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后全传-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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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门使宣读的晋封某人为贵妃的制词，另外书写一份诰敕，送中书衙门由三省长官签字，再到官告院盖印，然后才直接呈给受封者。在宣布张贵妃制词的那一天，学士院值班的是翰林学士、知制诰宋祁，这位聪明一世的大学者不知怎地这天竟糊涂起来，他没有接到皇上关于不行册礼的旨令，就提笔另拟了诰敕，而且连中书长官签字这个重要程序也不经过，径直到官告院取过大印自己盖上，密封后派人送给了张氏，他忘了这位新封贵妃的张氏是何许人也？！没当成皇后她已经颇不情愿了，现在正等着在赵祯早就许诺下的隆重热烈的册封典礼上风光一番呐，冷不丁收到宋大学士送来的这么一道草率的诰敕，她不看便罢，一看恼羞成怒，“嗤嗤”两下把宋大学士那漂亮洒脱的墨宝撕个粉碎、掷到地上，哭哭啼啼闹到了赵祯面前。几天后，宋祁就被贬出朝，紧接着另一个与他同时值班的翰林学士李淑也被赶出朝廷。原来，宋祁把诰敕密封好还未送出之时，曾犹豫了一下，问李淑这样做是否合适，李淑心怀鬼胎，想看宋祁的笑话，明知他有误，却说：“只管送去，保准没事！”宋祁闯了祸，李淑奸险小人的面目也暴露无遗，落了个偷鸡不成反蚀米的下场。一封诰敕竟这样使两个翰林学士丢了官。

册礼非举行不可了，这可是宋朝有史以来头一遭，为郑重起见，赵祯特命参知政事庞籍兼任贵妃册礼使，以他为首组成了一个筹备班子，经过反复研讨，又参照历代典故，专门修撰了一套《贵妃册礼仪注》。少府监文思院的能工巧匠们在昼夜赶制所需的各种器具，负责礼仪的官员们也在就“贵妃应不应该接受命妇之拜”等问题争论不休。这个说：“贵妃乃正一品，与外廷的王公地位平等，岂可受命妇之拜？”那个说：“人家贵妃当修媛时，命妇们就不敢抗礼了，何况升为贵妃呢？”一个多月的日子里，各个衙门整日忙碌的重点全是这件册礼之事。

当初那个将张氏母女拒之门外的本家叔叔张尧佐，这时也攀着侄女的裙带扶摇直上了，这倒不是因为张氏秉性厚道，心无芥蒂，而是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更加巩固起见，有必要在朝廷中培植并借重这个叔叔的势力，于是张尧佐仅在五六年间，就从地方知州爬上了三司使的高位。张尧佐政绩平平，为人自私，在同僚中威信较低，他的骤然发迹，顿时引起了许多正直官员的不满，谏官包拯、余靖等人就交章论列、痛加弹劾。而张氏始终觉着叔叔地位太低，显得自己出身的阀阅不够显赫，所以再三向赵祯吹枕边风，求他给张尧佐加官晋爵。

公元1035年，即景祐二年闰十一月，张尧佐一天之中竟接受了宣徽南院使、维索节度使、景灵宫使、同郡牧制置使4个官职，诏令一下，朝议大哗，包拯骂张尧佐恬不知耻，实乃“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也”！素来沉默寡言的新任御史中丞王峰正也率众官抗颜直谏。张尧佐迫于压力，辞掉宣徽使和景灵宫使，赵祯才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但张氏仍不死心，过了不久，又向赵祯提出封张尧佐为宣徽使。一天早晨，赵祯要去上朝，张氏特地送到殿门，娇态万种，摸弄着赵祯的脊背说：“官家今天可别忘了宣徽使。”赵祯通体酥麻，满口应承，一上朝就宣布任命。包拯请求陛对，力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慷慨激昂，唾沫都溅到了赵祯脸上。退朝后，赵祯满面尴尬，对着前来迎接的张氏一边用袍袖擦脸，一面埋怨说：“包拯凑到我面前说话，喷了我一脸唾星。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岂不知包拯当御史吗？”埋怨归埋怨，赵祯宁可自己遭唾溅，张氏的面子可是不能不给的，张尧佐最后还是当上了宣徽使。

