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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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注25，第100页。

11月30日，孙中山和宋庆龄乘一艘日本客轮赴天津，几千人到码头送行。孙中山在神户稍获休息并得以欢叙旧情，所以看起来身体和精神都很好。但在到达中国之前，他的肝病再次严重发作。12月4日在天津下船时，他的脸色很难看，庆龄也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12月31日，他们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上聚集欢迎的人群数以万计，但孙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只发表了书面谈话，表示“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他北上时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但段棋瑞旧伎重演，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式的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他还擅自照会各外国公使馆，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现存的所有条约。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①

①中文引文据尚明轩等编著《宋庆龄年谱》，第44—45页。下段孙到京书面谈话引文同。

　（八）一代伟人的逝世

到1925年1月，诊断结果已从肝脓肿变为肝癌，孙中山从北京饭店被移送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协和医院诊治。1月26日动了手术，确知他的肝癌已到晚期。孙顽强地同病魔搏斗。各方慰问函电及来探视者络绎不绝。庆龄日夜守护在他床边。2月9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赶来襄助，使孙中山和宋庆龄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得到很大安慰。

一星期后，镭锭放射治疗——现代医学的最后手段——显示没有效果。孙住进了他在北京的临时行辕——位于铁狮子胡同的顾维钧私宅。顾是中国外交家、前外交总长，在冯玉祥率兵进京时出逃，所以留下了这座空屋。房舍宽敞，足够孙的随从人员居住。在这里，根据孙中山自己的要求并得庆龄同意，对孙改用中药治疗。这是最后一着了。

有一段时间，孙的病似乎稍有起色，能在花园里走一走，两旁由庆龄和侍卫副官马湘和黄惠龙细心照护。身体稍好时，他就同部属一起工作并接见少数来访者，包括鲍罗廷和苏联大使加拉罕。

3月初，他虽然已不能起床，仍能同他的随从们说笑。他“指定”身材很高的李荣和矮壮的马湘在搬动他的身体时，一个扶头，一个捧脚。3月11日，他已处于濒危状态，却仍把小孙子治平唤进来，慈祥地对他说，爷爷这会儿身体不好，起不了床，等稍为好一点，再跟他玩。

宋庆龄守在孙中山的床边，不时用英语问他，“亲爱的，你要我做什么吗？”有一次，他要求把他放到地板上。她不同意，说，“地上大凉。”他对她微笑着说，“我不怕冷，放在冰上才好呢。”他指的是太平间，所以她一听就哭了。他安慰她说，“亲爱的，别难过。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她答道，“我要的、我爱的只是你。”同一天，他通过何香凝致电广州，指示北伐军切不可扰民，还对何说，“照顾我的妻子。”他又望着他的忠贞的侍卫副官，对何说，“只要革命政府存在一天，就要任用他们。”①

①同注25，第104页。

孙中山由泪流满面的庆龄托着手，在三个遗言文件上签了字——这个最后的行动是因为不愿庆龄过分伤心而被推迟了的。

他的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他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着《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他的致苏联遗书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食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①

①据李荣关于孙中山逝世前情况的亲历回忆，载《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

3月11日下午已只能听到他说一些单词。四点半时，他唤“Darling”（“亲爱的”，他们夫妇们一直这样相互称呼），是叫庆龄；六点半时，他唤“精卫”，是指他当时的亲密追随者汪精卫。①

①以上孙中山遗嘱、遗书中文引文均据尚明轩着《孙中山传》，第312—315页。

孙中山关于国事的最后的话是：“和平……奋个……救中国”。①3月12日晨，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还只59岁，他同庆龄结婚还不满10年。

①据李荣回忆，见前书。

孔祥熙等人曾宣称，孙中山在病危时曾确认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并要求按基督教规行葬礼。宋庆龄对此断然否认：

“我必须告诉你①，曾经有过一种谣传，说孙中山在弥留时要求把他葬在一处基督教公墓并由基督教会主持葬礼。这完全是假的。孔祥熙和孙科听了许多朋友的话，曾坚持要在协和医院小教堂举行一次基督教追思礼拜，藉以证明孙中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①“你”指本书作者爱泼斯坦。——译者

