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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大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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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于心明眼亮了。自龙年（1508年）龙场悟道以来，这三、四年间，他找到了登堂入室的精微问题：伊川、朱子以《大学》为中心，特别是朱拼命将格物穷理，形成了支离外驰的走向，元明以后影响全国。官学、私学为对应科举考试都不得不用讲知识的方式来讲道德，造成整个士林、整个官僚队伍道德大滑坡！
他认为这种割裂是致命的割裂，闻见之智、经验之知、辞章记诵之学对养育道德、砥励良知有害无益－－这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这种思路的先声。但王阳明这样说时却是相当革命的。他要想办法给全民灌注充实的道德意志－－走培养自由意志这条路，而不是走知识积累的路。
他自己是绝对在真诚的为天地立命，为百姓立心，为往世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 平。凭他的良知而言，这绝不是自以为是， 而是他十几年在不得不动心忍心的锤炼中总结出来的复归圣学的金光大道。像试验新药一样，他在自己身上试验成功，便把他拿出来向全世界推广。而且，他切身体验过朱子的药不灵光－－就是把自身变成儒学辞典，也未必能拥有儒学的真精神、真骨血。
他养足了足够的定力与活力－－不动如山的定，动如脱兔的活。定，是把握住了儒学精髓的从容镇定，动，是有了万变不离其宗的把握之后的机动灵活。真正有了这种实力，才能潇洒而不走板。他也自感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了－－既自得于心又绝非小小的自以为是了。用酸辞说，就是能既合目的又合规律了。
他那买尽千秋儿女心的《传习录》中的高见也在从他嘴里开始喷射了。后人眼中的王阳明，作为百世之师的王阳明，其实是从现在才开始。前面的都只是铺垫，只是序曲，是个“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对于想学做圣雄的凡人来说，会产生一种亲切感，产生一种大家都是亲兄弟、梅香拜把子的感觉。
事实上也是如此，觉得他了不的是水落石出后露出了峥嵘。当时，日子还是一天一天的过。那些排挤他的同僚要知道他死后如此受人礼拜，也早就跟他成了好兄弟了。
名人不出名时就像鹰比鸡飞得还低时，一旦出名后就比鸡加倍地飞得高了。－－用王阳明的话说，鸡不是不能飞，只是不肯飞。嘻！
他终于时来运转，仕途上也有了拾级而上的势头。猴年年底，他转升南京太仆寺少卿，用他自己的话说也算“资位稍崇”了，自然也只是名义上如此，对于当时的行政系统来说，他还是个边缘人、多余人、事实上是个看客只是他不情愿而已。当然即使是转着升，也比蹲着不动强得多。－－这些，大约只能使他有个好心情讲学而已。尽管有理由说，他若不讲学，要升迁的比这快得多，但那也就不是他了，官谱上恒河沙数的名字多一个少一个，无碍历史大局。但少了王学，那世界便枯淡了许多。在这条道上是鹰是鸡的决定权还真不在自己…－徐爱由祁州知州调升为南京工部员外郎，跟他同船南下，他俩都要在上任前回山阴，徐则是看看他的老丈人。王华退休之后，便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孩子”们身上。他早已颇能认同阳明的做法了。对徐爱也是期望甚殷。
阳明自赴龙场驿途中折回山阴看他奶奶之后，还没有回来过。官身不自由，交通又不便利。但天然的亲情、自然的山水，对他是最有吸引力的。此人一生“自然”，凡自然的都真实的感人，外加的东西总有几分不自然。唯有这种心性的人才可能倡导简易直截之道，并认为这是可以起死回生的真正的“学术”。
阳明身体不好，徐爱则更差，俩人舍车马而乘舟船。但从何处坐上的船，已无法确知。反正，俩人这次算是过瘾过瘾的深谈了几天。
水路平缓，又隔绝了与俗世俗务的联系，完全可以从容宁静的坐而论道了。
擒贼擒王，用阳明的话是杀人须咽喉处着刀，他要想颠覆朱子，也不能空手套白狼，还得依傍经典。最可下手处，唯有《大学》。据钱德洪说：《大学》是“师门之教典。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
《大学》是儒学的宣言，是最简明又全面地阐述了儒学本体论与功夫论的党章党纲。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就依此而发，但朱的起脚处却在《易》与《中庸》，靠《易》讲的“太极”－－客观本体论；靠《中庸》讲他的境界修养。尽管全国通用他的《大学》集注为通编教材，但《大学》是他的弱项。朱将理与心分为二，让心不歇地去追求理，去逐个的格一物致一知，遂陷入外驰支离的困境。生有涯而知无涯，到死亦不能见道。这自然是王阳明的看法，而未必是朱子的本意。
２．深爱为根
若朱像是持佛门的智度法，则王像是在持慈度法。智度去究理，慈度来明心见性。儒门还不是要人出世，而是要把人超越了之后再拉回进取的轨道来，拉回到治国平天下这条总路线上来。既超越又进取，比释、老繁难纠缠多了。区别之一就在于二氏之学反对“爱”，而儒却要深爱博爱、扩大爱、致爱于万事万物，从而让万事万物属于我、皆备于我。其万物一体学说的内在肌理仿佛如此。
他与徐爱讲《大学》先从“亲民”讲起。也借用一点古儒的办法，他找了一个古本《大学》，然后说这才是真《大学》，朱子把经改歪了。如开宗明义的第一句：本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朱将“亲民”改成“新民”， 使后文无了着落。他用的是“理校法”：下面的治国平天下与“新民”无发明。而亲民则符合孔孟的一贯之道。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
