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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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一时十五分，大元帅张作霖的车队到达了车站，军乐队立刻奏起音乐。车队中的第一辆车是军政府总理潘复，他首先下车，接着是各部总长、侍从武官，以及其他重要府院的文武百官。张作霖的座车是第四辆的黄色大桥车，他下车时，着蓝色的大元帅常服，腰间佩剑。

他身材虽然不够魁梧，但步履间却是英挺飒爽。

这时，他的儿子张学良，当时担任第三方面军团长，和第四方面军团长的杨宇霆，以及甫由南京前线败退下来的第一方面军团长的孙传芳等人，都候在站台上欢送大元帅的离京出关。张作霖和他们一一握别。军政府撤退专车一共三十辆，当张作霖踏上车门时，车准时徐徐开动了。张作霖伫立车门的台阶上向送行者一一答礼，一直到专车开出站台，他这才走进车厢。张作霖面上虽然一直维持着镇静的微笑，显然的，他的内心则是不胜其感慨的了。

这是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入主北京中枢的最后一幕。由上一年六月十六日成立以来勉强算是一年的军政府，就此宣告收场了。

这时的张学良，却比他老子有着另一种的感受。车站上送行的一幕，他固然不无曲终人散的唏嘘，与此同时，他却也不无一种万般有了解脱的安堵。也许应该说，他如其兴奋的有感于最后这一幕，毋宁是在迷茫中观赏了这一幕；当然，他不会一开始时便期待着有这一幕。不过，事实上他也并不觉得这一幕来得太属意外。⑥

专车驶抵天津时，张作霖的日籍顾问町野武马找个借口下车了，并且没有再回来。这更引起人们的猜疑，许多人都有些提心吊胆，生怕出事。当然，对于这位町野先生，现在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张作霖在准备启程出关之前，对于有人可能要加害于他的事，已有所闻，但町野却表示愿亲自陪他返奉，以释张疑。也有的则认为他的下车不是偶然的，是由于他事先知道情况不妙，因而借故溜掉的；但也有的则认为他的下车很可能是奉命行事，并非怕死，或曾充当内奸之类，因此人做张氏顾问甚久，是忠于张氏的。关东军少壮派要谋杀张作霖，他虽然不一定摸底，但是曾觉察到了的，在张作霖准备出关临走之前，他曾提出应在白天到达奉天，已有所暗示，可惜这个提醒未引起张氏的注意。是的，张作霖是有些大意了，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总认为他堂堂大帅，实力雄厚，想打他的主意，岂不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退一步说，即使有些不自量力之徒闹事，大不了也不过躲在一些沟沟洼洼里，朝他坐的火车放点冷枪，骚扰一下，然后就会象兔子似的跑掉，其他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很明显，这是有点反常的，因为张作霖每出远门，在他行经之地，总是岗哨密布，坐有防弹汽车，行有大批卫士簇拥，甚至在乘坐的汽车内都有卫队营长掌握着一挺机关枪，汽车两边也站立着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这次，不知为什么，据说他不让戒严，一切公开，对于安全问题，似乎还挺有把握似的。究其原因，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他过于轻敌，特别是他只考虑到各派军阀之间的明争暗斗，对于日本人的敌意，对于他此行可能会遇到的危险估计不足，也是他死于非命的一个关键。有道是：人每反常，即非好兆，出事也就难以避免了。

皇姑屯炸车案，说起来惊心动魄，可在案发之前，却一切如故，风平浪静：

６月３日凌晨１时１５分，张作霖乘专车离开北京遄返奉天，潘复、刘哲、张景惠、王荫泰、英德惠、杨毓珣、何丰林、陈兴亚、于国瀚、阎泽溥及张之六夫人、三子张学曾等３０余人及日本顾问仪峨诚也、町野武马同行，专车共１８辆，张作霖坐在第三辆蓝钢皮车厢，是当年慈禧太后的花车。列车过津时，町野武马、潘复下车，常荫泰上车。过山海关站，前来迎接的黑龙江督军吴俊陞加入，张改乘第四节车厢，紧靠蓝钢皮车厢的后面。

