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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札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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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常务理事们早已不再是质询，倒像是面奏皇上时的悲壮恳求，没有丝毫的权威。和平游行正在行进当中，距离他们到达广岛只剩六个小时了，为了迎接他们，有关大会的事宜必须马上理出头绪。
安井理事的声音一如往常。他满腔热情溢于言表，满怀诚意地反复说着：“我们常务理事会内部确实有较复杂的意见分歧。”之后，理事长提高声音说道：“请再给我一点时间……”
众多事实表明，常务理事被拒之门外，迟迟不散的常务理事秘密会议正陷入僵局，对“反对任何国家……”以及“禁止核试验会议”产生的意见分歧（对此安井理事长只用抽象的、富有感情色彩的词句提起过，但从未具体言及），成为使会议越发陷入困境的障碍。共产党、社会党、工会总评议会、外国代表团，特别是中苏代表团之间的对立，使常务理事会左右为难，如陷泥潭。但这些情况早在安井理事长出现之前，就已尽人皆知了。要说现在还有什么新的说法，那就是安井理事长反复高喊的这句“请再给我一点时间！”可是，给他充分的时间，困难就可以解决了吗？没人能相信。安井理事长到底也没说清“一点时间”究竟有多久，撇下理事们走掉了。剩下的理事们众说纷纭，大家意见不一致又彼此不信任，提出一个建议，立刻就被否决。有的人简直要吵起来。他们是和社会党议员喝茶的那帮家伙！他们的头头恶狠狠地扔下一句话：“有结了婚分居的，还有离了婚同居的呢！”到底他在暗示些什么？大家吵吵嚷嚷，根本不像是讨论会。我和那位被他们骂得狗血喷头的横须贺的理事走到窗边的阳台上，他的发言在讨论会上被压制，要听他的意见只好用这种方式。“明明在第六十届常务理事会上决定，哪怕有意见分歧也要召开大会，但却被置之不理，用欺骗的文章把不同的意见掩盖住，假装成意见统一了似地去召开大会，怎么能成功呢？基层群众已经提出，今后的和平运动不再依靠日共、工会总评议会、社会党，而靠他们自己去推动。就算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在空中解体了，能雄心勃勃地把运动继续下去的还是那些基层的群众。”横须贺的理事焦虑地说。理事们一个个又都陷入充满疲劳感的沉默当中。我离开讨论会走下楼梯。一楼大厅开始混杂起来。从各地赶来的人们以代表身份来这里登记并准备交付分担的资金，可是由于常务理事会会议陷于停顿，接待工作也无从开始。人们有的围成圈蹲坐着，有的聚在一起慢慢走动，有的在练习唱歌。正像横须贺的理事所说的那样，他们充满活力，无忧无虑。在他们和安井理事长、召开秘密会议的人们以及被拒之门外的理事们中间，让人感到有重重隔阂。即便是大会最终迎来开幕式，这些隔阂又如何消除呢？耀眼的阳光下，和平公园显得空荡荡的。望着这座即将迎来两万名与会代表的空旷的公园，我不禁感到茫然。
在广岛为数众多的各种塔中，原子弹爆炸死难者供奉塔是命名最贴切的一座。此刻，我正朝它走去。塔身旁边，有位老妇人默然伫立。在广岛，我曾多少次看到过这样默然而立的人们，他们都在那天目睹了人间地狱的惨象。他们黯然的眼底仿佛深藏着令人恐怖的东西。在《广岛之河》里，两位有着这种眼神的老婆婆，其中一位这样叙述道：“那种病，旁边的人看着才揪心啊！我的女儿，为了刚出生的真美子，说什么也想活下来，可没人能救活她。不光这些。奈奈子死了，我还剩个叫‘广’的儿子，２６岁了，可手上头上都留下了烧伤的疤，为这连婚都结不成，已经自杀过好几次了。”另一位老婆婆说：“我那两个侄女住在鸟屋町，是光着身子跑出来的。说是在江波呆了一宿，路上人家给了件薄浴衣，这才撕成两半好歹裹在身上。妹妹死的时候，惨得没个人样，东家嫌脏，直嚷嚷：‘可别传染上。’姐姐求我说：‘伯母，我病成那样之前，就杀了我吧！’也跟着妹妹去了。只剩下一个老人，年轻人都死光了。”