王跟徐讲：“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儒家以教化为本，以保民养民为本。这是自周初形成“敬天保民”的传统以来贯穿儒学基本路线，所以阳明觉得这是根本，不能跑偏。
爱问：您讲只求之于本心就可以达到至善境界，恐怕不能穷尽天下之理。
王说：心即理也。天下哪里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
爱说：如事父之孝，事君捉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不可不察。
王说：这种错误说法流行已经很久了，一俩句话点不醒你。且按你说的往下说：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和仁的理－－其实都在这一个“心”上。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的遮蔽，即是天理，不须外头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运用在对待老人上便是孝，用在君上便是忠，用于朋友和百姓便是信和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便是。
爱说：您说的我有些明白、开窍了，但旧说缠于胸中，一时难以脱尽。譬如孝敬老人，其中许多细节还要讲求么？
王说：怎么不讲究？只是有个头脑，只要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便自然在冬凉夏热之际要为老人去求个冬温夏凉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有此心才有这条件发出来。好比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才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再去种根。《礼记》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总而言之，须是以深爱为根，有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另一个学生问：“至善也有必须从事物上求的吧？”
王说：此心纯乎天理便是至善。要从事物上求怎么个求法？你且说说看。
学生说：就还拿事亲来说，怎样恰到好处的保温凉？平时奉养怎样适当？都是有学问的、都需要学习、琢磨。
王说：单是温凉之节、奉养之宜，一日俩日即可讲完，用不着做学问。唯有在为老人保温凉时还心存天理才是真正的关键，若只是在外观仪式上得当，那不是成了表演了么？即便是做得无可挑剔，也只是扮戏子而已。
徐爱深深的明白了：关键要以爱为根的道理。
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孔子还那么讲究礼？心既然本来是至善的，为什么还需要做功夫才有希望止于至善呢？
王说：礼就是理。循礼的功夫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的功夫。心，是一个心，未被俗化的心是道心，夹杂了人欲的心是人心。程子说，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因习染深重，必须存天理去人欲。做功夫就是在道心－－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为什么朱子的格物法不能让人到达至善之境呢？－－徐爱又进一步问。
王说：朱子的格物是用我心到物上去求理，如求孝之理于其亲，那么孝之理是在我心呢，还是在亲人身上呢？若在亲人身上，那么亲人死了，我心就再也没有孝之理了？再如见孺子入井心生恻隐，理在我心还是在孩子身上。万事都是这个道理。
朱子的问题主要是牵和附会。他将心与理分为二，然后再去合，有困勉初学者打掉自以为是的作用。但又使人没个下手处，倒做了。所谓“格”就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而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君自然知忠，见孺子落井自然恻隐，这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良知就是天理，天理就在心中。
王接着说：身之主宰是心，心产生意，意的本质是知，知之所在就是物。如意在事亲，事亲便是一物。所以我我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所以关键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去其心之不正。致知就是使良知无障碍，得以充分发挥，也就是意诚－－“胜私复理”。
－－林彪要全国人民“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从这个车辙上、河床里跑出来的。
王阳明“原则上”赞扬秦始皇的焚书之举，他做的不对的是出于私心，又不该烧《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把那些反经叛理的邪说，都统统禁毁了，倒正符合孔子删削古籍的本意。孔子笔削《春秋》就是笔其旧、削其繁；孔子于《诗》《书》《礼》《乐》何尝添过一句话？只是删削那些繁文，只怕繁文乱天下。春秋以后，繁文日盛天下日乱－－秦始皇要是能像孔子那样保留、表彰一些差不多的，那些怪诞邪说便渐渐自废了「譬如说像明修《永乐大典》清朝修《四库全书》那样」。 后来，王形成他的“拔本塞源”论，以彻底重建儒家德育为首的教育方针。他痛恨孔孟之后，圣学晦而邪说横，他们窃取近似圣学的话头装扮成先王之学，以遂其私心己欲「打扮成马列主义的假马列主义」，日求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用猎取声利之术来欺天罔人，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被“霸术”深深遮蔽。后世儒者想用训诂考证“追忆”恢复圣学，却让人入了百戏之场，看见的是各种让人精神恍惚的杂耍。圣人之学日远日晦，功利之习愈趣愈下。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于是出现这个意义上的“知识越多越反动”：
