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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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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苏联幕后的谋略与野心
九一八事变的发展，之所以最终会任由关东军支配中日历史冲突发展的方向，另外有一个不可低估的原因，就是苏联的保持低调，放任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进行占领的军事行动（这是我们已经再三强调的重点）。因为当时的中国与日本政府都认为，苏联绝对不会坐视日本危及到苏联在中国“北满”的利益，与在西伯利亚东部的战略安全（一九四年的日俄战争，就是为此原因爆发）。但是斯大林却有更为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他宁可暂时的牺牲苏联在北满的利益给日本，而鼓励日本放手侵略中国，使得中日爆发历史决战，这样必然是造成中日之间的两败俱伤，苏联就可以两面捡便宜，一方面可以大举侵略残破的中国西北与东北，一方面可以乘日本战力疲惫空虚之际给日军一次痛击，好报俄国曾败在日本手下的历史性耻辱。
苏联意外的不干预，造成日军参谋本部的威信大失，关东军成功的以下凌上，使日本政府失去控制军方威信的能耐，也造成中国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惨败。假如当时苏联摆出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已经严重的威胁到苏联在远东的利益，为此苏联甚至可能不惜一战（日本参谋本部就是为了担心关东军进攻北满，而引起苏联的军事干预，因此才动用临参命不准关东军进攻黑龙江的）。
事实上，只要苏联摆出干预的姿态，那么关东军就不可能控制中国整个的东北，最多只能拿下南半部的东北，那么关东军在面对中国在东北不断的反抗之下，最后可能只有接受日本政府的出面交涉，由中国政府以东北的某些利益给日本，以交换关东军放弃对中国东北的全面占领，因为当时关东军的兵力不足，日本政府更是没有进行战争的准备与能力。
9。8 九一八事变的内涵与影响
总之，从大历史全程的角度而言，九一八事变是造成日本走向危亡，以及中国进入复兴的一个历史分水岭，关东军的抗命“成功”，使得日本军阀终于开始主导了日本的命运；而中国人民却因此觉醒，导致各种分崩离析力量的开始整合，最后形成一种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从此走上对抗日本强权侵略的道路。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处于十八世纪形态、全方位落后的弱国，却要对抗日本这个二十世纪的先进强国，但中国却以决不屈服、义无反顾的民族气概，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与全人类的自由与民主，并作出了最大与最早的牺牲和奋斗，与最不朽的历史贡献2，而这一切都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举国上下，因为九一八事变所获得的意外大胜，而开始陷入了军国主义新的狂热之中，日本的军部，更是有如鲨鱼闻到血腥一般进入失控状态，这开始影响到日本政府的领导人，跟着少壮派军方的政策前进，不顾日本人民真正的安危福祉，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孤立，把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不惜以战争的代价，开始逐一加以实现。
日本是具有历史性自卑情结的民族，几千年来，它渴望着超越中国而成为世界级的强权。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因为几场战争暂时胜利的刺激，而发展为狂妄自大的集体偏激心态。日本人民一向崇拜强者，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的顺利成功后，就成为日本人民崇拜的对象，最后造成关东军竟有力量支配到日本政府、军部、甚至日皇，去跟随他们大胆地扩张与侵略，最终不能自拔的酿成历史的大祸。
整个历史的悲剧是，中国方面越是委曲求全、百般迁就，国际社会越是采取绥靖主义，日本侵略的凶焰就越发不可收拾。日本就这样贪得无厌的步步进逼，直到迫使中国最终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下，挺身与日本进行一场强弱悬殊的自卫抗战。中国唯一的力量，是来自……民族主义的意志，不畏失败与牺牲，一直坚持抗战到底，最后终于赢得了胜利！
第十章、热河与长城之战
日本的大陆政策，一直是把经营满、蒙，视为一体的。因此关东军在导演设立满洲国之后，就把内蒙古东部、长城以北与东北连接的高原地区（当时为热河省），当成控制东北的战略必争之地。由于当时的苏联已经在一九二一年，先侵略了中国的外蒙古，因此红军可以由蒙古高原南下，威胁到满洲国的左翼战略安全。因此关东军认为，只有同时控制热河高原，才能为满洲国，增加战略腹地的安全空间：日军一方面可以阻断中国经热河地带，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信道，一方面日军在此地区，居高临下的威胁华北的战略、政治与经济重镇北平与天津，以及为日本进一步制造“蒙古国”与“华北国”，建立发展的桥头堡。
