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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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中商定，成立十八个独立团，向日本订购可装备四个师的军火武器。不料事机不密，为段探悉，段急派陆军部亲信冷聘渔（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前往奉天，通过丁超（奉天军械厂厂长）、杨宇霆（奉天督军公署总参议），与张作霖密商劫留这批武器共同伙分。张作霖大喜，即派丁超率队随同冷聘渔到秦皇岛。冷聘渔事先已准备有陆军部接收军火的证件，待日本军火船“清快丸”抵岸后，即办妥手续予以接收。从此奉系与段系种下善因，为张作霖二次进关伏下引线。

一九二四年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已早与段祺瑞、李长泰等往还密约，张允供应段等勾搭直系内部倒戈所需款项及酬应等费，以便在关内买通直系军队。但杨宇霆说，热河境内直军戒备谨严，硬打较难凑效，不如把张鹏飞（当地士绅、民团头目——引者）拉过来，从刀尔登地方打开缺口，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大军插进去。张作霖听了大喜，初步谈（金钱收买）妥后，张鹏飞到了奉天，二张相见如故，张鹏飞口口声声说：“我们是同宗；

我一定保你入关。”

一九二四年八月，张作霖派军长李景林和张宗昌率部潜入热河，直奔刀尔登地方。李景林和张宗易亲往拜见张鹏飞，张派地方民团的马队数十人领路。李景林派一营骑兵随同马队从刀尔登由山间小道直奔滦县，李景林和张宗昌亲率大军跟随在后直抵滦县车站大桥。彼时直军主力均在山海关、秦皇岛附近集结戒备，滦县仅有部分铁路护路警看守，不战而散，奉军遂得长驱直入天津。

吴佩孚在前线得悉奉军进关到达滦县确信后，即赶回天津。吴在天津东站由电话向段祺瑞（段当时在其内弟吴光新宅）说：“拟把军队开进天津各国租界，好引起外国插手干涉。”段回答说：“你是最优秀的军人，为什么要惹出国际问题呢？我看你先休息几天吧！”吴佩孚听了之后连称：“老师，我遵命。”当即乘车回塘沽转船逃走。……⑧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在张学良和一批得力将领的帮助下，埋头整军，有了两年的充分准备，特别是他是在北方直系政权出现危机之时，率军入关，进行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加之，又取得了直系内部具有革命思想的将领冯玉祥的支持与配合（冯于１９２４年１０月间发动“北京政变”，囚曹锟，赶走了吴佩孚），所以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胜。当时，冯、张等曾联名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事。在此后政局的归属与方略上，他们虽有分歧，如冯倾向于请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会议；而张则倾向于拥段，主张举行以实力派的代表为基础的善后会议，孙、段之间的联合终因政见不同而破裂。但在这个时期，他们有过一些接触和交往，原来：

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组成国民军推翻了曹（锟）吴（佩孚）政权，张作霖乘胜长躯入关，进驻天津。

十二月四日，孙中山先生北上到达天津，翌日即往访张作霖，以谋求建立统一的革命战线。孙中山先生指定李烈钧、杨赓笙、孙科、邵元冲和汪精卫同行，杨赓笙因另有工作，未能同去。

张作霖知中山先生将至，故意炫耀军容，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中山先生等人至客厅坐下良久，张作霖始出。

中山先生顾全大局，不以为意，首先打开僵局，他对张作霖说：“昨日抵埠，承派军警迎接，盛意可感，特来申谢。”张作霖面色稍缓，点头还礼。中山先生说：“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

张作霖听后说：“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李烈钧见状出来解围说：“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吴佩孚的号）诸人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唯公能当之也。”李烈钧这几句话使张作霖听后非常高兴，大笑起来，中山先生乘机接着说：“协和（李烈钧的号）之言是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词者，亦唯雨亭（张作霖的号）兄一人耳。”这时气氛遂转和谐，宾主交谈甚欢，张作霖表示愿与中山先生合作。中山先生告辞时，张作霖亲自送出大门，归语张学良：“中山伟人也，名不虚传，彼有容人之雅量，吾服矣！”

