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如梦幻-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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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因为关白丰臣秀次即将成为下一位天下人，各地诸侯纷纷趋势逢迎，羽州的大名最上义光就把十五岁的爱女驹姬献给秀次为妾——秀次和他的亲舅舅丰臣秀吉只有一事相象，那就是极好女色，各处搜罗妻妾无数。然而大名们这种拍马屁的举动，反而使秀次遭到秀吉的猜忌，为了给亲生儿子铺平道路，丰臣秀吉终于下了毒手。

文禄四年（1595年）七月，丰臣秀吉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下令将关白秀次流放到高野山中。十五日，正当秀次在青岩寺和僧人隆西堂下将棋的时候，突然接到石田三成、增田长盛等人带来的罪状书，被勒令自杀——享年仅二十八岁。

丰臣秀吉的刻毒残暴，在杀死养子秀次一事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秀次虽然切腹了，他仍下令将其首级割回，放在京都附近处决犯人的三条河原曝晒示众，不仅如此，还将秀次的妻妾子女三十多人也都押往彼处斩首。最上义光的爱女驹姬当然名列其中，据说义光请托了包括德川家康在内的很多人，还是未能救下女儿的性命。

驹姬临终前作绝命诗一首，大意是：“无罪之身，无辜受斩，前往彼世。弥陀之剑，慈悲为怀，指引往生。此身罪业、深重五障，随之消解。”年仅十九岁——丰臣秀吉此时残忍疯狂的行为，不亚于织田信长当年，所以丰臣政权的末日，也随之很快到来了。

倭奴和平秀吉

明朝人喜欢叫日本人为倭奴，其实这个词汇最初并不含有贬义。大家知道，日本列岛上最早和中国取得联系的很多国家中，有“倭国”也有“奴国”，到了南朝范晔写《后汉书》，就记载说：“东夷倭奴国王遣使贡献。”按照当时人的看法，是倭国降服了奴国，两国归并为一。

从此以后，“倭奴”一词就变成了倭国也即日本国的代名词。然而可怜的是，这两个字在中国古文中含义都不大好，倭最早的意思是低垂，而奴就是奴隶，两者合起来，似乎是指一个奴才垂首听命。元朝以后，因为倭寇多次侵扰我国东南沿海，老百姓都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倭奴一词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贬义词。

然而事实上，以“奴”来贬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除叫日本为“倭奴”外，在中国古代是根本没有过的。唯一的例外是《旧唐书》里有“啖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的话，不过那是用来骂高句丽出身的将领高仙芝的，所指是个体而非群体。明人曾经写道：“倭奴夷亦曰日本，东海外之夷也。谓之奴，奴之也。奴必有主，吾中国是已。”实际日本向中国称臣的次数不多，时间也都不长，说中国是倭奴之主，未免是自欺欺人的狂妄之语。

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日本的了解都很浅薄，明朝中期闭关锁国以后，对于远在东海外的日本更是知之寥寥。清人所编的《明史》中对日本的相关记载就错讹百出，读之非常可笑。比如关于丰臣秀吉的出身，《明史》上是这样说的：

“日本原本有国王，国王下面称关白者最尊贵，当时以山城州首领信长担任关白。信长某次出猎，碰到一个人躺在树底下，惊了信长的坐骑，于是捉住此人，详加审问。这人自称叫作平秀吉，是萨摩州的奴隶，身体灵活，能言善辩。信长很喜欢此人，让他给自己放马，并且起名叫做木下人……”

丰臣秀吉之变为平秀吉，其实是秀吉自己搞的花样，他在给朝鲜国王写信的时候，正想冒充平氏，于是在国书中署名为“关白秀吉”或者“平秀吉”，既然知道关白是官名不是姓氏，那么大家理所当然地以为他姓平了。后来明朝给秀吉的册封诏书中，就封他为“日本国王平秀吉”。不过说他因为在树下被信长撞见，就起名“木下”，未免太想当然了。

《明史》后面还说：

“秀吉后来逐渐受到重用，为信长谋划，夺取吞并了二十余个州，于是被拜为摄津镇守大将（秀吉的主城大坂确实在摄津国内）。信长有个参谋名叫阿奇支（即“明智”的音译），得罪了信长，信长派秀吉前往讨伐。时隔不久，信长被其部下明智所杀，秀吉才刚攻灭了阿奇支，听闻此事后，就统率所部乘胜回师，杀死了明智，威名大盛。于是不久后秀吉废黜了信长的三个儿子，僭称关白，吞并了信长的部众。”