“由于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坚持，确实在医院教堂里举行了一次礼拜，但其他的更大范围的悼念都是非宗教性的。”①表团转递，而只能是由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收到后提交给中共代表团的、1991年3月1日北京《人民政协报》报道了这一发现并刊登了第二封信的英文原件影印本。同年3月12日，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信的全译文。承有关人士协助，本书作者得到了两信的英文原件影印本。这些信件的存在外国学者过去是知道的，如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美国学者莉迪亚·霍罗布尼奇、艾伦·惠廷和马丁·威尔伯在他们有关孙中山和中苏早期交往的著作中都曾提及；据《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1951年版）记载，张继（溥泉）曾奉孙中山命带信到北京给越飞（经对照即12月20日一信）。但这些书籍中都只引述了片言只语，而非全文，有的连日期也难以肯定。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6年。

①关于孙中山从病危至逝世的详情在许多书仍中都有记载，绝大多数都是照抄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发表的公报，这份公报由当时在场的孙科、孔祥熙、宋子文、邹鲁和汪精卫签署。本书所用有关这方面情况的材料，除另有注明者外，也是根据这个公报。孙中山政治遗嘱是由汪精卫及其他人（有人说是鲍罗廷）起草的，最初在2月24日读给孙中山听，并得到他的同意。他在3月11日在三个遗言文件上签字。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七章　继承孙中山的遗志：1925—1927年

第七章　继承孙中山的遗志：1925—1927年

孙中山去世时，庆龄32岁。

在感情上，她是被摧垮了。在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共担革命的风浪和无休止的工作，也共享家庭的温馨和幸福。现在，她失去了她的丈夫、她的领袖、她的导师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她父亲般慈爱的人。从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她显得那样稚嫩脆弱，像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由于过度的哀伤而憔悴，使人见了心碎。从此以后，每逢孙中山的忌辰（3月12日），她总是尽可能地避免参加任何公众的纪念活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默念沉思。

　　（一）化悲痛为力量

但是，在失去亲人后几星期之内，在一次新的民族危机中，人们心目中的她的形象就将改变。这位哀痛欲绝的年轻寡妇，在面对新的考验时，将站起来充当捍卫孙中山革命遗教的生气勃勃又富于号召力的战士。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她将继续担当这一重任并显示出罕见的坚定性和勇气。孙中山的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成了经常激励她的力量。在没有他给以指点的情况下，处于逆境、冲突和危机之中，她将需要就“站在什么立场上”、“做什么”这样的重大问题自己作出决定，并在以往没有过的新情况下，把孙中山的旗帜和理想（如他晚年所加以完善的）推向前进。她将不把他的遗教看成是静止的、永远供奉起来的圣人之言，而是作为继续努力寻求革命胜利之路的挑战，这一革命的社会基础要不断扩大，并要同国内外最先进的、始终如一的革命力量进行合作。

有些领袖人物死后很快就被人遗忘，另外一些则仍然激励着未来。就孙中山而言，他是属于后一种情况的。这一点从他临终前签字的遗嘱以及人民群众因他的逝世而立即迸发出来的感情浪潮就可以看出来了（在他没有当过政的地区也是如此，更使人印象深刻）。

在北京，孙的遗体经防腐处理后入殓，移灵城内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尽管多年来他的活动限于南方的广东省并有时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闭门家居，他在全国的声誉从群集吊唁的成千上万人中充分反映出来。当移灵香山碧云寺时，送灵的队伍超过30万人，从天安门旁的中央公园出发，其中不少人全程步行约30公里，一直送到寺内。

宋庆龄乘坐马车，紧跟在灵车之后，她的哀伤沉默引起了人们的同情和尊敬。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轮流守灵（庆龄同弟弟宋子文是一班），其中有汪精卫（当时被普遍认为可能是孙中山的政治继承人）、何香凝（她的丈夫廖仲恺因公留在广州）、于右任（老革命家、来自……西北、孙与冯玉祥将军之间的联络员），还有孙的儿子孙科、庆龄的姐夫孔祥熙等。

在主要的送殡者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共产主义先驱者、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关于他同孙中山的友谊和合作，前面已有叙述。在孙中山到京患病后，国民党曾在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紧急会议，李是新增的五个成员之一。

