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后全传-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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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慈禧派宠信太监安德海秘密前往北京联络奕��时，双方一拍即合。奕��不顾肃顺等人的阻止，强行来热河装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奠祭咸丰皇帝。之后，慈禧单独召见了他，叔嫂密谋策划了政变的具体方案。然后，奕��回到北京，开始联络人员、组织力量，为政变积极做准备。除此，慈禧还拉拢钮祜禄氏，让她相信肃顺等人心怀叵测，图谋不轨，并要钮祜禄氏和她一道垂帘听政。钮祜禄氏比她小两岁，和她本不和睦，虽心地比较善良，但缺乏主见，经不起她的花言巧语，曲意奉承，终于同意了她的主张。

第三步，慈禧和奕��开始策动一批官员弹劾肃顺等辅政大臣，并制造皇太后垂帘听政的舆论。像胜保等咸丰皇帝在位时不得宠的大臣，纷纷指责肃顺等辅政大臣，说他们“揽军国大权，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以令天下，实无以副寄托之重，而餍四海之心”；同时提出“为今之计，非皇太后亲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一时间，要求皇太后垂帘听政、撤销肃顺等人辅政的呼声响遍朝野。在这种气候下，慈禧大胆地做了一些政变前的试探动作，主要是削减了几个辅政大臣的军权。当载垣等人以事务繁忙为由，违心地要求减少他们的部分职务时，慈禧立即顺水推舟，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解除了载垣的銮仪卫、端华的步军统领、肃顺的管理理藩院的职务；并通过奕��同兵部侍郎胜保相勾结，还收买了另一个掌握兵权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对于慈禧的步步紧逼，八位辅政大臣中，肃顺主张“先行下手”，但其他人不同意，对此，肃顺在被捕后曾抱怨不已。

公元1861年，即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咸丰皇帝的灵柩要运回北京。慈禧以护送灵驾任务重要，让肃顺等人护送，自己却和慈安太后、小皇帝载淳绕小道提前四天回京。回京后，慈禧立即召集在京的王公大臣诉说了肃顺等人的“罪状”，并说“辅政之事”是肃顺等人伪造的诏书，并不是咸丰皇帝的“钦命”。大学士周祖培、贾桢等立刻上疏，要求皇太后临朝听政。胜保等武将更是气势汹汹地说：“非皇太后临朝听政，召对群臣，没有办法通下情而正国体。”满朝文武见此情形，没有一个敢反对的。加上英法使馆早就扬言：“只要朝廷不在北京，端华、肃顺继续掌政，我们就不认为中国已确实承认了条约。”以此施加压力。

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慈禧挟制载淳，传旨将载垣、端华、肃顺等人革职拿问，并严行议罪。接着突然将载垣、端华、肃顺3人逮捕，逼令载垣、端华自杀，将肃顺处斩，其余5人或革职或发遣。与此同时，凡拥戴垂帘听政的人都按功行赏，加官晋爵，其中当属恭亲王奕��头功，被封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掌握了军政大权。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一日，慈禧与慈安在养心殿东暖阁垂帘听政。废弃载垣拟定的年号“祺祥”改为“同治”，以示两宫皇太后与小皇帝一同治理朝政。因为这一年是辛酉年，历史上称为“辛酉政变”；又由于这次政变发生在北京，外国人多称为“北京政变。”这次政变，开始了慈禧长达48年的黑暗统治，在慈禧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此时，名义上为两宫太后听政，但慈安仅是陪衬与摆设，实际朝政大权全由慈禧一人操纵，慈禧已成了不挂名的女皇。朝臣对她虽不呼“吾皇万岁”，然却又把她神化于皇上之上，称她为“老佛爷”。这一年，慈禧才27岁。

再度垂帘罔顾国忧

慈禧垂帘听政后，对外进一步投靠列强，满足外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对内联合各方面的反动势力，疯狂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少数民族起义。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慈禧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培植亲信，排斥异己，逐渐在朝廷里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成为不可冒犯的大独裁者。