中山先生一行回到旅馆后，杨赓笙询问会见情况，汪精卫抢先说：“险哉！险哉！今日之鸿门宴也！”李烈钧听后笑对汪说：“如此胆力，即可以刺清摄政王乎？无怪事之不成也。”在场的人听了同声大笑起来。汪精卫则紧锁双眉，面红耳赤，至感窘愧。⑨

由上可知，两次直奉战争的前前后后，斗争还是复杂的，面对年轻的张学良来说，这无疑也是一次实战的锻炼，从他协助父亲对奉军的大刀阔斧的整顿，以及他亲率大军入关，奉军胜利和他对军阀混战的厌恶，特别是他因见“官兵伤亡之惨状，人民之流离失所，皆深感痛苦”这些认识来看，他毕竟还是吃一堑长一智，而对自己的行动也开始重新审视了。也正是这个时期他与奉军爱国将领郭松龄的相识以及几年后郭的倒戈反奉，更使他受到极大的震动，有人甚至认为这给他一生“带来了一个富有风暴性的人生教训”，我看不是没有道理的。……

……………………

①　郭维城：《张学良将军半生事迹浅论》，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②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６月出版。

③④⑤　孟星魁、李泰棻：《第一次直奉战争直军得胜的真象》，载《沈阳文史资料》。

⑥　宁武：《孙中山与张作霖联合反直纪要》。

⑦　杨大群：《东北王世家》，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出版。

⑧　于立言：《张作霖通过段祺瑞瓦解直系的内幕》，载《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６月出版。

⑨　杨仲子：《孙中山在天津会见张作霖》，载《文摘报》。

张学良传……郭松龄

郭松龄

“汽车刚开出不远，迎头一队骑兵跑过来，围着汽车这一队骑兵，立刻刀出鞘，子弹推上膛。等来到近前才知道是传杨宇霆（实际是张作霖、杨宇霆——笔者）的命令：‘把郭松龄和他的太太就地枪决！’这是怕中途被劫走。大汽车停下了，王永清把郭松龄和他的太太拉下车来。骑兵在外围，步兵在里圈，围了个大圆场……

“韩淑秀看着凝目沉默的郭松龄，她在心里想：茂宸哪，想当年，你在广州讲武堂，毅然参加同盟会（实际是在四川陆军当连长时就加入了），提枪北上武昌，投身辛亥革命，这是何等英雄。

“郭松龄在刹那间看着韩淑秀想：当年，你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五四”运动，在天安门前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这是何等豪迈。

“秀，你还记得新民县城怒斥日本领事的情景吗？

“韩淑秀多么明白男人的眼神，她在心里回答：记得！

“那时，人海横流，炮火满天。茂宸你临危不俱，大义凛然，斜视太阳旗，白眼日本领事，慷慨陈辞，怒斥日寇，表现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英雄气概，这是何等的自豪！她不由大声说：‘将军！你生平最爱读爱国诗人屈原的《国殇》。今天，我要对酒高歌，为将军高吟一曲，以壮行色！’

“‘好！秀，你唱！我来为你击节！’郭松龄往前猛地迈出几大步，这几大步就是他头顶青天脚踏大地击响的拍节。

“韩淑秀傲慢地用眼睛横扫一下周围的大兵，然后，在刀光剑影中引吭高歌起《国殇》来：

…………

出不入兮往不反，

平原忽兮路遥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

魂魄毅兮为鬼雄！”①

这里浓墨重彩、满含深情叙述的是张学良的挚友，爱国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奉、方期壮志可酬、不料败倒荒郊、英雄饮恨的悲壮场景。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为反满清和反军阀而横戈跃马、驰骋疆场的郭松龄，是早年的同盟会会员，也是一位爱国军人。年轻的张学良，在东北讲武堂受训时，与他结识，二人志同道合，心心相印，情同骨肉，相见恨晚。那时，张学良很钦佩郭松龄的为人和作风，而郭则因“见张是一个颇有爱国思想和进取心的青年，可以造就成国家有用之材。因此经常向张学良灌输“练精兵，御外侮”等爱国主张，并劝张学良训练新军，以期借助张学良的地位和实力，实现自己改造奉军之夙愿。”②郭松龄虽矢志革新，但那时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军事教官，并无多大名气，可以说是地位卑微，和奉军中张作霖的一批旧臣宿将是无法相比的，后来他的一切作为和成就，跟他艰苦卓绝的实干精神固然有关，但与张学良对他的“逾格信重”也是分不开的。张学良常常不加掩饰、同时也是满怀无限信赖之情地说：“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也就是我。”

