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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后全传-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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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曹氏每派一个人就亲手用剪刀剪掉其一缕头发，嘱咐说：“你们好好效力，贼平之后，就看你的头发加赏。”所以宦官、宫女们都争先恐后，拼死抵抗。不多久，王守忠也领宿卫兵赶到，颜秀等3人被杀，只有王胜逃走藏进了宫城北楼，第二天被搜出，最后死在了乱刀之下。
一场猝发变乱，多亏曹氏临危不惧，措置有方，才没酿成大祸，可谓功在社稷。然而，说不清是由于那天夜里受了什么刺激而导致了神经错乱呢，还是出于别的什么缘故，赵祯对此却莫名其妙地另有看法：平时很少到曹氏殿中就寝，为什么偶尔来一二次就遇上了变乱的事，为什么曹氏知道乱党会放火？难道她与乱党有什么事先勾结好的默契吗？她会不会借这件事来抬高自己，要挟甚至谋害寡人呢？这些念头在赵祯头脑里或许转瞬即逝，却使他在原先就对曹氏不怎么欣赏的基础上，又添上了一层疑心，在后来向大臣们介绍变乱情况时，他就只字不提曹氏的功劳，而是无中生有地大谈得他盛宠的张美人如何如何，把护陛之功一股脑儿全栽到了张美人的头上。枢密使夏竦揣度他的旨意，立刻顺竿往上爬，倡言应尊崇张美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王贽居然更进一步地心怀叵测地说，那些叛贼是在皇后寝殿附近作乱的，请求追究其事，企图动摇曹氏的地位，好为尊崇张美人作铺垫。这种明摆着颠倒黑白、恶语中伤的论调，赵祯听来特别顺耳，更加重了他的猜疑，他此时大概真的产生了废黜曹氏另立张氏的想法，所以他不但不对王贽的话做一丁点儿批驳，反而学来向御史何郊等人转述。幸亏何郊能处以公心，说：“此奸人之谋，不可不察。”梁适也说：“即使闾巷小人也不忍心轻易休妻，陛下乃万乘之主，岂可再乎。”赵祯冷静想想，觉着对曹氏的猜疑确实是捕风捉影，毫无真凭实据。在许多人看来，把曹氏的功劳掠为张美人之有已属过分，若再反功为过，毫无道理地把曹氏废掉，赵祯自知真有点心虚理亏。所以不得不打消了曾经产生过的废黜曹氏的念头。
赵祯的这些鬼胎，曹氏是不会不有所觉察的。此后，她更加谦谨，专求清静，除了埋头种粮养蚕、读书习字外，无所事事，即使赵祯或张氏有些明显的不合礼法的做法，也不再与之较真。这时张氏已升为贵妃，在宫中，她拥有的权威实际早已超过了名为皇后的曹氏，为了更加显示一下自己的非凡气派，有天张贵妃竟然想请赵祯向曹氏借来皇后用的伞盖仪仗，出宫去风光一番。赵祯仍记着曹氏的脾气，怕碰钉子，让她自己去借。张贵妃到曹氏那里一说，曹氏非常痛快地借给了她，丝毫没有一点不满的神情。张贵妃喜气洋洋地回来告诉赵祯，这时赵祯反倒觉着不太合适了，好言劝道：“国家的文物仪仗，上上下下都是各有等级的，你打着皇后的伞盖出去，外朝怎么议论？”张贵妃讨了个没趣，只得作罢。
靠着这种极力的谦谨，曹氏避免了发生矛盾冲突，危及自身的一切可能。赵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曹氏皇后的尊严，但他曾经产生过的对曹氏的那点疑心，却一直埋藏在他的潜意识之中。
公元1055年除夕，夜间暴雪纷纷，赵祯赤着脚在院里祈祷上天，受了严重的风寒。天亮时分，雪住天晴，已是嘉祐元年（1056年）的正月初一了，赵祯照例登大庆殿接受百官朝贺，御座前的帘子刚刚卷上去，突然赵祯一阵晕眩，脑袋往扶手上一歪，昏厥过去，左右侍者赶快放下帘子，有人用手使劲撬开他的嘴巴，抠出一些浓痰，他才慢慢苏醒过来，重新卷起帘子，草草举行完了朝贺之礼。初六日，契丹使者入宫告辞，在紫宸殿设宴款待，赵祯坐在殿上，忽然大喊大叫：“快召使者升殿，朕几乎见不上了！”