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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巢-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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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格尔给克拉维斯打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克拉维斯说：“好极了！我们见个面怎么样？”西格尔接着又给斯托勒通信公司的代理狄龙－里德公司打电话，介绍了KKR公司的意向，于是他们一起开会对与KKR公司交易的前景进行了初步讨论。当西格尔又与弗里曼通电话时，吃惊地发现，弗里曼对会上的一切好像都已经知道了。
4月15日，西格尔给弗里曼打电话，提出要把一些有关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资料给KKR公司看。他故意提出这件事，想看看弗里曼会不会反对。弗里曼根本不在乎。
由于拥有内幕信息，弗里曼继续大肆购进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4月17日增购了超过7．4万股。他的助手弗兰克·布洛森斯也给自己购买了2000股（投资额接近75万美元）。
西格尔告诉弗里曼他现在正在做KKR公司的代理，于是两人商讨起有关策略。斯托勒通信公司没有发出欢迎善意兼并的信号，而ＫＫＲ公司也尚未开始任何非友好袭购行为。西格尔和弗里曼都希望KKR对斯托勒通信公司发起非善意兼并，两人还琢磨起怎样才能使这起收购之战鸣枪开始。他们讨论了发送“黑熊之拥”信件的可能性，即让ＫＫＲ向斯托勒通信公司发出一封恩威并施的收购意向书，提出对它进行善意兼并，同时表明若善意兼并被拒，将诉诸恶意兼并。投资业务员与套利人之间经常这样讨论问题，其好处是，双方可以在不泄露秘密计划的前提下获取关于未来可能发生情况的线索。
正如西格尔此前给弗里曼保证的那样，4月19日，KKR公司向斯托勒通信公司发出了收购报盘。让西格尔有点失望的是，第二天，斯托勒通信公司拒绝了KKR公司，并向股东们发出一封信，敦促他们拒绝KKR的任何要求。此后不久，弗里曼即给西格尔打电话，他给西格尔打气说：“别着急，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戈登·克劳福德和我——我们会一起给它的董事会施加压力。”（然而，弗里曼和他的这个联盟从未向证交会报告他们是一体的。）
接着，下个周末，弗里曼又给西格尔打电话。从声音听得出来，他有点心神不宁。他说他受不了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他问西格尔这样一个问题：KKR公司准备发送“黑熊之拥”信件吗？事实上，前一天，克拉维斯同意了西格尔的建议，决定向斯托勒通信公司发送一封准“黑熊之拥”信件，西格尔称之为“玩具熊之抚”，就是温和版的“黑熊之拥”，信中有意淡化威胁性语言。西格尔知道，如果他回答弗里曼这个问题，然后弗里曼据此进行交易，那么他们就又非法越界了，他以前的起誓也就白发了。但他同时感到，让弗里曼知道这个消息符合他的客户的利益，因为弗里曼是斯托勒通信公司的最大股东之一，他可以影响该公司做出有利于KKR公司的行动。于是，西格尔回答：“是的，KKR准备发这封信。”
西格尔又去找克拉维斯讨论，几天后他们增加了一些购买股票的认股证书，以此作为推动交易成功的催化剂。西格尔又与弗里曼联系，弗里曼不太高兴，他希望ＫＫＲ提高收购报价。“这是底线了。”西格尔说，“我们不准备再高了。”4月22日，KKR公司发出了修订报盘。
接着，斯托勒通信公司威胁要破坏他们的计划。它再次拒绝了KKR的收购报盘，向股东们提出了一个资本结构调整计划，但这个计划价值大小很难评定。在弗里曼和里根继续购买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和选择权的过程中，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宣布将发起一场代理权之战，以挫败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计划，并逼迫该公司接受出价最高者的收购。