竟然把明智光秀拆分为两个人，如此不实之言堂堂皇皇地记载入史书中，也说明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朝以后，有多么的封闭，对外国情况和事务有多么不了解了。

●鸣梁海战

　

庆长二年（1597年）二月，丰臣秀吉调集了十四万大军，第二次大规模侵略朝鲜，这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庆长之役”。

因为“永禄之役”实际上的失败，日本人吸取了部分教训，重新调整战略部署。首先，丰臣秀吉实施反间计，运用散播谣言等方法，使朝鲜李朝解除了李舜臣的职务，并将其逮捕下狱——这种自毁长城的做法，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朝鲜朝廷一定会为这种愚蠢行为付出代价，然而可怜的是，无辜的朝鲜人民也被迫要遭到同绑连坐。

七月十五日，以“海贼大名”九鬼嘉隆为首，庞大的日本舰队偷袭了停泊在漆川岛的朝鲜水军。此时双方仍处于停战状态，加上接替李舜臣指挥舰队的又是元均那个彻底的无能之辈，竟然误以为远远驶来的是日本的运输船团，等遭到猛烈的攻击，再想抵抗已经来不及了。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朝鲜水军几乎全部覆没，日本人就此掌握了制海权，随即运送大量物资和兵源在朝鲜半岛登陆。

而在明朝方面，自从去年谈判破裂以后，对于日军随时可能发动突然袭击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当年元月，朝鲜国王遣使入明，因为日本军队长期占据朝鲜沿海釜山等地，而请求明朝再次出兵，将其彻底驱逐出去。于是二月间，明朝再起援朝之议，任命麻贵为备倭总兵官，开始集合人马，整备物资。三月，又任命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以侍郎邢玠代替石星为兵部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协同御倭。

从这些人事安排来看，明朝并没有汲取第一次援朝战争获得惨胜的教训，邢玠等人的能力比宋应昌要差很多，而麻贵无论经验还是威望，也都比不上李如松，更重要的是，主要准备调动的仍是蓟辽等地善于平原作战的部队。

不过杨镐上任以后，立刻就给丰臣秀吉发了一道咨文，就其内容来看，明朝对日本的内情比过去已经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咨文中嘲笑并且警告秀吉说：“你已经六十多岁了，还能再活几年？你的儿子还不到十岁，要靠谁来辅佐？听说日本列岛的酋长们都在等待时机，好趁机起兵报仇，一旦祸起萧墙，加藤清正等人也会个个都想当国王，谁肯屈居于你之下？将来又有谁肯屈居你儿子之下？”

然而这时候，丧心病狂的丰臣秀吉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他只能孤注一掷。朝鲜水军覆没以后，日本陆军立刻分兵两路北侵。左路由宇喜多秀家做主将，以小西行长为先锋，率四万九千人沿宜宁、晋州一线向全罗道挺进，目标是重镇南原；右路军由毛利辉元做主将，以加藤清正为先锋，率六万四千人沿密阳、大丘一线指向全州。日军步步为营，到处构筑日本式的城砦，以扼杀各地层出不穷的朝鲜义军。

日军的目标是稳固地占领朝鲜南部四道，然后左右两路大军合围京城。听闻日军开始行动的消息，朝鲜朝廷这才慌了手脚，匆忙于七月二十二日把李舜臣从狱中放了出来，但仍不让他官复原职，而要其“白衣从军”，戴“罪”立功。李舜臣集合漆川岛海战中残留的舰船，只剩下十二艘而已，于是他暂时蛰伏，重新整合扩充兵力，寻找时机再进攻日本水军。

日本陆军进展顺利，左路军先后攻克泗川、南海、光州，一直杀到南原城下。此时防守南原的只有明军和朝鲜官军各三千人，主将为明朝副总兵杨元，坚守数日后，杨元见损失惨重，遂弃城而走。南原西北方就是重镇全州，守备全州的明将陈愚忠见南原失陷，也立刻向北撤退。此后不久，日军又攻陷了忠清道的金州、公州等城。

就这样，开战仅仅两个月，朝鲜南方的全罗、庆尚、忠清三道就全部丢失了，京城再度裸露在日本侵略者面前。然而就在这一危急时候，扭转战局的仍是天神一般的大将李舜臣。

李舜臣重整朝鲜水军的基地，是在半岛最西南端的右水营，由此地再往西南，通过一道狭窄而水流湍急的海峡，就是珍岛，这道海峡就称为“鸣梁”。日军在得知这一情报后，就于九月初派出以藤堂高虎为主将的三百三十余艘战船，并两万陆军，准备趁鸣梁涨潮的时候快速突入，全歼朝鲜水军。