在送殡行列中脱帽步行的还有苏联大使加拉罕和使馆工作人员。苏联大使馆是驻京外国使团中第一个为孙中山逝世下半旗致哀的，其他使团过了一天才有点勉强地跟着这样做。

军阀政府的官员和列强的代表对这位“共和国之父”表示敬意完全是表面文章，因为，正是他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军阀统治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赋予帝国主义的特权，并且亲自为此而奋斗，临终前又把这一任务写人遗嘱。特别使他们感到惊恐不安的是，在军阀及其外国后台老板掌权的首都，居然有如此众多的人民敢于出来参与悼念。这样的事情所以会公开发生，是由于具有爱国精神和有远见的冯玉祥将军进了北京，暂时改变了这里的权力平衡。孙中山是冯电邀北上的；他的两个临时的保守派盟友——执政段棋瑞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同意这一邀请是由于他们想使孙进入他们的网罗，从而“驯服”他。对冯玉祥，他们已在暗中加以排挤。

孙中山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洞察了他们的计划并予以唾弃。在他们所控制的首都，即使是他的丧事，也没有受他们的操纵或包围，反倒成了振奋人心的大事，人民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把当权的反动派孤立起来了。

在上海及其他由旧势力统治的城市所举行的群众性追悼大会也说明了这一点。在亿万人心中，孙中山不仅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重整这个国家的先驱。他不带一兵一卒、只身北上，是为了想商讨如何和平地完成这一任务。现在这一努力失败了，那末跟着要来的很可能就是正在南方组建的新军的北伐了。一切迹象显示，这支军队将会受到广泛的欢迎。

这一年的其他时间，宋庆龄主要是在上海度过的，除了春天去过两次南京和后来去了一次北京。南京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地方，所以他的陵墓将修建在这里。宋庆龄南京之行就是为此。

在她回到上海后的第二个月，距孙中山去世仅10周，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震撼了这个沿海大城市和全国各地。在5月30日这一天，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在一个英国督察的命令下，向抗议日本纱厂罢工工人领袖被害的示威学生开枪，死12人，伤数十人，还有多人被捕。

如果说对孙中山的悼念显示了爱国人民实现他的遗愿的意志是何等普遍，那末全国对“五卅惨案”的爆炸性反应就是他的遗训“必须唤起民众”（他几十年经验的总结）的体现，以掀起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二）在孙中山逝世后的第一次战斗

当抗议行动遍及全国约600个城镇和一些农村时，宋庆龄发表了一篇激昂慷慨的谈话。这篇谈话标志着她已从哀伤中振奋起来，开始了她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新阶段。这是她处于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境况之后所发表的第一个政治宣言，它定下了她此后言行的基调——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对一切重大事件都要毫不妥协地、革命性地按照孙中山的思想去处理。这篇谈话是对国民党在上海的报纸《民国日报》发表的，它为国民党左派引导群众把愤怒情绪化为有目的的政治行动的成功努力（共产党人起了重大作用），发挥了重要的影响。①

①据1976年4月宋庆龄亲笔写给本书作者的一封短笺。她作出这一否认完全是她自己主动的，是为了澄清历史事实。《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福在出席宋的一次家宴上及以后一些场合，硬说基督教精神是了解她自己的观点的钥匙。这可能是促使她作出上述否认的部分原因。

前引美国作者马丁·威尔伯所写的孙中山传记（1976年出版）中，在叙述孙中山逝世情况时说，“他的遗孀和儿子决定为他行基督教葬礼。”这很不可能，因为上面已引用了宋庆龄有关此事的明确声明，而且事实上只在医院教堂里做了礼拜而没有行宗教葬礼。关于传说中孙中山在弥留时重申他的基督教信仰，威尔伯教授自己倒是很谨慎的。他说，这个说法“是他的亲属和追随者中的基督教徒传出来的”。

在这篇谈话的开头，她分析了五卅惨案的真正性质及其教训：“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吾人所恃之武力为何物，全国国民之爱国心与团结力而已。今此爱国之情感日趋热烈，所借未加组织，尚不能使入正轨耳。”