弗里曼和西格尔继续就斯托勒通信公司收购案保持密切联系，就是在这起事件陷入旷日持久的代理权之战时也是如此。7月4日左右，有传言说又有一个公司准备加入对斯托勒通信公司的收购。弗里曼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西格尔，西格尔立即把这个重要信息转告给克拉维斯，克拉维斯这时正在英国温布尔登观看网球公开赛。一个星期后，考姆卡斯特（cast）公司发起了对斯托勒通信公司的收购。弗里曼打电话给西格尔，问道：“KKR会和考姆卡斯特竞争吗？”西格尔向他保证说会。他相信克拉维斯不会介意他把这个消息向外泄露。西格尔给克拉维斯大体上说过他与弗里曼的关系，虽然克拉维斯对泄露内幕信息一直持反对态度，但他承认对斯托勒通信公司保持压力对他有利。弗里曼现在对KKR公司方面的秘密信息了如指掌，就如同他是这个公司里的成员一样。
最后，7月末，竞购价达到了出乎人们预料的水平。弗里曼又给西格尔打电话，说他个人买入了大量的斯托勒通信公司股票（其实这一点西格尔早就很清楚）。弗里曼问：“我刚刚以90＋2美元的价格出售了8月份的股票购买权。我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出售购买权乃基于对最终价格不会高于某个水平的判断——在本案中，购买权价格是90美元，选择权价格是2美元。）
西格尔知道KKR公司要出的最终秘密价格是多少。不知为什么，弗里曼卡得很准——就是92美元。西格尔说：“我听着不错。”听到这个，弗里曼满意地笑了。西格尔决不会知道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弗里曼、里根、戈拉斯特和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这个“小集团”具体赚了多少，但有一点他是知道的，那就是他们的利润非常之巨，因为他们操纵着一笔联合资本，形成了一种合力，积聚起恢然破竹之势，这种优势是布斯基所不具备的。
KKR公司对西格尔的工作很满意。它以每股92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斯托勒通信公司，尽管价格不菲，但斯托勒通信公司成为ＫＫＲ最成功的收购之一。
此役后，西格尔再次感到弗里曼欠下了他的“人情”。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西格尔下定的断绝与弗里曼交流内幕信息的决心烟消云散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又从断连处续接上了。弗里曼不久就开始对西格尔慷慨相报。
弗里曼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地位更高了，现在可以参加与公司一些最重要的客户举行的高层战略会议。这些最重要的客户包括尤纳考（Unocal）公司，这是一家石油公司，最近成了布恩·皮肯斯的袭购目标。这起收购不久就演变成了一场最激烈、最艰苦的收购战，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在这场收购战中帮助尤纳考公司组织应对工作。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兼并收购业务主管彼得·塞克斯经常每天与弗里曼磋商应对策略，每次长达两三个小时，从而使得弗里曼可以针对各种应对方案如何为套利所用向本部门的人员提出独特的富有价值的意见。塞克斯与弗里曼的这种交流违背了套利业务与其他业务分离的规定，而且，塞克斯不曾知道的是，弗里曼还向外泄露尤纳考公司的秘密。
就在西格尔第一次向弗里曼泄露KKR公司收购斯托勒通信公司的具体计划不久，他就提到他买有尤纳考公司的股票。弗里曼向他保证这只股票会“有利可图”，于是西格尔要求威格顿和塔伯尔增加购股量。后来，尤纳考公司计划把一些石油生产部门分离出去，以其为主体专门设立一个独立的由它控股的有限责任合伙制公司。当弗里曼把尤纳考公司的这项计划具体泄露给西格尔时，西格尔再敦促威格顿和塔伯尔增持该公司的股票。
弗里曼向西格尔泄露的关于尤纳考公司的许多信息都表明，在金融业务中，即使是看似秘密的信息，对于老练的投资商也是非常重要的。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帮助尤纳考公司策划了多种反收购策略，其中一个是，尤纳考公司提出以每股72美元的价格回购本公司50％的股票，未被购回的股票将按市场价格正常交易，但是，皮肯斯手里的该公司股票不在回购之列。这个消息在市场上引起了恐慌，因为皮肯斯可能要提出起诉。这个时候，西格尔正在从达拉斯飞往塔尔萨的途中。他一飞机就给威格顿和塔伯尔打电话，由于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购进的尤纳考股票很多，这两个人正急得发疯。为使电话记录上显示不出直接给弗里曼的办公室打过电话，西格尔打通秘书的电话，由她转接到弗里曼办公室。“别着急，”弗里曼说，“这没关系。我们（指尤纳考公司）无论如何都要以部分股权收购的形式收购股票。”这就意味着，即使法庭判决皮肯斯的股票必须包括在尤纳考公司的回购之列，尤纳考公司也要按既定计划行事（最后果然如此）。
