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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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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亲自拍电报给宋哲元指出：
“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日方将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央已决心用全力抗日，宁为玉碎，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以免遭敌各个击破，兄可将司令部移防保定，以免受到日军的包围。”
不过这次宋哲元根本不把蒋介石的指示，当成一回事办理。
同日在延安的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之后，也立刻发出电报，支持南京要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并且派遣周恩来等人前往南京，共商抗日的大计。这时中国各地的舆论，也是一片不能退让的抗日情绪。七月十日，蒋介石更进一步的对军令部下达指令，进行各种可能发展的参谋作业准备，以备局势急转直下，迎战日军。蒋介石同时也对各路的军政领袖们，发出“中央决心抗日，希望大家前往南京，准备共商抗日大计”的电文。而这个电文所得到“各路诸侯”的反应，是出奇的热烈。两百年来，中国第一次这样展现团结一致的对外作战立场。
在华北的日本驻屯军接到东京不扩大的交涉方针指示，双方最大的困难是，华军不能同意从卢沟桥撤退。七月九日，河边旅团的部队在卢沟桥附近集结完毕，完全不顾刚刚达成的停火协议，立刻对卢沟桥等阵地发动攻击，日军原希望能够展现一下皇军无敌的军威，但却仍然一样地遭到华军强力的反击，卢沟桥还是没有攻下，日军反而遭到华军的包抄攻击，损失了不少人马。
日本驻屯军只有改用谈判的方式，于七月十一日，中日双方又在会商解决办法，结果中国同意：一、对于事件表示遗憾，并且约束部下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卢沟桥附近阵地改由保安队接防。三、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在中日达成协议之时，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中将已经进入弥留，日本军部急派香月清司中将接任驻屯军司令官，当天启程赴任。同时在山东休假的宋哲元，在接到部署十万火急的电报催促之后，也才在同一天，离开山东老家，准备回北平处理对日本的交涉。
19。5 日本决定出兵华北
但是在东京，事情却有了急转直下的发展，七月十日午夜，东京参谋本部接到日本驻南京副武官大城户的最新情报，指出蒋介石已经开始调动部队北上，支持宋哲元，这个情报造成日本参谋本部担心驻屯军缺乏主帅控制大局，兵力可能不足，而会吃国民政府援军的大亏；而在此时关东军与朝鲜军更是不断发出“请战”的电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甚至派遣少壮派军官返回东京，陈述作战要求，并且表示，关东军已经主动开始集结部队待命，准备随时支持华北的驻屯军。
因此日本的参谋本部在面对海外驻军重大的压力，以及对于敌情调军必须有防卫的动作下，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终于被迫同意，在内阁会议中提出华北增兵方案。七月十一日，日本政府先举行五相会议，在陆相杉山元的保证，以及参谋本部的局部防卫前提下，正式决定出兵中国华北，并且下令日本进入动员，以支持日本在中国华北进行有限的军事行动，日内阁接着在下午三时，行礼如仪的通过“华北增兵方案”。
日本的内阁会议结束之后，紧接着在十一日下午四时，参谋本部与陆军省长官正式晋见日皇，请旨出兵华北。日皇裕仁在得到陆相杉山元的“保证”，假如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日本最多只要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解决中国任何的反抗。同时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戴仁也保证，苏联绝对不会利用中日冲突的机会与袭击日本。这样裕仁就正式批准日本对华北进兵的圣旨，中日之间的历史决战，就这样无法回头而要开始了。