文彦博因是张氏父亲的生前好友，这时也跟着她沾了大光，据说文彦博出任益州知州就是张氏帮忙促成的，文彦博到任后为表达感激之情，特地制作一幅“织金灯笼锦”进献给她。益州（今四川成都）是历史悠久的“锦官城”，丝织业最为发达，灯笼锦又名“天下乐锦”，纹样由几何图案并列组成，中有灯笼，灯旁悬结谷穗，灯的周围隐隐有蜜蜂飞动，隐喻五谷丰登之意，工艺精致，色泽绮丽，是当时极其稀罕的高级蜀锦。张氏一穿，越发光采照人，锦上添花，连赵祯都被唬了一跳，忙问她从何得来。张氏故作严肃地说：“此乃文彦博所送，他虽是我父亲的旧交，我能穿上这等贵重的衣服，还不是因为他看在陛下的面子上？”赵祯自然很是喜欢，对文彦博也产生了好印象，很快把他召到朝中任参知政事。这时，贝州发生士兵王则起义，连败官军，赵祯寝食不安，对着张氏大发牢骚：“这些大臣平时养尊处优，到了关键时刻，却没有一个能为国了事的，天天上殿又有什么用处？”张氏忙偷偷派人授意文彦博。第二天，文彦博挺身而出，要求前往破贼，赵祯大喜，命他为河北宣抚使，残酷地将起义镇压下去，文彦博由此官拜宰相。显然文彦博若无张氏暗中帮忙是不会这么快就爬上宰相宝座的，御史唐介抓住这一点对他痛加弹劾，揭露他走了张贵妃的后门。唐介若单纯弹劾文彦博倒也罢了，居然把矛头指向了张氏，难怪赵祯会大发雷霆：“唐介说别的尚可，说文彦博巴结贵妃而升官，此何言也？！”当即贬唐介为春州别驾，春州在岭南地区，环境水土最为恶劣，贬至此地处罚特重，后经蔡襄等人求情才改为英州别驾。这件事一闹，文彦博也在朝中待不下去，出为许州知州。当时人梅尧臣写了一首《书窜》诗说：“无人更进灯笼锦，红粉宫中忆佞臣”。

内得皇帝专宠，外有朝臣相帮，张氏俨然成了不是皇后的皇后，甚至到郊外游玩时都想打着皇后的卤簿，招摇过市，幸亏曹皇后待人宽厚，赵祯此时也多少接受了一点尚杨争宠的教训，在这方面对张氏稍加约束，才没有闹出乱法紊政的事来。

转眼到了公元1054年，即至和元年的正月，在这喜庆佳节里，汴京城内却流行起了可怕的瘟疫，死者相继。深居内宫、宠爱日盛的张氏不知是感染上瘟疫还是因为得了别的什么急症，竟一病不起，在正月初八这天香消玉殒了，年仅31岁。

宋仁宗赵祯在位42年，爱恋过的嫔妃难以枚举，最得盛宠者首推这位张贵妃。

一往情深的赵祯眼睁睁看着宠妃猝然归西，禁不住涕泪纵横，悲悼不已，特命用皇后之礼治丧于皇仪殿，辍视朝7日（贵妃只能辍朝3日），京城禁止音乐1个月。追封张氏为皇后，谥号“温成”。追赠其父张尧封为清河郡王，母曹氏为齐国夫人。