得知这个情况，西格尔立即挂断弗里曼的电话，又打给威格顿和塔伯尔，建议他们采取一项策略，即出售购买权，以锁定勿需回购的那一半股票的利润。（威格顿和塔伯尔实际上购买了股票出售选择权，即以固定价格出售尤纳考公司股票的权利，这样实施了同样的策略。）
西格尔放下电话的时候，心里非常兴奋。他知道尤纳考公司收购战就要达到高潮了，现在他可以保证，在弗里曼信息的帮助下，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在这次收购中最终定将大有斩获。他将会挽回威格顿和塔伯尔前期的损失并创造新的利润，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套利部将迎来又一个丰收之年，而且可能比前一个丰年还要喜人。于是，来自德农齐奥的压力将会减轻。西格尔感到一种似曾相识的兴奋和喜悦，这种感觉有时与布斯基做交易时产生过。
西格尔在塔尔萨机场误机了，后来才搭乘航班返回纽约。他突然产生一种与别人共享这个好消息的冲动，因此又走进电话亭。激动之下，他贸然把电话打给在家里的德农齐奥，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包括如何给弗里曼打电话，如何让威格顿和塔伯尔锁定利润。德农齐奥似乎也兴奋起来。于是，西格尔心中漾起一种由长者赞许所带来的温暖和兴奋。
尤纳考公司的股票回购策略见效了。部分股权收购实施后，按量系数（即每个股东提交的实际被回购的股票的百分比）必须根据实际提交的股票总数来计算。弗里曼把这个属于秘密消息的百分比告诉了西格尔，使西格尔可以精确地运作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最终购买权交易，这就如同桶中捉鱼，十拿九稳。弗里曼对西格尔说：“你们就等着数钱吧。”他说的很对。
西格尔与弗里曼的这种关系这年一直继续着。他们不断通电话，常常一天两三次。他们在通话中大多数时候甚至并不交流内幕消息，而是越来越多地谈论在其他方面有用的互惠信息，如如何加强客户开发，如何强行促成交易，如何提高销售价格、赚取服务费，以及如何为公司创造更多利润。当然，他们谈论的东西对外界都是保密的。
但是，内幕消息的交流并没有停止。虽然是非界线有时比较模糊，但越线时西格尔几乎都是非常清楚的。每当这时候，他总是至少会产生一种负罪感和焦虑不安。当国际控制（International？？Controls）公司收购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客户纵横国际（Transway Transway Transway？？International）公司时，西格尔把国际控制公司的收购计划提供给弗里曼，弗里曼据此为他的子女购进了大量的纵横国际公司股票。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参与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对通用食品公司的收购期间，西格尔问弗里曼：“你认为这只股票（指通用食品股票）怎么样？”弗里曼回答：“我看不错。”这就是说西格尔应该购买它，于是西格尔就指示威格顿和塔伯尔照此行事。
弗里曼还给西格尔透露了巴克斯特·塔文诺尔实验室收购美国医疗设备供应公司的具体计划。1986年，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融资支持R．H．莫赛公司的一项收购计划期间，弗里曼告诉西格尔，市场上对莫赛公司将要降低收购价格的消息反应过激，该公司的确正在降低出价，但降价幅度比市场上预料的要小。融资工作是安全的。
这期间，布斯基曾给弗里曼打电话，也询问有关R．H．莫赛公司收购降价的问题，弗里曼同样慷慨相告，向他保证说融资是安全的。其实，布斯基在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还有一个提供莫赛公司收购案信息的线人，这个人在公司房地产业务部。
这种泄密行为是司空见惯的，使得公平市场的说法沦为笑谈。不过，其他人在泄露信息时很少像弗里曼和西格尔这样直白，因为他们知道没必要这样。另外，其他人也不是事无巨细一概泄露。同时，西格尔仍然把他的泄密行为建立在对他的客户有利这样一个“合理化”基础上。
