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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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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遭到政治软禁，所以改由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出席这次事关中国历史命运的会议。而更为致命的是，是由史迪威代表中国战区出席这个历史性的军事会议，中国的命运就注定要被强权践踏出卖了。
当然若以中外的妇女界而言，在那个时代，宋美龄的确是罕见杰出的政治人物，但是若是与宋子文的能力与对外关系相比，仍然是差了一大截，何况她并非政府的里决策阶层，出席这场会议，实在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只给西方国家增加了封建的「家族政治」的印象。宋美龄要想在政治与军事专业上，与丘吉尔、马歇尔、蒙巴顿等人较量，当然更是屈居下风了。就开罗会议这种历史性的会议而言，国民政府的准备与策略，可以说是都犯了错误，在代表团的阵容而言，中国不但是犯了阵前易将的兵家大忌，同时还允许反中国战区最力的史迪威出席会议。这样的中国代表团既缺乏可以独当一面的外交与战略大将，又有严重的内鬼通外神的隐忧，一旦蒋介石有所疏忽，那么中国的利益就被盟国所算计了＇5＇。
何况蒋介石于会前，在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相当明白的批判国际强权对于中国的欺凌，同时表达了他希望中国复兴的强烈民族主义观点，蒋介石的这本书也许对中国的内政没有产生巨大的影响，却遭到英美苏各国政治与战略专家的强烈警觉，更为加深这些西方强权中的政客，要给中国一些暗算的共同心理准备。因为他们认为，假如让蒋介石领导中国完成抗战，与复兴中国的历史大业之后，那么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帝国主义利益，就要遭到中国的挑战了，蒋介石没有想到，在所谓四强领袖的历史会议之中，会爆发如此可怕的倾轧与出卖的危机。
33。4 中国为战后亚洲奠定发展方向
开罗会议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登场，罗斯福与蒋介石在大体上颇能互相尊重，蒋介石则是过于信赖罗斯福，而低估了丘吉尔。罗斯福对于蒋介石意见的尊重，引爆了丘吉尔「诱敌深入」的大反击布署。事实上，丘吉尔原先希望英美领袖能够先行在马尔他会面，集中力量讨论，全面反攻欧陆的策略，因为丘吉尔认为，亚洲问题根本就是分别由英美两国领袖，各自私下决定就可以了，但是罗斯福认为，亚洲的问题，应该尊重中国的意见。所以丘吉尔对于罗斯福如此「迁就」蒋介石，未来必然会影响到英国对于亚洲的控制，当然心生不满，丘吉尔决心非除掉蒋介石不可，蒋介石可是从来没有遇过这样世界级的政治斗争，丘吉尔是先佯退然后再突击，于是蒋介石就掉入政治会战的包围之中了。
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先分别会晤，就各种的战略方案，以及战后的世界与亚洲的安排，进行意见交换。蒋、罗之间的会谈，大体上都顺利与和谐，中美对于十大问题，都有不少的共识：一、中国成为主导战后国际社会的四强之一。二、日本皇室地位将尊重日本人民的意愿。三、中国协助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四、日本应以实物赔偿中国。五、所有被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应该归还中国，琉球地位未定，香港问题以后磋商。六、中美军事合作，美国军援中国，中国开放军事基地供美国使用。七、朝鲜、越南、泰国应该协助其独立。八、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九、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问题，应该与苏联协商解决。十、中国与美国建立联合参谋首长会议。