当时外国报纸、北京政界和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力图把这次惨案缩小为警察与学生之间有关“法律与秩序”的小事一椿，私下谈判即可解决。所以宋庆龄专门针对这种阴谋，提出了相反的要求：

“今日所急者不在灭此爱国之火焰，而在善用此次火焰，使成积极有益之努力，以解放中国脱离英日帝国主义之压迫”。

她的号召是同孙中山给全国全党的遗嘱密切联系的：

“中国国民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

她对于内外反动派想用“赤化”来污蔑和孤立这次爱国运动的企图响亮地加以抨击：

“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并国亦不爱也。……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即在国内之外人，亦当促其为正谊而有所发表，不可偏袒强权。一对内当一方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同时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指罢工中因抗议行动而被开除的工人）

这样一次长期的、带根本性的斗争是不可能经过几次突击性的示威抗议就轻易取胜的，所以她紧接着指出。

“一方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人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吾人当知此次惨剧，为中国三十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不可视为上海一隅之交涉，或数日之冲突也。”

她强调团结的重要性并指出应把根本问题鲜明地提出来而不要加以掩饰：

“今日最当恐俱预防者，为国人之自相分裂与中道气馁，尤忌违反公理之调和。孙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问手段；但知是非，不顾利害，尤反对调和。盖是非之间，万无调和中立之余地也。吾人今日万不可只顾目前之小利小害，而失远大之目的与彻底之主张。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

她接着指出，指望北京政府和国内有钱有势的人的帮助，肯定要落空，人民只能依靠自己：

“中国当局之政府，就其历史与近事之能力观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绅巨商，平素居领袖社会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难望其主张公道。此时，惟有人民团结自救而已。”

她最后着重说，不平等条约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废除；

“国民党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即在求永远消灭此种惨剧之道。今举国皆知不平等条约之害，即为取消此种条约之基础，吾人不可因畏难而遂不努力也。”

宋庆龄这一谈话既能鼓舞人心，又非常理智，包含了目标、纲领和方法。她把焦点集中在不平等条约上，从而由表及里，由抗议提升到革命。她记得，1924年在广州，国民党右派借口外国军舰就碇泊在广州城外而反对在“一大”宣言中提到不平等条约，声言这样敏感的问题只能在党内讨论而不能公开。孙中山不得不把他们压制下去。在北京病重时，孙中山听说军阀政府通知外国外交使团表示尊重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外国“权利”，立即拒绝同他们进一步商谈国家统一，因为他们连民族独立都置之不顾。

这些破坏分子现在仍然存在。“五卅惨案”之后，由上海各界联合会所提出的要求，其主要内容为上海总商会及北京军阀政府所阉割。原来关于取消治外法权及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其他特权的要求，被篡改为对惨案受害者赔偿和道歉、在不平等条约的框架内改善对中国人的待遇。①

①本节曾参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傅道慧的文章《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的第一次战斗——在五卅斗争中》（中文原稿），此稿系由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协助提供。引文据《为“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1925年6月），《宋庆龄选集》，第7—8页。

正是在这样一种一方面有人竭力冲淡革命、另一方面群众运动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宋庆龄开始了鲜明有力地捍卫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的斗争。

所有这一切显示，她这篇谈话的水平已经大异于仅仅几个月前她在神户女师的演讲，更不必说她在求学时代的文章了。它的内涵已不止是倾向进步的情绪了。它已刻划上一个经过了锻炼的革命者的标志——既有战略意识，又有战术观念，并能指示行动方向。这里所表现的思想和行动同中共中央“五卅宣言”的内容相近。庆龄同中共方面可能商量过，也可能没有，但两方面有共同点是肯定的。

这样，宋庆龄在国事中作为一种响亮的声音出现，不像通常所假设的那样是在1927年中期反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时开始，而是要早两年多，即1925年春季。

也是在这个时候，她在上海主办了一张新的日报，作为“五卅”后群众运动的喉舌。负责编辑的是孙中山和她的朋友、高个子、有学者风度、原则性强的杨杏佛。（杨是美国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和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生，在孙中山最后一次北上时任秘书，后任治丧委员会总干事。他是纯真的国民党左派，若干年后因他无畏地同宋庆龄合作，保卫人权，反对蒋介石白色恐怖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