猛然间我又想起安井郁先生那句热情的话语：“请再给我一点时间！”空洞的、应景的、没有一星半点具体承诺的，这个以“诚实”为名而开的空头支票，不过是句骗人的鬼话。下午３点，原子病医院前。我站在长长的树荫下，等候和平游行队伍的到来。除了记者，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医院前的广场和马路上迎候。一般情况下，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都在这里迎接。但在会议结果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他们也无法离开充斥着停滞与困顿气氛的和平纪念馆。在迎候的极少数人当中，有一位原子弹受害者母亲会、广岛母亲会的负责人，还有一位是原子弹爆炸后生活在对癌症的惊恐不安当中的孤寡老人组办起来的广岛小憩之家的主办人，正是他们，在广岛从事着许多基础工作。现在，他们的脸上也显露出无法掩饰的焦急。广岛小憩之家的年迈的原子弹受害者们，昨天晚上提着灯笼，手持花束，燃香走遍了市内无数处死难者纪念塔。广岛市的三十二个小组分别在各自区内等候这些巡礼的老人，还和他们一起悼念了死者。广岛全市就像一座大墓场，街上到处可见一座座慰灵塔，哪怕有的塔像块石头似的并不起眼。“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是离不开广岛的广大群众的。现在，这个运动虽然脱离了广岛，可广岛的老百姓仍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巩固运动的基础。他们手持花束，燃香，走遍各个街区，而每到一处又有和他们一样的人在迎接他们，并加入他们的队伍。”
终于，远远传来扩音器沙哑的声音。转速变慢的磁带播放着“原子弹轰炸罪责难逃”的合唱，人们的口号声也越来越近了。和平游行的队伍就要过来了。原子病医院的窗口挤满了翘首以待的人们。有些病人还跑到一楼屋顶的平台上。年轻的女病人身上穿的已不是撕裂的浴衣，而是颜色各异的合成纤维睡衣。然而，战后１８年给她们带来的变化似乎仅此而已。在她们心中，依然怀着对原子弹爆炸的深深不安和恐惧。炎热和疲劳使和平游行的人们面色如灰，但他们的双眼仍然炯炯有神。在烈日曝晒下步行了全部路程的人们显然消耗了大量体力。游行队伍以他们为中心在原子病医院门前停下了。奥斯威辛游行队伍中，半裸身体、貌如罗汉的僧侣们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外国代表也参加了，一位金发的西德妇女脸颊和鼻子晒得通红。医院前已被游行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通。
这时，从原子病医院的正门走出三位病人代表，站到了直射的阳光下。一位是个十几岁的可爱少女，她的头上缠满了绷带，脸上带着快活的微笑。她不时地拢拢被风吹起的蔷薇花纹睡衣的衣襟。赠花仪式后，进行了简短的致辞。然后，作为病人代表，一位小个子中年男子开始用蚊子大的声音进行演讲。他站在烈日烤灼的水泥地上，紧张而又僵硬地挺直阿波木偶似的头部，竭尽全力地讲着。可是，扩音器里催促出发的命令把他的声音压过了。我好不容易才听清最后一句：“我相信，第九届世界大会一定会圆满成功！”
演讲结束后，他抱着花束长出一口气（在烈日下演讲，不论病人的病症多么轻微，都会感到十分疲劳。况且，这里还是原子病医院），又带着实实在在的满足感与威严走了回去。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情景。眼下，如果有哪位患者看到大会准备工作陷入停顿的报道而感到气愤，对和平游行的队伍投掷石块的话，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也无法提出抗议。就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们依然热切地挥动着期待的双手，好像和平游行队伍里的人们是他们唯一可寄托希望的人。这不禁令人肃然起敬。他们用热切的目光和期待的双手迎来和平游行的队伍，又把它的意义加以醇化和升华，哪怕在越过和平大桥的公园里，只有被政治搞得乌烟瘴气、陷于瘫痪的秘密会议在恭候它。除了少数例外，广岛市民对游行的态度十分冷淡。但市民们虽然普遍对大会表现得冷漠，一方面又对大会准备阶段的各种困难十分敏感。他们已从游行队伍成员那儿得知了一些情况，又似乎是出于好奇心，正在静观事态的发展。在队伍快接近和平大桥稍事休息的时候，一条消息四处传开了。据悉，刚刚决定世界大会不由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而由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主办。顿时，和平队伍又恢复了生机，立刻壮大了好几倍，浩浩荡荡地向和平公园挺进。方才还是阳光下的一片空旷之地的公园，此时到处洋溢着世界大会召开前夕的喧闹与兴奋。在掌声与欢呼声中，游行队伍在群众的簇拥下前进着。日共的宣传车成了欢迎队伍的中心，大家对此却没有特别的反感。是不是政治上的秤砣此时已经倾向于日共了呢？不过，一切似乎都不明了，日共、工会总评议会、社会党，各方力量还在继续展开激烈的动员大战。