而在中英之间，蒋介石知道，丘吉尔绝对不会讨论香港的问题，对于反攻缅甸，英国也有极强的意见，因此不便公开产生对立或是破裂，蒋介石相信罗斯福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歧见，因而只旁敲侧击的提议将香港改为自由港，试探罗斯福的支持。英国全力的反对允许韩国、中南半岛在战后独立，在双方激辩之后，英国只在韩国独立的问题上让步，美国在中南半岛的独立上妥协，香港问题只有以后再议。
由于当时中国退到西部地区，对外的国际交通几乎完全的遭到切断，而西南内地原本的生产力就不足，是无法长期的负担抗日战争的庞大的消耗支出。因此重庆控制地区，早已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压力，特别是军公教人员的待遇，几乎已经接近难以为继的危机地步。因此蒋介石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另外给予重庆政府十亿美元的贷款（当然是要还的），以控制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的毁灭性威力，同时也为中国提升军备的战力，以配合盟国在亚洲大陆的反攻作战，做好准备。这点罗斯福也表示相当的同意，罗斯福表示，他将与财经首长研商之后，再提实际的做法。向美国要求十亿美元的信用贷款的协商，由宋美龄全程参与，因此宋美龄「误认为」，罗斯福总统已经正式答应对中国的经援，不料事后这竟然成为中美之间最大的冲突所在。
中国对琉球有过长期的主权宗主关系，琉球的战略地位又极其重要，因此无论是回归中国，还是能够真正的独立，在中国未来战略发展上，都是非常的重要在领土问题上，罗斯福曾经非常郑重的提到琉球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蒋介石则依据事实指出，琉球群岛过去只是中国的属国，并非中国的领土，因此中国并不打算收回琉球群岛，但是可以将琉球群岛先予以国际托管，以后再决定其命运。这点蒋介石是有些精明，但是却也缺乏远略，假如能够坚持宣布琉球独立的政策，那就太好了，因为美国远在十九世纪，初次到达西太平洋之时，就有控制琉球的战略规划。假如蒋介石展现中国有控制琉球的意愿，那么绝对会被丘吉尔与马歇尔当成有野心的头号「公敌」，认为中国作战没有贡献，却有霸权西太平洋的野心，中国恐怕连台湾与东北的主权都会要不回来。中国对琉球有过长期的主权宗主关系，琉球的战略地位又极其重要，因此无论是回归中国，还是能够真正的独立，在中国未来战略发展上，都是非常的重要，无奈中国自顾不暇，没有国力去要回自己的地方，只有交给美国托管，结果竟然又回到日本侵略者的手中。
而蒋介石则两度主动的提起有关旅顺军港开放给美军使用的问题，因为蒋介石认为，在历史上，无论是日本还是苏联，都因要控制这个军港，才给中国带来无穷的兵祸，而中国是一个需要重建的弱国，因此只有美军的介入，才能稳定这个敏感的战略地区，但是罗斯福没有明确的反应。蒋介石在琉球与旅顺的态度，可以看出，蒋介石知道中国即使能够战胜日本，在相当的时间之内，中国还是一个弱国，特别是是在海洋上，因此中国希望美国能够多关照这个地区，中国则尽力发展陆上的实力。
此外罗斯福也与蒋介石谈到越南的归属问题，因为法国根本是战败国，在亚洲作战更是毫无贡献，所以罗斯福两度询问蒋介石，中国有无收复越南统治权的意愿，蒋介石明白的拒绝了，因为蒋介石了解，越南过去只是中国的属地，血统文化都有相当的差距，所以拿回越南，不但是违背民族自决的历史潮流的做法，更会平白的得罪法国与英国。
33。5 史迪威开始进行报复
而在开罗会议的军事幕僚策略会商中，中国依照规章，是请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区的当然代表，而史迪威与蒋介石相处是势同水火，原本就不断的对美国政府，提供中国战区完全负面的报告，何况史迪威才刚刚被迫向蒋介石低头认错，心中充满了屈辱心理的报复意志。所以在这次的会议中，史迪威当然是继续做尽任何可以打击重庆政府威望的工作，这就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致命的错误，软禁宋子文，重用史迪威，造成中国在开罗会议的历史性失败与危机。
