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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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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是张作霖发妻赵氏所生。同母的有比他大三岁的姐姐首芳，以及比他小六岁的弟弟学铭。１９１２年，他们的母亲病故，那时张学良才十一岁，学铭五岁，多亏庶母卢氏（即张作霖二夫人卢寿苎。赵氏临终留下遗言：“我死后，小六子他们交西屋妈抚养。”“西屋妈”即卢夫人。赵夫人生前住东屋）和姐姐首芳悉心照料，他们弟兄才得以长大成人，也许正是不忘抚育之恩吧，张学良对卢夫人和姐姐一直敬重，“未敢稍渝”。对卢夫人，他叫“妈妈”，视同生母。后来卢夫人被大帅扶为大夫人。大帅皇姑屯遇难后，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政首脑，日理万机，但对卢夫人仍极尊敬，并下令一律称她“为‘老太太’，对错称者罚二十军棍”④。至于对大姐，更是念念不忘，甚至在他身处幽禁之中时还给她写过两封信，一封说：“……我的一切请你们不用挂念，尤其是身体，我自己会照应我自己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上说过：那个混蛋才把身体弄坏哪（类似这样的话，文句我记不清了）。您送来的东西，现在谢谢您。我晓得您手头并不松快，下次不用再带东西了，留点钱给孩子们用吧。”另一封信是托姐姐买《明史》的，说他因为几年来常在菜油灯下看东西，眼睛花了，托她买一本好版大字的《明史》，信写得较长，也极诚恳，姐弟之间，仍是那样互相信赖，一往情深。
当然，话又说回来，在那“威赫赫爵禄高登”的气氛中，在那样一个封建军阀的大家庭里，若硬要说人杰地灵，似乎张学良就是天生的全才，没有受到任何消极的影响，当然也是欠妥的。但他与其父亲毕竟有不同的地方。他的心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朝向另外的方向，而其所以如此，也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但后来，由于他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的营养，特别是结交了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学会笃信和平，懂得容忍，懂得开放胸襟，他的存心待人非常忠厚。西安事变后，王卓然又说他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济世救人的怀抱，有似佛门弟子；他的牺牲自我服役他人的心愿，竟是一个真正的耶稣信徒；同时，他的谦逊达观，看破世事人情，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态度，又极象老庄之流亚。张学良自己也认为，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厚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都可以说，是在这一段少年心理发展过程中种下了种子。”⑤
也许正是这种谦恭豁达和宽厚的气质，使他常常保留着纯真少年的无邪天真，就是在他那过早到来的婚姻问题上，他也逆来顺受，听之任之了。以致当他还只有十五岁时，就根据“父母之命”，与比他大三岁的于凤至结了婚。这是父亲张作霖给他定的亲。张家儿女们的婚事都是大帅一手缔结的。在他看来，婚姻大事由父母决定，历来如此，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改变的。他虽为军阀，但对妻室儿女的要求还是严格的，他把他们安置在帅府里，孩子们可以上学读书，也可以在府内庭院里玩耍，但不许他们出入茶楼酒馆、戏院，更不许任何人在外面仗势欺人，惹事生非。是的，作为一个满脑子马上英雄境界的行伍出身的人，作为一个不可一世的草莽英雄，他的一个很大的遗憾是没有好好念过书，缺少文化，可能也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虽然很有权势，但既非名门望族，又谈不上德高望重，因而可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吧，所以他平日家教甚严，尤其对于他寄予厚望的张学良，更是悉心栽培，期有所成。