公元1873年，即同治十二年，同治皇帝已经18岁了。依照祖制，慈禧应该把政权交给皇帝，这叫做“还政”。对此，慈禧尽管十万分不愿意，却也毫无办法。偏偏同治皇帝不争气，由于慈禧多方干预他的私生活，在后妃之间制造诸种矛盾，赌气之下不再亲近后妃，竟让太监领着，微服化装到花街柳巷去寻欢作乐，结果染上了重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便一命呜呼。慈禧与同治皇帝没有多少母子情谊。同治给慈安请安，还留下说一会儿话。等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那里，反而连一句话也没有，母子关系越来越糟。在慈禧眼里，权力比儿子重要。同治皇帝长到14岁时，按照前朝惯例，就应该接掌政权（即亲政），可是慈禧根本不提这码事。直到同治皇帝17岁时，慈禧才不得不答应次年还政。但是多年来，慈禧的党羽已遍布朝廷内外，同治皇帝即使掌握了政权，实际上也当不了多大的家。对于这一点，同治皇帝心里自然也很明白。同治皇帝在执政前后，也曾与慈禧发生过几次冲突，表示了他的不满，但最终也没起什么作用。

同治皇帝死了，但他没有留下孩子。按照规矩，可以选一个年长一些的晚辈，继承皇位。但是那样一来，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祖母辈），就不便于再继续听政。于是同治帝一断气，慈禧立即派亲信太监和士兵把守宫廷内外，然后召集亲王大臣进宫举行会议，提出继承皇位问题。慈安提出立恭王奕��的儿子载徵为帝，奕��害怕慈禧猜疑，提出立溥伦为帝。慈禧当然不会同意，驳回了两位提议人以后，自己提出立载淳的堂弟载湉来继承皇位，慈禧做出这种安排，可谓煞费心机：首先，载湉与同治皇帝载淳是同辈人，慈禧仍可以以皇太后的身份听政；其次，载湉年方4岁，不能理政，慈禧至少可以再控制十几年政权；再次，载湉不仅是咸丰皇帝的亲侄子，还是慈禧的亲外甥，便于控制。那些王公大臣，心里都明白，可嘴上谁敢说个“不”字。同治十三年（1875年）十二月底，载湉继承皇位，改元光绪。不到两天，慈禧便表示：“皇帝虽然有了，但年龄太小，现在时事艰难，万机待理，不得已，还要实行垂帘听政。”于是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

常言说得好，一山不容二虎。更何况慈禧这个权势欲极强的人哪里容得下慈安分自己的权力！尽管慈安权欲心不强，性情又比较平和，但慈禧仍觉得她碍事，处处排挤她，对此慈安自然看得清楚。同治八年时，慈禧的宠信太监安德海在得到慈禧许可后，离开紫禁城，到地方上招摇勒索，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抓获。丁宝桢火速奏请慈安，慈安以安德海违背了“内监不得擅离京城”的祖训为由，命就地处斩。此事等慈禧得知，为时已晚，于是在历史上便发生了“前门接旨，后门开斩”的戏剧性一幕。由此，慈禧和慈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据说，咸丰帝死前，担心懿贵妃母以子贵做了太后，会恃尊跋扈，到那时皇后必不是她的对手，因此特意留下一道遗诏，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命大臣除掉她。生于侯门而毫无社会阅历的慈安，禁不住慈禧一套甜言蜜语，为了缓和关系竟将这遗诏当着她的面烧掉了。慈禧表面上满口称谢，心里反而更恨慈安。

此后不久，光绪七年（即公元1881年）三月，慈安去世，年仅45岁。对于慈安之死，许多人怀疑为慈禧所害。从此慈禧独搅了听政大权。

除了慈安以外，慈禧还有一个心腹大患，那就是恭亲王奕��。慈禧和奕��，在发动政变时配合得还不错，但那只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政变成功后，奕��平日就飞扬跋扈，现在以功臣的身份集宫内外大权于一身，再加上军机处里的人对他很恭维，洋人对他很赏识，不觉有些飘飘然起来，有时做事竟不再把慈禧这个“女流之辈”放在眼里。这当然是慈禧绝对不能容忍的。公元1884年，即光绪十年，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法国入侵越南，把中国在越南的军队赶了出来，并把战火烧到中越边界。慈禧立即抓住时机，以奕��办事循旧、固执己见为由，彻底罢免了他，并且改组军机处。由此慈禧的统治地位大为巩固。