在会议全程活动中，史迪威一再的扭曲事实与加上恶意的攻讦，把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国抗战，说得一无是处与毫无贡献，史迪威认为在整个大战之中，中国是盟国的负担，而没有真正的贡献，甚至盟国不必认真的援助中国，因为中国的领导人会将盟国的援助，做为扩张自己割据力量的资源，不会真正的用到战场上。所以虽然蒋介石的各项见解与请求，原则上，都能得到罗斯福相当的支持，但是丘吉尔是已经决心杯葛到底，而罗斯福的军政幕僚们，也都站在史迪威的否定方向，尽量的改变或是削弱罗斯福的指示。
有关中国参加联合参谋团会议（Joint Staff Conferences）的请求，原本是蒋介石在珍珠港事变之后，就积极争取的安排，但是一再的被英美参谋首长所拒绝，这次虽然由罗斯福指示，重新的考虑，而在丘吉尔反对，与史迪威的运作之下，英美联合参谋团，首先否决了中国参加联合参谋会议的权利，这样中国根本无法直接与事先的提出中国战区的需要，也很难改变既定的军事策略，这是蒋介石日后在盟国政略战场上，一败再败的主要原因，既不能让罗斯福得到真确与及时的中国战区情报，罗斯福的指示，又不能得到决策执行单位的密切配合。
而在盟国联合反攻缅甸的决策上，丘吉尔、马歇尔、史迪威都有不同的观点与立场，而由于宋子文没有出席这个军事幕僚会议（宋美龄也没有出席这个纯粹军事战略会议的名义与能力），中国军方就由史迪威充当全权代表，史迪威不但不能为中国的立场进行力争，反而主动提出负面的批评，因此军事幕僚会议对高峰会议的决策，也就无法为中国战区的需要，做出有利的评价。
在丘吉尔看来，当时的中国，只不过是一个为自己存亡命运挣扎的衰落国家而已，竟然对于战后的亚洲事务，就有这样大国的风范，那么在战后，中国一旦复兴之后，她必然会领导亚洲殖民地脱离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控制不过在领袖的决策会议中，罗斯福却全力支持蒋介石，罗斯福甚至动用个人的威望，表达盟国应该将反攻缅甸的作战，列为优先的战略布署。一方面罗斯福认为，若要以较少的伤亡，较短的时间击败日本，就要充分武装中国军力，利用中国的战略地缘与人力的优势，一方面罗斯福也表达对于中国过去抗日所做重大牺牲的关切与补偿。丘吉尔力争无效之后，只在表面停火，其实丘吉尔准备联络斯大林，进行会后的翻案大反击。
总之，中国在开罗会议中，反而为中国以外的事务，例如保存日本皇室、韩国战后独立与中南半岛的前途，都争到决定性的发言权与影响力。在这些方面，罗斯福是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因而与丘吉尔产生不少的摩擦与辩论，也就更为坚定丘吉尔要防堵甚至打击中国的成见。因为在丘吉尔看来，当时的中国，只不过是一个为自己存亡命运挣扎的衰落国家而已，竟然对于战后的亚洲事务，就有这样大国的风范，那么在战后，中国一旦复兴之后，她必然会领导亚洲殖民地脱离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控制。何况，罗斯福完全的同意，中国在战后，可以收复被日本所夺取的所有失土，那么中国要回香港、九龙，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而已。
由于丘吉尔自始至终全面的杯葛蒋介石，让会议进行得相当的不顺利，连罗斯福都感到十分的忧虑，因而明白的向蒋介石表示，会议的最大问题，就是丘吉尔不愿意中国强大，不过蒋介石了解，中国当时仍然是个弱国，又就在生存危机与实力有限的困境之中。加上中国一向缺乏攻击的个性，因此对于一些关于自身利益的问题，并没有针锋相对的坚持到底，以免会议破裂，或是增加罗斯福的困扰，对于蒋介石而言，在开罗会议中，能够确定收回中国历史失地、决定反攻缅甸作战，以及取得美国十亿美元的援助贷款，蒋介石认为，单是这三项的成果，就足以称为成功了。
因此在最后的开罗会议宣言中，明白表示盟国团结一致，对日本作战到底的决心，并且列出中国的东北、台湾、澎湖当然归还中国，以及让韩国在战后独立的公开宣言。开罗会议在形式上，单是中国元首能够英美两国领袖，平等的举行高峰会议，共同发表了历史性宣言，就足以代表中国的国际地位是已经大幅的提升了。因此蒋介石还算满意的离开开罗，留下史迪威等候德黑兰会议之后，盟国对于反攻缅甸的具体军事行动决议，但是真正出卖中国的阴谋，却开始在开罗会议之后，正式临到中国。在接着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中，斯大林与丘吉尔联手策划，最后造成罗斯福改变立场，使得在开罗会议中，绝大部分对于中国的承诺，都被推翻或是修改。