第二百七十章　高氏北宋英宗赵曙皇后

姓名：高氏（乳名“滔滔”）

生卒年：公元1032～1093年

籍贯：北宋亳州蒙城（今安徽蒙城）

婚配：北宋英宗赵曙

封号：皇后

封后时间：公元1047年

子女：四子（神宗赵顼、歧王赵颢、润王赵颜、嘉王赵君页），一女（寿康公主）

谥号：宣仁圣烈皇后

公元1085年三月，宋神宗赵顼刚刚病死，他和王安石等人主持实施达16年之久的新法，即被全盘否定，逐个废除；原先因参与或支持变法的人全被吹落乌纱，而那些曾经反对或破坏变法而遭排挤打击的元老旧臣们则纷纷东山再起。而掀起这阵狂飙的便是赵顼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

高氏的出身门第异常高贵，她的曾祖是太宗时就以武功起家官封忠武军节度使的高琼，她的祖父高继勋也有功于王室，官至节度使，父亲高遵甫任北作坊使，她的母亲乃北宋开国元勋大将曹彬的孙女，母亲的胞妹就是仁宗的慈圣光献曹皇后。曹皇后非常疼爱这个小外甥女，把她接进宫廷，养在自己身边，可巧，仁宗赵祯因没有儿子，也把4岁的侄子赵宗实（后改名赵曙，即宋英宗）养到宫里。高氏的乳名为滔滔，滔滔与宗实，从小便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嬉闹玩耍，亲热得像同胞兄妹一样，宫中上下都习惯地将宗实称为官家儿，滔滔为皇后女。赵祯每逢瞧见他俩耳鬓厮磨的热乎劲儿，就非常开心，经常逗弄宗实说：“娶皇后之女当媳妇如何？”

滔滔与宗实在宫中生活了五六年之久，于公元1039年秋，赵祯的第二个儿子赵昕出生，宗实和滔滔便各自回到父母家中。转眼春秋10载，滔滔年已及笄，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黄花姑娘。赵祯想起昔日的情景，有天对曹皇后说：“咱夫妇老而无子，过去收养的十三（赵宗实是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滔滔，都已长大成人了，我为十三、你为滔滔主婚，让他俩两相嫁娶吧。”

公元1047年初，高氏嫁到濮王府，封为京兆郡君，当时宫中称此事为“天子娶儿媳，皇后嫁闺女”，传为佳话。小两口新婚燕尔，如胶似漆，和睦缱绻，感情更加亲密，次年四月，高氏便产下麟儿，取名赵仲鍼，后改名赵顼。以后的十几年间，到赵曙登基时，她共生有4个儿子（颍王赵顼、岐王赵颢、润王赵颜、嘉王赵頵）和一个女儿（封寿康公主）。

公元1063年，赵曙登基称帝。随即，高氏正位中宫，成了皇后。4年后，其长子赵顼即位，是为神宗，她又成了太后。

高氏立为皇后之前，其弟高士林已在宫中担任内殿崇班了。士林做的虽是武官，但对儒学很是喜爱，广泛涉猎经史，能通大义，尤有巧智。赵曙见他是个人才，又是内弟，便多次想提拔他，可是每次与高氏说起，高氏都不同意，还说：“士林得以为官禁从，这已经是很过分了，咱们岂能与先朝的皇后们攀比呢？”在她的阻拦下，直至公元1066年，高士林死后，赵曙才追赠他为德州刺史。

有年元宵节，高氏登上宣德楼观赏彩灯，外戚们也全被召集到楼前，赵顼几次派人向她禀报：“应该向外戚们推恩赏赐，如何办法，请太后降旨。”高氏回答：“我自会处之。”第二天，赵顼问：“怎样处之？”高氏说：“年纪大的各赐一匹绢，小的分给乳糖狮子两个。”在当时，这赏赐实在是少得可怜。赵顼即位后，多次想为高家营造一处大的宅第，高氏仍然不许，过了很久，才勉强同意把望春门外的一块空地赐给高家作宅基。按规定，太后家营造新居的所有花费，都是可以从大农寺公款中支取的，但高氏却坚持只使用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私房钱，自始至终没有动用大农寺一文钱。