在日皇批准对华北增兵命令的新闻发布之后，原本饱受经济低迷与政治混乱打击的举国上下，全都进入疯狂亢奋的状态，他们认为日本再现帝国神威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日本全国都出现热烈募款支持军费的活动，各个征兵站都是大排长龙，各种劳军团体与军眷后援会纷纷组织起来。日本人民普遍的认为，只要日军出击，中国必定屈膝，接下来将是日本可以任意宰割中国所有市场与资源的黄金时代了！
日本参谋本部接到御旨批准出兵的同日，立刻向关东军与朝鲜军下达临参命五七号、五八号，调动日本关东军的第一旅团，第十旅团，朝鲜军第二十师团，以及相关的战车、炮兵与飞行团，立刻多头齐发，进军中国华北，接受日本“支那驻屯军”的指挥，准备参与教训中国的作战。日本参谋本部同时对驻屯军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颁布了日军在华北作战计划，“以打击中国第二十九军为目的，战事局限于平津地区”、“军事行动开始之时，速以武力膺惩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一期应先将北平郊外之敌扫荡至永定河以西”。而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以及其属下的少壮派军官，更是直接与主动地对香月发出讯息，要求他能够把握机会，不负众望地给华军致命的一击，以实现华北分离的计划。他们保证会在战场与军部，全力支持驻屯军的任何强硬行动。因此香月在热烈地请战情绪影响之下，又刚走马上任，自然无法让大家失望，因此他立刻决定，要给华军强烈的教训，以加速推动“华北自治”。
19。6 宋哲元处置失当
而宋哲元在七月十一日才迟迟地回到任所，根本不理会蒋介石多封指示机宜的电报，更没有将司令部移防的准备（更为离奇的是，宋哲元根本不向南京报告所有情况，也不请示任何的机宜，完全独断专行，害得南京国民政府，无法掌握最新状况，所有消息要靠军统局电台的报告）。宋哲元当天立刻就直接前往天津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与香月直接接触。
香月在日本的援军尚未抵达之前，先与宋哲元进行缓兵之计的交涉，提出严厉的七条件，内容是要宋将任何“反日”的党政军力量，全部撤出河北，宋哲元竟然一口答应香月所有的要求。宋哲元认为只要二十九军让步，日本也就会伸手不打笑脸人，而得以“大事化小”。因此宋哲元在七月十五日，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卢沟桥问题只是小事一件，目前已经得到合理解决，并婉谢中国境内各方的支持二十九军备战的捐款。
宋哲元的逆来顺受，却引动日军更大的野心，香月清司在十七日派参谋通知宋哲元，要宋哲元一定要在十九日之前，以正式的文字协议，完全接受日本的要求。十八日，宋哲元参加前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的丧礼，与香月见面，正式向日军道歉，并且下令张自忠与日本代表签订接受日方要求的协定。七月十九日夜晚，中、日终于双方达成撤军协议，约定双方军队将于七月二十二日，各自撤离军事冲突的交战前线，以缓和华北冲突的局面，二十九军并正式道歉。因此在七月十九日，宋哲元为此再一次发表声明，认为整个事件已经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希望大家不要听信谣言，中日双方应该互信互谅、和平相处。
宋哲元回任之后，一再示弱的表现，的确令国民政府与中国人民大吃一惊。蒋介石特别感到不安，因为所有宋哲元的行动与交涉，一直没有片纸只字的回报南京；对于蒋介石之指示：“对于日本的要求，不可以轻易的让步，同时应将司令部迁移到保定，集结军队以备不测，”也根本不加理会。因为蒋介石已认为，在日本压力之下，任何表现善意的让步，任何没有实力备战为后盾的交涉，都会让日本觉得可以得寸进尺，终于会诱使日军采取武力行动。