接着又呜呜噜噜说了一大套语无伦次的话，侍者连忙把他扶回后宫，从此赵祯便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之中，动不动说些胡话。第二天，宰相们到内东门小殿问安，只听赵祯指着侍立的曹氏大喊：“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你们快把她抓住砍了！”张茂则是个一直不被赵祯喜欢的宦官。一听此话，吓得魂不附体，立即回到住处上吊自杀，多亏被人发觉救下，才没死成。文彦博把他找来训斥说：“皇上有病说胡话罢了，你怎么这样？你若死了，让皇后何以自容？”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观点，赵祯这种病中的胡话，恰恰是他隐藏在潜意识中的真实思想的暴露，曹氏虽没有吓得像张茂则一样自杀。但也不能不心惊肉跳，惊恐万状，再也不敢出现在赵祯面前了。直到赵祯痊愈之后，她才与赵祯恢复了例行的往来。
公元1062年，年已53岁的赵祯曾经有过16个孩子，其中的3个男孩和9个女孩出生不久就相继夭折。现在他膝下除了4个公主外，没有一个儿子。还在嘉祐元年他突得重病时，大臣们就纷纷建议他立一个宗室之子作为后嗣，但都被他拒绝。这时在宰相韩琦、知谏院司马光等人的一再要求下，赵祯才于八月把宗室濮安懿王赵允让的儿子宗实立为太子，赐名曙。大概由于仍然对曹氏心存疑忌的缘故吧，在做出这一关乎到宋朝江山社稷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时，赵祯不想让宫中的任何人知道，所有工作都委派中书去做。其实立赵曙为皇太子正是曹氏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赵曙就是她的亲外甥女婿。原来，赵祯因为没有儿子，便在景祐二年，把刚刚4岁的赵曙收养到宫里，一直未曾生育的曹氏也把自己姐姐的女儿高氏接来养在身边，高氏与赵曙常常在一起玩耍，很讨赵祯喜欢，曹氏对他俩更是万分疼爱，不啻己出，照料得很是周到。两个孩子在宫中生活了5年，才各自回到父母家中。后来赵祯和曹氏亲自主婚，使他俩结为伉俪。现在外甥女婿成了储君，曹氏哪有不高兴的道理？倒是赵祯完全出于迫不得已，他多么渴望能把皇位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啊，每当想起此事他就悲伤得涕泪涟涟。所以当赵曙以皇子的身份被接进内宫西侧的庆宁宫，赵祯对他的感情反而大大不如小时候了，内外之人包括赵曙藩邸中的亲戚无一人敢通信问候，就连赵曙及其家人的一日三餐，有时都供应不上，曹氏为避嫌也不敢公开替他做主，只能偷偷地经常送些食物过去。
赵曙当皇子刚过了半年，公元1063年二月。赵祯再次生起病来，经医官多方诊治稍见好转，三月中旬还亲自登延和殿赐进士及第，宰相们以为他完全康复了，第二天特地到福宁殿拜表祝贺。岂料辛未日半夜，赵祯突然病情复发，忙不迭地要药吃，派人速召皇后。曹氏闻报，急急赶到福宁殿，赵祯已不能说话，只是用手指指心脏。医官立即灌药、灼艾，进行抢救，但均不见效，不消三个时辰，赵祯便溘然崩逝。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赵祯临死连半句话都没留下。左右宦官提议打开宫门宣召宰相，曹氏冷静地考虑了一会儿，说：“这时候宫门岂可夜间打开！还是密谕宰相们黎明入宫吧。”严令宦官秘不发丧，把各处宫门的钥匙全都收缴来归自己掌握，医官概不准离去，由专人看守，照旧按赵祯的习惯到御厨取粥，装出赵祯依然健在的样子。同时秘密派人去庆宁宫请来了赵曙。拂晓之前，有关新皇帝即位的主要工作，已在曹氏的部署下基本准备停当，然而宫廷以外对这些毫无所知。