不料，不久后，这一对好得简直象一个人似的朋友，突然产生了矛盾，走向了两条不同的路，虽然还不能说已经一刀两断、甚至完全是分道扬镳，但毕竟是各择其所，并终成永诀了。

微黑的长方脸、双目炯炯有神、蓄短胡、魁梧奇伟的个头、胸挺颈直、仪表堂堂的郭松龄，是辽宁省沈阳市东郊渔樵寨村人，生于１８８３年。他名松龄，字茂宸。他早年在私塾里念过书，后因家贫辍学，给人家扛过活，种过地。日俄战争爆发后，他看到日、俄等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广大劳苦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便投身军旅，以报效国家。他先任职于北洋陆军，后随朱庆澜调往成都驻防。在此期间，他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接触较多，积极参加覆清活动，并加入了同盟会。在震动全国的保路风潮和武昌起义中，他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组织，领导暴动，拥戴朱庆澜出任四川军政府副都督。后因川军将领发动兵变，反对客籍将领治川，朱庆澜离开了成都。郭松龄亦辞职回奉。

那时，奉天的革命党人张榕等正准备进行武装起义，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郭松龄联络革命志士，意欲乘机举事。不料，反动势力疯狂反扑，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遭到破坏，张榕等人被暗杀。不久郭松龄也因“剪发易服”而又“身畔挟有民军护照”而被判处死刑，当局准备将他斩首。这时的郭松龄，也不再对生抱什么幻想，亦认为是必死无疑了。

可是，说起来也真有点离奇，一个行将问斩的死囚犯，后来竟死里逃生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说奇也奇，说不奇也不奇。

原来，是由于有超人胆识，被誉为“巾国英雄”的韩淑秀“不顾风险，冒死拦截刑车，陈述郭松龄是他的未婚夫，归奉完婚，根本没有参加革命党的事，因此郭才未遭杀害”③并应聘当了张作霖的教训队的教官。

至于张学良与郭松龄的结识，这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张学良追求进步、崇拜英雄人物的一种心理要求。郭松龄虽然不能说在那时名气多大，但却也是个出类拔萃的优秀教官，在战术讲堂上，他“博学多识，风貌堂堂，一下子便征服了听讲的张学良。而且，郭松龄是一种好学深思型的人物，生活上律己很严，不吸烟饮酒，虽是职业军人，但书卷气很重，遇事讲原则，理想的格调很高。这和张学良生活浪漫、耽于享乐的外倾性格虽然大相径庭，但，张学良却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偏偏喜欢追求一种为他自己所付诸缺如的性格的一型人物。张学良心折于知识人，而郭松龄正是学识丰富。郭松龄为人正直、严肃，凛然有一股不可侵犯的气概，也正是张学良所最欣赏的一面。郭松龄年纪大张学良十九岁，并且做过他的教官，对张学良来说，郭松龄正是他所需要的亦师亦友的理想人物。”④

是的，志向不凡，且又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郭松龄是个上进心、事业心很强的人。他不仅是个好样的教官，也是个优秀的指挥员。他治军有方，指挥若定，率军作战，总是身先士卒，冲杀在前，成为奉军中一员功勋卓著的战将。不幸的是，论功行赏往往赏不及郭松龄，张作霖对他并不信任，更不愿重用。在讲武堂开学典礼上，张作霖甚至还语含讥刺地问他：“郭教官，你不是到南方去革命了吗？为什么回来了呢？……你还是回来的好，在外边没有什么混头。”郭松龄当时没有说什么，但他心想，让你得意，这口气我权且忍了，来日方长，咱们走着瞧。不想郭氏时运不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他刻苦练兵，训练得法，他带领的队伍，成绩冠于各军，以致“忌之者亦日众。异口同音，谓公所练之军队，纪律虽佳，未必善战。盖当时统兵长官，多由胡匪出身，不知学、术两科为何物，而惟以能战自豪。以公出身学堂，无战事经验，故以此讥之。”⑤