“相传离平时，其密探曾有日人谋害之警告，张问町野武马，町野自请偕行，以释其疑，然町野在津下车，仪峨则继续同行。”（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第２１５页）另据时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的森岛守人回忆说：“策划炸车阴谋的有关人员，恐怕只有两三个人。……决定以大局为重，就是牺牲仪峨这个人也在所不惜。”（《阴谋·暗杀·军力——一个外交官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版，第２３页）。

６月４日清晨，５时２３分，天刚破晓，皇姑屯南满铁路车站的日军监视岗亭透过探照灯，发现挂有蓝钢皮车厢的列车奔驰而来。“来了！毫无所知的张作霖一行乘坐的列车到达了交叉点。”（《我杀了张作霖》）“轰隆一声，在爆炸声响的同时，空中升起了高达２００米的黑烟，我想张作霖的骨头是不是也飞上了天，对这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惊讶和害怕，药力实在太大了，的确如此！”（同上）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满铁路吊桥的钢板下塌，将张作霖专列的前后三节车厢压碎，吴俊陞殒命，张作霖负重伤，急救回沈阳“帅府”，于上午九时毙命。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奉天秘不发丧。第二天即发布戒严令，委齐恩铭为省城戒严司令。一面通知在京的张学良迅速返奉。６日，奉天省长公暑为应付日本及稳定政局，发出通电佯称：“主座（张作霖）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直至１７日张学良回到沈阳并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后，奉天省长公署才于２１日正式宣布张作霖于当日下午逝世。⑦

这起严重的炸车案是谁干的？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虽然众说纷纭，但奉、日双方都心中有数。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奉方对此事采取低调态度，甚至有意掩盖它的真相。但纸哪能包得住火，当时的国内外舆论，特别是最敏感的中外电讯，还是都把锋芒对准了日本，一致断定是他们干的，并有许多尖锐的、一针见血的指控：

张作霖的离京时间十分诡秘，专车班次一路上的多次改动，到奉天城之确切时间连专车司机也不确知。只有密布在京奉道上的日军侦探随时报告行车时刻，才能在专车开到三洞桥时，大炸弹在张作霖所坐的车厢爆炸，时间不差分秒……

日本公使馆随车人员，均在中途下车，没有一个被大炸弹惊扰，真是幸运之极……

出事地点在日军警戒线内，平素日军守备队严禁行人通过，大炸弹安装在石柱顶上需六小时，显然出自工兵之手。

爆炸专车之炸药，纯系烈性，目前中国各兵工厂尚无此威力的炸药……

据英国记者到现场调查，距离南满铁路三洞桥不足一百码处有一木材厂，该厂主人说，出事当夜，月色浩浩如洗，他亲眼看见三洞桥上人影绰绰晃动，日本哨兵未加干涉。又说，一个住在三洞桥附近的日本人，出事前一直手持望远镜站在房顶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三洞桥，直到炸弹爆发为止。……⑧

这些比较客观、公正的评论，无疑是击中了要害，反映了当时的舆情，并使日本政府受到世人的谴责的。但它的真相却长期被掩盖着，这个令人震惊的东方炸车案的内幕究竟是怎样的？何人主使？何人策划？何人执行？却一直是个谜。但有道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既然做了，早晚总是会被察觉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它那长时间捂着盖着的不可告人的隐秘，终于被揭开了，原来：

日本关东军的阴谋是，炸死张作霖，乘混乱之机，出动军队，武装占领东三省，制造伪满蒙帝国，另立傀儡。

由于准备不及，未能得逞。为了掩饰事件真相，关东军事先已有布置，由日本浪人觅到３名中国乞丐，于三日深夜，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南满铁路吊桥下，将其杀死，伪装成一伙爆破犯在作案时被炸死的样子（但其中一名事先逃走，后来密赴张学良部下投报）。并诬指他们为“南方之便衣队员”。日方还要求同奉方共同组织调查，遭到拒绝后，日本陆军省于１２日发表公报，诡称张作霖被炸事件之制造者“当系南方便衣队员无疑”（《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第２１页）。

“皇姑屯事件”的真相很快传到了东京，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反响。田中内阁顽固地向国内外大肆宣传，说事件与关东军没有任何关系。是中国方面搞的（《昭和五十年》，第２２页）。议会在野党把它称之为“满洲某重大事件”，作为攻击政府的材料，但是他们并不想将真相公诸于世。