10。1 东北义勇军的浴血反抗
因此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由关东军一手导演的满洲国成立之时，日本就已经公开地把热河地区划入满洲国的领土之中，这也等于日本公开的昭告全球，它下一步侵略中国的目标，必然就是热河。
而刚好在当年（一九三二年）的七月，在热河东部又爆发了“石本权四郎事件”，石本是替关东军工作的雇员，带有关东军与热河军阀之间的联络任务，他在七月十八日的旅途中，受到热河东部抗日民团的搜捕。此事件当然立刻激怒了不可一世的关东军，立刻兴师问罪，发动部队攻击热河东部的朝阳，并且使用空军飞机轰炸主要的热河城镇，关东军大有立刻准备进军热河的姿态，整个华北局势也随之告急。
不过当时的日本关东军，要想进一步的侵略热河，还是遭到实际的困难考验，首先日本要先能控制住整个东北的局势。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的侵略激起了东北人民民族主义的反抗，自从马占山率部反击日军后，东北人民不愿做日本统治下的汉奸与奴才，开始自动自发的组织各种各式的义勇军，运用自己能够想到的方式，反抗日本。满洲国成立之时起，中国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更是风起云涌般的发展，在整个中国东北，从辽东半岛到黑龙江，都有抗日浴血作战。而一九三二年的夏季，正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到最为强大的时刻，当时接受指挥与支持的义勇军团体就有四十九个之多，总人数约在三十多万人左右。
虽然这些抗日义勇军，多半互不统属，更无现代化作战的装备与训练，但是他们只是凭借一腔爱国的热血，抱持绝对不愿接受异国统治的决心，就这样自动自发的组织起来，反抗当时世界级的强权；他们不但在乡间发动游击作战，更几度围攻沈阳、长春、通化、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东北主要军政中心，也经常切断南满以及其它的主要铁路干线，当时觉醒与愤怒的中国人民，没有袖手旁观而让东北义勇军孤军奋战，他们竭尽所能地慷慨捐输，也同时不断利用机会传播中国民族主义，使得中国的国家意识与民族认同，开始在四分五裂的情况之中发芽生长。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立场比较亲华的首相犬养毅，竟然被日军的少壮派军官在首相官邸加以刺杀，造成日本统治阶层的震惊。从此以后的日本政府领袖，无人再敢设法与中国进行正常的外交关系运作，使得日本正式的走上侵略中国的不归路。当时日本的元老重臣感到事态发展严重，因此在协商之后，决定奏请日皇，召日本海军宿将斋藤宾组阁，当时日本元老重臣的构想是，日本已经开始走上侵略中国的军事发展，因此需要由军方将领组阁，以对抗各种内外的压力，而选择海军将领担任首相，也是希望利用海军与陆军之间的矛盾，能够牵制逐渐失控的陆军力量。
虽然关东军自己发动攻占东北的军事行动，令日本军国主义大为振奋，但是由于关东军一再的抗命自重，已经造成日皇裕仁的不满，以及军部与政府的不安，加上本庄繁虽然统领了大量增援的日军，但是却无法迅速、有效的压制东北抗日义勇军之发展，而造成日军在中国东北面临陷入泥沼战的危机。因此在日皇裕仁的指示下，日本新政府与军部协商，决定改组关东军，一方面要控制关东军那种目无军令的强悍作风，以免政策稍有不合关东军构想的地方，就会遭到关东军断然反抗，不是先斩后奏的准兵变行动，就是发动刺杀与政变的自杀式行动；一方面更是要增加与强化关东军的作战能力，以期迅速的平服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反抗，并为可能的日俄军事冲突，进行战略准备。
10。2 关东军改组后武藤信义出任司令官
在日本政府与军方共同协商之后，由日本军部奉日皇之令，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下令改组关东军司令部，加强军部对于关东军行动的直接控制，同时把经略满洲国的所有军事、行政与经济大权，都直接付与关东军司令部掌控，并且撤换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而该派在日军地位崇高，深受日皇信赖的武藤信义大将，出任改组之后的关东军司令官。这时关东军所控制的部队，已经多达五个师团与两个旅团，加上各种特种部队以及空军，占日本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成为日本本土之外的最大军事力量，这是日本自从日俄战争以来，最大的国外驻军行动，自然也消耗日本极大的国力。武藤信义不愧是日军的王牌将领，他接任关东军司令官之后，开始全力集中运用优势兵力，以强势的火力与新式的战技，加上残忍绝伦的屠杀手法，在满洲国中，实施先南后北，有秩序与方略的扫荡作战，因而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产生非常沉重的打击，由于义勇军在没有一致的指挥系统，没有补给的后勤网络，更又没有足以攻坚的火力，以及现代化的作战技能（东北的义勇军也不了解全民总体战的运作方式），当然不是改组之后的关东军对手。因此到了一九三二年的年底，大部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武器枪弹用完，人员死伤惨重的状况下，逐一地被日军击败，而有少部分退到苏联所控制的西伯利亚地区，然后辗转的经由新疆等地回国，继续的参与抗日。
