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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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才能一致对外，等等。张学良与蒋介石打交道的时间毕竟还不算很长，他虽然吃过亏，上过当，知道此人是惯于耍弄权术的，但还没有真正接受教训，还没有完全觉醒，蒋介石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竟然把他征服了，他还错误地认为蒋是从国家全局出发提出这些问题来的，所以他服从了这一调遣。

然而，当他真正指挥部队同红军打起仗来时，却屡遭失败，而军中将士也多怨言，他这才隐隐不安起来。对于先前认为是从国家全局考虑问题的蒋介石的那些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之类的论调开始怀疑了，因为他始终认为日寇对我国的野蛮侵略是无法容忍的，他们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敌，政府对此熟视无睹，却只热心于“剿共”，这怎么能行呢？共产党对中央政府是有不敬之处，但他们也总还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吧，怎可老是自己内部动刀兵呢？自己人跟自己人打来打去，还有什么团结可言，又谈何抗击外来侵略？

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吗？

就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天，不知怎的，张学良忽然心血来潮，来到了自己的机要秘书张慎修跟前，笑呵呵地说：“小张，我向你提个问题，好吗？”

“好！”张慎修以为他是询问工作上的问题，满口答应了。

不料，张学良却提出了一个使他大吃一惊的问题。那天，他一改过去总爱说笑的习惯，忽然压低声音，严肃地似乎也是挺神秘地说：“小张，你对共产党如何看法？”

张慎修不知道张学良的真实用意，不敢正面谈，因为当时是白色恐怖时期，这样问法是会使人大吃一惊的。“我没有研究过，副司令意见如何？”张慎修只有这样回答。

张学良知道张慎修是个进步青年，对共产党不会没有看法，现在之所以推托，显然主要还是有顾虑，所以他也不勉强，自己略微想了想，坦然地说：“只是拼命地去打，那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即使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也是不可能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呢？

这个问题到最后还须用政治方法求得解决。”③由此可知，张学良这时对共产党的看法已有新的变化，虽然不能说已很正确，但敌对情绪已明显减弱；特别是，他到国外考察了一段时间，视野毕竟是更加开阔了。当然这时还不可能那么纯粹，在他的思想上也还存在着矛盾，也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甚至是错误的想法。如由于他曾访问过意大利，就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认为墨索里尼还真有一套，他搞法西斯极权主义，一呼百诺，很有气魄。认为“共产主义成功的条件，要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国家，又无外患的情况下方能实现，我国是半殖民地状态，是不适用的。剩下只有法西斯蒂一条路，模仿德、意，乃能迅速复兴中国。墨索里尼说过：‘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法西斯蒂召开大会，如领袖缺席时，要选举新的领袖才开大会。资本家的利润有限制，工人不许罢工，彻底执行法令。德国希特勒亦是如是作法，一定很快复兴。”④为了说明服从领袖的重要性，他常伸出五指，说明手的巨大功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其他指头都得听大拇指指挥，离开它的指挥，就大为减色，许多事都做不成了。所以他认为凡事得有人作主，从这种意义上说，讲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有什么不对，所以对于所谓“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之类的论调，他是欣赏的，甚至还组织了拥蒋的“四维学会”。他这样做的目的，表示拥蒋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地位。

不过，这以后，红军开始长征，北上抗日，全国的政治、军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张学良又把注意力放在了东北军的内部整训上，准备抗日。

又过了一段时间，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已经西入川、陕，根据地里留下的红军只有几千人，战事已趋缓和。他对剿共战事原本厌恶，现在无仗可打了，真是求之不得，正想趁此机会训练部队，不料让东北军西进的命令又下达了。原来，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突围，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向西北进军。当时，蒋介石为阻止红军打通国际交通线，取得苏联帮助，曾以重兵围堵，未能奏效。主力红军到达陕北，与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等领导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并决定把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蒋介石哪能不急，遂令张学良组织“剿共”总部于西安，担负维持陕甘宁地区防务和“剿共”任务。

这副担子不轻松。如果说初开始对此他还感受不深，甚至有点麻痹轻敌之意，但经过几次战斗，他就觉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了。使他觉得有压力、并开始有些观望不前的，倒还不是集重任于一身，而在于这个没完没了的“剿共”。说实在的，让他抗日或维持治安，并担负一定的防务，他没说的，一定闻风而动。可定要打红军，他就有点犹豫了。尤其使他不安的是，这一新的任命公布后，下面还有不少议论。有人甚至说，这次派东北军入陕进剿红军固然是一个目的，但借机削弱甚至消灭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等杂牌部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只要看一看蒋介石过去在排斥异己，如何将非嫡系的如孙连仲、公秉藩、张英、张印相和王家烈等人的部队，不声不响地一个个搞掉的情况，对此就不会有什么疑问了。