次日。也就是四月初一清晨，宰相韩琦率执政大臣依然像往常一样从内东门经垂拱殿来到福宁殿下。再拜之后，走上台阶。刚想掀帘进殿，侍立在前的宦官说：“皇后在此。”韩琦等只得后退一步立在帘外，忽听里面传出了曹氏的哭声，并说：“天下不幸，夜间官家忽然上仙。”韩琦等面面相觑，也哭了起来，曹氏又说：“怎么办，相公？官家没有儿子。”韩琦回答：“皇后不可出此言，皇子已在东宫，何不将他宣来？”曹氏说：“那只是宗室之子，立了他，以后没人来争？”韩琦说：“时至今日，怎可另外拟议。”曹氏说：“皇子已在此了。”这才命人卷起帘子，众人探头一瞧，赵曙果然端坐在里面。于是众人退下，韩琦边抹汗边说：“刚才敢乱发一言吗？”传令召殿前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都虞侯及宗室刺史以上的官员到殿前听旨，又召翰林学士王珪起草遗制。太阳偏西时，百官才全部召集起来，大伙不明内情，来时仍旧穿着吉服，入宫后方知赵祯已经晏驾，换丧服已来不及，只好解去金袋及所佩鱼袋，一齐哭着从垂拱殿门外鱼贯而入，在福宁殿前班列成序。然后停止哭泣，听韩琦宣读了遗制。赵曙在东楹接见百官，正式即位，是为英宗。众人再拜，又齐声嚎哭退出宫去。皇位的交接至此才全部完成。
新天子赵曙，据朱熹的评论是一位“有气性，要改作”的人物，后来他一再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冗兵之费倍于往昔，何故？”等问题，充分显示了他革除积弊奋发有为的志向。这种志向与曹氏率由旧章、墨守陈规的做法，恰好各自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分野日趋明显的革新与守旧两股政治势力的不同政见，这两种政治见解，不幸像暖气流和冷气流交汇一样在赵曙和曹氏之间形成锋面，就不可避免地在两人的关系上产生了一层阴云，在其他一些更为复杂、更为重要的原因的催化下，阴云越积越厚，终于暴雨滂沱、电闪雷鸣。
就个人品德而言，赵曙可以说是一个私心颇重的人。他刚当上皇帝不几天，许多国家大事还没来得及处理，就下令把赵祯遗下的当时尚未出嫁的3个小公主从原先的住处迁走，腾出房子，安置自己的3个女儿。这件事情赵曙做的实在不近人情，后来就连司马光等人也都上书批评。虽然有关史籍中并没有记载曹氏对此事的反应，但完全可以肯定，她身为母后是绝对不会无动于衷的。赵祯尸骨未寒，女儿们就落到了这种地步，那她作为赵祯遗孀，尽管曾对赵曙有母子之谊和扶立之功，能不能保证平安无事呢？她不能不感到心寒，先前对赵曙满怀期望的脉脉温情，立刻化作了百倍警惕的不信任，也许正是在生活上、政治上都对赵曙不放心的念头驱使下，她才毫不犹豫地答应垂帘听政的。
本来，赵曙被立为皇子之后，尽管赵祯对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些由热变冷的变化，但中外臣僚们除了众口一辞的赞成之外，并没有丝毫的异议。可是，曹氏垂帘后，为了提醒甚至警告赵曙不要忘本，便有意识地反复对中书大臣说：“大行皇帝立了皇子之后，因为追念死去的鄂王等孩子，常常悲伤涕泣，近臣中也有异议，奇怪的还是一二个知名人士，几乎坏了大事。近臣的奏章以前藏在先帝的卧榻上，最近已在焚烧炉中烧掉了。”中书大臣听了这话，都感到莫名其妙，也不敢追问是谁提的异议，只是唯唯而退。谣言之所以往往能够产生强大的政治威力，并不在于它本身虚构得多么玄妙，而在于它出自什么样的环境和出自谁人之口。宫禁重地，深邃神秘，里边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外间凡夫谁人知晓？太后懿旨，一言九鼎，掷地有声，拥有无上的权威性，有谁胆敢怀疑它的真伪？于是，通过曹氏之口透露出的这则秘闻，很快便在人们中间传扬开了，而且越传越生动充实，枝叶俱丰，曹氏所说的一二个知名人士具体化成了官任三司使、给事中的蔡襄。蔡襄在当时确实是个大名人，早年范仲淹因言事被贬，余靖、欧阳修、尹洙等大臣都上书解救，只有司谏高若讷认为该贬，刚刚步入官场的蔡襄就此写成一首《四贤一不肖》诗，对5人痛加褒贬，顿时名动京华，人们争相传抄，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书商们也靠刻印此诗赚了大钱。蔡襄为官敢于谏诤，颇有政绩，书法也造诣深湛，号称当时第一，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蔡襄还独具代人受过的雅量，以致朋友们惹了什么麻烦，总爱推到他的头上。有次他和几个好友在会灵东园畅饮，酒酣之际有个老兄扯起弓箭胡乱一射，误将行人射伤，苦主找到门上，那老兄就一口咬定是蔡襄所干。后来赵祯问蔡襄怎么回事，他除了满面愧色地再拜谢罪之外，竟始终不肯辩白真相。这次又不知是谁看中了蔡襄的雅量，竟把反对立赵曙当皇子的事栽到他的头上，并且编得有鼻子有眼的，说蔡襄是如何如何地上了密奏，开头怎么说，结尾怎么说，仿佛人们不是曾经亲手帮蔡襄起草，就是曾经亲眼看过这道密奏似的。