罢免奕��后，慈禧开始起用醇亲王载沣，醇亲王载沣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鉴于这种身份，有大臣提出他不宜参与军机处事务。醇亲王载沣本人也再三推辞。但慈禧决计让他取代奕��，主持军机处事务。慈禧这样做，不仅因为醇亲王载沣是自己的亲妹夫，更看好的是他胆小怕事，很好控制。

由于慈禧始终把加强个人独裁统治放在第一位，因此在她心目中国家利益就成了次要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公元1884年，即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这是在慈禧把持政权过程中发生的第一场大的对外战争。为了避免战争危及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她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侵略者谈判，并乞求美英政府出面“调停”，希望大事化小，苟安于现状。慈禧不顾法军的一再猖狂挑衅，严令沿海守军“静以待之”。从而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加快了他们发动战争的步伐。中国方面宣战以后，广大军民同仇敌忾，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光绪十一年，取得了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法国侵略军一败涂地，受此影响，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但就在这个时候，慈禧却下令停战、撤兵，爱国官兵非常气愤。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却宣扬什么“见好就收”，与侵略者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连法国政府都感到意外。

就在中法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慈禧大兴土木，花费63万两白银修缮储秀宫，在一片歌舞升平、平安富贵的气氛中度过了自己的50大寿。

归政怡养随心所欲

公元1885年，即光绪十一年，光绪皇帝十五岁了，慈禧又到了结束听政的时候。她恋恋不舍地答应次年把政权交还给光绪皇帝。这时，一些王公大臣迎合慈禧的心意，奏请她在结束听政以后，再训政几年。慈禧非常痛快地答应了。

公元1889年，即光绪十五年，19岁的光绪皇帝已经完婚。慈禧独揽朝政的形式，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归政之前，她提出给自己建造一个好的“怡养之处”。于是便开始了大规模地修建三海（即南海、中海、北海）的工程。当时，内忧外困，清政府财政相当紧张。据记载，光绪十二年“顺直”（今河北、辽宁一带）境内发生多次大的火灾，各路饥民纷纷来京城讨饭。光绪十三年，“直隶”（今河北一带）先是大旱，继而黄河决口，物价飞涨，奸商横行。慈禧哪顾民众的死活，她只管随心所欲地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

修建三海，首先涉及将中海西面的蚕池口天主教堂（又称北堂）搬迁。这个教堂属于三海工程的范围，地势很好，登高一望，可以对皇宫禁苑一览无遗。因此，慈禧对这块地方非常欣赏。按说，解决搬迁问题并不困难，教堂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而且妨碍了最大当权者的利益。但是，经办的大臣为了早日满足慈禧享乐的欲望，又不得罪洋人，竟从海军衙门经费中开支白银30余万两，将这块地方从传教士们手中“买回”，还送给传教士们一个更宽敞的传教场所，并且给他们一个个加官晋爵，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至于修建三海工程所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更是惊人。贵重的紫檀楠木及细软摆设等，都是派人专程从天津、上海、广州等地采办的，有些成套的硬木桌椅，更不远千里、不惜重金从香港或东南亚采办而来。由于工程浩繁，期限紧迫，清廷指派醇亲王亲自负责，为工程监督、监修的官吏大员多达100余人。仅是工程所需木工就招雇了1万多人。慈禧对工程要求极为苛刻，指令各殿阁内外的油饰、糊饰，一律要“见新”，要完全按照她的意旨设置，不许擅自更动。她一天两次派宠信太监李莲英去工地相看、督促，如同催命。这项工程计花掉白银2000余万两，而19世纪80年代清王朝驻德国公使李风苞，秉承李鸿章的旨意与德国伏尔舰厂打交道，买了两艘6000马力的“定远”与“镇远”铁甲舰，一艘2800马力的“济远”钢甲舰，才花了白银400万两，修三海的钱，是买这些战舰的5倍。