这若细说起来，显然又与张作霖本人的身世和经历有关。张作霖，字雨亭，人称“大帅”或“雨帅”，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９日生于辽宁海城县驾掌寺村。他原籍河北河间府大城县，他的祖父张永贵是因为河北遭灾，无以生计，挑着他的父亲张有财闯关东，才在辽宁海城落户的。但是很不幸，父亲有财在张作霖十三、四岁左右时被一同村无赖王某打死。当时乡约（即乡间管事人）曾到海城县报案，当局决定通缉凶手，但王某闻风而逃，始终未捕获归案。
父亲死后，家境更加每况愈下。母亲王氏，生三男一女，大哥作泰早丧。母亲领着他们兄妹几人生活无着，告借无门，不得已才又逃荒到黑山南乡赵家庙村东沟子亲戚家中，靠母亲做针线活和哥哥作孚“扛活”度日，生活困苦，常常吃了这顿没那顿，母亲发愁，常常为此流泪。张作霖是最小的儿子，俗称老疙瘩，母亲心疼他，没让他去帮工。但他自幼机灵、乖巧，不忍看母亲作难，所以也尽量设法找活干，如他打过短工，学过木工，卖过针线，还在赵家庙卖过包子。那时，他在一姓郭的小包子铺发货，开始也还干得不错，但后来就不行了，因他也许是觉得卖包子终非长远之计，准备另谋生路了；也许是他实在被饥饿折磨得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所以“余货卖不出时即自食，因此时常拖欠货款。一日下小雨，货未卖出多少，剩有半篮多包子，遇有几位乡里老太太赌马掌纸牌，张要参加，大家不带他玩，怕他输钱不给，他说：‘我虽无钱，有包子，你们怕什么？’……郭家小包子铺因他赊欠太多而倒闭。后来，张当督军时，郭家小包子铺老头来沈阳，找张要账，先与门岗卫兵争吵，后来张到门口问这老头：‘你认识我吗？’老头说：‘我不认识你，我找张作霖要欠账，听说他阔了。’以后张把这老头留在马号看门。”⑥又过了一段时间，张作霖改学兽医。这时，他已长大成人，倒是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他那时拜著名兽医吴老先生为师，此人医术高超，而老疙瘩张作霖自幼聪颖，学艺专心，所以不过两年时间，他便掌握了一手医马和相马的绝招，对所谓“一观形，二切脉，三查口色，四便功，五起卧，六口腔，七渗八饮九汗出，十问旧病有与无。”这套医马诊谱，他都烂熟于心，得心应手，使一些眼看没救的好马，得以起死回生，因而人们对他开始刮目相看了。但由于战乱频繁，世风日下，加之那时的高坎镇，是个三教九流云集之地，张作霖混迹其间，一方面“与乡坤、地痞、土匪、赌徒及各种女人厮混纠葛”，同时，又有一副侠义心肠，与贫困善良的乡亲患难与共，也正因为他为人的良知还未泯灭，终为恶势力所不容，被迫离开高坎。这时甲午战争爆发，大批清军开赴朝鲜，曾路经黑山，张作霖便跑去当兵了。在战争中，他智勇过人，立下战功，得了军功牌，并升任哨长，颇受信任。后来甲午战争失败，清军败退，他看到从戎无望，骑马开了小差，重又回到家乡。
这时张作霖已二十一岁了，母亲催他完婚，最初他有些犹豫。原来，在四年前，他曾与赵家庙乡坤赵占元的二女儿结识，互相有意，有一段罗曼史。由于那时他还是个没有出息的小货郎，求婚不成，他也凉了心。现在得知赵二小姐仍未婚配，张作霖决定再次求婚。出门那天，他礼帽长衫，带着军功牌和礼品，骑着高头大马，意气风发地来到赵家，终于如愿以偿，喜结良缘了。
在这之后，他虽然在繁荣的高坎镇重操旧业，开了个兽医庄，成为远近闻名的治马能手。但他并不安于现状，而是利用职业之便，广为交游，结交了一些马上的黑道朋友，并逐渐开始了他的绿林生涯。初开始，他也势力单薄，以后人枪渐多，加之他又格外机警灵活，善于网罗各种人才，所以势力越来越大。但这既非万全之策，也不是长久之计，有人为他出谋划策，认为：“绑抢已成强弩之末，现在民生凋敝，十宽九空，商旅不行，将至抢无可抢，绑无可绑之势，不如趁早改变方法，先使农民得活，将来清廷恢复原状时，你可以受到招抚，岂不为善。”张采此议，到八角台与另一绿林头目张景惠联系，得到他的支持，二人兵马合在一起，约近三百人，公推张作霖为首，就在台安桑林子詹家窝铺一带为该处保险，按地抽饷，名为团练，颇具实力。当时的新民知府得知此事，亦表示欢迎。张作霖遂被委任为骑兵营管带。“张奉到委任，即赴奉天营务处谢委。该营务处以张是绿林出身，声名甚大，员司们都要看看这个人物如何。见张二目灼灼有光，俊品人物，不是山大王的样子，倒象个文雅书生。头戴五品亮白顶蓝翎，身穿天青宁绸军制服，周身沿黑色缎边，袖盘黑缎大盘卡，腰佩洋式军刀，足穿薄底快靴，威风凛凛，气度不凡，就是身材不大，因此大家称呼张为‘小个子’。”⑦在日俄战争前后，张作霖为左路巡防队统领，驻郑家屯，后又将他调到洪南，这里离沈阳还有数百里。武昌起义爆发，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十分惊慌，最初拟调后路统领吴俊陞来沈护卫，吴迟了一步，张作霖却马不停蹄，抢先进了省城。原来张作霖部下张景惠在沈阳讲武堂受训，他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立即给张作霖透了消息，请他迅速来省，所以张作霖便率领一哨马队，星夜兼程，直驱沈阳。他“在赶路时，经过吴俊陞防地，片刻不停，只遣马弁持名片约吴于沈阳相会……吴接到张的名片后大吃一惊，说张统领的行动何其神速！”⑧