暮色降临，原子弹轰炸遗迹处，那被炸得扭曲的钢筋框架背后，傍晚的天空已被染成蔷薇色。慰灵塔的陶俑式的空洞笼罩在阴影中。已是下午５点。以慰灵塔为背景，刚才还在进行秘密会议，以安井理事长为首的领导们、外国代表团以及冒着烈日进行和平游行的人们，都背对着慰灵塔站在平台上。群众坐在他们对面的草坪上。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代表理事森泷市郎先生，神色紧张地走到麦克风前。这位老哲学家是原子弹受害者的全国性组织的负责人。此时他的紧张却有些像刚才原子病医院前那位声音微弱的演讲者。老哲学家也是原子弹受害者，他的健康状态近乎危险。他宣布说：“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将举办世界大会的工作全权委托给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掌声四起，随即又消失在傍晚辽阔的晴空。可这阵掌声远不如对另一个演讲的反应热烈。参加“广岛——奥斯威辛”游行的僧侣说“广岛比非洲还炎热”时博得的掌声也远远不及那个演讲。所谓的“那个演讲”的主角是随后走到麦克风前的安井郁。他上身微微前倾，两臂随着声音的抑扬前后挥动，并用悲壮的声音声嘶力竭地喊起来。就是这位安井郁理事长，刚刚把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所不能解决的困难全都推给了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他高声宣布：“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齐心协力举办大会一事，在和平游行队伍到达这里的前３０分钟，正式决定啦！”那口气，仿佛这个时间也是个有价值的条件。“不是议论而是行动，才能使和平运动取得成功！”他们话音未落，便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我大惑不解。安井理事长把常务理事们拒之门外时曾说“请给我一点时间”。这应是进行讨论、思考、克服困难的一段时间，可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常务理事们停止了思考，放弃了判断。是不是在常务理事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在和平游行队伍到达前３０分钟，安井他们闪电般地做出了决定呢？而他所说的“不是议论而是行动”，难道不仅仅意味着把尚未排除的困难和工作的停滞原封不动地推给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这一行动吗？然而，他这番情绪化的没有具体内容的讲话，这句“不是议论而是行动”的高调居然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对这种安井郁式的雄辩引起群众（他们是日本各地开展和平运动的主力军）单纯、激昂的反应的戏剧性场面，我已多欢目睹过。安井说，“不是议论而是行动，才能使和平运动取得成功”，但是，在这次大会上，“议论并没有乖乖地躲进幕后。从这第一次集会开始，它便不时跑到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自作主张起来。
中国的赵安博先生说，所谓的《禁止核试验条约》纯粹是在搞欺骗。如果美国真的有和平诚意，不就应该从日本的美军基地撤出吗？“喀麦隆代表是位身着黑白条上衣，头戴酒红色帽子的黑人青年。他也否定了《禁止核试验条约》，又用他们国家的语言高呼“乌扶鲁！乌扶鲁！乌扶鲁！（即和平）”。接下来，一位苏联的妇女代表走近麦克风。“《禁止核试验条约》将于明天签订，这是个很大的进步。赫鲁晓夫同志说，这是伟大的一步！”虽然在秘密会议上，大会的大致情形曾被反复预演过，但当她说出这番话时，人们还是意识到，这次大会的另一出戏已经开始上演第一幕。除了少数人明显持无视态度外，礼仪之邦的人们还是礼貌地给了她的演讲以充分的掌声。结果，参加大会的群众没有一个人搞清楚，自己在这出“理论剧”里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每当望见夕阳余晖中森泷广岛代表理事那张苍白的脸，我心里便一阵阵刺痛……晚９点，我站在阳台的人群中，透过窗子观望着里面常务理事会进行表决的情景。