三海工程结束后，慈禧便搬进去，开始了她的所谓“归政怡养”生活。慈禧归政后，一方面，恣意享乐、听戏、作画、玩赏珍品，甚至专门让人修了一条从中海仪鸾殿到北海镜清斋的小铁路，从法国进口了一辆豪华的小火车，供自己享用。更有甚者，她不愿意听到机车的声响，便摘掉机车，改由太监拉着走；另一方面，她始终牢牢地掌握着国家大事的裁定权，重要事情都要亲自听取大臣奏议，重要奏章和咨文都要亲自阅定，即使不在养心殿上，光绪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严密监视之下。

光绪二十年（即公元1894年）十月初十日，是慈禧的60大寿生日。慈禧作为一代女枭雄，在任何事情上都要高人一等。这次整寿庆典，她要争取超过历代皇后，乃至历代皇帝。

为了搞好这次庆典，早在两年以前就开始着手筹备。光绪十八年，皇帝发下谕旨，认为慈禧寿典是举国盛事，所有应备仪式典礼，都必须专派大臣敬谨办理，并成立了庆典处，抽调众多亲王、大臣专门负责办理庆典事宜。待到庆典时，举行了一系列筵宴、演出，其奢华靡费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需求，慈禧公开向京内外的官吏们索取寿礼。王公大臣谁也不放过这个讨好慈禧的机会，绞尽脑汁，多方搜劫，向她进贡各种珍品和钱财。

其中，仅在苏州定制各色精美袍褂多达135套，耗银达3万8千多两。庆典之日，各项隆重仪式、奢华场面、大小戏台及名艺杂耍，还有星罗棋布的人造景观。慈禧的日常生活也极为奢侈，穿的是精制绫罗绸缎，吃的是精选山珍海味。据说她每顿饭菜，主食不下50种，菜肴多达百余种，所耗银两足供5千余农民生活—天。慈禧还恬不知耻地将自己神化，她曾把自己装扮成观音菩萨模样，端坐在所谓仙桃树下，并让一童子手棒仙桃和灵芝，念念有词地呼“佛爷”，向自己“虔诚敬献”。

正值慈禧庆寿之年，日本军阀借口“东学党事件”（朝鲜的一次农民起义），出兵朝鲜，并袭击中国在朝鲜的军队，接着又挑起了对中国海军的“黄海大东沟海战”。就在这战火纷飞、国败民亡的危机关头，慈禧、李鸿章之流竟以庆典为重、国事为轻，对日本侵略者一再忍让，乞求美英等国从中“调停”。结果就在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慈禧“六旬庆典”进入高潮时，日军攻占了大连，大肆杀烧抢掠。一方面是生灵涂炭、血流成河、国土沦丧，一方面是升殿受贺、大宴群臣、赏戏3天。这是多么鲜明的对照！慈禧的投降卖国路线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等，从而把中国进一步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在《马关条约》签订不久，北京城门口就出现了一副讽刺慈禧的对联：“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在那样黑暗专制的统治下，竟然会出现这样的对联，说明人民已经愤怒之极。

在全国一片愤怒的谴责声中，台湾人民发出檄文，声言要杀死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卖国贼，慈禧也感到众怒难犯，不得不免去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仅留大学士虚衔。孙、徐先后退出军机处。慈禧把失地赔款的责任推给光绪皇帝之后，就带上李莲英跑到颐和园享福去了。

镇压变法携帝西逃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七八十年以来在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中流传的改良主义思想，逐渐形成一股强劲的改良主义思潮。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举起“变法”、“维新”的旗帜，向封建专制制度提出挑战。面对这种局势，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态度截然不同。

光绪帝很希望利用改良派这股力量对付后党，将慈禧手里的大权夺过来，使自己和国家的处境都得到改善。光绪二十四年（即公元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发表诏书，正式表示了变法的决心。接着，他任用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一连发布了几十道改革的命令，决定修铁路、采矿产、办实业、开银行、改革官制、兴办新式学堂等。这些法令对于发展资本主义是有利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

对于光绪皇帝的这些举动和变法维新者的一系列活动，守旧大臣们纷纷向慈禧反映，希望她尽快出面阻止。善于搞阴谋诡计、而又阴险毒辣的慈禧，表面上不动声色，装出“既归政，则不再干政”的淡漠态度。但等光绪皇帝推行新政到了最热烈的时候，她突然动手，打了光绪第一个措手不及。慈禧迫使光绪皇帝下令免去他的老师维新派翁同龢的职务，并逐回原籍。接着下令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都必须到她面前谢恩，从而控制了用人权。并且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并且加文渊阁大学士，统率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的北洋三军，之后又取消了已经采取的各项变法措施，亲手葬送了这次使中国走向富强的机会。