不消说，这些闲言碎语，是使人很不愉快的。不过，郭氏为人豁达，不愿与那些目光短浅的人去争一日之短长，这些他都一笑置之，并不放在心上。然而，后来，以权势炙手可热的杨宇霆为首的一些头面人物，也冷言冷语，对他处处刁难、排斥，他就难以容忍了。

如果说郭松龄与杨宇霆等人的矛盾在初期还比较隐蔽，而到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就变得日益尖锐起来，如在榆关，九门口之战中，“当榆关久攻不克时，张作霖命姜登选、韩麟春率部由九门口攻入；当姜、韩所部顺利到达沙河寨，包围山海关背后之敌时，遭到直军的顽强抵抗。姜登选与张学良商定：将山海关郭军的八个团加入沙河寨。郭松龄奉命赶到后，坚决要求接替第一线，从正面突破敌人。‘姜、韩认为郭氏争功’，破坏军纪，让郭‘充作预备队’。张学良也不同意郭的请求，对郭略有责难。郭愤然率部撤退，掉头而去。张学良闻讯，‘驰马随到二三十里外，才将郭松龄劝住，两人曾在一茅屋里抱头痛哭’。后来，张学良常讲他有段‘张良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就指的是这件事。郭松龄撤离战场当然不对，但据他后来给张学良的信中说：他当时离开战场，‘并非抗命，实畏姜、韩谋杀耳’（战后姜在北京曾对李书城言，未能杀龄，实龄之侥幸’）。⑥

后来，郭松龄还是又率部返回前线了，并在这次战斗中，机动灵活，避实击虚，出其不意地绕道冲至敌军侧后的海洋镇，单刀直入地进行突袭，切断直军退路，加之李景林、张宗昌的密切配合，冯玉祥也突然倒戈，宣布“班师反吴”，所以终于把直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事后，张作霖论功行赏，许多将领都各得其所，而郭松龄却受到了冷落，使他很不痛快，以致在情感上埋下了对张作霖不满的种子。

何以竟会如此呢？要说起来，这与奉系军界领导层中的派别斗争是有关系的。原来，“张作霖手下将领中，有‘士官派’和‘讲武堂派’之分。士官派领袖是杨宇霆，拉拢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姜登选、韩麟春等为一派；而讲武堂派则由郭松龄及张学良纠合东三省讲武堂受训学员自成一系。杨宇霆因见郭松龄与张学良相处至近，乃屡向张作霖进言，表示郭的兵权日重，恐生后患，宜加裁制。恰当此时，郭松龄经征得张学良同意，将俘获的直军三万人，除补充各部队缺额外，余二万人，编成三个旅并委刘振东、刘伟、范蒲江分别为旅长。张学良回到奉天把这事报告给他老子时，不料，碰了一个钉子；张作霖不允所请。原因是，张作霖已采纳杨宇霆的拟议，决定将这批直军俘虏，分别拨给姜登选与韩麟春，各扩编一个师。张学良迅将这消息电告郭松龄，但，郭认为此事已当众宣布，重要人事，业已成命难收。张学良回防时，郭松龄已把改编事生米做成熟饭，造成既成事实。事后，也只不过把补充旅的名义，改为补充大队，实质上人枪并未拨出去。张学良和郭松龄既是同一鼻孔出气，而且扩编的又是他属下的部队，他也就乐得顺水推舟不加问闻。但郭松龄和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之间的隙嫌，士官派和讲武堂派的裂痕则愈来愈深了。”⑦

是的，问题是严重的，如果说三万俘虏的改编还仅仅是一些小的摩擦，那末，随后的显然有些考虑不周的封官晋爵，则更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其实，细想一下，也难怪，奉军既是一个成分复杂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武装集团，它的稳定、兴盛是相对的，而它的动荡、衰落则是绝对的。果然，奉张政权的这种表面的红火时期并未持续多久，就又变生肘腋，风波迭起了。