“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见闻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 饰其伪也。”「《传习录》中」
王还绝对是真诚的为了让人人都成为君子，让国家成为君子国，为了正人心、美风俗。他认为繁文就是精神污染，有《六经》就够了，注解经的传疏都是多余的。
徐爱说，许多经没有传疏就难明了，《春秋》若无《左传》就难知道原委。
阳明说，《春秋》若须《左传》的解释才能明白，那《春秋》经就成了歇后谜语了。孔子又何必删削它？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再说那个过程。圣人述《六经》只为正人心，为了存天理、去人欲。对于那些纵人欲、灭天理的事炫_…_書*…*网…3ǔωω。ｃōｍ，又怎肯详细广而告之，那便是助长暴乱引导奸邪了－－就犯了导向错误。孔门家法是不讲齐桓、晋文之事，抹去那种历史。后儒只讲得一个“霸术”，所以要研究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
这与德国人占领法国不让他们讲法语，苏联占了捷克不让他们讲本国的历史并不相同。只是与文革大破四旧，烧毁一切非毛泽东的著作相类似。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反智论，旨在建立“帝国与教士一致的政府”。这种政府显然是最危 3ǔωω。ｃōｍ险的政府，法国大革命时验证过一次，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又验证过一次。其实王明在苏区搞肃反，想只用苏联一本经来统一党内的思想、来统治全党全军，也是这么个思路。现在讨论“中国革命史”这门课到底是算理论课、还是算历史课也是同一惯性。
但这种智量就不如王阳明通达了。王对徐爱讲：“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他还说“五经只是史，用史来明善恶，示训戒”。其实还是把史纳入了经、把事变成了道，把事实价值化，把历史伦理化－－所谓中国的伦理本质主义的真相在此。
就个人修养而言，也是把功夫论与本体论一体化，从而才高度一元化，而且王学认为是最有效的一元化。
徐爱这样总结老师的思想和教诲魔力：
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惊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 ，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知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旁溪小径、断港 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圣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 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 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３．“持志如心痛”
他们走了一个多月，次年即鸡年「癸酉」二月回到山阴老家。 自然见过祖母、父亲还有他后娘。据冯梦龙说，他跟他后娘关系不好，他小时候还曾耍花招儿报复她。这些恐怕是小说家言，他小时固然很淘气，但他的父亲很严厉，又是大家高官的家庭，没有那么多小户人家的是非矛盾。阳明对他的父亲既怕且敬，不会让他父亲难堪的。他是个豪迈不羁的人，不会陷入家庭纠纷之中。在山水和家庭之间，他大概更重视山水。
现在，一回来就想去游天台山、雁荡山，去找黄绾，大概还有看看黄给他盖的“别墅”的意思。因为他曾与黄、湛相约在那里相聚讲学明道。让黄在那里替他“结庐”，黄是否真盖了，未可知。他是否有一去不回的打算？不然的话，为什么家里人都反对他去？反正因为宗族亲友不同意，他没去成。具体原因已难确知，他们的理由自然能找出许多，这个“心”能胜天的哲学家过不了亲情这一关。当年想出家，因过不了这一关而作罢，现在也因此而上不了雁荡山。
能做的还只是在家里坐而论道。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 可以算主一之功么？”
王说“好色一心在好色上，好货一心在好货上，能算主一之功么？ 那只是逐物，不是主一。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陆问：“怎样立志？”
王说：“只念念不忘天理，久则自然心中凝聚，好象道家所谓结圣胎。然后可以进入美大神圣之境。”他大概想起了当年在长安街那位相面先生说他胡子到胸口、丹田结圣胎的话。现在，他自感心中已结了圣胎。
问：“圣人应变无穷，是否都须预先准备？”
答：“如何能准备得过来。只因为圣人心如明镜才照啥啥亮。只要是圣人，碰上啥事都是圣人作为「血管理流的都是血」。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圣人只是应时成就。所以，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
问：“静时感觉心存天理了，一遇事就又乱了。怎么办？”
答：“这是只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的原故。因此事到临头就颠倒糊涂。所以，人须在事上磨练，才立得住。才能静亦定，动亦定。”
他接着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做两件事。”－－孙中山死后有这样一句挽联：若将学问与事业分做两件事便非我党精神。