“皇姑屯事件”对田中内阁的冲击持续将近一年，在处分杀害张作霖的责任者上，内阁与军部疏远了。１９２９年７月１日，田中内阁垮台。同时，关东军司令村岗编入预备役，第九师团附陆军步兵大佐河本大作免职。

但是“皇姑屯事件”的真相仍被掩盖。１９３２年国联派李顿调查团来华，发表的报告书还说：“张氏遇害之责任，迄今尚未判明。惨案内幕仍在五里雾中。”（载《国难痛史》第五卷第４１页）

１９４６年７月，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审中，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暗杀之事，系关东军幕僚所为。至此，“皇姑屯事件”真相被掩盖了１５年之后，终于大白于天下。⑨

上面这段引文，揭露了此案阴谋长期隐秘的事实，确实使我们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不过，过去毕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此案疑点仍然很多，更为确凿的人证物证多有不足。但最近几年，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有进展，特别是前几年在日本发现的一套谋杀张作霖的现场照片，更以铁的事实为这一震惊世界的谋杀案提供了新的物证。

原来，日本山形县藤岛町农民佐久间德一郎，战前曾在侵华日军特务机关任翻译，１９３９年６月，他的上司河野交给他一包重要资料，让其严密保管，事后才知道是一套谋杀张作霖的照片。以后，他与河野分手了，侵华战争也节节败退，日军大小头目自顾不暇，谁还顾得上管这套照片呢！就这样，这位日本翻译自己把照片保存了下来。几十年的沧桑变化，他积极参加中日友好活动，为中国人民真诚希望中日友好的热情所感动，全部公开了这套照片。据报道：“佐久间保管的照片共六十一张，其中三十张编上了号码，有的照片背面还写有“神田”的名字。三十张照片，从爆炸前的现场到张作霖的葬礼，完整地记录了事件的全过程：四处飞散的陆桥，网状般扭曲的铁轨，燃烧着的车厢……令人思索的是，这几张照片中为何不见任何人影？这也就是说，拍片者早有准备，在炸药引爆、列车横飞、浓烟升腾，别人未及出现的现场连续按动快门的。”⑩

调查还表明，执行爆炸张作霖乘坐的火车的秘密行动计划，并尽量把爆炸者打扮成是国民党政府方面所为，预先备下犯人尸体，并作其他布署的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即河野又四郎，当时他既是高参，又是侵华军“北支方面军司令部”特务部北京班班长，作为“团副”，他还曾参与策划“芦沟桥事变”。照片的实际主人是神田，全名为神田泰之助，是爆炸事件的直接参加者，他当时是与独立守备第二大队东宫铁男大尉负责具体引爆。这从照片后面他留下的手迹可以清楚证明，在一张照片的背面他写道：“昭和三年（即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上午五时二十七分爆破京奉陆桥，此为张作霖专列八十号车给事（服务人员）烧焦的尸体。”他在给家属的信中还写道：“６月４日，爆破张作霖列车，其实我亦在场……”至于引爆人还有东宫铁男，则是日本史书所记载的。

谋杀张作霖的事实真相，有了更确凿的人证物证。

然而，在那时，这一切是完全料想不到的。车到山海关时，黑龙江省督军、过去与张作霖有些矛盾的吴俊陞，那时还破例特地前往山海关迎驾。那场面虽然比较冷清，甚至颇有些杀机预伏的征兆，但吴俊升却仍十分虔诚，这正如窦应泰所写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夜之山海关。

“乌云低垂，夜风飒飒。车站月台上，孤灯惨淡。卫士的刺刀在灯光下闪着寒光。奉天留守官，黑龙江省督军吴俊陞，戎装佩剑，静静地恭候在山海关车站上。远方已隐隐地传来北行火车的隆隆之声。

“吴俊陞神色阴沉，想不到转眼一年之间，大元帅居然皇冠落地，仓仓惶惶地逃出北京。今天下午，当一份由北京发出的密码电报，送到吴面前时，他不由大吃一惊：张作霖四日返奉。几个月前，由于‘满蒙悬案’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弥漫了整个奉天城。日本总领事吉田和奉天省长莫德惠几次都谈成僵局，从北京到奉天之间，被一种隐隐的杀机所笼罩着。加上不断传来蒋介石的‘北伐’步步逼近京畿的消息，使他不由与张作霖突然返奉联系在一起。吴俊陞思前想后，感到张作霖又处在危难之中，出于一种军人的义气，吴决计亲赴山海关迎张。