这些现象在比阿特丽斯（Beatrice）公司收购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比阿特丽斯收购案是最大的一起融资买断交易，也是1985年最具代表性的交易。这起收购案是西格尔与KKR公司合作的顶峰，也是使ＫＫＲ确立威名的一役。此后，KKR公司成为美国威力最强大的受融资支持的收购力量，它的名字令人闻风丧胆。同时，比阿特丽斯公司收购案也是涉及华尔街人员非法行为和可疑行为特别多的一场交易。
比阿特丽斯公司收购案是KKR的第一起“恶意”收购。KKR公司一直以友好方式进行公司兼并——在与目标公司资方合作之下实现双方自愿合并，或介入恶意兼并战充当拯救者。然而，在比阿特丽斯公司收购案中，KKR公司在西格尔的建议下，与比阿特丽斯公司前董事长唐纳德·凯利联起手来，向比阿特丽斯公司施压。如果比阿特丽斯抵制KKR的收购，那么KKR将其兼并后将解散现任管理班子，安排凯利及其人马取而代之。这个计划与KKR公司的一贯理念严重冲突，使得公司的资深合伙人杰罗姆·科伯格不久退出了这个冠有他名字的合伙公司，提出的理由是与其他两个合伙人（即科伯格的表兄弟亨利·克拉维斯和乔治·罗伯茨）“观念不一”。
尽管科伯格有保留意见，收购仍按计划进行。弗里曼不久就为自己、子女和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购买了大量的比阿特丽斯公司股票。在这起收购案期间，他像往常一样几乎每天与西格尔联系，但西格尔不愿透露内幕消息。有时，弗里曼好像不需要从西格尔那里索取信息，他的身份使他可以直接与克拉维斯交谈。例如，万圣节前夕，在约翰·穆赫伦听到ＫＫＲ收购可能搁浅的传言而出售了手中四分之一的比阿特丽斯公司股票后，弗里曼给克拉维斯打电话，问他比阿特丽斯股价为何下跌。克拉维斯对弗里曼说：“一切都平安无事。”然后又加了一句：“我们是不会撤出的。”这是一次格外有价值的通话。几分钟后，弗里曼增购了6万股比阿特丽斯股票和几百手儿股票购买权。
比阿特丽斯公司董事会最后接受了KKR公司在1985年11月提出的收购报价——每股50美元。此后不久，为KKR公司此次收购安排融资的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告诉KKR，他们难以按50美元的价格进行融资，价格必须降低或融资方案重新调整。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对市场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因此，这项决定密级非常高，连西格尔都没有告诉。套利人理查德·奈伊仿佛先知再世，第二天就处理了手中的30万股比阿特丽斯公司股票。奈伊是纽约名流，也是资深套利人圈子里的核心成员。那天晚些时候，弗里曼和奈伊在电话里谈了此事，于是弗里曼又给克拉维斯打电话。
次日（即1986年1月8日）上午，股市一开盘，弗里曼就把股票购买权全部抛售了。不久后，莫里斯·巴尼·拉斯克尔打电话告诉弗里曼，说ＫＫＲ的收购遇到了麻烦。拉斯克尔是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名人，也是套利人“俱乐部”的成员。弗里曼找西格尔确认，但西格尔确认不了，因为他还没听说过这个消息，是从弗里曼这里第一次知道。
西格尔很是吃惊。看来这些日子华尔街上真是无密可保了。他是克拉维斯的投资员兼顾问，他连收购融资出问题的消息闻所未闻，外面倒先知道了。这只是证实了他素有的一种怀疑，即非法泄密者不只他一个，交流内幕消息的现象在华尔街上已蔚然成风。西格尔给ＫＫＲ公司打电话，询问了问题的详细情况。
不久后，西格尔给弗里曼回电话。“你这家伙鼻子够尖的。”西格尔说，同时对自己的用语感到挺有趣。得到西格尔对消息的确认，弗里曼那天下午抛售了10万股比阿特丽斯公司股票和3000手股票购买权（即可再购买30万股的权利），获得巨额利润。
KKR公司的收购条件不久进行了修改，虽然修改后的条件（现金部分从43美元降为40美元）不像以前那样对股东有利，但比阿特丽斯公司还是别无选择地接受了，其股价也相应下降。其实，即使没有西格尔对消息的确认弗里曼也可以从比阿特丽斯公司股票上获得丰富利润，但是，西格尔的确认使他及时出手，免受了很大损失，从而使他的收益达到最高。
鉴于西格尔在比阿特丽斯公司收购案中的角色，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套利部没有参与这起交易。尽管如此，1985年对威格顿和塔伯尔来说仍然又是一个成绩惊人的年份。尽管该部门的一般管理费和其他费用在公司偏高，但扣除这些费用后，它的总利润依然达到了700万美元以上。由于他们又取得了第一年那样的成绩，公司里存在的一些怀疑也就烟消云散了。虽然人们仍然觉得威格顿和塔伯尔的本身技能并不高，但是，这一年的收购交易太多了，使人们觉得仿佛任何人都可以简单地在收购案宣布后投入资金而套利生钱。其实，可能真是如此。