实际那时反对满清统治的怒潮日益高涨，张作霖完全是凭着非凡的应变的能力，凭着灵通的情报和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的信任，以及奉天革命力量受挫、一般城乡人民对革命尚缺乏了解之机，才得以走进了东三省中枢的奉天的官场，而崭露头角的。
但他真正掌握整个东北的军政大权，那还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因为当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虽然也是拥袁的，可袁对他并不放心。那时他不过是个师长，虽有一定的军权，但袁对他有提防，曾派亲信段芝贵任奉天督军兼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已使他颇感不快，等到袁世凯“登极”做皇帝、加封段为公爵、张为子爵时，张作霖就更加不满了，曾愤愤然说：“我何能为人做子！”所以，后来当袁世凯的八十三天皇帝梦破灭时，张作霖就毫不留情地把段逼出东北，并轻易地获得了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的职务。随后，他又以武力迫使吉林督军孟思远下台，黑龙江的督军也由他的亲信担任，终于把东三省的军政大权统统抓到了自己的手中。
很明显，张作霖虽由绿林起家，但他决不是猛张飞式的人物，而是“长于权谋术数”的军阀，而且也并非象人们想象的那么威风凛凛，喜怒无常，或者是傲视一切的。相反，他倒是知人善任，并还颇有点礼贤下士的作风哩，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很尊重，他对王永江（曾在东北当过省长）、杨宇霆这些人从来没有责骂过。王永江每次到帅府去见他，事先打去电话，张接到电话，就请王来。而且把正门打开，亲自到门口迎接，彬彬有礼。平时正门是不开的，一般官员都从旁门走，只有贵宾来才开正门。张作霖这一点与鲁莽武夫截然不同”。⑨
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注重实际，颇善察言观色，但凡确有不同凡响表现者，那怕也许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倍受青睐，破格擢升。据说，有一年春节，他独自漫步至前楼（那是民国初年，督军署内有前后两排楼，前楼办公，后楼为公馆），见一人在办公室内写字，问他为何不回家过年，那人说家离这里太远，回去一趟路费用得多，现在把省下的路费寄家，家中过年更宽裕，不也是很好吗？张又提出为何不到亲友家消遣，回答是：不便干扰，“‘外面消遣，以浪费金钱，卑职素喜写字，来此写字，亦所以消遣也。’公不禁怡然为之动颜色，连声夸赞‘好小子有出息’不绝口而去。”后来，张对此人一直不能忘却，让秘书长把他找来，几番寻找不可得。后来好不容易把这位老兄找到了，张欢喊道：“对啦，就是这小子！”可此写字人（录事）却甚惊惧，以为大祸临头，吓得面无人色，然而张却“温语有加”，并为之安排了一个好差使，让他到哈尔滨某税局当了局长。⑩
另有一事，说得更绝：
帅府重地，门禁森严，对值勤守更者，雨公（即张作霖）规定午夜一过：不许任何人进出。一日，雨公自己归来迟，逾时限，叩门门不应，连扣仍不应，雨公乃高叫曰：“我是大帅啊！”值守者应曰：“你是大帅也不行，大帅有话，过了时限，任何人不得进出的。”雨公再叫，门亦终不开，无已，公只好绕行后门，颇费手脚始得入。
翌日起，趣召此守更者，守更者骇极，以为大帅震怒矣，急跪地请罪曰：“报告大帅，奴昨夜确不知是真的大帅回，才不敢开门。”公欢颜曰：“起，好小子，你他妈的不开门，是真听我话呀！我不但不怪你，还认为你这小子善看守，有出息！这样吧，你就去接任模范监狱所的所长吧！”守更者急叩头谢罪曰：“奴蒙大帅不罪，已感激望外了，让我做官那怎行？”公笑骂曰：“他妈的，你做官不行，难道找做大帅行吗？我他妈的叫你行，你就行！”
守门者又曰：“报告大帅，奴才确不行，奴才连个字都不会写啊！”公曰：“那好办，我叫个会写字的给你做秘书，专替你写字，快去吧！”⑾
不言而喻，就如同人称一代枭雄和怪杰的张作霖这个传奇人物本身一样，这些介绍也是带有传说性质的。但无风不起浪，类似的事儿也可能出现过，总之不管怎么说，从中仍然反映了张作霖的某些心态和面影。这里，笔者无意对他故作褒贬，更不打算对他进行全面的评价，只是觉得，作为一个早年浪迹山林、行踪不定的流浪汉，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草莽人物，他能本着于细微处见精神的原则，注意选贤任能，还是难得的。其实，不也正是因此之故，张氏父子才吸引和聚集了一批人才，从而为创立奉张政权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吗？