33。6 德黑兰会议全面大翻案
开罗会议才刚刚结束的第二天，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德黑兰会议就接着登场，这场西方盟国英美苏领袖之间，第一次的高峰会议，原本就在斯大林的全面设计之中，斯大林以极高的政治谋略，争取罗斯福的好感，要求英美承诺，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以加速结束对德国的作战，其实是使苏联能够独占攻占东欧所有的战略利益。斯大林并且正式提出，苏联考虑在德国投降之后，对日本宣战，这样苏联也可以成为提早结束对日本战争的主要战力来源。
当然斯大林非常技巧的推销中国没有真正用全力抗日观念。这个概念一直由马歇尔设法扩大传播，又有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马歇尔的密友）之「第一手报告」的坚决支持，加上国务院左倾政治人物的唱和，丘吉尔也是站在同一战线助阵。这个观念主要的目的，在防止罗斯福大力的援助中国，因为假如中国因为获得援助而强大，就会严重的妨碍到苏联红色帝国在亚洲的发展，与英法殖民帝国的复活。
丘吉尔最高的战略优先观点是，要维持大英殖民帝国的利益，西方国家在亚洲打败日本之后，英国唯一要对付的，只有中国了，而延后反攻缅甸，是迫使中国崩溃与衰弱的最高战略。罗斯福的战略观点是，一心希望能够越早结束大战越好，这样能够减少美国军民的死伤，同时他缺乏历史战略布局的远见与耐心，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在政治、社会上组织严密，因此军队动员能力强，又有不错的工业基础，加上美国大量的援助后，其作战兵力的数量与质量均佳，对外又善于宣传作战的表现，所以罗斯福对于苏联在结束二次世界大战，扮演重要的角色，寄予厚望。罗斯福在得到斯大林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之后，开始动摇武装中国部队承诺的信念。
而丘吉尔发现，既然无法阻止苏联在东欧形成支配性的扩张，同时能够早些击败德国，对于英国本土国力的恢复，更有实质的利益，英国必须依赖这个抢先的时机，力图恢复在亚洲的殖民帝国，因而将尽全力的迫使罗斯福打消反攻缅甸的承诺。丘吉尔最高的战略优先观点是，要维持大英殖民帝国的利益，因此，反资本主义的苏联若是在战后强大，必然会威胁美国，美国既然受到苏联全球的威胁，当然就要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这样美国就就不会在战后，强迫英国放弃殖民地的统治，那么西方国家在亚洲打败日本之后，英国唯一要对付的，只有中国了，而延后反攻缅甸，是迫使中国崩溃与衰弱的最高战略。
因此，丘吉尔全程的陪同罗斯福往返开罗与德黑兰，用尽每一个机会，游说罗斯福放弃支持蒋介石反攻缅甸的决定，在斯大林的巧妙协助之下，罗斯福最后竟然被说服，美国不是要「放弃」反攻缅甸，而只是「延后」反攻缅甸或是「缩小」反攻缅甸的作战而已，罗斯福经不起丘吉尔与斯大林的联合攻势，最后竟然就倾向同意「延后」反攻缅甸的承诺。这样就等于将极待援助的中国战区，置于危机的刀锋之前＇6＇。
在德黑兰会议结束之后，罗斯福与丘吉尔又同时回到开罗，与英美双方的高级军事参谋，进行会后战略行动计画的具体会商，这时丘吉尔还是没有放弃对罗斯福游说，放弃全面反攻缅甸的作战计画，丘吉尔这种「精诚所至」、死缠烂打的功夫，终于扭转了罗斯福的坚持。此时的罗斯福与美军将领，几乎已经完全的陶醉在诺曼底登陆战的历史伟大场景中，因此决定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都投入这场登陆战上＇7＇，这样登陆印度洋的安德曼岛，以切断日军在东印度洋的作战力量的方案就无法执行，反攻缅甸的计划，就无限期的延后了。
事实上，罗斯福原先是非常坚持他对蒋介石的承诺，但是在考虑斯大林答应，苏联将会对日本作战，以及反攻欧洲的诺曼底登陆作战准备，必须要万无一失的状况下，盟国很难再抽调海军登陆艇到缅甸，所以罗斯福最后同意，盟国反攻缅甸计画只有延期。罗斯福在做出延后反攻缅甸的决定时，曾经最后召见史迪威，询问中国的抗日战力究竟如何，史迪威竟然「保证」，中国事实上已经处在不堪一击的状况之下，只要日军再发动一次类似鄂西的攻势作战，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必然崩溃，因此美国是否履行对中国的承诺，打通缅甸援助中国的通路，根本就没有实际的意义。