但在那时，若认为有了这些想法，他就会公然抗命，拒绝入陕，那当然也是不现实的。对赴陕“剿共”他没有提出异议，还有另一种考虑，这就是他天真地认为，陕北红军人数少，武器装备差，打也不难；从另方面看，陕西离东北近，一个新的抗日基地，一个打回老家去的巩固后防，却可很快建立起来，这不也是一桩好事吗？

然而，这一回张学良又过于乐观了。由于东北军长途跋涉，在陕西人地生疏，与群众关系也很淡漠，不打鬼子，却跑到陕西打红军，老百姓不喜欢，因而消息不灵，满眼漆黑，处处被动。而红军呢，人数虽少，却与群众关系密切，所施政令又深得民心，所以处处受到欢迎；他们消息灵通，如鱼得水，处处光明。以致尽管东北军不论在兵力或装备上都优于红军，却屡战屡败，一筹莫展。１９３５年９月，在陕北甘泉的劳山一战，东北军一一○师被红军歼灭，师长何立中被打死。１０月，东北军一○七师又在甘泉的榆林桥与红军交战，该师一个团被消灭，团长高福源被俘。这两仗，使张学良大为震惊，他那时是怀着不安和苦恼的情绪离开西安去南京参加国民党的“五全大会”的。临走前，他曾嘱咐部下，不要轻举妄动，不能再前进。可是他到南京不久，就得到红军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一○九师又被全歼、并活捉师长牛元峰的消息。

接二连三的惨败，使张学良大为震怒，也甚不安。那时，他和杨虎城都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看到张学良心情不好，杨虎城劝他不要过于伤感，出路总是会有的。张颇感动，他们的关系也更密切了。

不过，对于董英斌（东北军军长）部牛元峰师的被歼，张学良仍然感到愤懑：“前已有令在开会期间不许行动，因何违令？急欲飞返查办此事，乃匆匆告知我（即此段回忆录的作者，时任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随行，并未询问气象状态，即自南京起飞，一路在云雾之中，盲目飞行，飞机又无定向设备，按时间与距离计算约达河南平原之时乃猛降低飞，才找到平汉铁路。飞机离地不过二百公尺，沿平汉路北飞找到黄河，再沿黄河西飞，过孟津以后，河曲山高，云重谷狭，不能辨别前景，危险万分，最后才找到洛阳降落。是日大雨不止，翌日改乘火车返陕。查得牛师失败原因，乃董军因缺粮而请示总部今后行动方针，总部的指示仅说明该军迟早是要东进的。董军长误解电意，又因鄜州（今富县）粮食较丰，遂贸然令牛师东进。张将军对参谋长晏道刚、军长董英斌大加斥责。”⑤

严厉地训斥部下也好，怨天尤人、冥思苦想地寻求对策也好，这在那时实际是不可能收到什么显著效果的。严峻的现实促使张学良不得不考虑：今后怎么办？东北军向何处去？

鉴于东北军的失败和极为不利的处境，人们也许会说，东北军不是很有名气的军队吗？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也许被红军消灭的刚好是原本就很差劲的军队吧，不然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实际不然，这全是东北军中比较精锐的部队。问题很明显，这主要还不是军队战斗力强不强的问题，而是打得对不对的问题。说起来左一个“安内”，右一个“安内”，似乎振振有词，实际是人民反对，师出无名，哪能不败？也正因为经受了这些严重的挫折，才使张学良终于认识到，与红军作战不仅很难取胜，也是没有出路的，如果象这样不停地“剿”下去，红军消灭不了，而东北军的这点老本反而会被折腾光的，还谈何抗日，谈何收复东北呢？使他尤为气愤的是，他的这些损失，南京“中央”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削减了一一○师番号，减发东北军军饷，实得军饷只有国民党中央军的七成。而他关于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抚恤两位阵亡师长家属每家十万元的提议，也遭拒绝。他们公然冷落他，给他穿小鞋，甚至连一句抚慰的话也没有。所有这一切，不能不使张学良感到屈辱和愤怒。从另方面看，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也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许多被释放回来的官兵，成为红军和统一战线政策的义务宣传者。许多过去关于共产党和红军的谣言，也都不攻自破了。原来的仇视和疑惧心理逐渐消失，一种钦佩和懊悔之情却油然而生，以致常常出现两军对垒，将不打，兵不战的和平共处的景象。张学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怀着访问老朋友、探索新道路的心情，利用到南京开会之机，于会后匆匆赶到上海，对杜重远作了拜访、作了长谈的。