上述种种，说明他这个出身卑微，来自绿林草泽的军阀，虽有其专横、贪婪的一面，但也还有他的特点，他的个性，他的不寻常处。他不仅胆子大，有谋略，有心计，而且也是比较机敏而又细心的；尤其是，他也很懂得笼络人心、恩威并重和耍权术、抢机会、抓权利这一套的，而这不也正说明“他在这一方面上具有强大的欲念和野心，他是处心积虑的准备随时随地打破现状的一种人物”吗？
张作霖哪能不崛起、不飞黄腾达呢，正所谓试看脱颖乱世，从此际会风云！
而作为张老帅之子的少帅张学良，也正是在这个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张作霖扶摇直上但却并非没有风险的时期投身军旅，走进自己的世界的。
……………………
① 黎汝清：《皖南事变》，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
② 李传信：《张学良究竟出生在哪一年？》原载《武汉政协报》１９８７年３—４期。
③ 张高峰：《张怀英回忆大哥张学良》，载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１日《团结报》。
④ 卢廉波：《与学良哥回忆我们的童年》，载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９日《团结报》。
⑤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１９８６年７月出版。
⑥⑦⑧ 周大文：《张作霖集团的形成》，载《吉林文史资料》第４期。
⑨ 刘鸣九口述，武育文整理：《郭松龄反奉及其他》，载《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１９８１年６月出版。
⑩⑾ 《张雨亭将军草莽轶闻》，见《张老帅与张少帅》，〔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出版。
张学良传……谢谢少帅
谢谢少帅
张作霖作为奉张政权的开创者，尽管他是比较走运的，可以说是青云直上，迅速的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但他毕竟也是历尽艰险、费尽心机，才有了这份家当的。也许正是他深感世事多变，创业艰难、并自知才疏学浅难孚众望吧，所以平时重视招揽人才，注重听取谋士意见。他对儿女的学业也是极为关注的。尤其对张学良，更特地请省城有名的举人，名儒作他的塾师，也正如王益知所说的：“张学良七、八岁时开始读书，延台安举人崔骏声作开蒙师，续请海诚老儒杨景镇（雨辰）及白永贞、金梁诸人讲授五经四书。学良颖悟异常，多所记诵……还有金梁（息候）亦曾教过张学良。据其所写资料，‘张学良十二、三岁即从我学文，能作千言，下笔颇快’，又说，‘汉卿英敏过人，尤嗜文艺，锐气革新，余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共续辑书目，修奉天通志，设故宫博物馆，复兴翠升书院，皆次第举行’。所说多是张学良掌握东北政权以后事。如翠升书院曾聘王晋卿、吴挚甫诸名家主讲，沈阳故宫博物馆长由金先生担任。惟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沈阳原有四库全书一部藏于故宫文溯阁故名），徒托空言，未能实现。”①无疑地，这些名师的教导，使张学良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在囚系中他遍览古籍，尤爱研读明史，有时还写点古典诗词，想来与他早年的旧文学功底不无关系吧？
然而，当他步入社会，开始了他那走南闯北的军旅生涯时，他却更注重实际了，有人向他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他不爱听；什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类的说教，他也觉得颇似空谈。他常说：“天下是马上打来的，主义有什么用？”还说：“人家有人家的一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主义不主义，不相干，各照各的干。”