但是，西格尔明白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套利威力的真相。就像耽于吸毒一样，一次套利成功兴奋之后，马上会产生对下次收购案的渴求和心理不安，同时产生对新的内幕信息“杀手锏”的需要。西格尔知道，他拯救了公司，使它可以再撑一年。但是，新的一年又来了，日历已经翻到了1986年，他能在新的压力下一切再重新开始吗？他对未来越来越担忧。
1985年初，西格尔在等待他的孪生儿女降生的时候，在《纽约时报》上看到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做的债券发行广告，那时它刚刚完成海岸公司收购美国自然资源公司一案。当时，西格尔暗中思忖：如果他们能筹得这种钱，定会成为一支威力无比的力量。如今，他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了。他看到，产生这种力量的发动机就一一排列在他的面前，尤其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它能够在几乎一夜之间筹集数十亿美元，这种惊人的能力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永远难以具有的，这种非凡成绩也是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永远不可能达到的。难怪在斯托勒收购案和比阿特丽斯收购案这样的交易中，德莱克赛尔能有那么庞大的收益。在这些收购案中，西格尔担任克拉维斯的顾问，以机敏和智慧向克拉维斯提供计谋和策略，为收购的最后成功贡献良多，但是，最后他获得的只不过是区区一些顾问费，而德莱克赛尔得到的却是极其丰厚的融资服务费。例如，在斯托勒收购案中，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挣了700万美元，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所得达到5000万美元。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的其他对手，如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和摩根·斯坦利公司，都正在打造资金基础，开发业务增长点，而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却仍然抱残守缺地在无利可图的经纪业务上挣扎。西格尔感到好像是他一个人在支撑着整个公司，而他不知道自己在想放弃之前还能坚持多久。
1985年底，大概是核算奖金的时候，他去找德农齐奥，但这次不是商讨奖金问题。这年西格尔的奖金没有问题，德农齐奥根据1985年西格尔对公司的贡献（包括给公司带来的套利收益），给他核发的奖金是210万美元现金，几乎是以前的两倍。然而，西格尔并不觉得高兴，反而感到一种绝望。《机构投资者》上的一篇负面文章加剧了他的担忧：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作为一个机构，已是四面楚歌。他恳求德农齐奥：“拉尔夫，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公司不能只靠我一个人支撑。我每天的时间是有限的，光靠我一人给公司带来利润是不能长久的。”西格尔告诉德农齐奥，他认为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要生存下去，必须与其他公司合并。与别人合并不就没有独立性了吗？德农齐奥看上去又惊又愁。同时，他表示无权做出这种变卖公司的决定。西格尔难以使德农齐奥面对现实，他非常失望。
西格尔开始考虑离开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到一个实力强大、发展健康和前途光明的公司去。这是他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考虑，这种想法以前是难以想像的。他必须脱离套利业务，他知道他参与这种业务是错误的。但是，他很清楚，只要威格顿和塔伯尔在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套利部，他就难以从中解脱出来。
于是，西格尔同意与拉萨德·弗雷雷公司的负责人米歇尔·大卫－威尔见面。他感到这种见面有点偷偷摸摸。会面地点在纽约上东区的卡莱尔饭店，两人相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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