三人言而成虎，当这则秘闻不知经过多少张嘴的充实加工传回宫里来的时候，就连赵曙也都深信不疑了，他病好之后，便几次询问蔡襄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天，蔡襄请朝假，赵曙立即勃然变色，对宰相们说：“三司掌管天下钱谷，事务繁多，而蔡襄十天之中竟有四五天要请假，何不另用别人 ？＇…＇”韩琦等共奏：“蔡襄虽经常请假，并未影响三司的工作，没有理由将他罢掉，况且现在也找不到一个才识名望比蔡襄更好的。”欧阳修又奏：“蔡襄的母亲已80多岁了，经常生病，蔡襄请的只是早朝的假，不参加点卯罢了，早饭后就会到三司上班，也不耽误工作。”赵曙没再说什么。但以后大臣奏事只要一提到三司，他总要变变脸色。过了两年，赵曙终于沉不住气了，再次提出要罢免蔡襄，韩琦等人知道其中的原委，便直接切入正题，问：“陛下亲眼见过蔡襄的密奏吗？”赵曙说：“我虽没见过，但在庆宁宫时就已听说了。”韩琦说：“事出暧昧，请再加审察。假若仅仅凭一条谣言就把蔡襄治了罪，那么今后小人就可以更加肆意倾陷，君子就更难立足了。”赵曙坚持说：“造谣者为何不说别人，单单说他蔡襄呢？”终于将蔡襄贬出了朝廷。
曹氏为了警告赵曙不要忘记赵祯和她对他的扶立之功而有意编造的谎言，不但没有在赵曙身上产生如期的效果，反而平白无故地断送了大名人蔡襄的政治前途，这大概是曹氏始料不及的。蔡襄的遭遇表明，在赵曙私心深处，还有一根高度敏感的、紧紧绷着的神经，这就是时刻关注着人们对他继承皇位所持的态度。他认为自己当皇帝完全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丝毫不依赖于任何外力的作用，凡是不承认其天经地义的人，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他都不能容忍！任何人不能对他当皇帝稍有异议，哪怕这种异议只是捕风捉影的传闻；任何人没有理由表白自己拥有扶立他的功劳，哪怕这种功劳是钢浇铁铸的事实；任何人不能取代他的地位，代替他行使至高无上的皇权，哪怕这种代替完全是迫不得已临时变通的常规。当曹氏明显地表现出对他的戒备之心，一再告诫他不要忘本的时候，当曹氏泰然自若地垂帘听政，一直不肯主动让出权力还政引退的时候，他便非常本能地表现出了对曹氏的不满。
还在嘉祐八年四月赵曙病情最重的时候，这种不满就已大量流露出来，说了许多矛头直指曹氏的话。六月份以后，他的病情逐步有所好转，但对曹氏的不满却越发强烈了。
他从患病时起就不愿意服药，大臣们闻知，都十分着急，纷纷上书劝他服药，宰相韩琦更是焦虑。六月的一天，韩琦亲手把药碗端到赵曙嘴边，赵曙仰卧榻上，只用嘴唇稍微抿一抿，就伸手推了回去，药水从碗中溅出来，撒在了韩琦官服上。那天曹氏正巧也在这里，连忙找出一件衣服请韩琦换上，韩琦不敢当，曹氏叹息说：“相公真不容易。”又向赵曙说：“你难道就不能勉强喝一点吗？”那知赵曙把头一扭，理都不理她。不但赵曙本人对曹氏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感，在他的影响下，就连他的儿子们也对曹氏不很尊重了，这使曹氏更加伤心。有天，她当着大臣富弼、胡宿、吴奎的面，一边哭，一边说：“没了丈夫的孤老太婆过日子真难啊！就连顼儿、颢儿这些小孩子都不肯答理我了，受了委屈向谁诉说呢？”赵顼、赵颢即赵曙的长子、次子，赵顼即后来的宋神宗。听到曹氏的话，赵顼的老师韩维立刻教训说：“皇上已失了太后的欢心，你应当极尽孝敬从中弥合才是，否则，你父子都要受祸了。”赵顼生性聪明，恍然大悟。过了几天，曹氏高兴地对宰相们说：“顼儿这几天待我很有礼道，与往昔大不相同，全是卿等善择师傅的结果，应把他们请到中书好好褒奖一番。”赵顼再孝敬也终究难以弥合曹氏与赵曙间日益加大的感情裂痕，曹氏在极度烦恼之中，或许真的产生过废黜赵曙的念头。