无奈宋哲元担心蒋介石会以抗日为名，将中央的力量，重新回到冀、察发展，因此宁愿向日本低头，以求自己能够继续成为南京与东京之间的缓冲。而宋似乎不了解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是崇拜强者、轻视弱者，因此宋哲元一再忍让与低头的表现，正好给香月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抗日英雄宋哲元，不过尔尔，因此香月已经决定，要在援军赶到之后，在河北给二十九军一个狠狠的教训，以报日军曾在喜峰口受挫之仇。
这时候，事情的发展逐渐接近失控的状态，宋哲元这一系列的表现，不但让全国人民感到失望与困惑，就连蒋介石也感到事态不妙。全国人心开始浮动不安，日军的行动更为大胆，因此蒋介石在庐山连日与政府军政首长以及社会的名流会商之后，于七月十七日，正式发表庐山谈话，宣布中央政府坚定的立场。
在庐山谈话里，蒋介石代表了所有的中国人，发表了决心迎战的心声：
“卢沟桥事件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此事件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蒋介石在谈话中清楚地指出，假如日军强行占领卢沟桥，必然会进一步进逼北平，而假如北平不保，日本接着当然会进犯南京，因此若是卢沟桥事变不得到妥善解决，那么中国将会面临最后关头的选择。但在和平尚未绝望前的一秒钟，中国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中日双方能够以外交方式解决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进而提出中央政府对于卢沟桥事变解决的最低四点原则：一、不能侵犯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政务委员会不能有任何不法的改变。三、政府任命的官员不得撤换。四、二十九军的防区不得变更。蒋介石指出，这是一个弱国最低条件的外交立场，希望日本能够设身处地的考虑，不要逼迫两国关系达到最后关头，不要造成中日两国的世代仇恨，应该能够适可而止。
蒋介石一方面代表中央政府发表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的立场声明，并且清楚指出，假如日本真的还要进一步的侵略中国，那么这就是迫使中国面临全面抗日的最后关头了。蒋介石仍然进一步的电告宋哲元，在进行谈判时，千万不要轻易地相信日本的援兵之计，同时蒋介石已经在南京开始与日本使馆进行直接的外交接触，但是日本使馆却明白表示，卢沟桥事变是地方事务，将由华北驻屯军与宋哲元进行直接的谈判，日本政府只是藉着外交管道，警告南京国民政府，不要煽动仇日的“爱国活动”。
不过在北平的宋哲元，对于蒋介石维护主权的庐山谈话，根本充耳不闻，还是完全的接受日本无理的要求，宋哲元还以为卢沟桥问题就此告一段落，因此他一方面下令二十九军依照协议撤军，并且拆除在北平备战的防御工事，此时宗哲元才将七月十一日的中日旧协议（不是最新十九日的城下之盟协议），电告南京，并且要求中央停止派孙连仲等部队北上，同时不接受中央提供的备战军火。
蒋介石在七月二十日赶回南京，接到宋哲元过时的报告，为了避免在大敌当前，出现中央与华北当局的不和，只有勉强同意宋的协议报告，但是希望宋哲元能在协议上，为中国争取到更多的人事自主权。蒋介石一方面星夜派遣与宋哲元熟识的戈定远、熊斌北上，亲自向宋解释中央抗日的决心与立场，希望他能够加以配合。
就在宋哲元完全向日本压力屈服的第二天，日本在丰台的皇军，不但不按照协议撤军，反而对宛平的中国守军，发动军事突击，以密集的重炮，猛轰卢沟桥与长辛店的中国守军阵地，华军团长吉星文受伤。同时日本的内阁受到宋哲元示弱的鼓励，以及认为这是南京与华北之间的立场对立，因此计划从日本国内出兵，增派三个师团部队，直接增援华北，以对宋哲元的部队，进行猛烈的打击，并且乘机完成华北自治的计划。
虽然来自……南京与东京的消息，都对宋哲元的做法，产生了极大的否定讯息，但是宗哲元仍然坚持自己对日本让步的做法。七月二十二日，宋哲元下令第二十九军各部，仍然要依照协议撤军，但是日军却根本毫无移防的迹象，反而是大军源源不绝的从关外以及朝鲜等地，进入平津地区。局势已经非常的明显，日军在平津一带开始形成合围的优势兵力。对香月而言，这是一个全面重击二十九军，彻底解决华北自治问题的最佳时机，但是宋哲元却拒绝面对事实与危机，仍然相信日本人会遵守协议，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