李舜臣早趁退潮的时候，派人在海峡中设置了铁索和木桩，以迟滞侵入敌军的进退速度。等到十六日日军攻来，他先将许多民船伪装成战船，排列在水营后面以迷惑敌军，然后亲率那十二条战船出而诱敌。一番大战，两艘日舰被击沉，日军主力直到退潮时候也没能靠近朝鲜水营。潮水向东退去的时候，日舰无法前进，原地打转，李舜臣趁机发起猛攻，先后击沉被铁索和木桩拦住的三十多艘日舰，击毙日军四千余人。连三岛水军的大将得居通年、来岛通总兄弟也中箭而亡——通总是这场战争中唯一被击毙的日本大名。

因为鸣梁海战的败北，加上明朝大军也已开入朝鲜战场，日军被迫放弃了合围京城的计划，收缩防线，后退到东南沿海的蔚山等地固守，打算熬过漫长的冬季，等到春暖花开再发动新一轮的进攻。

●蔚山之败

明军第一支开到前线的部队是副总兵解生所率的两千人，九月七日到达了稷山。稷山在忠清道重镇忠州西北，距离忠州大约是距离京城距离的二分之一，可谓京南的门户。解生在稷山附近遭遇日本黑田长政和伊达政宗的一部兵马，激战中，杨登山等人也率援军赶到，将日军击退。同一时间，进攻青山的日军也被明朝参将彭友德战败。

日本水军在鸣梁海战中惨败于李舜臣之手，陆军经过稷山、青山两战，虽然损失不大，但挫动锐气，被迫纷纷后撤。冬季到来的时候，日军大都退至朝鲜南部沿海，凭藉预先构筑的日式城砦，打算严密防守，积聚物资，熬至明春再发动新的攻势。当时其基本部署是，由西向东，小西行长在顺天，岛津义弘在泗川，黑田长政在梁山，加藤清正在蔚山。

为了打破对峙的僵局，明军策划发动了蔚山战役，准备先击垮位于最东北方的加藤清正，然后再将剩余敌军各个击破。这一策略本来颇有道理，然而入朝的明军总兵力不过七万余，要对付超过十万的日本陆军，必须集中兵力击其一部，争取快速将其吃掉，可惜杨镐用兵却并没有那样雷厉风行。

当时杨镐、李如梅率左路军，麻贵、李芳春率右路军，高策明率中路军，三路合围蔚山，总兵力三万余。当时蔚山守敌兵力不过五千上下，大概杨镐认为以三万对五千，就可以稳操胜券了吧。

十二月二十三日，战斗正式打响。明游击摆寨首先率三千精骑前往诱敌，随即斩杀四百余人，突进攻克了蔚山。加藤清正被迫后退到地势更为险要的岛山，连夜筑就三砦，抵抗明军的进攻。此时日军后无退路，抵抗得极为顽强，相反，杨镐则分明显得决心不足，深怕损失过大，于是打打停停，迁延日久。仗打到次年（1598年）一月四日，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岛津义弘等将率援兵赶到，前部一万三千人绕至明军侧后方，杨镐大惊失色，首先驳马落荒而逃，麻贵看到主将撤离，也立刻退兵，牵动全军，败得难看无比。

蔚山之战，日军损失近万，明军则估计在两万上下，辎重物资全都抛散。杨镐一口气逃回京城，越想越是担心，竟然和邢玠合谋串通，向北京发了大捷的伪报，并且声称明军损失只有百余人。

杨镐麾下的赞画主事丁应泰听说吃了败仗，跑去找杨镐，问他该怎样处理善后事宜，杨镐不但不自责，还拿出宰辅张位、沈一贯写来的信给丁应泰看，神情非常得意。原来杨镐在出征前父亲死了，按礼法本该回家守丧，但朝廷正当用人之际，就“夺情”派他来朝鲜指挥战斗。宰辅们都觉得对不起杨镐，准备颁旨奖勉，旨意还没有下，张位、沈一贯等人先写信来通知他这件事。杨镐的这副嘴脸使丁应泰恶心透了，于是愤而上书，把明军战败的真实情况汇报给朝廷。万历皇帝怒不可遏，当场就要下旨砍杨镐的脑袋，多亏首辅赵志皋的保护，才暂时免去杨镐职务，改由天津巡抚万世德代为经略朝鲜军务。