白天一直被拒之门外的常务理事们，正在对安井理事在群众面前宣布的由森泷代表理事以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名义接受下来的《全权委任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决议》进行表决。常务理事会的投票情况是十四名赞成，十一名反对。现在，窗子里面已经产生了四十九名赞成、七名反对，十一名保留、三名弃权的结果。持反对意见的是和平委员会的理事们。同一天晚上，在另一处召开的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会议上，也正式决定接受委托。
广岛的夏夜十分炎热。结束表决的理事们汗津津地走到面向幽暗的河水与和平大桥的阳台上。少数派们的焦躁在夜色中也看得一清二楚。他们不安地预感到，这次表决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他们担心，一旦有什么反复，困难会变本加厉。金泽的理事主张，事到如今，执行委员会却把乱摊子推给广岛，理应对此道歉。然而他却没有发言的机会。山口的理事说，常务理事会对广岛进行全权委任后，如何减少今后自身的介入，如何建立起以广岛为中心的新体制，是个大问题。他们的忧虑显然不是因为疲倦。对大会的前景表示担忧的少数派较一致的意见是，处于困境的执行常务理事会应当作自我反省，把未能承办大会的各种情况理清之后再交接给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这样广岛方面的工作才能好做一些。总之，刚刚接手世界大会的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各位，今晚肯定是彻夜难眠了。因为世界大会是在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常务理事会一头扎进泥潭，已经寸步难行的状态下，甚至可以说是在最糟的状态下移交给广岛方面承办的。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人们将要背负着困难与担忧来回奔波。这天夜里和平纪念馆附近传得最多的小道消息是：代代木派的，会不会协议离婚呢？又是这句莫名其妙的话。
同一个夜里，广岛到处都有目不交睫的人。原子病医院的医生们放弃了睡眠试图救活一个病人，可他们的努力终成徒劳，那位他忙拼命抢救的女孩还是死去了。
我登上了这座比治山。昨夜死去的年轻女孩被送到了这里。早晨，１０点。这里一处有如身在镜中般明亮、清洁，又有着高效率的场所——ABCC。这里负责研究原子弹受害者是怎样死去的。当然，他们也为送来的受害者进行治疗，但广岛人绝不会主动到这里来。停车场上的车负责把登记在ABCC的名单上的人带到这儿。有人说，这项工作和索取死去的原子弹受害者的尸体，是这里最难做的两项工作。在作接待室使用的大厅里，安静地坐着被召集来的病人。一个小男孩等着妈妈看完病出来，一个小女孩自己就是病人。人们都安安静静地等着轮到自己。又有一台车从停车场开下比治山，朝着七河流经的市中心驶去。这个停车场，为了ABCC，这个地球上仅有的两处具体研究原子弹对人体的影响（２０世纪的人们有谁不关心这个问题呢）的机构之一的ABCC，必须勤奋地工作下去。
昨天死去的年轻女孩的尸体被安置在等待解剖的房间里。我在周围的几个房间转了转。一些年轻的女工作人员一边观察显微镜下用染色剂处理过的血液，一边记下手里的计算器上读出的白血球数字。我看了一枚一立方毫米含有９万个白血球的血液载片。主管工作的年轻女医生曾碰到过一位白血球指标为８３万个的老人。老人当然已经去世了。我现在见到的血液样本的主人也已不在人世。这敞亮而现代化的场所，却正是死者的国度。“您知道健康人的白血球指标是多少吗？”冷不防被她一问，我一瞬间产生了错觉。“要是有人有８３万个白血球的后，正常的白血球少说也该有……”。可是，我的白血球指标只有六千个。我再没勇气继续观察显微镜了。在下一个房间里，尸体用石蜡做硬化处理后被制成薄片。最后，终于在观察原子弹受害者的血液对梅毒的反应的房间里，我的紧张才略微有所缓解。我想自己再不会像这天早晨一样，觉得梅毒是如此不堪一击的小病。
资料室的门连接着另一座楼的走廊。我转到这儿，想找别出口。这里堆放着被分档整理过的病历卡。从紧闭的房门里，传出传送病历卡时那流水般的声音。是电脑正在整理死者的识别签。那个有着８３万个白血球，内脏的所有组织都被癌细胞吞噬，脊椎骨变得像浮石一样疏松的老人的病历，也曾发出流水般的声音从这里通过吧。从ABCC出来，返回广岛市区的一路上，我浑身不由得不住地发抖。我发现，在那个山顶上，没有人提起过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事，真的，好像那是十分遥远的城市里发生的事情一样，没有一个人提及……