19。7 日军决定攻占平津
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朝鲜军增援的先遣部队，已经到达北平南郊的廊房，这是平津之间的交通要地，日军不顾一切的进犯廊坊车站，引起守军的反击，双方的部队再次爆发新的战斗，中国守军不敌，因此被迫撤退。宋哲元这才发现大事不好，紧急下令二十九军备战（又是仓皇应战，事前根本没有完整与全套的作战参谋作业）。而当天夜间，日军准备派遣部队混入北平城内，做为接战时的内应，但是被守军发现，于是设下圈套，先让日军进城，然后在半途加以围歼，这就是令日军颜面无光的“广安门事件”。
香月闻讯之后大怒，此时东京军部电报指示，日本援军已到，驻屯军可以掌握战机动用武力。香月于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对宋哲元发出限两天内自动撤离北平驻军的“最后通牒”，宋哲元接到日军最后通牒之后，这时才如梦初醒的发现，华军已经陷入战争的危机当中。于是宋一方面严拒日本的要求，发出自卫抗日的通电，一方面加速调兵布防，并且要求中央紧急军事援助。七月二十七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临参命第六十五号，正式调动日本第五、六、十等三个师团，直接由日本本土增援华北。于是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既然已经重兵在握，当然把握机会，下令日军开始对北平与天津，发动正式攻击。
这时候宋哲元的兵马调动，可以说是已经太迟了。七月二十八日，准备驰援防卫北平的二十九军部队，于行军途中，在北平近郊的南苑，突然遭到日军陆空夹击，二十九军在来不及散开布防之下，死伤惨重，副军长佟麟阁，以及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同日阵亡。宋哲元这才发现，二十九军这些年来，没有积极的提升总体的战力，只坐享割据一方的利益，而日军战力已经更有进步，因此二十九军在与日军正面作战之时，已经无复当年之勇，因此军心大乱。
虽然南京电令宋哲元应在平津重镇，力战却敌，但是宋哲元发现，自己的部队已经遭到日军多面包围，战力不足，在接到香月敦劝宋退出北平，以免古都遭到兵灾的电报之后，宋哲元只有匆促地进行安排，由张自忠代理其冀察政务委员会职责，于七月二十九日夜晚，率军连夜奔逃。但撤离北平如此重大的决定，宋哲元事前事后，连一封电报都没有报告南京。日军当晚进入北平，蒋介石是收听日本广播，才知道北平沦陷，宋哲元已经不战、不告而走了。
二十九日的当天，驻天津的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联合天津的警卫部队，对天津的日本租界与机场车站，发动攻击，进展相当顺利，攻克多处阵地，直逼日本在天津租界中心的海光寺，而此时部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军，也枪杀日本的警卫队，以及俘虏伪政府汉奸主席殷汝耕，向二十九军起义投诚。不料宋哲元已经仓皇逃走，起义的部队找不到接应的华军，结果被日军追击而溃散，殷汝耕才得以脱逃。
而在天津战场，华军居于优势，因此遭到日军空军猛烈的轰炸，南开大学等地因此被毁，而此时日本从本土调动的增援部队，刚好开始到达天津的外港大沽，因此立刻向天津华军发动攻势。由于天津守军听说宋哲元已经逃跑，北平也同时沦陷，当然也就从天津撤退，因此在七月三十日，日军就占领了天津，自此平、津就完全陷入日军的手中了。
宋哲元（昔日的“抗日英雄”）及所率之二十九军，与经营多年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就从此正式的走入历史。日军新集结之重兵，对宛平与卢沟桥发动全面攻击，才也在同一天攻下了这个造成中日双方大战的历史地点。至此日军已经基本完成全面控制永定河以西的作战目标，并且攻占了中国最为重要的北平、天津两大城市，日本当然是举国同欢。日军根本在没用多少力气的状况下，就有此战果，也发觉二十九军的战力不过如此而已，“三月亡华”的说法恐怕还是太高估华军的实力了。因此不扩大派的论点，立刻被压制，日本认为在华北的军事胜利既是唾手而得，何不乘胜追击，多强迫中国让步，反正华军是不堪一击，日本仍然会有足够的能力来对付苏联可能的威胁。
19。8 卢沟桥事变引爆中日全面战争