神宗即位后，起用王安石变法，以实现国富民强。然而高氏自幼在曹皇后身边长大，深受曹皇后保守思想的影响，对祖宗之法怀有深厚的感情，而对任何变法革新的事都觉着扎眼。故而对王安石变法抱持反对、否定的态度。当上太后之后，经常和她来往的除了宦官内侍就是那些在变法过程中受到抑制的皇亲国戚。于是高氏便和曹太皇太后站到了一起，劝说赵顼不要轻易变革祖宗法度，要求把王安石赶出朝廷。由于政治地位的特殊，从这时开始，高氏就实际扮演起了旧党的天然领袖的角色。旧党分子在变法过程中或因失败被逐出朝廷，或被迫过着隐居式的生活，但他们丝毫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等时机，以便卷土重来。时机，果然被他们等到了。这个时机便是赵顼死后，因继位的宋哲宗年幼，而由高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的新政局。

公元1084年冬，赵顼生病，翌年正月过后，越发沉重，后来话都说不清楚了。还在疾病初起之时，赵顼就有了立太子的打算，说准备在来年春天，把长子延安郡王赵佣出阁立为太子，并延请司马光、吕公著做赵佣的师傅。眼看赵顼的病情日趋恶化，立太子更是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了。高氏、皇后向氏，以及左相（首相）王珪等人对赵顼的安排是没有什么异议的。高氏考虑得还非常周到，为了让赵佣仓促即位时能有一套可身的御袍，她暗中对宦官梁惟简说：“你回家一趟，找人赶制一袭10岁小儿穿戴的黄袍，秘密带给我。”可是右相（副相）蔡确及其亲信职方员外郎邢恕却有另外的打算。蔡确早年靠依附王安石起家，后见王安石失势，便公开抨击王的过失，邢恕也是个趋炎附势、善搞阴谋的投机分子。两人不了解高氏在立太子问题上的真正意向，以为高氏会像史书上记载的太祖之母昭宪杜太后一样希望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另一个儿子，蔡确还担心赵琐重新起用吕公著、司马光会取代他为宰相，便阴谋把岐王赵颢或嘉王赵頵推上台，讨好高太后，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蔡确授意下，邢恕找到高氏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说：“我家有棵桃树开了白花，据《道藏》记载白桃花能治好皇上的病，请二位一起去看看吧。”

两人随他回家，见桃树上盛开的分明是粉嫩的红花，吃惊地问：“白桃花在哪？”邢恕干笑几声，拉着两人的手说：“蔡丞相让我向二人说句心里话，皇上看来快不行了，延安郡王只是个小孩，太子之事应有定论，岐、嘉二王都是很贤明的。”两人更加惊讶，“这是什么话！君难道想贻祸我家吗？”慌忙跑了出去。邢恕碰了钉子，但也摸清了高氏的真实意图，就和蔡确回过头来准备首先拥立赵佣，夺得定策之功，同时借机除掉和蔡确有矛盾的王珪。

二月底，宰执大臣前往福宁殿问疾，起初没敢提及建储之事，退下后，都到了枢密院的南厅议论此事。蔡确一个劲地逼王珪表态，假若王珪稍有异议，就由事先安排好的知开封府蔡京率领的杀手将王珪诛死。王珪一向谨慎怕事，是个出名的“三旨”宰相（他上殿奏事，称“取圣旨”，皇上可否之后他说“领圣旨”，退而传达就说“已得圣旨”），又口吃得很，蔡确一再追问，他结结巴巴连说几个是字，才期期艾艾地说：“皇上自己有儿子，这事还讨论什么？”蔡确又是干瞪眼无计可施了。宰执大臣再次来到赵顼病榻前，王珪说：“去冬曾奉圣旨，道是皇子延安郡王来春出阁，请求早日立为太子。”连说了三遍，赵顼才点头表示同意。王珪又请求，太后权同听政，赵顼也微微点了点头。众人退出时。恰好在殿前遇见了赵颢和赵頵，参知政事章惇厉声说：“已得圣旨，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怎么样？”赵颢说：“天下大幸。”就这样在表面平静的气氛中把后事安排妥了，蔡确、邢恕的阴谋，高氏一直不知道。

