这次攻赣州是有伟大意义的，给了攻城部队关于攻城战阵地战的丰富经验”，“红军这次攻赣州，是依照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完全正确的”，“如果认为这次攻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不了解目前政治形势，对政治形势估量不足，那便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慌，那便是反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就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撤围赣州后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便成了4军及党内的主要斗争”。

3月18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分中、西两路（三军团为西路，一、五军团为中路），沿赣江而下，赤化两岸并夺取两岸的城市。毛泽东随中路行动，走到半路，毛泽东一再建议改向闽西，得到了一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的支持和中央局的批准，并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然后东征。3月26日到达长汀，根据当面敌情，毛泽东命一军团开赴长汀以东之新桥休整，以迷惑敌人，准备进攻漳州，消灭国民党军张贞的第49师，扩大我军影响。

3月30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发去电报，提出东路军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局面，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据调査，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7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尚虑粤敌从大埔出龙岩威胁我后路只需5天，而还在信丰的五军团到龙岩需15天，因此，希望五军团尽快调龙岩，至迟4月20日须到龙岩待命，7师亦望催兼程来汀，否则一军团下漳州兵力单薄，后路空虚。周恩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于是，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东路军直取漳州。

4月2日，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发电报，提出敌一部既人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14日到达龙岩。

4月10日拂晓，东路军向龙岩发起进攻，当天攻占龙岩，歼灭张贞部一个多团，为漳州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毛泽东非常高兴，4月11日给周恩来发电报称“昨日胜利原因是：甲、白沙休息一天，团结兵力；乙、不顾坎市，直取龙岩；丙、大池宿营，不去小池，击敌不备”。14日，五军团赶到龙岩，一、五军团并力向漳州发起进攻。张贞部共两旅9个团，龙岩一仗已损失2个团，便将其余部队布置在漳州西北的天宝至南靖一带，准备与红军决战。

4月19日，我军向天宝发起攻击，歼敌一个旅，敌人从漳州城开来一部援兵，被我半路打回。吓得张贞率残部分头向漳浦、泉州、厦门等处逃跑。红军20日顺利占领漳州，随后又相继占领龙海、漳浦、长泰、云霄、平和等地。漳州战役歼敌4个团，俘敌1600多人，缴获敌人飞机两架、枪支弹药无数，还有大量的布匹、粮食、食盐等。红军筹款100多万元，解决了中央苏区和红军财政、物资上的大部分困难。红军还扩大队伍900多人，并帮助地方建立了秘密的工会和地下党组织，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事实证明，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就能打胜仗，红军就能发展，根据地就能扩大，可是，在当时正确的意见却硬是被中央局打入“冷宫”。

5月下旬，广东之敌陈济棠1个师深入江西信丰，威胁我军北上。中革军委命东路军回师赣南与粤敌作战。

6月下旬，毛泽东随东路军回到赣南天心圩。此时已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朱德任总司令，但不设总政委，毛泽东在军内仍无职务。毛泽东只是以苏维埃主席身份随军行动。当时，在怎样打粤敌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以围城打援的办法诱歼信丰之敌。

但围城有两种作战方案。

毛泽东主张围南雄，彭德怀坚持围大庾（今大余〕。彭断言围南雄敌不会增援，打大庾三日包打下，如打不下再围南雄。

结果打大庾不下，我军再转向南雄，信丰敌迅速增援。我军得悉时，信丰出援之敌已全部过了水口，水口只有一石桥，我军急令五军团、一军团猛追，也只能由石桥上通过，因河水深不能徒涉。敌后卫回击，与我激战于水口、南雄之间，随后，三军团也赶到，敌军顽抗，战斗非常激烈。我军猛追到距南雄城约20里，城内敌军派兵接应，我军只好收兵。后方来电严责不向南雄追击，前方回电除说明已不能再追的情况外，并说“中枢遥制，于军不利”。可见当时不同军事思想的矛盾已发展到表面化了。

毛泽东对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很恼火，批评人很严厉。一天晚上，郭化若有事去找朱老总，朱老总与王稼祥住在两隔壁，两人正坐在房门口闲谈，王稼祥说：“老毛骂人，不行，要找个机会斗争他。”朱德说：“毛泽东有办法，红军离不开他。”后来，王稼祥在长征途中转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遵义会议上便完全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了。

郭化若也提醒过毛泽东，说：“主席，有人反映您批评人太厉害了。“毛泽东说：“对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不批评狠一点，就是不听，他　们麻木。根据地、红军受损失，他们不心疼。”

一六、毛泽东对郭化若说：要经得起考验

7月底，王稼祥找郭化若谈话，告诉他工作有变动，调红军学校任教。郭化若对自己干什么无所谓，也不去细想，只是为毛泽东的处境担忧。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中国革命战争在世界革命中起什么作用，虽然有时也想过，但了解不多，理解不深。但对在毛泽东领导下能够打败蒋介石，则是深信不疑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关系红军的存亡，关系中国革命的成败，这是郭化若和许多红军战士当时就认识了的。所以他很不愿意这个时候离开毛泽东。于是他去找毛泽东：“主席，我不想这个时候变动工作。”

“要服从调动，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共产党人都要经得起考验。”　毛泽东平静地说。

郭化若听了，明白自己的工作调动毛泽东事先是清楚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可是郭化若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一到红校，就被在大会上宣布开除党籍，什么原因，没有说。这真是晴天霹雳，但有冤无处申。后来才知道，王明之流搞肃反扩大化，他们认为AB团、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取消派、托派等等的“反革命组织满布于赤区”，到处乱捕、乱关、乱斗、乱杀。据近几年有关部门统计，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福建搞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仅100万人口的闽西苏区受害和被错杀者达6352人。王明之流以托派嫌疑的莫须有罪名开除了郭化若的党籍，万幸的是没有砍他的脑壳。王明之流迫使郭化若离开一方面军总部，离开毛泽东，又用肃反的棒子打掉郭化若的党籍，手段可谓狠毒。