万世德还没上任，此时身在朝鲜的明朝最高统帅是兵部尚书邢玠，这个人还算有点头脑，他知道兵力不足是无法打垮日军的，于是急忙从江南招募水军，通过水路又运来了大批兵马。1598年二月，都督陈璘率广东兵、刘綎率四川兵、邓子龙率浙江兵，陆续赶到朝鲜战场——这些都是惯于山地步兵作战的劲旅。

这个时候，日军的部署是分为三路，东路为蔚山的加藤清正，中路为岛津义弘据泗川，西路为小西行长，占据粟林、曳桥等地，行长配下水军往来三处联络支援。相应日军的三地拒防，邢玠也将明军分为三路，东路麻贵、西路刘綎、中路李如梅（后以董一元代之），加上陈璘所率水军，各守防区，相机进剿。

从蔚山之战以后，日明双方都暂时丧失了发动大举进攻的能力，因此一直对峙了大半年。直到当年九月，邢玠认为部队休整得差不多了，于是指挥水陆大军全面挺进。他的计划是各部齐头并进，使得日军不能互相支援，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蔚山之败的悲剧重演。然而明军总数此时仍比不上日军，再分兵而进，还有机会对敌军任何一部造成重大打击甚至是歼灭吗？

●露梁海战

咱们分路来说，首先是西路军的刘綎，所部两万余人逼近小西行长的营垒，首次进攻就斩敌九十二人。陈璘率领水军也来协攻，击沉行长部下舰船百余艘，打了个大胜仗。然而随即行长暗派千余精锐从侧翼攻击明军，刘綎吃了大亏，朝后败退，连陈璘受他的连累，也被迫弃舟登岸而走。

东路麻贵所部三万，杀至蔚山。加藤清正还没从年初的大战中缓过劲来，一开始被明军打得左支右拙，但他随即假装退却，引诱麻贵进入预先布设了伏兵的空砦，一声号响，伏兵四起，麻贵也只好掉头就逃。

中路董一元打得最好，他所部一万五千人攻克晋州，随即乘胜渡过南江，连续取下两座日砦，直插岛津义弘的大本营泗川。经过一番激战，义弘在泗川构筑的城砦也被明军攻克了，他被迫退到海边，凭藉新砦艰苦防守。“岛津”的发音为“西妈兹”，当时写作“石曼子”，因为义弘能征善战，所以中朝军民都称其为“鬼石曼子”——这位鬼石曼子，这一日差点就真的变成了明军刀下之鬼。

岛津义弘的新砦三面临江，一面通往陆地，就算这一面也挖了深深的战壕，并且灌入海水，可谓是金池汤城一般。此外，砦子周围的水面上塞满了战船，并且左右各筑一砦，名为金海、固城，以为犄角之势。

十月，董一元对新砦发起了总攻，首先发射大炮打碎砦门，明军奋勇冲上，拔起周边的栅栏，眼看就要攻进砦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董一元的本营中不慎失火，点着了贮藏的火药，立刻火光冲天，烟焰腾起。岛津义弘抓住这个大好机会，亲自领兵冲杀出去，同时固城的援兵也从侧翼杀到，明军大溃，一路逃回晋州。

营中失火云云，应该不是董一元战败的主要原因，明军数量本就不如日军，一开始靠着锐气连战连胜，但锐气是不可能过于持久的，一旦锐气受挫，同时遭受到正面和侧翼的敌军两面夹击，董一元就算是千古名将，也很难再挽回败局了。这就是邢玠三路分兵的弊端，如果只以两路牵制敌军，而将主力聚于一路，尤其是聚于董一元这一路，大概早就把日军的一部给彻底吃掉了。终究蔚山之败不是败在日军的增援，而是败在杨镐的攻势太缓，明明占有绝对优势，竟然一连十天都拿不下岛山，师老兵钝，敌人增援一到，自然溃败——邢玠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败报传到北京，万历皇帝大怒，命令当场斩杀两名游击以正军法，让董一元等人戴罪立功——其实董一元本人倒是颇为冤枉的。就在这个时候，福建都御史金学通过特殊渠道得到了一条惊天动地的情报，他立刻上奏朝廷说：“丰臣秀吉已经去世，各部日军正打算从朝鲜撤退，如果不趁此机会予以重创，恐怕等其国内稳定后还会再来。”于是明廷立刻下令邢玠火速进兵，不得迟误。

当年十一月，各路明军再度南下，果然发现日军正在陆续上船撤回国内。邢玠急命陈璘等将配合李舜臣的朝鲜水军遏阻日军撤退之路，陆军麻贵等部从后追击。日军的原计划是全都后撤至巨济岛，然后陆续登船回国，然而被中朝水师所阻，退得艰难无比——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最后的露梁海战。