“当吴俊陞刚刚踏上南行的专列时，奉天警备司令前来送行，他向吴俊陞汇报了次晨将在奉天南站组织百姓迎张的准备后，提醒他说：‘兴权兄，近日鬼子严密封锁老道口，不许中国人通行。这其中必有勾当，不得不防啊！’吴笑着说：‘唔，我是军人，什么也不怕。’警备司令与吴私交笃深，他知晓北京当初组阁时，张作霖冷落吴俊陞的内幕，他几次欲提醒，又不好启口，只得婉言劝说：‘还是三思而行。”吴俊升爽然地一拍胸脯说：‘唔，人活百岁也是死，我吴俊陞征杀百战，枪子儿都不咬我，唔，去趟山海关有啥屁事？’说罢他辞别警备司令，乘车呼啸着向山海关疾驰。

“此时在北行的专车上，夜不成眠的张作霖正心乱如麻，辗转床榻。忽闻卫兵通报：‘吴督军专程迎接大元帅，就在车下。’他一骨碌爬起，疾步迎到车门口，只见矮笃笃的吴俊陞果然昂首挺立在灯影黯淡的月台，张作霖急忙挽住吴的双手，把他拉上车来。”⑾

火车在山海关稍事停留，又“咣咚咣咚”地向前奔驰。车抵皇姑屯车站时，奉天警备司令齐恩铭等也登车迎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平安无事。不料，在六月四日黎明，当列车呜呜地鸣着汽笛，沉重地喘息着，快要到达奉天的时候，却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件！

原来，那时“奉天至关内的铁路象一条被降住的鲇鱼，被几张网给兜住了，没有办法只好从高高的中东铁路的胯下钻过去。这两条铁路的交叉点，象一把大剪刀，迎着大元帅的专车。这里是三洞桥，活似一个巨人叉开了两条大腿，叫你从胯底下钻过去，谁走到这里都感到在受胯下之辱。

“专车载着‘关东王’张作霖大元帅，也得钻这三洞桥，受胯下之辱了。专车前头压道的卫队列车钻过去了。

“这时，张作霖从专车的窗子稍微探出了一点头，他看见了奉天总站的彩旗在迎风飘扬，而且还隐隐约约地听见了军乐队的奏乐声。于是，心里便格外高兴起来。他拍了拍老把兄吴大舌头（吴俊陞——引者）的大肚子说：‘哎——总算到家了。’

“……专车的车头钻过桥了，就在这第七、八、九节车厢刚好装在三洞桥中间的一刹那间，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南满铁路的桥梁塌下去了。当时整个奉天城象地震了似的猛地晃动了一下。

“在奉天总站周围，这一声巨响，把附近的奉天纺纱厂机器上的棉线条一下子全震断了，比用快刀子割的还齐刷；在西北市场吃早面条的人，碗里的热汤面条连碗一起扣在了脑袋上；三洞桥周围的上百棵大杨树上的叶子，一下子全震下去了，比人摘的还光，附近住户窗户上的玻璃，没有一块不被震碎的，距离较远的洗澡塘子，池子里的热水也被震得泼了出来，烫伤了不少早晨洗澡的人。

“炸起的那根冲天的烟柱，在砖城里的人们都能看清。

“整个专车，在冲天的烟尘暴土中，塌了架。那冒起的烟分四个颜色：红的是火，黑的是烟，白的是汽，灰的是土。这几股烟尘杂物搅在一起，里面有生命，里面有作为一代风流人物的张作霖。说来他出身绿林，位至大元帅，富贵尊荣，盛极一时。但在这硝烟尘雾中，他究竟怎么样了呢？”⑿这还得从头说。３月３日专车从北京出发时，上面坐了不少日本人，可是在天津，山海关等地都有下车的，当列车行至新民站时，随车来的日本人只剩下一个仪峨诚也，其余的全都溜掉了。此公为何如此沉着，他是不知情呢，还是个不要命的“陪绑”者？这里姑且不论，不过，从各种迹象看，对于此人尚在车上的事，关东军并不是不知道，他们之所以仍然不顾一切地要干到底，据说是因为此事至关重要，因而“决定以国家大局为重，就是牺牲仪峨这个人也在所不惜”。这个新的动向，即日本人纷纷下车的事，有人曾向张作霖报告了，却未引起他的注意。