镇压了变法维新运动以后，慈禧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日益激化。慈禧要对参加变法维新的骨干分子斩尽杀绝，但是一些重要的维新人物却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掩护下逃走了。康有为在英国人的掩护下逃到了香港，梁启超也在日本人的掩护下逃往日本。这对于唯我独尊、为所欲为的慈禧来说，实在是不能容忍。

慈禧囚禁了光绪皇帝，可对外界却宣布光绪皇帝病得很重。各国公使不相信，要求派法国医生进宫探病，慈禧坚决不允许，在各国公使的极力强求下，才答应把法国医生召进宫来，去给光绪皇帝看病。没想到，这位医生看完病以后对人们说：“皇帝血脉正常，根本没有什么病。”对此，慈禧很是恼火。

慈禧对光绪皇帝反对自己、支持变法运动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她要废掉光绪皇帝，另立一个听话的皇帝。不久，她选中了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亻隽，立为大阿哥（即皇储），准备继承皇位。没想到，她这种做法竟遭到了中外许多人的反对。慈禧派人去说服各国驻京公使，让他们前来祝贺。但各国公使都不来捧这个场，使得慈禧非常下不来台。

这时，中国大地上闹起了反帝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就连天津、北京也处处设“拳场”，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极端愤恨。帝国主义列强要求慈禧对义和团予以镇压，并以保护使馆为名直接出兵。慈禧对义和团是“剿”是“抚”举棋不定。恰巧在这时候，有一个谣言传入慈禧的耳朵，那就是洋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她把政权交给光绪皇帝。慈禧大怒，决定向美、英、法等八个国家宣战。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1900年）六月，慈禧召开御前会议，正式向八国联军宣战。

谁知宣战才几天，慈禧出尔反尔，竟派荣禄前往各国使馆慰问，表示愿意马上停战议和。荣禄亲自领兵来到北御河桥，在一块木牌上写着“钦差大臣荣禄，奉慈禧太后的命令，前来尽力保护使馆”。在战争进行最激烈的时候，慈禧派奕勖去慰问各国公使，送去瓜果、蔬菜、米面，放到使馆聚集的东交民巷街口，任由洋人自行拿用。慈禧还无耻地说：“这是我关怀笼络外国人的一点意思。”充分表现了她对外“宣战”的骗局。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义和团英勇战斗，不怕牺牲，也难以扭转不利局势，八国联军很快逼近了北京城。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慈禧扮成农妇模样，携带光绪皇帝和大阿哥，在部分大臣和太监的簇拥下，狼狈西逃。临行前，珍妃出面请求皇上不必西去，应该留下来处理和各国讲和的事情。慈禧平日最不喜欢珍妃，见她此时又反对自己，竟命令太监将珍妃推入井中淹死了。

在西逃过程中，慈禧这个不可一世的女人吃尽了苦头。但是，境况稍有好转，她又威风起来。逃到西安以后，慈禧把巡抚衙门作为行宫，又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单是每顿饭选菜谱就有100多种，鸡鸭鱼肉、燕窝海参，应有尽有，每天都要用200多两银子。可慈禧却说，这可比在北京的时候节约多了！

早在西逃路上慈禧就派李鸿章充当全权大臣，与八国联军谈判求和。并用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赖掉她“宣战”的责任，并把她利用过的义和团与主战派大臣作为替罪羊，斩杀了主“抚”的刚毅、徐桐等人，以此讨好洋人；同时一再催促李鸿章、奕勖等与侵略者讲和。

八国联军明知宣战责任在慈禧，也不再追究。因为他们发现慈禧仍可作为殖民者统治中国最听话的工具。这样，清朝军队与八国联军很快就勾结起来，扼杀了义和团运动。

公元1900年，即光绪二十六年，年底，外国侵略者提出“议和大纲”12条，慈禧连忙下令：“所有12条大纲，应即照允。”没经过多少谈判，就于第