当时岛津义弘、立花宗茂、宗义智等人率一万余兵马，乘坐舰船五百余艘，进入连通朝鲜中南部大陆和南海岛的海峡——露梁，准备前往增援巨济岛，协助撤离。中朝水军事先得到情报，于是在此地设伏，先锋是陈璘的副将邓子龙。这位邓子龙年逾七旬，却性格豪迈，武艺娴熟，一点也不弱于少年人，他率三巨舰首先对日军发起进攻，并且亲将三百壮士跃入日船，奋勇杀敌，所向披靡。

战斗是在十一月十二日午夜时分打响的，正在恶战的重要关头，突然友舰误发火器，点燃了邓子龙所跃入的日舰，眼看船中火起，李舜臣急忙乘船来救，却不幸被日军的流弹打中，慷慨殉国——顺便提一句，李舜臣真是死得其所，他如果活到战后，那个专会自毁长城、鸟尽弓藏的朝鲜李氏王朝，还不知道会怎样对待他呢！

随着李舜臣的战死，老将邓子龙也终于倒下了。此时陈璘主力舰船已到，副将陈蚕、季金从侧翼夹击，杀得日军大败亏输。岛津义弘最后只率五十艘战船突围而去，其余日舰全被击沉，兵将死伤大半，残余逃到岸上的，也都被从陆路杀来的刘綎等部歼灭。此次援朝抗日战争中，可以称得上真正大捷的，也就只有李舜臣的鸣梁海战和这次露梁海战了，惨胜的平壤大捷等等，根本都排不上号。

战争在十二月份正式结束，日军败兵陆续突围遁回国内，小股残余藏入乙山，因为崖深道窄，明军不敢入内搜索。还是陈璘胆大，半夜潜入布置好火器，等天亮了枪炮齐发，日军吓得落荒而逃，陈璘从后追击，没有放走一个。

●枭雄的往生

纵观整个抗倭援朝战争，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大致为一比一。明军胜在装备精良，败在主帅无能，将骄兵惰；日军胜在数量较多，素质较高，虽无统一指挥，但矛盾重重的各部间配合也还没出什么大问题，败在后勤运输跟不上。

当然，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日本发动的是非正义的战争，不得天时、地利、人和。这不是老生常谈的空话，李朝虽然烂到了极点，日军的残暴却更使朝鲜百姓深恶痛绝，日军所到之处，老百姓都持不合作态度，甚至义军蜂起，搞得日军四下扑火，焦头烂额，应接不暇。本来后方的粮草就已经运不上来了，在占领区征粮又是千难万难，空着肚子可怎么打仗呀？日军被迫到处抢掠，所造成的后果是朝鲜百姓都把粮食藏了起来，并且义军的势头燃烧得更旺盛，就这样恶性循环下去，日军不败，当真是没有天理了。

而对抗这样一支虽然悍勇顽强，却不得天时、地利、人和，仿佛一个陷足沼泽中，无法闪展腾挪的彪形大汉般的军队，明朝大军竟然屡次战败，就算打胜也多是惨胜，这实在是很丢脸的事情。抗倭援朝战争最终是中朝联军取得了胜利，但并不能因此就吹嘘说我天朝军队如何强大，真正强大的军队不会打得那么难看。

明军所起的作用，其实仅仅能够保住朝鲜北方四道，以及竭力阻止日军向北挺进而已，只要不改变基本战略，不替换有能力的主帅，或者不继续增兵，明军根本就没有实力把日军彻底击垮。最终打垮日军的是日军自己，是丰臣秀吉的骤然辞世，以及李舜臣将军所部朝鲜水军的力量——在李将军面前，什么八幡海贼，什么三岛水军，什么铁甲船，都如同草芥一般。

拉回来说，丰臣秀吉死于庆长三年（1598年）八月十八日凌晨，地点是在伏见城本丸的内室中。于是五大老开会商议后事，派遣德永寿昌、宫木丰盛等人渡海前往朝鲜的泗川，宣读秀吉遗命，要求各路日军即刻撤退回国。到了十一月二十五日，小西行长、岛津义弘、立花宗茂等人最后离开釜山，回归日本，标志着持续了整整七年的侵朝战争的全面败北。

秀吉的辞世句是：“如露降生，如露消逝，此即吾身。难波（指大坂城）之事，梦中之梦。”虽为人生无常的慨叹，却态度平和，没有张惶颓唐之感——虽然生前有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