三月初一，王珪等人再到内东门问疾，高氏垂帘坐在一边，赵佣站在帘外，高氏说：“相公们立的这个孩儿很好。清俊好学，已能背诵7卷《论语》了，平时不贪玩，只是学书，并且非常孝顺，自官家服药，从未离开过左右，还吃素、写经为官家祈福。”说罢从帘内递出两本《延寿经》和《消灾经》，王珪叩拜称贺。接着就到前廷宣读了起好草的制词：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煦，令有司备礼册命。同时公布诏命：所有军国政事，由皇太后权同处理，直到皇帝康复为止。

赵顼没有熬到康复那一天，三月五日，在福宁殿与世长辞。当天，赵煦即位于柩前，穿的就是高氏为他秘密制作的那套黄袍。这年高氏54岁，而赵煦刚刚10岁。老来丧子的悲痛，丝毫没有降低高氏保守的政治热情。还在赵顼弥留之际，她就当着赵顼的面说：“我要给你改某事某事，共20余条。”她对新法憎恨到这等地步，竟连垂死的儿子都不肯原谅。现在年幼的孙子当皇帝，她不仅被尊为太皇太后，而且继续权同听政，实际掌握了最高决策权。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场彻底清算新法的运动便毫无顾忌地展开了。由于高氏操纵的这一运动主要发生在元祐年间（1086～1094年），所以史书上称之为“元祐更化”。

垂帘听政不久，高氏就为全面废除新法，做起了舆论上的准备。元丰八年五月五日，在朝堂贴出诏令，让百官言朝政失。但这时仍然在朝廷的各要害部门掌权的新党人物，却不愿意反对派的言论趁此机会冒出头来，于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在诏令中做了6条规定加以限制，说上书言朝政是可以的，但若怀有阴谋，或者言事的内容超过了本职范围，或者造谣生事，干扰机务，或者迎合已行之令，上则顾望朝廷之意，以侥幸求进，下则眩惑流俗之情以猎取虚名，如此者，必罚无赦。司马光从变法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到了改革的对立面，每逢一项新法出台，他都毫不犹豫地跳出来大唱反调，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和谩骂，这使他赫然成了反对派阵营中一颗光采夺目的巨星，一面纠集旧党的旗帜，而当之无愧地受到了旧党们的一致推崇和高氏的极度垂青。三月十七日，司马光从洛阳来汴京为赵顼奔丧，然后依旧回到洛阳，高氏听说他已经走了，懊悔得不得了，随即派内供奉官梁惟简赶往洛阳劳问，称赞他历事数朝，忠亮显著，要他进言政务得失，并询问治国应先从何处入手。不多久，又派专车接司马光进京。司马光早就憋足劲，要在新的形势下大干一场了，立即登车启程。然而高氏废新法的心情比驿车的行进还要急切，司马光还在路上，她就派出使者拿着她的亲笔手书迎劳于途，再次询问今日设施以何为先。司马光还没来得及奏明，她就迫不及待地遣散修筑京城的民夫，裁减皇城司的察事兵卒，停止宫廷工技制造，废导洛司，驱逐尤无善行的宦官宋用臣等人，告诫内外官员不得苛暴聚敛，放宽民间保户马之规定。这些事全是她从宫中直接发号施令去办的，连宰相王珪等人事先都不知道。摧新复旧的闹剧，就这样由她一手拉开了序幕。