杜重远是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沈阳从事陶瓷业机械化方面的工作，曾任沈阳市商务会副会长，是东北工商界知名人物，也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实业家。“九·一八”事变后，他南下到了上海，当了进步刊物《新生周刊》的主编。他思想进步，主张抗日，是个爱国主义者，也是民主主义者。他那时，工作原本是顺利的，后因该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竟被打了闷棍，刊物被封，人也被关到监狱里去了。

杜先生真的犯了什么法或做错了什么事吗？实际并没有，那他为什么竟被判了刑呢？原来，在他编的刊物上登载的《闲话皇帝》犯了忌。其实，那文章是明明白白，并没有要去攻击谁的，它只不过提到天皇是个生物学家（事实如此），按照宪法，天皇无实权，所以闲得很，常以搜集动植物标本，作为日常工作等，这无一字歪曲，也无一字不敬，是讲的实际情况。可日本人却不高兴了，通过他们在上海的日文报纸，大加笔伐，硬说是“侮辱天皇”，并由日本政府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国府对日本一向迁就，看到抗议，就害怕了，竟由上海地方法院对杜重远提出公诉，判了他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当时，他正在上海某监狱服刑。不过，由于引起了舆论界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地都声援杜重远先生，当局虽然不肯改变他们的决定，但对杜先生的看管不得不有所放松。他于是被转移到一所疗养院治病，通讯、会客，一般是不限制的。在友人的帮助下，他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更进一步提高了认识。也就正是在这一年的１０月间，他和高崇民曾联名给张学良写信，劝他联共抗日，勿再迟疑。

张学良与杜重远是老相识，早在杜重远在沈阳开设新式肇新窑业公司时，他们就认识了。张学良对他一向敬重，引为知己。相见之后，二人就联合战线与抗日救国等问题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杜对张分析形势，着重介绍了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西北大联合的建议。他强调指出：东北军是能打硬仗的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士气也高，应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作用；日寇虽猖狂，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气节；只有万众一心，坚决抗击日寇的侵略，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东北军才有前途，他个人也可以有荣誉，而且，也必定是深得民心的；反之，若是只知“剿共”而不抗日，也即是人们常说的兄弟只知阋墙而不知外御其侮，那才真正是很危险的，不仅谈不上什么光明的前途，还有灭亡的可能，这是毁灭之路，是万万走不得的。杜重远的话，使张学良很受启发，使他进一步看清了东北军前进的方向。有人说，“杜重远是最初使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幕后策划者”，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与此同时，他也会见了从苏联回国的原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他们也是老相识，张学良就与红军联合抗日问题，请他从中联络，给予协助，他欣然应允，以后确也做了不少工作。

……………………

①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是１９６０年在台湾发表的。就西安事变来说，张学良是有大功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不需要、不应该、也不存在什么要“忏悔”的问题。此文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发表的，引文仅供参考（此系援引张魁堂有关文章注释）。

②　许涤新：《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③　据一位同志的回忆资料编写的，原文散失，出处不详。

④⑤　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张学良传……肤施夜话

肤施夜话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伟大胜利，对全国人民争取抗日与民主的群众运动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受到蒋介石排挤、对打内战不感兴趣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象烈火一样熊熊燃烧起来。

当然，一种新的革命高潮的酝酿与准备，也是要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的。实际上，为了抗日，为了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为了实现党在新形势下政治策略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对于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的研究，对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处境和现状的分析，以及对于他们的统一战线工作，早在红军长征的后期就曾考虑过，但有些事那时无法实现，实际对他们、特别是对张学良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则是从１９３５年冬和１９３６年春在陕北榆林桥战斗后开始的。而被俘的原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迅速释放，则是一个新的起点。

高福源是由于被俘后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动向在甘泉地区指挥前方作战的彭德怀同志提出回去劝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当时正是党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的时候，高福源的要求，有利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所以彭德怀向中央汇报后，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甘泉与高福源联系，并促成此事的。

高福源是先到洛川见了东北军的王以哲军长，然后由他密电报告张学良，张学良于第二天乘飞机专程来洛川与高见面。

张学良早想沟通与红军的联系，一时尚无头绪，现在高福源回来了，而且似乎带有某种特殊的使命，他当然乐于尽快见到他。但使不但不想让他看出他的这种焦急的心情，并觉得对他的诚意还要看一看，甚至认为他应当先试试他的胆识。……

张学良的这个微妙的心理，高福源当然是料想不到的，所以他一见到张学良，就立即敬了一个军礼，并说：

“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

张学良态度严肃，冷冷地问：“怎么回来的？”