十月，宰相韩琦兼任园陵使护送赵祯的灵柩去河南巩县安葬。这时大概曹氏已对赵曙的无礼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便派出一名宦官带着一封文书跑到巩县送给了韩琦。韩琦打开一看，原来上面抄满了赵曙平日所写的谩骂曹氏的歌词和他在宫中的种种过失。韩琦当着宦官的面把文书烧掉，让他捎话给曹氏说：“太后不是经常说皇上疾病未愈，心神不宁吗？既然是疾病所致，那么言语举动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他们都站到了赵曙一边，异口同声地替赵曙辩解，仿佛母子间的矛盾倒成了曹氏气量狭小不能容人造成的，在他们看来，既然赵曙有病，无论他怎样无礼，都是可以原谅的，而曹氏除了一忍再忍，不应有别的什么选择。这种态度虽然使曹氏更加愤愤不平，但也使她清醒地意识到，在朝臣们强大的保皇势力面前，她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她所能做的只是抹眼淌泪地发发牢骚，排遣一下心中的郁闷烦恼而已，对赵曙是半个指头也不能动一下的。满腹的委屈同样也郁积在赵曙心中，当韩琦等人来看望他时，他二话不说，劈头就是一句：“太后待我无恩。”韩琦真不愧是职掌调合百味的盐梅宰相，这时立场又反了过来，从容答道：“自古以来，圣明帝王很多，但独称舜为大孝，难道其余帝王都是不孝的吗？若父母慈爱而子孙孝敬，此乃常事，不足道，只有在父母不慈爱的情况下，做子孙的仍不失孝敬，才真正值得称赞，只怕陛下对太后或许有事奉不周之处，天下父母岂有不慈爱的！”赵曙不吭声了，从此之后人们再也没有听见他公开说过曹氏的坏话。
曹氏与赵曙之间，尽管这时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公开地互相责难了，但内心的芥蒂依然远远没有解开。赵曙在七月初就已基本痊愈，并开始每天临朝坐殿听取中书、枢密奏事。照理说，皇帝恢复了治国的能力。太后就没有必要继续垂帘听政了，可是曹氏一直不肯还政引退。如果说，她当初答应垂帘主要是迫于客观条件，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这时她赖着不肯还政则主要是因为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对赵曙不放心的缘故。她对赵曙越不放心，就越不肯放弃手中的权力，而她越不放权，赵曙对她就越是反感，两人的关系一旦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不但没有和解的希望，反而埋藏着进一步恶化的危险。为了打破这个怪圈，老谋深算的韩琦亲手布下了两个圈套。
公元1064年，即治平元年四月初，代理御史中丞王畴上了一道奏疏，说今春以来，干旱少雨，麦田枯焦，建议赵曙以真宗为榜样，亲自前往寺观祈雨。韩琦等人立即随声附和，齐说应该。赵曙说：“还应与太后商议。”韩琦禀报曹氏，曹氏说：“官家大病初愈，恐怕不宜出宫。”韩琦说：“皇上已经答应出去了。”曹氏说：“素色的仪仗尚未准备就绪，再过些日子吧。”韩琦说：“这是小事，并不难办。”于是下令有司选择出行日期。过了十几天，仍不见动静，知谏院司马光上疏催促，说：“皇上要出宫祈雨之事，早已流闻四方，但至今未见成行，众论狐疑，不知又发生了什么变故。王者四海为家，为民父母，何必拘泥繁文，选择时日，忘万民朝夕之急？”曹氏没有理由再加阻拦，只得放行。赵曙遂出宫祈雨于相国天清寺、醋泉观。韩琦等人之所以抓住祈雨这件事大作文章，并不在于皇帝能否真正求下雨来，而是有其深意的，因为这样一则可以向朝廷内外显示赵曙已完全痊愈，恢复了治国的能力；二则可以巧妙地把玉玺收回到赵曙手上。玉玺是最高权威的象征，谁掌握玉玺谁就拥有最终决策的大权。宋朝规矩，若皇太后垂帘听政，那么符宝玉玺必须归皇太后收藏，皇帝只有在外出行军时，玉玺才可以随驾，回来后仍得交还太后。赵曙出外祈雨，顺理成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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