就历史事件的顺序性而言，卢沟桥事变的确是中日之间全面大战的开始时刻，但是检讨卢沟桥事变，却发现这不是日军计划中的一个战略攻击行动，而是一个军事意外，由于中日双方已经在历史决战关头徘徊多时，最终因为前方军事负责人，没有完全掌握状况（一人重病，一人休假），而使得卢沟桥事变由小变大，最终失去控制。
而形成这场历史大决战的起因，当然是日军在华北的野心与企图，已经形成一个随时可以引爆的火药库。但是假如当时宋哲元不是抗拒南京蒋介石的指示，一味地对日低头示弱，让日本低估中国的抵抗决心，以及认为中央与华北之间有了可以利用的裂痕，造成日本扩大派的主张占到上风，那么卢沟桥事变是否会演变成为中日全面大战的起点，还是一个可能的疑问。
假如日本驻屯军司令官不是正在权力交接的空档，而让部属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多次的企图攻下卢沟桥，好展现自己统帅日军的武力与军威，但是却一再的受挫，因此迫使驻屯军与关东军的求战声浪升高，那么整个的大局，也许可以不至于因为卢沟桥事变的“小小冲突”，而立刻的急转直下成为华北全面战争。事实上，过去中日双方在平津一带，已经发生过几次比卢沟桥事变还要严重的冲突（两次丰台事件、大沽事件），但是都没有引爆中日双方的决战，但是这次的“微小事件”却造成中日的历史决战，这也许就是历史所安排的命运？
事实上，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事变之后，下令立刻驰援与备战，原是为了展现华军的实力与决心，而能让日本有所自我约束的警觉，了解中国不可能再退让，并非决定就为此事变派兵，而与日本进行决战。因为当时国共合作的谈判，还没有达成结论，整编六十师部队计划，才完成二十师而已，空军也没有达成作战的编组，西南战略基地的整理与建设才刚刚开始进行规划。
因此按照蒋介石的战略设计是，中日之间尽量维持不正面决裂，而让日苏之间的矛盾先行破裂，假如中日之间的决战真的无可避免，最少也要拖到一九三八年底，最好是到一九四年之后再展开。但是蒋介石派军北上的动作，却让宋哲元大大的误会了，（这当然是张学良事件的后遗症之一，蒋介石担心宋哲元误会中央乘机派兵收权，还特别派同是西北军的孙连仲、庞炳勋部队进入河北），造成日本判断，冀察政务委员与南京政策不合，因此大胆的对平津动手。
蒋介石在七月十日，特别要求英国大使许阁森与伦敦联络，希望英国能够调停中日之间的冲突，同时电令正在英访问的特使孔祥熙，进行外交试探，但是英国却在绥靖主义的影响下，有心无力。接着蒋介石又分别向美国、德国、法国大使表白中国希望和平的立场，但是这些国家也都没有充分意识到危机的紧迫性，甚至有些西方国家还希望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可以减缓他们在东南亚与太平洋所受到的日军压力。因此，国际社会对于中日之间的战争发展，完全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看看中国究竟能够抵抗日本多久。日本当然是有机会充分了解国民政府之“求和不避战”的立场，但是日本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动手解决华北的时机。
平津既然沦陷，举国震动，蒋介石在七月三十一日，发表全军将士的抗战声明，并且在内部高层会议之中，蒋介石极力为宋哲元违背中央指示，擅自撤离北平的做法辩护，认为目前是团结抗日的时刻，只要宋哲元继续拥护中央抗日，没有必要再追究责任，当天蒋介石下令财政部立刻拨款给二十九军的后勤所需（当时地方军的财务是独立的，宋哲元不战而丢掉平津，财源尽失，军队衣食立刻发生问题），并且在随后发表的华北战斗序列之中，任命宋哲元为第二集团军司令，负责津浦线的防务，并将二十九军扩充为三个军的编制。
事实上，日本方面的不扩大派，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也曾试图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在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刚开始传回国内之时，首相近卫文末、海相米内光政大将，外相广田都认为，这可能是陆军所蓄意制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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