莫非他真的是主张闭关自守、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吗？那倒也不是，对于国内外的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对于外文（他有较好的外语基础，尤长于英语，据说西安事变时，他与宋美龄、端纳谈话时，就常常讲英语；后来在幽禁中，他还订了英文的《字林西报》。）的学习，他却是很努力的。而这个基础，正是在青少年时代打下的。就说学英语吧，他就起步早，“初由奉天交涉署英文科长徐启东担任教师。王正廷之妹亦教过一个时期。至于重点学习英文，是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②当时，张学良曾任沈阳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中有专设的英文夜校，所有课程全由外籍干事亲自讲解。后来，赴美国留学归来的阎宝航，作了青年会的总干事，“他每天教张两小时英语，旁及国际情况，西方风俗习惯，使张之常识有所增益，对于教会有所理解，终于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是不无影响的。”③这也就是说，他那时积极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主要并不是为了信教，而是为了学习西方，学习外语和一些新的科学知识。及至随后子继父业，成为东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时，在他身边工作的顾问秘书，亦仍有不少知识渊博的专家学者，都使他受益匪浅。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受西方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师友。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于他自幼生长在一个军阀家庭里，一些源远流长的封建的伦理道德和愚忠愚孝的思想，对他也有较深的影响。这从奉系乃至东北军中一些将领的作风，以及张学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被利用、受排斥、遭冷落，而他总还是委曲求全来看，都表明他存在着一定的封建正统观念。尽管张学良后来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以及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方面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成为千古功臣，但却也仍有他的历史的局限性。
当然，我们也还要看到，张学良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某些不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主流，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帝爱国思想在他思想上仍占主导地位。而之所以如此，又实与当时的时代、社会历史环境、与他耳闻目睹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礼，与严重的民族危机有密切关系。
那时，年轻的张学良不仅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不仅学业大有长进，而且在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方面，也是个活跃分子。有一次青年会为赈济河北水灾举行义卖，人称大公子的张学良，也积极为救济灾民而奔波。“他着紫色衣裳，在会场往来穿梭般活跃，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劝购，高呼‘密斯特’，卖得最多。”④那时青年会常邀请各地名流来此讲演，这也对他启发很大，他说：“幼时对国家异常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割宰，无复望矣。及十四年前于辽宁青年会聆贵校（按：此系张学良１９３０年在天津对南开大学学生的一次讲演，见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天津《大公报》）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讲演，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国’云云。予闻此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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