就像变法改革因遭到旧党的顽强反对进行得不一帆风顺一样，废除新法的活动在变法派成员们的抵制下，同样进行得不一帆风顺。长期与变法派斗争的实践，使高氏和司马光等人深深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政权上每放弃一块阵地，变法改革就会迈进一步；政权上只要保留一个角落，就能或多或少地阻碍变法的进展。新法是与变法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当时变法派首领蔡确、章惇、韩缜仍身居相位，要想进一步废除新法，除了积聚、扩大自己的势力之外，还必须不遗余力地排挤打击变法派，从而把全部政权攫取在自己手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高氏决定加强旧党在御史台、谏院中的力量，她在把王岩里、刘挚、孙觉等人分别任命为监察御史、侍御史、谏议大夫之后，又在元丰八年十月，不经过谏官须由知制诰以上官员荐举，然后由宰执大臣进奏的正规程序，直接下令任命唐淑向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右正言。苏辙为右司谏。宋代的御史台、谏院（合称台谏）职掌纠察百官、肃正纲纪，它控制言路，权力气势几与宰相抗衡，而且有“风闻奏事”的特权，即不一定需要真凭实据，只要抓住道听途说的传闻，就可以用来弹劾大臣，这一职能无疑大大强化了皇权，而使宰相的权力更受牵制。一班旧党的干将被接连安插进台谏之后，对变法派的参劾顿时掀起了更高的声浪。

果然，司马光一当宰相，立即加快了废新法的步伐，同时也加紧了对新党的排挤。正月时，司马光连上两道奏章，要求废免役法恢复差役法，他挖空心思说尽了免役法的坏的漏洞和弄虚作假的伎俩，被任知枢密院事的变法派首领章惇一一捉住，敲点出来。司马光老羞成怒，与章惇把官司打到了高氏帘前，章惇自恃有理，对司马光冷讽热嘲，大加挖苦，甚至说将来我岂能陪着你挨刀吃剑。原来对章惇就反感的高氏这下子更火冒三丈，立即部署台谏上章讨伐。王岩里说：“章惇轻佻浮薄，奸险凶悍，寡廉鲜耻，无大臣之礼，平常动不动说些诙谐下流的市井俚语，侮辱同事，今于帘前争役法，又出言不逊。凌上侮下，败群乱众，大概是见陛下用司马光做相，眼红忌妒，心怀怨恨，请求痛贬以谢天下。”闰二月二十三日，章惇被贬至汝州（河南临汝）。一个月后，韩缜也被贬到颍昌府。

高氏和司马光等排挤新党是为了给废新法扫清障碍。到元祐三年底，新法已废黜净尽，新党分子也基本上全部扫地出朝，有的被贬为地方官，有的被逐出政府，赶回老家闲住，有的被“编管”到偏远州县，失去迁居自由，高氏却仍不放松对他们的迫害打击。被“安置”到建州的原是王安石主要助手的吕惠卿后来曾说：“我被贬的9年间，连一口冷水都不敢喝，惟恐生病，让那些好事之徒抓住把柄，说我是因悲戚愁叹得病的。”如果说吕惠卿不敢喝凉水是由于他自身恐惧紧张导致的话，那么蔡确贬死于岭南则完全是高氏一手造成的。

蔡确被骂出朝廷后，第二年又被褫夺了官职、移贬安州（今湖北安陆）。此地有一处名胜，唤作车盖亭；蔡确有一天前去游览，诗兴大发，连题10首，尽兴而归。却不料这10首诗被仇人知汉阳军吴处厚瞧见，种下了进一步挨整的祸根。原来，蔡确早年曾随吴处厚学过赋，做相之后，吴写信来请求照顾，蔡置之不理，王珪想提拔吴任馆阁之职，蔡又从中阻拦，吴处厚蓄意报复，就把蔡确的诗断章取义，滥加引申，上报朝廷，说：“诗中提到的郝甄山，就是唐高宗时封为甄山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