然而武藤信义发现，关东军要想完全肃清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就要封锁中国关内经过热河以及山海关支持东北义勇军后勤的路线。所以在一九三二年的年底，武藤就下令关东军，始把作战目标锁定热河。
10。3 中国再度爆发内讧
反观中国方面，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于正在进行统一工作的国民政府而言，不啻是一个超级的政治风暴冲击，当时的国民政府，正苦于内战的分裂，以及财政的耗竭，哪里能够有力量迎战日本这个世界一等强权的侵略？更糟的是，日本的侵略，给予各地割据力量一个反抗中央非常有利的借口，就是要求国民政府“立刻停止”统一的作战，而将力量转用于抗日。
不过以事实而言，这个口号非常的动听，但是根本不切实际，因为假如中国基本的分裂与山头仍然存在，没有一个共同与互信的国家共识，以及统一的军政与军令系统，她是不可能进行全面性作战的，而只是一个混杂拼凑的“乌合之众”而已，经不起现代化作战的严厉考验。因此，要想抗日的前题是加速统一，而非停止统一而接受各山头的拼凑组合。
事实上，当时中国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领导四分五裂的中国，来对抗日本，粤派的国民政府，当家才不到一个半月，又得不到各个派系的支持，差点没把整个国家给搞垮，在一二八事变的危机压力之下，只有紧急把烫手山芋，再度的丢还给蒋介石。蒋介石一面设法勉强与日本达成上海停战协议，一面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仍然有许多派系拒绝参加）以重新组成政府的领导阶层。结果是邀请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由蒋、汪合作，共同设法面对日本的侵略。
由于国际社会无力主持正义与和平，西方强权更是抱持着怯战与畏战的心理，因此根本无法牵制与约束日本对于中国一再的侵略，而连日本政府本身，也都要看东京军部的脸色行事，所以国民政府企图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来维持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根本也行不通。所以当时蒋汪合作的国民政府，是处在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状态，对日本的侵略，只有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式。抵抗无法阻止日本的扩大侵略，交涉也无法达到合理的解决，唯一的作用，只是希望延长中日决战的时间，能够给与中国多一些抗日的准备机会。
10。4 张学良面对着危机四伏的处境
而当时直接面对日本侵略热河压力的，还是东北军的负责人张学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日本政府真的会被关东军控制，而直接占领东北。因为张学良原先一直认为，只要中国能够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中国在东北的利益上，多做一些让步，日本政府终于能够约束关东军，而把东北的主权还给中国，因此自己所能做的是，设法与日本政府接触，同时尽量地不要刺激关东军，避免给关东军有生事拖延的借口，直到犬养毅首相被刺之后，张学良才清楚地认识到，关东军实际上已经主导日本的大政方针，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是不可能改变的既成事实。
在张学良等待日本局势澄清之时，政治现实的压力，由如排山倒海般的涌到，东北军失去了发展的根据地，立刻就陷入危机四伏的处境，少了东北的资源，张学良就没有足够的粮饷来支持他所统御的部队，这就成为华北军政局势一个最为现实的问题。而东北军正处在晋军与西北军夹击的危局之间，这两支华北在地的部队，不会忘记东北军入关而结束了他们反抗国民政府的“历史大业”，现在轮到他们等机会收拾东北军了。因此张学良需要非常小心的保持华北军政力量的平衡，稍有不慎，整个东北军立刻就会粉身碎骨的葬身在华北。
而同时张学良又不能不增加开支，来照应流亡在华北的东北军、政部属以及青年学生，当时单是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大学青年，就多达数万人（东北大学成为全国最大的一所临时大学），这些经费的主要开支，全靠“少帅”去设法张罗。张学良又幕后主持与支持在北平设立的“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以及“东北抗日义勇军总部”，以支持、照顾在东北旧部的抗日活动（这些工作都必须由张设法拨出经费与人员来维持）。
这时候，与张学良有着新仇与旧恨的汪精卫，开始利用机会对张展开报复。因为汪精卫不会忘记少帅的派兵入关，打破了他一手策划的“扩大会议派”反蒋的大计，汪更不会接纳一个地方军阀的儿子，竟然一夜之间，越过自己等党国大老，而成为国民政府的第二号领导人。汪精卫于是企图安排自己的人马，插手支持东北抗日救国组织的工作，当然被张学良识破而一口拒绝了，汪又设法要求国民政府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派遣东北军进入热河布防，以对抗日军的可能入侵，而张学良对与汪精卫是早有防范之心，当然认为这是汪精卫的政治陷阱，更不满汪精卫插手华北的军事。