喜静厌动是读书人成为聪明的废物的一大病因。王说，“以循理为主，处事中亦可宁静。但只以宁静为主未必就是在循理。”他后来说：“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
问：孔子问弟子志向，子路、冉有任政事，公西华任礼乐，实用有为，孔子却不赞许。而曾点说的只是耍也似的，圣人却赞同他。这是怎么回事？
答：他们三个的志向是有局限的，不符合孔子说的：勿意勿必，有意有必就会偏执一边，能此未必能彼。曾点的意思却无意必，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符合孔子“君子不器”的要求。
问：知识不长进怎么办？
答：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像仙家说的婴儿的成长，出胎后才能聪明日开。立志用功，像种树一样，只管栽培灌溉，别在枝芽时想干叶，想花想果实。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
问：读书不能明怎么办？
答：你这是只在文义上穿求，所以不明如此。还不如旧时学问，那些注解家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们虽解得明白，却终身无所得。「今文经学家、道学家为官者多“左”，古文经学家、朴学家为官者多贪。戴震临死时说汉学不养心。」须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党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道明，是一体的不是两套事，这是为学头脑处。
一学生问：朱子说“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这话对么？
答：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不免为二。
另一学生问：既然心即理，为什么还有为善为不善的？
答：恶人之心，失其本体。
陆澄问陆九渊在人情事变上做功夫的说法对不对？
答：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都是人情，小至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生死，都是事变。事变也只在人情里。关键只在致中和，致中和的关键在慎独。
陆澄和其他同学请先生总结性讲讲为学工夫。王长篇大论了一番：
“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等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枯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克治省察。克治省察之功则无任何间歇时了，像赶走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心杂念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这就是文革岁月中的整天斗私批修，灵魂深处暴发革命」就像猫捉老鼠一样，一眼看着，一耳听着，一有念头萌发，就立即克制掉，斩钉截铁，不可姑息容它半点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它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了无私可克，自然从容正派。虽说良知何思何虑，但不是初学时的事情。初学时必须省察克治，也就是要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才可以说何思何虑。”
澄问：有人夜怕鬼者，奈何？”
王答：只是平日心中不能集义，正气不足，心有亏欠，故怕。若素行合乎神明，有什么可怕的？
另一个学生说：正直之鬼，不须怕；但邪鬼不管人善恶，故未免怕。「其实是好人碰见坏人怎么办的问题」
王说：哪有邪鬼能迷正人的？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是色鬼迷；好货，即是货鬼迷；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惧所不当惧，是惧鬼迷也。
这自然近似禅门的点化法了：不是幡动，不是心动，只是仁者心动。《聊斋志异》写一老魅缠一寡妇，忽一日说，前院那家女子更姣好，寡妇说何不去引诱，老魅说其心太正勾引不动。寡妇大怒，难道老娘心不正。正气激荡，老魅逍遁，且不复再来。可作阳明这心正邪不侵说之“谈助”。
阳明说：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你看那好色之人未尝有困忘之病，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得不搔摩得。佛家所谓方便法门，就是自家调停斟酌。 他当年在龙场给诸生立“教条”时，首要的就是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泊奔逸，何处是个头。
他说的志之所向，就是心意之所向，就是要人们择善弃恶，立志是个由知善走向行善的过程。
他说：“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孙文学说》全书共分“知行总论”、“能知必能行”、“不知益能行”“有志竟成”等八章，在自序中强调：心，是“万事之本原”。结论是：“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
孙文受阳明的影响渠道甚多，晚清以来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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