“本来，当苏皖两省督办人事尚在悬虚的时候，张作霖征询郭松龄，要他出任江苏督办。郭松龄不愿放弃兵权，婉谢之余，提出一个建议，主张由张学良为直隶督办，并指挥军务，既可拱卫京津，也可屏障东北，另调李景林督鲁，张宗昌督苏，姜登选督皖。郭认为这种安排，一旦东南有事，张宗昌足以当之，万一不济，不过失掉江苏一省，不致动摇东北军的根本。张作霖对郭的意见，未始不以为然。岂知问到李景林，李为直隶人（直隶枣强县人），不愿放弃督直职位，这时杨宇霆又放出风声，认为张老帅若保少帅做直隶督办，将无以服众心。所以，最后终竟发表了杨宇霆督苏和姜登选督皖。

“郭松龄见所提意见，未被接纳，且又甚不齿杨宇霆的政客作风，一时心灰意冷，颇为消极。同年九月，奉派赴日本参观军事大演习，一时似有久居之计。就在旅日这段短时间，郭松龄似和冯玉祥幕中北京陆大同学某有了政治性的晤谈，这就成为联冯叛张的一个重要伏线。”⑧

这个评述是客观的，有道理的。但我觉得，也还有些不足。上述种种固然是郭松龄反奉的一些重要因素，但他的倒戈与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及奉军在苏、皖的溃败也有关系。本来，在奉军打败曹、吴接着又进军苏、皖时，郭松龄是很不赞成的，他“曾向张老将力陈：‘我们在东北有这样大的地方，经济富庶，人口有三千多万，尽够我们干的。这次进兵关内，既已打败了曹、吴，已足雪当年之耻，如再躯兵南下，胜则成为众矢之的，败则徒损老将威命；不如雄踞关外，趁机观变，养精蓄锐，再谋一统。’……但由于杨宇霆要争取江南鱼米之乡，并为东北军开疆拓土，在老将前力主乘战胜之余威，躯兵南下。当年杨在奉军中是出将入相的“诸葛亮”。张作霖对杨言听计从，结果不出郭之所料，苏皖得而复失。苏督杨宇霆、皖督姜登选被孙传芳、陈调元所躯逐，损失了三个师的兵力，奉军声名扫地。此次又要挥师入关，争夺直鲁，郭松龄更加反对，气愤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叫老杨这帮人弄坏了，现在老杨又包围老将，给他们去打地盘子，这个炮灰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老杨这帮留学生赶走，请少帅来当家。’”⑨

不过，在那时，指望郭松龄用劝说的办法去说服张作霖、杨宇霆，使他们悬崖勒马，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不仅毫无罢兵之意，反倒对郭松龄产生了怀疑。正巧，这时军内有个赴日本观秋操的差使，张作霖便顺水推舟地把郭松龄打发走了。表面上讲这是个体面事，让郭到国外游逛游逛，实际是嫌他碍事，巴不得把这个粪堆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角色赶开。而郭松龄呢，说实在话，也乐得趁机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甚至一去而不归，所以他是虽有几分惆怅，但仍然还是求之不得地匆匆启程了。

他是由奉天往大连去日本的，临别时，韩淑秀约他到天津相见，郭松龄与她心照不宣。

看来，机灵的韩淑秀是颇有些先见之明的，郭松龄早有异志，一个时期以来，欲有所为之心日益明显，这一点她不仅非常了解，也是极力支持的。后来郭松龄在完成了他的赴日使命后，果然既未回奉天，也未到前线，而是独自搭船回到了天津，并称病住进了天津的意大利医院。他的反常行动，自然瞒不住耳目众多的张作霖的眼睛，在他“病情”未见好转时，张便急电召他回奉。郭见事情暴露，决定提前行动，并对张学良有所暗示，略谓：“上将军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救”；提出“父让子继”，以改革东三省局面。张学良听后，“不禁骇然”，但未动声色，潜行搭乘北宁路火车东返……“郭氏这种反父不反子的作法，虽然由于他二人交情可靠，实际上也因张学良痛恶内战，反对其父的穷兵黩武在平素有所流露所致。当然郭氏这样做，也比较合乎舆情，可以减轻内部反抗。但郭氏立逼他“大义灭亲”，实为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张学良所难能接受。”⑩

张学良在天津与郭松龄匆匆见了一面，当晚即乘车回归，虽然他劝郭慎勿乱动，但毕竟看出一些军队不稳的蛛丝马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