而当时的张学良，的确陷在难以自处的彷徨时刻，假如东北军奋起抗日，即使全部牺牲也是不可能打败日军、收复失地，而只会造成国民政府提早抗日的危机；假如只求自保，又无法面对舆情的压力与历史的责任，因此张学良越发地陷入依赖毒品来逃避现实，也更难打起精神，主动积极面对挑战。当时张学良的体力衰弱，已经到了无法主持一次正规会议的状况，而经常需要中断会议，进行吗啡的注射。此时东北军的缺乏支持与补给，更突显出改组后关东军之精壮，就领导的层面而言，张学良当然更不是武藤信义的对手了。
10。5 汪精卫离职所引发的政治风暴
虽然在一九三二年年中之时，张学良一度设法振作，准备调兵遣将，对抗日军进逼热河的军事压力。但是这些还没有健全国家民族观念的地方部队，假如要想指挥得动他们，最为重要的是，就是能够拿到足够的粮饷，而当时张学良在财政方面，却最是捉襟见肘，他想安抚东北军都有困难（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一律减俸二成，表面上是纪念国耻的警惕，事实上，也是财政的困难），要想调动其它原本与他有仇的部队，更是谈何容易。因此华北部队中各种不安与不稳的现象，就纷纷地出现了。
这时候，长期负责热河军政大权的是老牌军阀汤玉麟，这个军阀是当年与张作霖称兄道弟的“绿林”人物，长于权利手腕的斗争，毫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纵容其家族暴虐横行，进行各种的搜刮聚敛，当地人民多有被“汤老虎”逼上梁山的，因此热河的军政状况，非常的复杂多变。
在军阀的辈分关系上，张学良算是其后生晚辈，虽然张学良明知要保热河，就必须除去汤玉麟，但是汤玉麟早就做好政治上的“保险交易”，他与关东军以及满洲国，明的、暗的都有挂勾。汤的一些部属，也早就有投靠关东军，做好内应准备的。因此国民政府与张学良都曾设法要调动汤玉麟，但是又十分顾忌万一弄不好汤会投日，最后在老前辈的张作相的调解下，张学良接受了暂时拉拢汤玉麟的方法，利用他在热河的力量，来作为日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缓冲。
当时张学良还天真地认为，既然中央一再地表示，非常重视热河的防务，会优先支持东北军在热河抗敌的各种需要。因此张学良就在利用调兵遣将的布防之际，在七月底，向国民政府开了一张防守热河，动员作战所需的后勤帐单，希望政府能够增加军费，因为张学良失去东北的资源，要想维持现有的军力，已经明显地遭到困难，假如要想接下热河防务，更是力不从心。
不料这正惹怒了汪精卫一肚子的怒火。汪原本就觉得他管不了张学良，但又看不起他如此快速地升起（国民党的两广系统，对于东北军系统有着极大的成见与反感，认为张学良支持蒋介石，破坏了他们反蒋的计划）。事实上，当时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根本也是一个责任极重的苦差事，外交与财政的问题可以说是最为严重，几乎天天都要“拉警报”。当时汪正为了剿共的经费张罗不出，而与蒋介石发生摩擦，因此汪干脆利用这个机会，借题发挥的先大闹一番而求去。
同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舆论一度盛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赖1”的风潮，许多学者文人，个个都成为军事与政治的专家，每天报纸上都有这些人物的高调之论。当时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防守热河，痛击日军，是国防上的唯一选择。他们一直严词批评国民政府与张学良的懦弱怯战，不能像十九路军一样奋起“打败”日军（国民政府当然不敢明讲十九路军终于是会被日军“打败”的事实）。因此张学良迟迟没有出兵热河，就成为贻误戎机的箭靶，真是到了人人都曰可杀的地步＇2＇。
因此，汪精卫在八月六日，突然公开发表措辞强烈的电文，痛责张学良不知守土有责，只知借机要钱要粮的聚敛无度，因此要求张学良辞职以谢国人，自己也同时去职，以表示非为权力斗争。这通政治斗争的电报，立刻得到大量舆论的附和，人人都加入痛责张学良的阵营，当然引爆了国民政府内部严重的政潮，汪精卫离职使得国民政府也跟着总辞。张学良虽然试图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是只更为露出他调度的困难，以及不受谅解的窘境，因此张学良也跟着宣布辞职，这样在大敌当前之际，南京与北平，又陷入了严重的政治斗争之中，军事运作当然形同瘫痪。
这时候，只有靠蒋介石出来收拾残局，汪精卫原本就是干不下去了，因此去意甚坚，蒋介石只有请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但张学良的辞职，立刻引起华北各个军人派系的强烈反弹，他们既不满汪精卫的干预华北军事，更担心张学良去职会使华北平衡的力量被打破。因此华北各军的将领，由宋哲元领衔发出支持张学良的通电，蒋介石只有改组华北军政组织，由蒋介石自己出任军委会华北军分会主任，但是蒋介石借口无暇分身就任，仍请张学良代理。经过这番的政治波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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