关于AB团问题。远在北伐战争时期，段锡朋就组织了AB团（即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1930年10月，红军打开吉安后，地方党发现了他们的旗帜、印章、暗号。这时，据说AB团分子窃据了许多重要职务。但是，他们的人到底有多少，不清楚。

富田事变发生在12月7日，是由打AB团引起的。这是在发现AB团组织后，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就到红20军抓AB团分子，抓到该军独立营营长刘敌审问，刘敌这个人有流氓习气，他一方面转移视线，乱供一气，把凡是他不满意的人，都说成是同伙的AB团分子；　另一方面，又煽动战士捉拿李韶九和刘铁超，将他们捆绑起来。刘铁超是20军的军长，“六大”中央委员。后来，李韶九说服看守战士，对他们说：“我是来肃反的。”卫兵听到他是来搞肃反的，就把他放了。刘敌深怕李韶九报复，便蒙蔽战士，捕捉了红20军的领导人，包围了驻在富田的江西行委和省委机关，把部队带到赣江以西去了，但没有打白旗。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刘敌派人送信到红军总部，说要把部队带回来。但信里却说什么“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并将信直接交给了彭德怀。当时，考虑到刘敌是在搞分裂，属于叛变性质，总部就回信要他回来。刘敌回来后，总部开庭审问他。主持审问的是朱德和董必武。审问时，要刘敌说出“为什么要把部队带到河西去”，他招认是AB团，于是把他杀了。

李韶九对AB团非常仇恨，他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采取逼、供、信的方法，杀了很多人。郭化若当时被任命兼肃反委员会秘书长，他记得第二次反“围剿”后，抓到了李文林。郭参加了审问。李文林说：“你们不要动刑。我不是AB团分子。我在上海汇报时见过陈独秀，我是陈独秀单派的。”审问后，郭化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AB团，于是把他放了。以后搞肃反扩大化时还是把他杀了。不久，又将周冕、陈中日抓来审问。用刑后，周、陈要求作书面交代，但他们写了一阵，写不下去。郭化若在旁边观察，觉得他们不像AB团。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能向他们赔礼道歉。随后，又把丛允中抓来，这回没有动刑，只是向他交代政策，并用了“诱供”（比“逼供”更厉害）。这样，他自编了一些谎话，当时信以为真，就把他杀了。

不过丛允中模仿毛泽东的笔迹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富田事变时有几封挑拨离间的信，后来经查认为他有很大嫌疑。

一封送给彭德怀，是伪造毛泽东给古柏的信，内容是“在审讯AB团时，要逼出彭德怀是AB团分子”，彭德怀识破了，没有上当。

还有一封送给朱德，是伪造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信，信中说“寄来的钱收到了，我在适当时候把队伍拉过去”。朱德接到信后，研究了一夜，终于辨出了真伪。第二天一早去找毛泽东，敲了敲门，就推门进去。毛泽东还没有起床，他一边坐起来一边说：“老总，什么事，这样急？”毛泽东有个习惯，起床后一般要披着毯子靠墙坐一会儿，抽支烟再下床。朱德坐在他的床沿，把信递过去说：“给你看一样东西。”毛泽东接过信一看，很快退给朱德，说：“这样的信怎么给我看，我是反革命呀。”

“这不是你写的，我研究过了。”朱德说。

“何以见得。”

“你看，你写东西从来不用阿拉伯字，这里用的是阿拉伯数字。”朱德指着信末尾的日期说，“还有，你写的撇，像女人小脚向上挑，这　里向下挑；‘目’字，你也从来不这样写。”

听到这里，毛泽东立即翻身下床，紧紧握着朱德的手大声说：“哎呀，朱老总，原来我认为你是个很粗的人，想不到你这么细。”从此，朱毛彼此更加信任、亲密。

现在看来，过去在肃反中没有过细地调查研究，没有确凿证据，确实冤枉了一些好人，搞了肃反扩大化，许多人都不是AB团分子，在党的“七大”时，都恢复了名誉。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信以为真，这就难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也有个经验问题。大革命时期，洪流滚滚，泥沙俱下，革命队伍混进了坏人是难免的，当时把坏人都说成AB团分子。　打AB团扩大化，开始是李韶九，后来是王明冒险主义执行者。毛泽东对此是很慎重的。至于由打AB团而造成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的肃反扩大化，完全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造成的。

所谓托派，就是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是苏联人，1930年斯大林说他反布尔什维克，开除了他的党籍，并在苏联党内开展清洗托派的运动。王明之流是莫斯科的应声虫，说中国也有托陈取消派，要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现在看来，抓托派全是捕风捉影。他们为什么抓郭化若的托派呢？当时有两件事。一件是三军团有位师长叫李匿才，1930年秋打长沙后被认为是托派，把他杀了，抄出了郭化若写的一封信，但内容是一般的问候，毫无政治内容。第二件是1932年红校在审理“托派”时，有人诬供郭化若是“托派”。这两件事虽然证据不足，但在当时党内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横行时可当作大问题了。案子报到了王明的代理人那里，他说：“王明早就感到这个人不可靠，认为是混进党内的。”“大人物”说郭化若是“混进党内”的，自然要开除出党，而且这种处理还是轻的。只是当时红校有位俱乐部主任危拱之平白无故地受到牵连，使郭化若至今感到不安。王明的代理人指定危拱之监视郭化若的行动，但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