当火车似乎一路顺风地到达离奉天城不远的皇姑屯老站时，张作霖的老友莫德惠、张景惠也到车上迎接大元帅，并随车而行。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显得一如往常，谁也料想不到，在火车从那里又往前开出三百多米到达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一在桥上，一在桥下）交叉口时，突然发生了猛烈的爆炸，顿时，硝烟弥漫，列车被炸得四分五裂，吴俊陞显然是被强烈的气浪从车厢内抛出去了，他“被一硬东西扎入头部，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余远。温守善（张的随行人员）被埋在碎木下面。莫德惠、张景惠受轻伤，日本顾问荒木刚由蓝皮车踏入花车一只脚，就被炸倒受了轻伤。六太太住的包房着火急喊救命，被卫队救出只烧了脚趾。温守善清醒后，挣扎爬出碎木，站起来，不顾伤痛寻找张作霖。看张仰面躺在铁轨南侧，急忙将张抱入怀中，见他咽喉处有一大窟窿，血如泉涌淌满衣襟和地上。温守善从裤袋里拉出大绸子手绢堵在张作霖的伤口上，正寻找人时，张的三儿子张学曾跑过来帮着扶，他毕竟是个孩子，力气不足，抬不动。这时宪兵司令齐恩铭找了个敞篷汽车，大家把大元帅抱入车中，温守善坐在里面抱着，张学曾在外扶着，齐恩铭没上汽车。汽车急速驶向大帅府，马路两旁已经由留守部队警戒。”⒀

“在汽车驶向大帅府的路上，张作霖还清醒，闭着眼用很小的声音问温守善说：‘逮住了没有？’温守善安慰他说：‘逮住了！’张又问‘哪儿的？’温说：‘正审问呢，还不知道是谁干的。’温又说：‘最好安神不要打听了。’张安静了一会儿又问：‘到底是谁干的？’温说：‘不是一般手榴弹炸的，是火车走到日本南满铁路桥时，一颗巨型炸弹炸的，除日本人外别人干不了！’张在昏迷中还说个‘打’字。又过了一会，张又对温说：‘我要撒泡尿，到家看看小五（指五少爷）和五太太。’

又说：‘我要走了（意指要离开人世了）’。”⒁张作霖被送回帅府后，医护人员曾尽力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两三个小时后，便停止了呼吸。但在那时，这是不能对外讲的，因为张氏之死，是日本图谋东北的一个严重步骤，日本人是巴不得炸死张作霖，以便取而代之的，所以此事非同小可，必须封锁消息，进行严格的保密。当时除了省长刘尚清、臧式毅以及医官等少数人知道真相外，外人，甚至张氏的亲属也都不知内情，并将一切探视者拒之门外。这当然也是很不容易的，内中也有一些极其微妙的斗争。杨大群的记述，采用了古代章回小说家的笔法，传奇色彩较浓，但从整个内容看，还是如实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某些本质特征的，而且写得维妙维肖，跃然纸上：

警备森严的大帅府，不时有汽车开进来，一些官方要人接二连三来要求看望大元帅的伤情，都被刘尚清挡在了门外。他委婉地说：“大元帅在静养，现在还未息下火气，我不好放您进去。你瞧，大帅已经摔了三个茶杯了。”他说着指了指桌上的碎杯碴子。

那一堆三个颜色的碎茶杯碴子，每片都好象眨着张作霖那双眼睛里喷射出来的极其严厉的光，使人看了生畏，这些来人见了不得不退身告辞。

……当天中午，大元帅府公布了张作霖的伤情：体温３７°２；血压正常；有时头晕，不经常地眼花；左手有些微抖；试着站起来三次，往前走出七步半。

此间，城内中街大光明眼镜行的技师被招进大帅府。

他带着已经磨好的各种规格的眼镜片，来给大元帅配花镜，足足调换了十几副镜片才合适，把大帅医官忙得通身是汗。最后限眼镜行在三日内将眼镜配好，并要求眼镜腿要长一点，因为大帅头上缠着药布。

……奉天省长公署发出老道口被炸事通电辟谣：

各道尹各县知事，主座由京回奉，路经皇姑屯东南满铁路桥梁，发生炸弹爆伤数人，主座亦身受微伤，精神尚好。关内军情，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