“是红军派我回来的，我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

“什么？红军派你回来的，你好大胆！”张学良见他大言不惭，好象他不是打了败仗，倒象是得胜回朝的英雄，所以突然大声喝道：“你当了俘虏，还要我通匪，我枪毙了你！”

高福源原以为张学良会热诚与他交谈的，没想到他会这样对待他，所以十分失望，痛心地说：“请副司令息怒。我这次冒死回来，确实有话要对您说，我是为了您和东北军好，决不是为我自己。至于您怎样对待我，我是不在乎的。我不怕死，怕死我就不回来了。您想杀我，还不跟踩死个蚂蚁一样。但副司令，您可不能忘记我们东北被日本鬼子强占了，不能忘记三千万东北同胞已沦为亡国奴，也不能忘记先大帅是怎样惨死在日本人的手中！现在共产党和红军主张团结抗日，并诚心诚意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又有什么理由骂人家为‘匪’？难道非要把我们东北军这点力量全消耗在自相残杀的内战中才心甘吗？”高福源说到这里，泪流满面，痛哭失声。他只打算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要杀要剐，就随人家的便，只是觉得这也太冤屈了，所以既激忿，又悔恨，因而哭得很伤心。张学良原本就无处罚他的意思，现在听他这样慷慨陈辞，也不禁流泪了。他终于怀看激动而又沉重的心情走过来，亲切地安慰他说：“福源，别难过了，你说得好，说得对，你是我的老部下，我哪能那样做呢，我刚才是试试你的胆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回去可以转告红军，请他们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双方可以作一些商谈。”

高福源很高兴。在圆满完成任务后，他又返回陕北苏区。

高福源回到红军驻地后，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对他多所鼓励。另方面，对张学良关于双方立即进行接触和商谈的建议也欣然采纳，并于３月４日派李克农去洛川与张学良进行会谈。这次会谈，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那时张学良误以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他既注意与陕北红军的联系，也很重视与上海友人的接触，想通过他们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不久以后，他终于从上海友人那里获悉，原东北义勇军抗日将领李杜（当时他住在上海）为他找到了共产党的关系。实际是当时上海的地下党得知张学良的愿望后，决定派刘鼎到西安去与张学良联系，搞统战工作。张学良认为刘鼎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得到消息后，即派亲信高参赵毅到上海去迎接客人。

早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并由朱德介绍入党的刘鼎，是１９３６年春来到西安的。到了西安后，他就住在张学良公馆里。那时张公馆在西安西门里金家巷５号，这所住宅，原为西北通济信托公司建造，１９３５年秋，张学良率东北军进驻西安后，租赁了这个院落，作为他的官邸。这里的主要建筑物是三幢东西排列的三层青砖楼房，即Ａ楼、Ｂ楼、Ｃ楼。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沧桑变化之后，原来的房舍多已陈旧破落了，但它的主要建筑和庭院仍保存完好；特别是，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注，加强了对西安事变旧址的管理工作，经过认真修葺，如今这里已焕然一新，恢复了多年的风貌。Ａ楼，在西安事变前，是张学良的下属、职员所住的地方，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团曾在这里住过。Ｂ楼，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副官和警卫人员的住所。Ｃ楼，是张公馆的核心。张学良自１９３５年秋来西安直到他离开西安去南京以前，同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等一直住在这里。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１日晚，张学良宣布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军事会议是在这里召开的。１２月２３、２４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三方会谈”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张学良与刘鼎素不相识，突然见面，彼此都不大了解，但性情开朗而又为人豪爽的张学良并不拘束，一见面，张便“向他提了几个问题，如‘为什么你们骂我投降卖国不抵抗？为什么红军打我打得那么厉害？’等等。刘鼎答复大要是：‘张将军掌握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严防边陲，有守土之责。日寇犯我，一夜之间，沈阳沦陷，进而东北尽失。面对外侮不放一枪，全国人民能不骂你？共产党同全国人民一气，当然不能例外。

“东北军是蒋介石指使下的‘剿共’先遣大军，前在鄂豫皖，后在陕甘边区，一直都很积极，红军受到很大损失。你们打我们，我们回击了一下，能算厉害吗？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是不可战胜的，蒋介石百万大军也无可奈何。“蒋介石驱东北军上前线‘剿共’，是他的‘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你看是红军厉害还是蒋介石厉害？！东北军应当联共抗日，这不仅可以洗掉东北军不抵抗、投降卖国的骂名，而且还可以摆脱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将来，抗日胜利和中国解放的大功，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列前茅。

“刘鼎同志的一席话，说得张学良将军心里特别高兴，一定要留住刘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