上午１１点，原子弹受害者纪念馆二楼的代表接待室里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件。一个男人对未能承认全部代表一事表示抗议。这是日共、工会总评议会、社会党之间的动员大战愈演愈烈的表现之一吧。不过，广岛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早晨以来唯一的一起争执。那个男人固执地表示抗议。但大体来说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大家都开始觉得，世界大会一定能如期召开，而这种气氛也确实越发浓厚起来。现场的工作人员和各地赶来的与会代表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在和平公园的出口买了一面小红旗。这时我才知道，日共已经最终打出“全面否定‘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旗号。同一时间，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每次来到和平公园附近，都能嗅到强烈的政治气味。在公园至和平大桥一段叫出租车需要相当的耐力。等出租车时，前来参加大会的人们还在不断地涌向公园。他们都能争取到代表的名额吗？听说，现在连住处都已没有了。今天，广岛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两成。
我来到广岛日赤医院，和兼任日赤院长的原子病医院的重藤文夫院长面对面坐下。院长是在原子弹爆炸的一个星期前来广岛工作的。爆炸时，他正站在候车队伍的末尾，伤势不重。但院长已经不能把自己算做病人了。医院前的广场上堆着好几千人的尸体，医院的后院每天都在烧尸。为治疗那些濒死的人们，他指挥着同样负了伤的医护人员拼命工作，而医院本身也遭到彻底的破坏。重藤院长身材高大，朴实得像农民，粗嗓门，说话痛快，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实干家。当时，他一定也全力以赴地参加了抢救工作。重藤院长又凭着准确的直觉，认定这是颗非同寻常的炸弹，一心要弄清它的原委。他抽空儿便蹬上自行车跑到爆炸中心地点调查，收集好似被什么东西灼烧过的石头和瓦片。现在，这些东西陈列在医院一隅的房间里。这些资料虽不能同ABCC用电脑整理的那些相提并论，但这是重藤院长用微薄的预算和自己的双手亲自整理的。有位原子弹受害老人，把自己的骨骼（那是一付已被病魔彻底侵蚀的骨骼）全部捐赠给院长做标本。这是多么奇异而令人感动的友情！院长在遭到原子弹轰炸以前更早些时候，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过有关放射能的研究。这段经历在原子弹轰炸后院长孤立无援地进行调查时发挥了作用。院长发现地下室里密封着的X光片已经感光。他的调查开始稳步进展。他是第一个用自己的眼睛分辨出那颗不可理喻的炸弹的实质的日本人。
从那时起，院长在广岛从事医疗工作的同时，通过反复观察体验，不断地有新的发现。他发现了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并与之作斗争。最初，院长以为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问题在二三年内就能解决。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白血病！这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将对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只有在亲临现场的长期工作中才能逐一发现。通过一系列缓慢的统计，在爆炸后的第七年，院长终于把原子弹爆炸与白血病用确凿的数据联系起来。之后，院长又据统计数字推断，白血病将会减少。但是，这个结论错了。然而又有哪些错误会使人如此感动呢？其间，院长还必须为医疗制度改革、医院的建立做大量政治工作。现在，院长认为癌与原子弹爆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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