这样罗斯福认为，中国既然连自保都有困难，也就根本没有力量协助美国提早打败日本，同时苏联答应要帮忙进攻日本，那么美国只有放弃对中国的承诺，延后反攻缅甸，罗斯福并且还忧虑假如蒋介石垮台之后，美国应该如何收拾中国的残局＇8＇。
33。7 盟国对中国背信弃义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五日，蒋介石还在等待盟国反攻缅甸的佳音，但是罗斯福突然致电蒋介石，举出盟国因为要全力反攻欧洲，因此发生无法调拨兵力投入反攻缅甸的困难，所以要求蒋介石同意延后反攻缅甸的计划，事实上，蒋介石了解到，假如中国没有英美两国全力的协助，中国是不可能抽调足够的兵力，单独反攻缅甸的，因此只有被迫同意。这样重开缅甸的陆上通路，以使中国获得援助的计画，在可见的将来已经是不可能，中国的作战力量也到了接近枯竭的地步。
很令人感伤的是，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中，虽然为韩国、泰国争到独立，甚至为日本力争以保留日皇的制度，同时为越南的独立，也留下发展的伏笔，但是为中国仅仅确定到台湾、东北的领土回归，却无法要回香港，以及争取到中国在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的应有权力，蒋介石也非常大度的放弃对琉球与越南的主权，以及没有积极响应派兵占领日本建议。中国是为东亚地区国家争取到的好处，甚至超过自己。
罗斯福个人的意志，却在完全负面的情报中动摇，无法坚持自己原先对中国的承诺；蒋介石又过于相信罗斯福的善意与保证从开罗会议的记录可以看到，在中国赢得战胜之后，蒋介石并非要完全的放弃对日本索取战争破坏的赔偿，当时会议具体的结论是，中国准备要日本以实物，来做为战争破坏中国损失的赔偿，同时蒋介石也企图运用一些政治手法，例如两次对罗斯福提到开放旅顺为自由港，希望能够引进美国力量，牵制苏联的可能勒索（旅顺问题，当时蒋介石是出于预感的防卫，没想到会恶梦成真），并且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低姿态，以避免刺激丘吉尔阻拦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但丘吉尔根本不但不领情，反而是绝对不归还香港，反攻缅甸也决定杯葛到底。
检讨开罗会议，假如不是史迪威、马歇尔从中不断的进行负面破坏，假如不是斯大林在德黑兰背后的出手，假如不是丘吉尔锲而不舍的打击中国，假如宋子文能够出席开罗会议，那么对于中国与整个亚洲的利益而言，开罗会议应该是可以圆满成功的。但是罗斯福个人的意志，却在完全负面的情报中动摇，无法坚持自己原先对中国的承诺；蒋介石又过于相信罗斯福的善意与保证，而不能了解，国际会议之中的角力，实际上要比一场与野蛮敌人的肉搏战还要可怕。
蒋介石起先认为，盟国对中国至少要比敌国仁慈一些，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所有会议的公开结论，会被盟国私下改得面目全非，从此以后，中国的命运，就一再的遭到「盟国」的出卖与践踏，中国实实在在的成为盟国获取战争红利的牺牲品。最为可悲的是，中国当时还以开罗会议为中国带来了突破性的成就，谁知道开罗会议的结论，一再遭到任意的修改。盟国既不会优先打通缅甸的通路，美国也不会给中国十亿美元的贷款，中国却要从万分吃紧的战区中，抽调最精锐的部队，让史迪威在缅甸的原始森林中，作没有战略意义的消耗，同时更严重影响到中国本身的安危。这就是在一九四四年日军全力进攻下，中国战区出现全面崩溃的主因。
开罗会议是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分水岭，在形式上而言，中国在开罗会议之时，刚刚走出长期挫败历史记录的阴影，迈向国际历史四强舞台的强国巅峰，中美英三国领袖能够平等协商，完成对于战后亚洲历史布局的安排，但是中国再也没有想到，西方盟国竟然会联手，把中国当成一个出卖打压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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